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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一)|“帝国重现:古罗马与汉代中国文明”研讨会

2018-4-11 22:51| 发布者: IICC| 查看: 20| 评论: 0|来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摘要: 2018年4月9日,“帝国重现:古罗马与汉代中国文明”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报告厅召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首先代表学院欢迎嘉宾的光临,强调本次会议筹备已久,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希望会议的召开能够促进中英双方在相关问题上的交流。随后,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院长Sue Hamilton、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白云翔分别致辞。王博副校长代表北



2018年4月9日,“帝国重现:古罗马与汉代中国文明”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报告厅召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首先代表学院欢迎嘉宾的光临,强调本次会议筹备已久,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希望会议的召开能够促进中英双方在相关问题上的交流。随后,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院长Sue Hamilton、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白云翔分别致辞。

王博副校长代表北京大学欢迎各位学者参加今天的会议。他认为,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需要坚实的材料,同时还需要逻辑和想象力。未来要靠我们思考和塑造,而这种思考和塑造很多时候来自于对宏观历史的了解。所谓的宏观历史,不只是时间上的,也涉及在空间上的跨文化研究。正是现代学者把中国放在世界中的研究,使中国的很多学问被重现并取得长足进展。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与伦敦大学学院共同举办,邀请了国际国内的很多著名学者,大家能在此进行对话,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对于北大来说,英国的高等教育具有特殊意义,北大的老校长严复毕业于英国的皇家海军学院,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先生也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拥有悠久的历史,北大也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正因如此,双方的交流和互相学习,对于北大来说非常重要。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可以面向未来,开展更多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学术领域取得多方面的进展。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院长Sue Hamilton首先祝贺北京大学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其后,她介绍了北京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之间的战略合作情况。在两校合作的诸多领域中,考古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均是国内第一个提供考古学教育的机构,在考古学的教育模式上也很相似。2003年,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建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国际中心(ICCHA),先后围绕田野考古、共享考古、早期青铜时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等主题召开了4次国际会议,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中心将中国的考古学置于区域和世界的背景之下,产生了若干新的研究方向,促进了中西学界之间的交流。本次会议关注于帝国考古学,希望可以在比较研究方面引领未来研究。随后,Sue Hamilton院长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赠送了一件拜占庭早期天使象牙雕版的仿制品,作为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的贺礼。


白云翔先生代表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白云翔先生谈及,200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与组织了罗马与秦汉文明大展,其后关于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研究在各领域内展开,这次会议是自此之后的又一次盛会。古代罗马帝国和汉帝国是当时中西方文明的中心和代表,在物质、制度、精神文明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两者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贡献,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因此,对汉帝国与古罗马帝国的研究是世界性的课题。这种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进行比较,只有比较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各自文明的特点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通过这样的学术研讨会,让中外学者在一个平台上共同讨论问题,是比较研究中一种很好的形式。这次会议对认识古代文明各自的发生、发展及特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人们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学者间面对面的对话和沟通,是直接且最为有效的交流形式,对促进各自的研究、学科的发展与繁荣非常重要。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是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主要任务是在中国考古学会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组织学术活动,推进秦汉考古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近些年来,学会在全国各地举行过各种形式、主题的学术活动,而能参与到本次会议中,学会责无旁贷,也非常荣幸。希望本次会议不仅可以推动学术的发展,也可以为认识当今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提供历史的启示。


主题一:交流

Theme I: Communication


议题1:交通网络与帝国整合

Session 1: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and Imperial Integration

主要评议:高大伦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Movement in the Roman Empire:

Theory and Spatial Practice

罗马帝国中的流动:理论与空间实践

Ray Laurence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教授


道路和罗马人似乎被当成了同义词,以至于我们往往将罗马帝国的路上交通视为理所当然。最近的人体骨骼证据表明,罗马治下的20%-30%英国人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度过童年。如此高的迁移率向历史学家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罗马帝国中的流动? 流动性是否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关键特征?

罗马道路的形式是线性的、以英里为划分单位、以路碑为标记。路碑定义了一条道路的路线,并留下了许多文字记录。在图拉真从叙利亚边界到红海的新道路建设中树立的大量路碑,显示出罗马将阿拉伯变成行省的事实,道路的修建也是基于此种背景。其他的路碑则多以省的分界线作为道路的终点,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对空间的分级描述。驿站是道路上重要的国家运输机构,通过相关的碑铭,我们可以了解是谁有权使用驿站,包括使节、军人等等的使用者实际上都是国家的代理人,其间的转换涉及到国家对于权力的分配。

哨所是另一个涉及到帝国流动性的遗址。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在公路的沿线就都安排有驻军。这种行为在地方建立起了一个如“微细胞”或“触角”一般的王权辐射体系。对于这些哨所更进一步的关注使我们意识到罗马的道路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公共设施,而且也是国家权力在地方一级传达的手段,这种权力的渗透甚至延伸到了阿尔卑斯山2200至2400米海拔之间。桥梁与门无疑也是罗马道路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象在罗马发行的一些货币上得到了反映,这是一种对奥古斯都建设道路的成就的肯定。

最后,道路也存在老化和破败等问题。罗马人会将房屋倒塌与人的衰老联系起来,认为只有更新或修复才能防止时间带来的破坏。这种思考模式影响了整个罗马社会,认为由于国王的不作为,罗马会像道路一样变老和失去力量。将破败的道路与桥梁重新修复的统治者,会被认为是优秀且成功的,因此,道路建设也是罗马上层集团获得权威的方式。


罗马的路碑


美因河畔奥伯恩堡的免役士兵


有桥梁图像的钱币


交通建设与帝国行政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and Empire Administration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教授

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均以交通建设的成就,实现了行政效率的提升。从交通史视角将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进行比较,是深化如钱穆所谓“历史智识”非常必要的工作。罗马与秦汉之间的交通建设与帝国行政的异同,主要可以通过下面6个方面进行考察。

在交通基本建设的主导上,秦汉与罗马帝国的主要交通干线往往都由国家营建,政府在规划、修筑、管理、养护诸多方面起主导作用。秦汉全国交通网的规划和建设,是由丞相亲自主持的。虽然罗马帝国的商人较汉帝国的商人有较高的地位和较活跃的表现,但在交通建设的主动性方面,同样落后于行政力量。在交通系统的服务主体上,秦汉与罗马帝国较高等级的道路、驿馆、车辆、船舶均优先为政治军事提供服务。

在陆路交通的技术形式上,两个帝国之间略有差异。古罗马的驿递系统效率相当高,但用于交通运输的大多数马科动物没有马蹄铁,而汉王朝使用马蹄铁的例证虽尚未发现,但有文献上的相关记载。此外,汉武帝时开通的漕渠,是交通与水利两个方面同时取得效应的工程。在交通与商业方面,民间社会经济利用国家道路的情形,在汉代与罗马都有发现。

在海上交通方面,罗马帝国有较优越的传统,较先进的条件。社会普遍对海上航行予以更多的重视。在整个中国古代史进程中,汉帝国的海上航运开发也居于明显领先的地位。海盗在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均曾活跃。打击海盗的行动均由政府组织。在立国形态与交通史的比较上,商人的地位、商业经济的地位、市场的社会作用在罗马与汉代有很大不同,通过比较可以得到清晰的认识。


秦始皇直道遗址


武威1959年出土的“王杖十简”,

记载了出入驰道旁道的内容


直道路面剖面示意图


学者互评及提问


在其后的学者互评环节,Ray Laurence教授认为王子今教授的发言对自己的研究很有帮助,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交通具有很多可兹比较的特点。比如罗马的路碑中同样也记录了修建道路的劳力组织、道路系统的管理的情况,秦汉与罗马道路系统的修建都与帝国交通、海外疆域的开拓有联系等等。秦汉与罗马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别,如罗马更强调公共空间,这点与汉代不同。同时,Ray Laurence教授也呼吁将更多汉代道路系统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以便国外学者能够了解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王子今教授同意Ray Laurence教授最后的呼吁,期盼秦汉交通史与罗马交通史成果的交流。他认同Ray Laurence将道路交通与帝国的人口流动联系起来进行考虑的思考角度,并就此谈及,中国的秦汉时期,也存在政府强势力量影响下被迫进行的人口迁徙,今后可以从这种角度来讨论其对中国交通系统、中国社会的影响。王子今教授还与Ray Laurence教授就古罗马山区的道路进行了进一步交流。

在提问环节,听众与发言嘉宾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交流。交流涉及到罗马和汉代的道路形式、道路的修建人员及管理方式、道路的通行时间、秦汉与罗马以前的道路体系、“罗马化”等问题。在讨论的最后,本场的主要评议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院长谈及了自己在蜀道研究中的经验与体会,并向发言嘉宾赠送了《蜀道石刻题记》一书。



议题2:帝国语境下的书写考古

Session 2: Archaeologies of Writing in Imperial Contexts

主要评议:赵化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罗马帝国语境下的书写考古

Archaeologies of Writing in Imperial Contexts: Rome

John Pearce 伦敦国王学院 高级讲师


从石上的纪念性铭文到酒杯上潦草书写的名字,物上志铭是罗马文化风尚中常见的标记形式。罗马各行省内发现的志铭器类数量之丰富、载体和用途之多样,与此前及此后的题铭材料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这些文字材料一直是理解罗马帝国军事组织、行政机构、法律体系、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人口特点、政治历史及政治地理等各方各面的基础。学界对罗马金石资料库(epigraphic corpora)超过两百年的研究,也反映了这些文字材料的特殊地位。然而,由于研究者们研究兴趣的转向和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学界逐渐将研究焦点由铭文文本转移至书写行为本身。因此,我试图以罗马西北部行省为重点,来探求铭文书写与作为其背景的帝国情境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包括了题写出各类型文本的普遍情况及特殊情境。

制造和刻写铭文的材料趋于多样,部分原因在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变化。其中,又与随着罗马时期经济发展而增长的自然资源开发,以及得益于政治稳定而提升的远距离运输能力密切相关。但是,在读写能力普遍受限的背景下,文本的呈现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与特定的活动有关。比如公共空间中的纪念性题铭,其内容所关系到的便是集体或个人一生之中的重大事件;复杂的注记和/或法律及金融文书,皆有助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在部分军事据点中,不论是人员抑或物资都受到官僚体系的严密监管;书写技能也被官僚机构的成员用于他们的私人交往与经济网络之中。他们之所以能自命为精英阶层,便是本于自身的文化资本如包括了信件在内的文书,或得以更为永续地标志出其渊博学识的文本。

既然文字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仅仅基于特定阶层且分布不平均,我们很难说书写行为本身是支撑罗马帝国的基石。随着字体和书写习惯的趋同,以及文本媒介的多样化,各类文本间的界限也愈渐模糊。总之,读写能力足以将不同的文本媒介与文本类型进行整合。而是否掌握这一能力,对于个人而言意义重大。例如,墓葬艺术中所表现的书写者,不论是在象征意义或实质层面上,都是这种能力的获益者。不过,最能透过书写来展示出这种实力的显然是罗马帝国本身;这种帝国权力,也正是这些文本得以被创作,并通过一再复制进而传播信息的背景。塞维鲁斯王朝统治时期(AD 193-211)的莱茵河三角洲和北英格兰军事要塞的纪念性建筑上的题铭,有助于我们细审近来学界在说明古代文本是如何被阅读和理解时,为何首重其材料特性和物质情境。


多种书写的媒介


有助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的书写


书写与权力:书写者


塞维鲁皇帝在位时期的建筑题记


汉帝国语境下的书写考古

Archaeologies of Writing in Imperial Contexts: The Han Empire

朱凤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历史学界普遍认同“汉承秦制”,所承秦制中非常重要的是秦帝国所推行的“书同文字”之制。汉帝国在自己的语境范围内,利用以统一的隶书字体书写的典籍,推行王朝所倡导的思想与学说,并以多种汉隶文书的传布推动庞大的行政、法律、军事系统的运行。

由两汉墓葬中出土的典籍,清楚地展现了汉王朝在西汉中期前以倡导道家为主,至西汉中期武帝之后向独尊儒家转变的脉络。武帝之前后,墓葬中随葬的典籍,由以道家及兵家为主,兼有儒家,转向儒家为主。像属于西汉晚期以后的甘肃武威磨嘴子墓与敦煌悬泉置、肩水金关等戍屯遗址所出儒家典籍简,反映了此时儒家学说在汉帝国国土范围内,已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要受教的内容,儒家学说确已成为所谓的社会主流思想。

从张家山M247出土的西汉法律简,可以看到汉律对秦律的承继、修订与其所维护的更成熟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具体而明确的律文,补充了传世文献中所未能见到的诸多内容,对于汉帝国法律之详情,特别是其所维护的森严的社会等级秩序之实质有更深入的了解。位于今河南偃师的东汉洛阳城南郊出土的刑徒砖铭更为了解汉代法律、刑罚制度推行的实际状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在两汉敦煌郡与酒泉郡烽燧遗址出土的大量文书,真实地再现了汉帝国对边域戍屯军士严格的管理制度,而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公文简牍则不仅保存了汉帝国与西域及中亚诸国交往的珍贵记录,所反映的严密的文书传递体系也充分显现出帝国行政管理上的高效能。


武威M6出土《仪礼》汉简


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简


悬泉置汉简


学者互评及提问

本议题的主要评议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教授对两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简要评议。赵化成教授提出,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出土的书写材料极为丰富,是两大帝国世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两者在书写材料上既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书写材质都很丰富,在石、金属、陶器上都可以书写文字。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罗马帝国的石制材料可能更丰富,汉帝国则以竹木制作的简牍为主要书写材料,因保存条件所限,影响了出土数量。在内容方面,罗马帝国有大量公共性的、纪念性的内容,而汉帝国则重典籍,此外,在汉代出土的骨签、铜器铭文中,也有很多与手工业生产相关的材料。

赵化成教授认为,John Pearce高级讲师的发言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他的研究对象从书写的内容转向了书写行为本身,这一点对相关研究很有启发性。此外,他在研究中注意到铭文的分布与帝国行使的权力有密切关系,这一点也很值得我们借鉴。当然,在中国进行相关研究时需要注意,简牍等载体的不易保存性,导致了其出土数量并不与原始的分布密度直接对应。

John Pearce高级讲师谈及,自己与朱凤瀚教授的演讲中,都注意到了边疆的书写系统,表明罗马和汉帝国都密切地关注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与监督。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在书写材料的规模上有明显的区别,在某一研究区域,汉帝国的简牍保存有上万枚,而罗马的石刻往往只有几百件。两者在书写者之间也具有差别,罗马帝国留下了很多反映个人书写行为的文物,可以判断它们的书写者是妇女、儿童等,而朱凤瀚老师的发言中提到,中国屯戍简牍的书写者,主要是“候史”。

随后,发言嘉宾、评议人及现场听众分别就罗马帝国与汉帝国书写材料的异同、汉帝国的民众如何获得识字与书写的能力、罗马帝国石刻铭文是否在建筑和雕像中只起到附属作用、罗马帝国民众识字写作的动力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与讨论。



主题二: 货币、贸易与经济

Theme II: Money, Trade and Economies

议题3:货币考古

Session 3: Archaeologies of Coinage

主要评议:滕铭予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教授


Archaeologies of Coinage

货币考古

Chris Howgego 英国牛津大学 教授

在罗马征服拥有不同货币体系的国家之前,罗马货币已经通过文化和贸易往来传播到这些地方。而征服之后,当地货币仍然蓬勃发展,如希腊东部地区本土货币的流传时间比西部更久,这是罗马对希腊东部的希腊文化的重视导致的。罗马人也曾争论过是否要强行垄断铸币权。罗马铸币是官铸币,由帝国或省级的官方机构、城市或分封王所铸造。相较于中世纪的西方货币,罗马不存在十分明显的个人铸币行为。

罗马帝国的货币系统是一个由金、银和铜所构成的结构化系统,在使用上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货币流通的主要形式是国家支出,其中最重要的是军事支出。货币与农业产品一同在税收、租金、工资和信贷方面发挥作用。至少在城市中,货币是常见的交易模式。税收和军队的饷银是货币远距离移动重要驱动力。此外,贸易、租金的流动、贷款及人群的移动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大约自公元64年开始,银币整体贬值,含银量大量下降。其原因是政府财政紧张还是特殊的货币政策,目前尚不明确。另外,罗马帝国可以通过法律来控制货币。

共和国时期,罗马并不追求货币的统一性,而是把旧币当做纪念品回收利用,帝国时期,罗马皇帝通过其优良品德而非成就来证明统治的合理性。货币使罗马皇帝权力的表达能够被量化。

货币考古意义重大。目前已经对古罗马货币窖藏地点建立了较好的数据库。对出土货币进行的脉络研究对于阐释货币的用途非常有利,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无法确知货币原始的出土环境、准确的地层堆积及遗迹单位的共存情况等。灾难遗址、封闭农场、开放农场等不同遗址的货币分布情况各有不同,因此应首先对货币遗址进行分类。类似庞贝的灾难遗址能展示出一张更为平衡的货币图谱,可以看到其中金币和银币仍是占主导地位的。最后,罗马帝国之外也会出土罗马货币。一些在罗马帝国境内早已不再流通的货币在境外仍然被使用,且变化很小。而更多的硬币被穿孔,用于装饰。


罗马第纳尔银币的传播


金银铜构成的成熟的帝国货币系统


罗马货币窖藏数据库


Coinage Circulatio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秦汉货币流通

高崇文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进行货币统一。秦代统一货币的行为可归纳为六个方面:货币种类的统一,六国原有货币一律废除,规定全国货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货币形态的统一,铜钱均作圆形方孔;货币面文的统一,铜钱铸币均铸“半两”,并规定“重如其文”;货币名称的统一,圆形方孔钱为“钱”,其他名号一律不用;铸币权的统一,由官府统一铸造,不准民间铸钱;全国货币立法的统一,秦代首次建立了钱币立法《金布律》,对钱币的铸造、流通、核算、收藏等进行规定。

西汉前期,由于经济不稳定,多次铸造轻重不一、大小不等的“半两”钱。汉初,允许人民铸荚钱。吕后时期铸“八铢钱”、“五分钱”。文帝时期进行货币改革,造四铢钱,并允许百姓铸钱。汉武帝建元三年行三铢钱,用了四年又废止;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又称郡国五铢;元鼎三年,“令京师铸官”铸赤仄五铢;元鼎四年,禁止郡国五铢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五铢钱,从此全国铸钱统一于三官,货币真正实现统一。

王莽篡汉,建立的新朝只有14年(公元9–23年),却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居摄二年(公元7年),更造大钱、契刀、错刀,与五铢钱四品并行。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废契刀、错刀和五铢钱,更作小钱,与“大泉五十”二品并行。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推出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货币参加市场流通。天凤元年(公元14年),将“金、银、龟、贝之货”重新核定价值,再次投入市场,并又铸出新的货币“货布”和“货泉”。如此混乱的货币政策,也是王莽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

东汉初期,社会经济秩序比较混乱,有十多年时间没有铸钱,又退回到物物交易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去。至刘秀后期开始整顿经济,于建武十六年恢复五铢钱的铸造。东汉晚期还出现剪轮五铢、延环钱等。


锺官遗址出土五铢钱范


王莽时期的货币


刘秀建武十七年五铢钱铜范


学者互评及提问环节

Chris Howgego教授认为,中国的文献中有大量关于两汉货币的记载,而罗马文献对货币的记载则相当有限,甚至与考古发现相违背。鉴于罗马目前尚没有发现正式的铸币场所遗址,Chris Howgego教授对中国为何能保存铸钱遗址提出了提问。

高崇文教授认可了其对中国文献的观点,指出《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等文献都对货币、贸易等问题有详细记载,且考古出土简牍中也有关于货币铸造、流通、犯罪的法律条文记载。针对Chris Howgego教授关于中国汉代铸币遗址的发现问题,高教授也做出回应,指出上林三官铸钱是国家行为,规模大,出土钱范上有“锺官”文字,因此确定此遗址为汉代铸币遗址。

在提问环节,听众与发言嘉宾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交流。交流涉及罗马货币的铸造方式、罗马金矿的来源、秦汉帝国对个人铸钱的管理、古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货币体系的对比等问题。高崇文教授在此环节还补充介绍了汉墓中出土钱币的发现情况。



最后,滕铭予教授总结如下:从货币制度本身来看,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有许多相似现象。一是帝国建立后都有统一币制的行为。二是二者的货币都有金、银、铜三等。三是作为金属铸币,都有减重的现象。两个帝国的货币也有许多差异。一是西汉帝国货币形制比较统一,而罗马帝国的铸币不追求统一性,有很强烈的本地化特征。二是西汉主要流通铜币,黄金主要作为纪念币储存,可能并不参与流通;而罗马帝国的金银铜币都有稳定的流通和面值对换。三是从货币制度和货币体系来看,罗马的货币体系应该更健全。



议题4:贸易考古

Session 4: Archaeologies of Exchange

主要评议:段清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教授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的贸易

Andrew Wilson 英国牛津大学 教授


通过对意大利和非洲的磨光红陶、高卢双耳细颈罐这三类陶器在罗马帝国不同阶段的贸易分布、路线等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出,海路运输是罗马帝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但是陆路运输的价格并没有高到望尘莫及。

罗马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罗马政府主持修建了大量道路、桥梁及通信基础设施,促进了陆路运输快速发展。罗马积极发展造船技术,开发建设海港、运河,疏浚船只等基础设施。考古证据显示,即使是普通货物,也能远销各地。

罗马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积极干预的角色。如罗马对从西班牙购买的橄榄油这一生活必需品进行严格管控以确保有稳定足量的橄榄油运往罗马城。罗马政府可能与橄榄油生产商签订合同,以预先商定的价格购入产品,在对购入的橄榄油进行分装后,政府集中销毁用于海运装载橄榄油的带有政府管控标记的双耳细颈罐,因此形成了泰斯塔修山遗址海量的双耳细颈罐陶片堆积。

奥古斯都时期,罗马政府对地中海地区市场贸易的有效保护和管理促进了印度——地中海贸易所经红海航线的繁盛。公元一世纪,罗马政府大力改善了沿线基础设施,以保证贸易路线安全通畅。如图拉真主持修建“图拉真大道”,疏浚运河,并安排舰队长期驻守红海以抵御海盗对商船的劫掠。罗马政府之所以大力建设和维护红海航线基础设施,是因为罗马政府从印度——地中海贸易中获得巨额海关收入。罗马人对地中海地区的征服、统一,庞培对海盗的清扫,以及货币的统一,极大减轻了交易费用,推动了泛地中海广阔市场的形成。


罗马磨光红陶


罗马道路


“穆泽里斯纸草”记载的赫尔阿波罗号船的货物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Trade

in the Han Period

两汉时期贸易活动的考古学观察

杨哲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副教授


在古代东方很早就产生了一种“贡纳体系”的政治理想,它影响了汉帝国的对外贸易。汉初面对北方匈奴游牧民族的威胁,多采取和亲政策,汉朝的大量生活物资通过此渠道流向北方匈奴。宣帝甘露元年,匈奴投降,由和亲转入称臣的贡纳体系,但仍通过纳贡获取大量物资。东汉时期才逐渐减少对匈奴的产品馈赠。除了与匈奴、乌孙和亲外,两汉时期帝国周边的主要族群(或地方政权)大多先后被纳入汉朝的贡纳体系之中。汉朝还在边境地区“通关市”进行对外贸易。汉朝廷也对用于边境贸易的商品进行了某些限制,比如严禁属于战略物资的铁质武器和马匹等出境。总的来看,两汉时期对外贸易基本以中央朝廷为主导,与贡纳体系的理想密切相关:一方面在经济利益上的不对等性特点非常突出,通过大量赠送以换取对方的方物贡献;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战略物资,注重国防安全。

两汉时期工商业的发展大致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202-118年):自汉初“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到武帝盐铁专卖之前,私营工商业非常活跃,商业都会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交通发达的内陆城市。第二阶段:盐铁官营时期(公元前118年—公元88年),官府控制盐、铁、酒的生产和流通,钱币的铸造权也收归中央。政府出台“算缗钱”等打压工商业的政策,私营工商业发展进入低迷时期。第三阶段(公元88-220年):东汉和帝“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私营工商业再次获得发展机遇。

汉代的国内市场交易对商品没有严格的限制,商品往往遍布帝国疆域。铜器已成为普通民众都能拥有的商品,其中铜镜分布尤其广泛,并大量输出境外。汉代的低温釉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以两京地区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的发展趋势。南方江东钙釉陶瓷产品,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南方钙釉系统内还存在着地域差异。随着岭南钙釉陶瓷产品的北传流入湘赣地区,江东钙釉陶瓷产品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分布还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向北退缩)。


汉初的“和亲”


汉代的海上贸易


汉代对市的管理


学者互评及提问环节

对比杨哲峰教授阐述的汉帝国的纳贡体系,Andrew Wilson教授指出罗马帝国也曾把建筑材料赠送给地方贵族,以协助其建立浴场、宫殿等基础设施,并认为这应不是出于经济目的而是为了政治的稳定。他还指出,罗马时期的参议员在撰写文献时往往淡化贸易的重要性,导致罗马文献所反映的贸易的重要性远远低于考古发现所呈现的程度。针对物品远距离传播中产地的分析方法,Andrew Wilson教授列举了化学分析、铭文释读、骨骼锶同位素检测、沉船中保留的有机物研究等方法,并指出,由于经常对金属进行重熔,金属器的产源分析往往受到干扰。

回应Andrew Wilson教授介绍的罗马帝国对贸易严格干预的问题,杨哲峰教授则指出,汉代国家朝廷的供应主要靠国家的工官体系,而非商业贸易,汉政府为了确保粮食的供应,也有开凿运河,试图打通秦岭等政府措施。杨教授还强调,考古发现的外来品不一定来自贸易或朝贡,如中山王墓中发现属于长沙定王的器物,可能是汉代助丧制度的体现。朝鲜半岛南部的汉代文物可能是由于间接接触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郡而传入的。而环渤海北部的白陶则有可能是作为盛盐的容器从山东半岛输入的。

另外,与会专家还就罗马与红海的贸易是否对等、汉帝国对外贸易的目的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最后段清波教授总结,贸易并不是简单的商业活动,而是帝国政治活动、外交活动的产物,贸易的物品多为奢侈品。贸易问题非常复杂,我们以往对秦汉贸易、罗马贸易的研究都很不够,因此他呼吁东西双方学者就贸易问题进行课题合作研究和深入探讨。



议题5 帝国与手工业产品的转型

Session 5: Empire and Transformations in Craft Production

主要评议:段清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教授


Empire and Transformations in Craft Production

帝国与手工业生产的转变

Astrid Van Oyen 康奈尔大学 助理教授


罗马时代的到来,不仅催生了一个更广阔的、综合性更强的市场,也推动了有关税收、合同、专业协会等基础制度框架的形成。本文不仅探寻帝国如何塑造手工业生产,同时也考虑手工业生产如何塑造罗马帝国。

手工业生产是什么?罗马帝国时期大部分手工业产品的门类没有变化,但在生产规模、分布范围等角度发生了较大变化。玻璃器的回收和玻璃吹制技术的发明,扩大了玻璃制品的消费群体与销售范围。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全新的烧造技术促进了西吉拉塔赤土陶器(Terra sigillata pottery)的流行,并形成稳定的陶器组合。油灯照明等全新事物的出现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模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消费群体和销售范围的扩大、产品种类组合化的趋向、所有人事逐渐纳入帝国生成的物质符号系统与相关秩序,产生了所谓的“消费革命”。其出现是帝国发展和贸易繁荣的结果。帝国手工业生产的关键是手工业产品的“标准化”,它促进了帝国竞争市场的建立,也有助于我们区分不同人群。

手工业生产在何地?手工业生产地点取决于产品性质、需求规模,以及运输网络是否通达,另外还有土地权属、固有知识传统等影响因素。政府掌控着部分手工业生产原料的开采,但大部分原料都容易获得。另一因素是产品回收利用机制。需求的规模、性质和区位显著影响手工业生产地点。最初,手工制品常常由少数著名中心向外扩散,但帝国时期的生产更加区域化。规模的扩大多表现为小型作坊数量的增长,而非大公司的形成。

手工业生产怎么做?这个问题使我们更贴近于工匠本人。帝国早期,手工制品生产技术几乎没有变化。2012年考古发掘出土的烧制早期赤土陶罐的窑炉表明,公元一世纪中期,位于意大利内陆托斯卡纳的Podere Marzuolo地区已经成功生产出各式标准化的精美的赤土陶器。这一地区2017年的发掘工作则反映出其多种工艺并存的特征。产品印戳上的名字为我们了解工匠提供了途径,但工匠的法律地位依旧难以确定。罗马帝国创立了一个制度框架来降低交易成本、承认财产权和法律体系、促进合同的使用。


帝国初期的手工业


考古发掘的陶器窑址


器物上的印戳


Craft Production System of Han Empire

汉代手工业生产体系

白云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汉代的手工业生产体系由官办手工业和民办手工业共同构成。

官办手工业,是指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经办的手工业。根据其生产性质的不同,又可分为官府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两大类。官府手工业是指由政府经办、从事定向或专供生产、专门为政府服务的手工业。其主要任务,一方面是为皇室、贵族及官僚提供各种日用消费品和奢侈品,另一方面是向军队提供兵器武备等。官府手工业主要为中央政府所属,如西汉时少府属下的考工室、东织、西织、东园匠、尚方、御府、内者、水衡都尉等所属手工业作坊的生产,以及设在丹阳郡的铜官、桂阳郡的金官、庐江郡的楼船官和各地的其他工官的手工业生产。但与此同时,地方郡国也拥有自己的官府手工业。

官营手工业,是指由政府经办、产品面向社会和市场的手工业生产,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经营”、“专营生产”,最为典型的是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设置的盐官和铁官及盐铁专营。钱币铸造业,更是属于政府专营的一种官营手工业。

民办手工业,是指由民间或私人经办的手工业,属于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既有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工场,更有大量家庭式作坊,其生产领域几乎涉及到钱币铸造以外的各个手工业门类。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中期开始出现一种“工官监制、私人作坊承制”的经营管理方式,属于官办和民办混合、专供生产与商品生产相结合的一种混合形态。


官府手工业


民办手工业


汉王朝的手工业生产体系


学者互评及提问环节

Astrid Van Oyen教授指出,与汉代严格的国家垄断专营相比,罗马的手工业系统垄断较少,更多的则是所有权的发展和壮大,在此过程中与其他行业也有密切交流。罗马帝国皇帝所使用的精美手工业产品会很快被社会下层模仿,并引发社会风潮。因此手工业对罗马帝国的塑造不仅在于经济层面,也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

白云翔研究员首先阐述了为何将官营手工业和官府手工业分开讨论:官营手工业是官府经营但面向市场的,官府手工业则是定向、专门生产的,不对市场开放。针对与会学者提出的汉代民办、民营手工业研究相对官营手工业研究薄弱的问题,白云翔研究员指出,其实考古发现了大量手工业相关遗迹遗物,如大量窑址、铸铜作坊、汉墓随葬陶器等,只是缺乏考古的证据来说明其属于民办或民营手工业。

另外,与会学者还对帝国手工业生产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内容涉及磨光红陶表面似釉涂层的性质、磨光红陶的功能、如何保证汉代帝王服饰的质量、汉代帝王服饰如何与民众服饰的区分方法等。



最后,段清波教授总结如下:自己以往多关注都城、陵墓等大课题,对手工业的研究则有所欠缺,但是Astrid Van Oyen教授与白云翔研究员的演讲表明,手工业支撑了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四五百年的发展。中国学术界以往在手工业对帝国的影响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有待深入,对手工业与社会制度体系方面的关系也关注甚少。因此他提倡应该对秦汉、罗马两大帝国制度与手工业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对比二者的异同,并希望借此更好了解东西方帝国文明。




撰文:方笑天、崔秀琳

摄影:王藏博、张 吉

编辑:陈 冲、商晨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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