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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容乍现|虞弘墓汉白玉图像中的波斯风情

2017-11-30 17:10| 发布者: IICC| 查看: 338| 评论: 0|原作者: IICC

摘要: 如果您还记得“文博山西”这篇文章(请直接点击阅读)鲜卑南下│去深圳!从北朝平城和晋阳出发那么,有个消息要告诉您:文中所说的虞弘墓汉白玉石椁真身,在外借展十余年后,终于如文中所述,本尊要回归山西博物院“民族熔炉”展厅了。▲虞弘墓汉白玉石椁真身首次露面山西博物院虞弘墓,在山西乃至全国、世界考古史上都颇具盛名,它的出现,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曾有一个“鱼国”,也让我们知道,当时的山西与国外交流频繁,太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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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还记得“文博山西”这篇文章
(请直接点击阅读)
鲜卑南下│去深圳!从北朝平城和晋阳出发
那么,有个消息要告诉您:
文中所说的虞弘墓汉白玉石椁真身,
在外借展十余年后,
终于如文中所述,
本尊要回归山西博物院“民族熔炉”展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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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汉白玉石椁真身首次露面山西博物院
虞弘墓,
在山西乃至全国、世界考古史上都颇具盛名,
它的出现,
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曾有一个“鱼国”,
也让我们知道,
当时的山西与国外交流频繁,
太原曾是辉煌一时的“国际化大都市”。
因此,
虞弘墓的发现,
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以及“20世纪百大考古重要发现”。
但是,
虞弘墓汉白玉石椁却长年难见“真身”,
在山西博物院2005年开馆之前,
它已经被借展在外。
山西博物院2005年开馆后,
它仅以喷绘的复制品在展厅展示。
所以,事实上,
虞弘墓汉白玉石椁不是不想在太原展示,
而是因为它太“忙”了。
它是中亚和中国文化交流最有力的见证,
它分别到过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
而国内的国家博物馆、湖南博物馆、深圳博物馆,
也分别展出过真品。
如今,
“漂泊”结束,
它的“真身”终于回归山西,
观众可以近距离“裸看”,
感知“一带一路”在山西的印记
感知煌煌北朝历史和中亚异域风情。
而且可喜的是,
它将作为基本陈列
长期在山西博物院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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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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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9日,虞弘墓在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被发现,村民修整村南边的一条土路时,在距路面十几厘米深处,触到一块坚硬且巨大的石板,顺着石板四缘挖开,发现了用砖砌成的四道墙壁。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清理发现,这是一处单室砖石墓,虽然墓顶已被破坏,但墓葬内最重要的遗物就是一套硕大、精美的汉白玉石椁。
这,就是著名的虞弘墓汉白玉石椁,它通高217厘米,通长295厘米,通宽220厘米。外观呈仿木构三开间、歇山顶式殿堂建筑,由长扁方体底座、椁身和歇山顶三大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又由数块或十几块汉白玉石组成。
按照隋唐时期的丧葬礼制而言,仿照建筑歇山顶的墓椁仅出现于皇室成员墓中,但也通常用的是一般石材,而上等的汉白玉是产自河北,且不说价值连城,单说这十几吨重的材料运送到太原,就非常费事。
那么墓主人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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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发掘现场
最终,通过石椁底部的墓志,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9个篆字。原来墓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鱼国人,13岁起,便任柔然高官。曾奉茹茹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和安息等国故地,后出使北齐、北周和隋。在出使北齐时,虞弘被留任,相继在北齐、北周和隋三代为官。在北周时,虞弘曾任“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掌管入华外国人事务的机构)一职。隋开皇十三年,即公元592年,59岁的虞弘在并州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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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志
虞弘墓的发现,是中国第一座经过科学发掘、有准确纪年并有着完整丰富中亚图像资料的墓葬,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百大考古重要发现”,而对于“鱼国”这个国家的存在,它还是个未解之谜,但是根据墓葬的人骨和石椁上面的图案内容分析,这个国家在中亚。
大家说
虞弘墓图像中的波斯文化因素
张庆捷
太原隋代虞弘墓自从发现之日,便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讨论者日渐增多,除已有学者讨论了墓志上记载的墓主国籍鱼国外,还有很多学者对其图像内容的来源作出猜测,认为该石堂图象中至少包含有波斯、突厥、印度和鱼国(应属粟特地区)诸国的文化因素,除鱼国文化因素难以识别外,其余三种比较易于识别。
在这数种国别文化因素中,波斯文化因素极为醒目,先将波斯文化因素搞清,有利于再搞清其它文化因素,并搞清这些图像因素的源流。因此本文将从虞弘墓石堂图象入手,用图象比较方法,寻析有波斯因素的图像内容,以探求两者的关系。
虞弘墓石堂图像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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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石椁结构图
隋代虞弘墓是1999年在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现并发掘的。据墓志,男主人姓虞(鱼)名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奉茹茹国王之命,13岁便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20岁后,由波斯出使北齐,随后便在北齐、北周和隋为官,在北周一度做到“检校萨保府”,卒于隋开皇十二年(592年)。
该墓葬具仅存一汉白玉石堂,位于墓室中部偏北之处。石堂外观呈三开间、歇山顶式殿堂建筑,由底座中部墙板和椁顶三大部分组成 ,椁门朝南,长约295、宽约220、高217厘米。四周内外或雕或绘大小图案54个,内容具体有祭祀图、宴饮图、乐舞图、射猎图、家居图、出行图等,服饰器皿,动物花卉,均充满异邦风情。图中人物皆深目高鼻,或留短发,或梳披肩式长发,人种属于古欧罗巴高加索类型。
雕绘图像大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正壁外部左,右两块画面和椁内右、后、左三壁的画面组成,共9块椁壁,每块椁壁上有一大一小两幅图案。皆为浮雕加彩绘,应为整个石堂的主要画面;第二部分由石堂外壁右、后、左的画面组成,均为绘画,共7块,每块上绘1人,虽然画面亦大,但内容简单,主要为墨线勾边,内填白黑二色,有男有女,有立有跪,皆无头光,神态恭谨,应象征侍者;第三部分由椁座外部的画面组成,画面多,共29幅,面积小,内容复杂,位于椁座,应是附属部分,但有的内容也很重要, 反映了域外民族喜好狩猎、歌舞、饮酒的生活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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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石椁椁壁浮雕第一至第九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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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石椁底背面彩绘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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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汉白玉石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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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石椁座垫
石堂图像中的波斯文化因素
01
头冠
在虞弘墓石堂图象中,椁壁中有几个戴王冠的图象,椁壁九块浮雕加彩绘的作品中,从右数前四块图象中人物皆不戴头冠,后五块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头戴王冠,冠的形状均不相同,粗略划分,可分两种,一种为王冠上有日月形装饰者,一种为王冠上无日月形装饰者。前者如石堂前壁左面那幅图象与后壁正中那幅图象,共两幅,头戴王冠者均是男性,身分似很尊贵,其中一个骑在马上,前后有侍者。另一个坐在榻上,正在与一妇人饮酒,两侧与前面是侍者和乐舞者。王冠最显著者是在顶端都有一个日月形的组合装饰,下为一个两头向上弯的月牙装饰,代表月亮;上部是一个圆形装饰,位于月牙中部,代表太阳。故有学者称此种形状组合的冠为日月形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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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左边的男性头戴王冠,王冠上有日月形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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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在马上的男性头戴王冠,王冠上有日月形装饰
这样形状的王冠不是古代中国的产物,在魏晋南北朝佛教东渐之前并不存在,但在该时期的波斯银币与器皿图上却可见到。
在虞弘去世之前,从见到的波斯银币看,戴这种单日月冠的萨珊王有伊斯提则德二世(430—457年)、卑路斯(457—483年)、卡瓦德一世(499—531年)、库思老一世(531—579年)等,如果溯其起源,甚至可追溯到更早的沙普尔一世(309—379年)、阿尔达希尔二世(379—383年)和沙普尔三世(383—388年)时期,这三个王也都有这种装饰着日月的王冠。
除银币外,遗存下来的一些萨珊朝的银盘上也有这种日月组合冠的图形,如“库思老一世狩猎镀金银盘”,盘中绘着库思老一世骑马狩猎图,库思老一世正在张弓搭箭,追逐着一群野羊。他戴的王冠就是顶部有这种弯月托日装饰的王冠。在其他银盘中,也可见到这种日与月组合的王冠。库思老二世之后,王冠中的太阳形状开始变形,王冠上的装饰改变为弯月与五角星或其他形状组合的装饰。
通过上述比较可见,虞弘墓石堂中头戴王冠的图象,与波斯银币与器皿图上的王冠图象相比,无疑属于同一类型,从而证明虞弘墓石堂中头戴王冠的图象当是源自波斯萨珊王冠。
02
服饰
在虞弘墓石堂图象中,人物服饰都不是古代中国的传统服装,寻其根源,也与波斯有渊源关系,如石堂后壁左面那幅骑象搏狮的图象,骑者为一中年男子,身穿一件长袍,外套一件紧身红色圆领半臂衫,腰部系着革带,下身穿一条紧腿裤,膝下部分另有一宽肥的花边护腿,足登一双软鞋。他两手各握一把长剑,扭身回首,奋力向正从后方张着大口扑上来的一头狮子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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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的服装也不是中国北部游牧民族的服装,一望而知是来自遥远的丝绸之路的域外服装,从上衣看,紧身红色圆领形似半臂衫的上衣,在此时期或更早时期,只见于新疆之外的地区和国家,最多见的仍旧是在波斯萨珊王朝的图像上。如估计是公元3-4世纪的一件波斯萨珊王朝“国王骑马猎狮银盘”,画面是国王骑马前冲, 回首伸臂,手握一剑,刺杀一头从后扑上来的狮子。该国王的上衣,就是一件形似半臂的服装。
虞弘墓石堂图象中骑象搏狮者的裤子形状也很特殊,在该石堂五十余幅图中,独有此图人物着这种形状的裤子。粗览象是紧腿裤,实际上在膝部以下很宽松,沿边加工成宽花边形状,不知是起护腿或其他作用,还是仅有装饰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这时中国还没有这种裤子,类似这种宽花边裤,只有在波斯器皿上与波斯石刻上方可见到。在波斯器皿上与波斯石刻上,花边裤有几种,相同的特征是,裤子后部带有上窄下宽的花边,有些花边甚至向上延伸到臀部,而且花边的形状、宽窄也是多种多样。如著名的摩崖石刻“沙普尔一世战胜图”,沙普尔一世手握佩剑,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穿着的就是一种又松又软的宽沿花边裤。又如摩崖石刻“荷米斯德二世骑马战斗图”,荷米斯德二世骑在一匹疾奔的马背上,双手平端着一杆长枪,带领着勇士向前冲锋,双腿弯曲,紧夹着马身,腿上穿著又一种形式的花边裤。又如“巴郎一世骑马叙任图”、“阿尔达希尔一世骑马接任图”等摩崖石刻国王都穿着不同花边的裤子。另在前述“国王骑马猎虎银盘”、“库思老一世手狩猎镀金银盘”及其他图像上,波斯国王也都穿着大同小异的花边裤。虞弘墓石堂图像中人物的花边裤形状与波斯银盘中的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两者极为相近,充分显示了它与波斯的紧密关系。
03
头后的飘带 (柯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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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年男子骑驼射杀狮子,头后飘着三条彩带
虞弘墓石堂图象中有许多人物,头颈后都有飘带,在虞弘墓石堂图象中,这种冠带很多,据统计,该石堂图象中共有人物86人,其中头后有飘带者为48人,男女尊卑皆有。飘带为两条者居多,但也有三条者。
这种飘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不是向下飘,而是违反自然特性,略向上飘,或多向上翻卷。如第三块椁壁图案,上部图案四角为忍冬叶蔓或小花,中部为一青年男子骑驼射杀狮子的场面。该人有头光,卷曲短发,深目高鼻,头后飘着三条彩带。大图案下的小横长形框内绘着另一个图案。一个有头光、深目高鼻、带有耳环的人侧身坐在一个又大又厚、镶有花边的圆垫上,头光后也是飘着一条绢带。又如位于后壁中部的第五块椁壁图案,共有人物15人,头后有飘带者占9人。其中两名立于女主人身体后侧的侍女,颈后也飘着两条飘带。又如位于石堂西壁的椁壁图案,绘两个骑马出行的旅途景象,两个画面的主人,头戴冠,深目高鼻,大胡须,耳下垂环,头后也有两条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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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案中头后有飘带者占9人
这种头颈后的飘带,又称为“柯蒂斯”,它也与波斯有着密切的关系。虞弘墓石堂图象所见飘带(柯蒂斯)分两种类型,一种飘带头为齐头型,一种飘带头上缀有饰物。颜色也不尽相同。
有这种飘带的图象在他处也可见到,如日本Miho博物馆收藏着一座出自北齐墓葬的石棺床,这是一个中亚人的墓葬,墓室石棺床上雕刻着许多图像,图像反映了中亚人的生活,其中四幅图像中,一些人头后就有这种飘带。在中亚撒马尔罕遗址出土壁画上,也有扎这种丝带的人物图像。
这两个实例说明,在中亚一些地方或部落中,也流行使用这种飘带。20世纪70年代,在山西大同市北魏平城遗址中,出土过萨珊式银盘,过去一直认为是出自波斯本土, 2000年俄国中亚考古专家马尔萨克先生仔细观察该银盘后,认为该银盘出自中亚,反映的服装也是中亚人的。这又增添了一个中亚人使用飘带的证据。
据史书记载,当时于阗等国,均有脑后扎飘带之俗。《洛阳伽蓝记》:于阗国“王头著金冠似鸡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但《魏书·于阗国传》又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虞弘墓图像中所见人物皆是深目高鼻的古欧罗巴种,由此可见,于阗国虽也流行丝带,但虞弘墓图像中人物使用的丝带绝非于阗国之丝带,而是中亚甚或波斯之丝带。
在古代遗存实物资料中见到的这种丝带,更多的是在波斯银盘上或岩雕上,如几种图案的沙普尔二世狩猎图银盘、库思老一世狩猎镀金银盘、巴郎四世和巴郎五世狩猎图银盘,上面人物都装饰着这种飘带。甚或许多波斯银币上的人物图像,头后和两侧也有飘带。这些丝带的表现形式多与虞弘墓图像中所见的一样,表现为向上后方翻飞,或呈一种非自然的扭曲状。通过这些实物资料的对比可见,虞弘墓中的人物扎丝带图像,也与波斯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04
帔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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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石堂图象中有32人肩披长帛,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七多,也是男女尊卑者皆有。椁壁大图象中有,椁座小图像中也有。
披帛在中国很多,佛教在中国传播后,在仙人、菩萨像上常可见到披帛,然而论其起源,帔帛的发源地却是在波斯。孙机先生曾考证说:“在当时的亚洲,服装中用帔的地区首推波斯。”《北史·西域传·波斯国》载:“其王姓波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饰以真珠宝物。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箱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披之,饰以金银花,仍贯五色珠,络之以膊。”可为一证。证明帔帛产生于波斯一带,后被中亚诸国与佛教艺术接受,又东传至我国。奇怪的是,帔帛传入中国后,演变为妇女的专用品。
有关帔帛的实物资料也不少,波斯、中亚一些国家都有,波斯的“沙普尔三世狩猎银盘”、“沙普尔二世狩猎银盘”,画面都是国王与猛兽在搏斗,国王身后,各有四条彩带,上面两条是飘带,下面两条是帔帛。最清楚不过的是巴郎四世印章上的图像,画面是巴郎四世的立像,两条飘带由两侧向上翻起,另有帔帛卷曲着垂下,其弯曲形状也与虞弘墓石堂图像上展示的相近。
展示帔帛最多的当数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和金币,如在荷米斯德一世金币与银币上、在巴朗二世金币上,正面是国王头部肖像,反面是一立像,该立像就是身着帔帛。中亚也有用帔帛的,前述日本Miho博物馆的北齐石棺床图像中,有一幅神的图像,画面中有二神,全使用了帔帛。前述撒马尔罕出土壁画中,也有用帔帛的图像。在粟特一些纳骨器上,也有许多人物图案,这些人物身上,经常使用帔帛。这些实物证据说明,从西亚到中亚,都有国家或民族使用着帔帛。
05
圣火祭坛
在虞弘墓石堂图象中,有个圣火祭坛的雕刻图案格外引人注意。
该图案位于石堂正面下部中部,是一个束腰形祭坛,中心柱较细,底座和火盆较大,祭坛上部呈三层仰莲形,上雕熊熊火焰。在其左右两傍,各有一个人首鹰身的祭司相对而立,上半身为人身,均戴一冠,黑色长发呈波形披在头后,深目高鼻,须髯浓密。头后有两条红白二色的飘带,向后翻飞。身着红色圆领半臂衫,肩披一轻柔的带端为葡萄叶形的长帔,飘卷于身后。腰系一软带,软带垂地,带端也为葡萄叶形状。下半身为鹰身。两人均是上身倾向火坛,两手戴手套,一手捂嘴,一手伸出,抬着火坛一侧。实际上这是两个象征半神半人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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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圣火坛图像
与此类似的图案,也见于西安安伽墓墓门的门楣上。其画面中部是几头骆驼驮着一个火坛,是一个束腰形祭坛,火盆上有燃烧的烈火,两侧也是各有一个人首鹰身的人相对而立,另在上部两角,还各有一个类似飞天的形象。
日本Miho博物馆藏北齐中亚人石床榻上,也有火坛图像。德国科隆博物馆藏安阳北齐中亚人石床榻上,靠前部分有双阙,双阙上刻有图案,内容也是火坛与祭司。中国古代石床榻上发现的火坛图案就时代看,都是北齐、北周和隋代的,再早的和再晚的都未发现。在中亚与新疆发现的纳骨器表面,也有火坛图案。这些火坛在形状上的共同特点是,都是两头大中间细的束腰形状,远离地面,有一定高度,但细部也是各不相同,存在具体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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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史君墓圣火坛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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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安伽墓圣火坛图像
众所周知,波斯萨珊王朝信奉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崇拜太阳、光明与火,其中最崇拜圣火,圣火祭坛是其重要的标志。常见的圣火祭坛形式是在波斯银币图案中,夏鼐先生研究波斯银币上的圣火祭坛时描述说,“银币上的祭坛底座有二级,中心柱较细,有打三角结的条带在柱的两侧,带的末端向下飘扬。坛的上部三层,逐层外伸扩大,最上层有横置联珠一列或二列。再上为上升的火焰”。是典型的袄教礼仪的象征。
中国古代也有人首鸟身之神,如《山海经·中山经》记载:“自辉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鸟身。……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人面。”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中,也有人首鸟身图像,佛教石窟壁画中也有人首鸟身图像,称伽陵频迦,但这种图像旁皆无火坛,与虞弘墓图像中火坛旁人首鹰身者相比,内涵也不尽相同。
以上从五个主要方面考察了虞弘墓石堂图像与波斯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在虞弘墓石堂图像上,还有一些内容与波斯有一定关系,比如纹饰和小图案,有忍冬纹、连珠纹、葡萄纹、系带马、系带羊、系带鸟等。值得重视的是,上述各种图案不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图中,而是比较集中,甚至在一幅图中,就有许多波斯因素。这些因素集中起来,更清楚地表明了虞弘墓石堂图像与波斯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虞弘墓石堂图像中,虽然有一些因素在中亚也存在,如飘带、帔帛、圣火祭坛、忍冬纹、连珠纹、葡萄纹、系带马、系带羊、系带鸟等,但是有一些因素却是中亚没有或极少见的,如日月组合的王冠和花边裤。即使石堂图象中其他一些中亚艺术中也存在的因素,也是源自西亚波斯或在波斯可以更多的见到。所以经过综合考虑,结论仍然是一样。
尽管虞弘墓与波斯关系密切,然而我们也要看到,根据墓志,墓主是鱼国人而非波斯人。另从图像考察,虞弘墓石堂有许多图像近似波斯和源自波斯,但是并非全部来自波斯,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化因素,这种有同有异的情况提示我们,鱼国很可能处于波斯大文化区内,是受波斯文化影响很重的一个中亚国家或大部落。余太山先生考证鱼国原当位于中亚两河流域,即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即西史中记载的Massagetae,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虞弘墓图像中存在大量波斯文化因素的原因
在虞弘墓图像中,存在着以上例举的波斯文化因素,是有一些原因的,试分析之。
首先,北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繁荣与整个亚洲形势的变化,入华的中亚人与西亚人与日俱增。除两汉以来常见的商人与伎乐者外,还有各种身份的人,如做官的,绘画的,从事各种手工业的。甚至有整个部落入华世代定居的。波斯与中原王朝也是互派使节,互赠礼物,互通有无,长期交往。
其次,墓主虞弘与波斯有较深的关系。该墓的墓志记载:虞弘“年十三,任莫贺弗,衔命波斯、吐谷浑。转莫缘,仍使齐国。”说明墓主虞弘少年时曾出使波斯,本人在波斯长期生活过,对波斯的风俗民情甚为了解,甚至非常喜欢和留恋。当他死后,在他的石堂上雕绘上生活经历中的某些美好片段,并非不合情理之事。
再次,从虞弘墓石堂全部图像上看,东亚的因素很少,多是中亚与西亚的因素,这不能不使人想到,墓主的本国文化当在全部图像中占有较大比例,现在我们区别不出哪些是鱼国的因素,哪些不是鱼国的因素,而能看出许多波斯、突厥、印度的文化因素,那只能说明,鱼国也在这个范围内,鱼国文化与这些国家的文化极为接近,所以难以作出清楚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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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志》:检校萨保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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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翟突娑墓志》“摩珂大萨宝”
最后,并州与波斯、中亚的关系也很密切,在并州及并州最大的城市——晋阳,一度是北齐的别都,唐的北京,居住着许多波斯人和中亚人。这有许多实物资料可以证明。
最有力的证明是虞弘的墓志,墓志明确记载,虞弘在北周时,一度“检校萨宝府”。而且就墓志判断,志文中所言的萨宝府,就在晋阳城内。
萨保府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胡户管理机构,凡有萨宝府之地,必定是波斯人或中亚人云集聚居之地。另外,就在隋代时,还有太原人担任过萨宝一职。《隋翟突娑墓志》载:“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说明北朝隋唐并州的确居住者不少中亚人。
在太原郡还有人起名为“萨宝”,如晋中市平遥县博物馆收藏的一块北齐佛教造像碑,上有许多供养人姓名,其中有一个就叫“王萨宝”的人。再据敦煌出土文书《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唐代前期并州“□阳郡三姓:仪、景、鱼。”《太平寰宇记》第四十卷河东道并州姓氏条下也记载:“晋郡三姓:鱼、仪、景。”结合虞弘一族,说明并州确实有不少鱼姓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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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胡人戏狮扁壶.北齐
1956年山西太原玉门沟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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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银币正面和背面
发现于山西大同平远头村
山西省博物院 大同市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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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动物纹鎏金银高足杯.北魏
高:10.3厘米
1970年大同南郊北魏窖藏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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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童子纹鎏金银高足杯.北魏
高:11.5厘米
口径:9.6厘米
底径:5.4厘米
大同轴承厂北魏窖藏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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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玻璃碗
口径:10.3厘米
1988年大同市南郊北魏墓群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此外,还有许多可靠资料证明并州与波斯的密切关系。早在50年代,在太原郊区,已发现过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二世的银币与仿波斯式青瓷扁壶。在北面的大同市,因曾是北魏前期的都城,居住过许多波斯人和中亚人,上世纪出土过许多波斯银币与大量波斯式银器和玻璃器。这些情况,也充分证明了并州与波斯的紧密关系以及虞弘墓出现在并州晋阳的原因。
文博大家:张庆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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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生于太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被授予“文博大家”称号
专业方向:汉唐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曾主持多项考古发掘
其中三项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黄河古栈道调查与研究
太原隋代虞弘墓发掘
云冈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发掘
图:山西博物院 考古汇 南丽江
看 世 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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