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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 — 摩揭陀国,孔雀帝国,婆罗门教

2018-4-30 20:28| 发布者: IICC| 查看: 185| 评论: 0|原作者: 温骏轩|来自: 地缘看世界

摘要:   亚历山大能够合希腊之力东征,是因为他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对希腊的成功征服。这次征服结束了希腊的“城邦时代”,几乎与此同时,印度的列国时代也开启了统一进程。完成这一进程的,是北印度雅利安十六国中,兴起位于恒河下游的“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一带)。公元前4世纪中叶,这个北印度国家内部完成了一次王朝更迭,新上位的王朝被称之为“难陀王朝”。随后难陀王朝统治下的摩揭陀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并逐步吞


  亚历山大能够合希腊之力东征,是因为他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对希腊的成功征服。这次征服结束了希腊的“城邦时代”,几乎与此同时,印度的列国时代也开启了统一进程。完成这一进程的,是北印度雅利安十六国中,兴起位于恒河下游的“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一带)。公元前4世纪中叶,这个北印度国家内部完成了一次王朝更迭,新上位的王朝被称之为“难陀王朝”。随后难陀王朝统治下的摩揭陀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并逐步吞并其它恒河平原的印度雅利安国家。当亚历山大的大军进入印度河平原,准备继承波斯帝国遗产之时,难陀王朝也完成了北印度的统一,并试图向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及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扩张。

  在亚历山大开始东征之时,波斯帝国仍然在印度河流域保有一定统治力。大流士三世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大军中,就有来自印度的军队。当然,这种统治更多是采用一种不触及当地原有社会结构的羁縻方式,以帝国派驻的总督做为统治纽带。应该说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的东征,难陀王朝将很有希望帮助印度雅利安人,拿回被波斯羁縻统治的旁遮普地区的。毕竟此时的波斯帝国已经开始没落,数百年来所累积的矛盾,将使之无暇顾及帝国边缘的印度河流域。换句话说,一个处在“分久必合”阶段的北印度,相对“合久必分”的波斯时将会更占据优势。事态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统一(相对)的大帝国,将会被称之为“难陀帝国”。然而虽然完成了这一开创性事业的政治势力,的确来源于摩揭陀国,但王朝的名称却变成了“孔雀王朝”。在印度历史上取得堪与亚历山大帝国、秦帝国比肩成就的开创性帝国,也被烙上了孔雀的标签。  孔雀帝国的开创者“旃陀罗笈多”原为摩揭陀国贵族,他在印度河流域击败亚历山大留在印度的军队后,携收复“失地”之功,回军僭越上位成功(其实难陀王朝当初也是如此)。这个故事与宋通过“陈桥兵变”代周建宋的典故颇有些类似。二者之间的不同点在于:北上抗击契丹入侵的赵匡胤并没有真的抵达前线(只是借抗敌之由拿到领兵权),便能够黄袍加身;旃陀罗笈多则是自己看到了机会,在旁遮普的“反马其顿战争”中壮大了自身,再回到母国夺取政权的。类似故事,在东西方历史中比比皆是,我们更关注的此类故事背后的地缘轨迹。  尽管“旃陀罗笈多”的起点不如赵匡胤高(后者本身为领兵将领,前者则是被放逐的贵族),但他所面临的机遇却要好得多。在征服干燥的印度河流域之后,恒河流域湿热气候环境,严重影响了马其顿军团的横扫全印度的决心;另一个影响士气的因素,是马其顿军团出征十年以来,所扩张的领土已经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军团成员,都希望能够享受一下胜利果实了。  从地缘角度看,将南亚扩张线暂时止步于印度河流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决定。之前的波斯帝国,以及之后的很多入侵者都曾经这样做过。雅利安人本身也是在印度河流域盘亘了几个世纪,才继向续恒河平原扩张的。不出意外的话,代表印度-雅利安文明整合了恒河平原的“摩揭陀国”,将与亚历山大帝国在旁遮普地区,展开长期的对抗状态。然而意外总是无处不在,离开印度的亚历山大很快便因病去世,这使得他所开创的帝国事业,没有能度过最初的危险期,便进入了权力斗争的高峰期。亚历山大留驻于印度河平原帝总督将领们,首先要考虑是的如何在新的政权格局中站队,而不是如何管理这片土地。这种纷乱的局面,也为印度雅利安人重新拿回印度河流域的主控权提供了契机。  正是借助亚历山大离世所造成的混乱,被放逐的摩揭陀贵族迅速抓住机会,在印度河平原的“反马”战争中做大自己,取代难陀王朝建立 “孔雀王朝”。当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通过“继业者战争”(公元前322-前301年),将大帝留下的政治遗产大致按亚、非、欧的地缘属性瓜分为三块之时,孔雀王朝也已完成了北印度的政治重塑,并有足够的实力对抗前来印度河平原接收亚历山大遗产的希腊人。  公元前305年,孔雀王朝与继承亚历山大帝国亚洲部分的“塞琉古王朝”的战争开启。不过这场战争并没有发展成一场全面战争,而是很快以双方缔结和平条约(并联姻),塞琉古王朝退出印度河平原的结果收场。这也是印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印度本土政权成功抵御外部入侵的案例。除了北印度正处在统一之后的高峰期以外,这一成就很大程度还因为对于塞琉古王朝来说,印度并非势在必得的核心区。基于在“希腊化”世界中争霸的需要,塞琉古王朝的关注点一直在东地中海,王朝的首都也因此设在地中海东北角的安条克。如果此时的印度仍然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那么接收曾经被波斯长期经营,并见识过马其顿军团威力的印度河平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就现在情况来看,塞琉古王朝如果一定要“拿回”并固守印度河平原的话,显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退出印度河平原的塞琉古王朝也并非一无所获。印度丰富的物产,使之在进入文明期后,一直是东西方贸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双方决定不再以战争形式解决矛盾时,随之而来的必将是贸易的繁荣。对于骨子里浸透商业基因的希腊人来说,对土地的直接占有从来不是利益最大化的唯一途径。这其中所带来的好处,甚至直接反映在了军事层面。从印度引入的战象(最初500头是在缔结条约时由孔雀王朝赠送的),在接下来塞琉古王朝的西方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苦于得不到印度战象的情况下,不得不谋求训练非洲森林象来抵消塞琉古王朝的这一技术优势(结果并不理想)。  如果说塞琉古王朝的野心是在东地中海,那么孔雀王朝想做的,无疑是统一整个南亚次大陆了。这一愿望在孔雀王朝更迭到第三位君主时得以实现,堪称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向南征服了德干高原腹地、向西扩张至兴都库什山脉,基本完成了南亚次大陆的统一工作(除了最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一带以外)。然而表面的政治统一,并不能掩盖孔雀帝国所面临的内部矛盾问题。要知道政治统一的基础是民族与文化的认同,而对于地缘结构复杂的南亚次大陆来说,这却又是最大的问题。  整合印度所遇到的障碍,具体来说就是婆罗门阶层对信仰的垄断权;以及种姓制度在吸收外来民族时,所遇到的结构性障碍。首先来谈谈婆罗门阶层和信仰问题。大多数资料介绍印度教时,往往只是简单用印度教源自古代的“婆罗门教”一笔带过,以至于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二者之间是否有区别,又是否只是一个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叫法。事实上,二者之间还是有显著区别的。简单点说,印度教是婆罗门教的升级版。也正是在升级之后,印度教才成为不仅限于印度雅利安人,通行南亚不同民族集团的宗教。  从技术上看,婆罗门教与印度教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进入了偶像化、人格神时代,而婆罗门教时代则有更多原始宗教的成分。在婆罗门教时代,掌握祭祀权的婆罗门阶层,是人与神明沟通的唯一途径。信仰的基础就是由婆罗门设定的各种复杂宗教仪式,以及身为祭司的婆罗门阶层(想象一下原始宗教里的“巫师”)。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婆罗门阶层更倾向于用宗教之力,彻底固化社会阶层。参考西欧中世纪时期,罗马天主教教廷与诸天主教政治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身为世俗统治者的刹帝利阶层,显然不会都对婆罗门阶层的这种权力垄断感到满意。  15世纪末,西欧社会及世俗统治者与罗马教庭之间的矛盾,触发了一场轰轰列列的宗教改革运动。此后,以基督新教或“新教”为名的教派,成为了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立的,广义基督教(因为在中国,新教很多时候以“基督教”为名)三大教派。新教与天主教的本质区别,在于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理解的圣经之意,直接与上帝对话。由此将原天主教罗马教廷所主导的祭司阶层,置于了可有可无的境地。对于无法从罗马教廷那里利益最大化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新教思想的产生也有助于自己摆脱罗马教廷的掣肘,建立有利于世俗统治者的秩序。至于印度教之于婆罗门教又做了哪些改变,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完成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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