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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万里:古印度舍利容器集锦及初步研究

2018-4-30 20:50| 发布者: IICC| 查看: 535| 评论: 0|原作者: 冉万里|来自: 丝绸之路考古

摘要: 古印度舍利容器集锦及初步研究冉万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内容摘要:目前所知的古代印度舍利容器数量较大,而且形制较有特点。从其质地而言,有陶、滑石、水晶、冻石、片岩,这类质地的舍利容器一般作为外重容器使用。也有金、银、铜、玻璃等质地,这类质地的舍利容器中仅个别的用作外重容器,其余大部分都用作安置舍利的内重容器。还有一些质地较为特殊者如象牙舍利容器。从古印度舍利容器的形制来看,主要有覆钵塔形、罐形、


古印度舍利容器集锦及初步研究


冉万里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内容摘要:目前所知的古代印度舍利容器数量较大,而且形制较有特点。从其质地而言,有陶、滑石、水晶、冻石、片岩,这类质地的舍利容器一般作为外重容器使用。也有金、银、铜、玻璃等质地,这类质地的舍利容器中仅个别的用作外重容器,其余大部分都用作安置舍利的内重容器。还有一些质地较为特殊者如象牙舍利容器。从古印度舍利容器的形制来看,主要有覆钵塔形、罐形、圆筒形、禽鸟形等几类。从质地与形制等方面对这些古印度舍利容器介绍,对于深入认识中国古代的舍利容器自身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有很大帮助。同时,从有些古印度的舍利容器中残留的舍利和供养品,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瘗埋的舍利、供养品与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古印度 舍利 容器 丝绸之路 文化交流


本文所云的古代印度主要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阿富汗东南部等地(图一)[1]。目前所知的古印度舍利容器,从其质地而言,有陶、滑石、水晶、冻石[2]、片岩[3]等,这类质地的容器一般作为外容器使用。也有金、银、铜、玻璃等质地的舍利容器,这类质地的容器中除个别的用作外重容器之外,其余大部分都用作安置舍利的内重容器。古印度舍利容器中还有一些质地较为特殊的舍利容器如象牙容器。从其形制来看,舍利容器主要有覆钵塔形、球形罐状、扁平盒子状、圆筒状等,它们是古代印度舍利容器的主流。此外,还有一些动物形舍利容器,如禽鸟形舍利容器等。关于印度的舍利瘗埋及其安置法,国外学者多有关注,如日本学者高田修曾专门撰文探讨古印度的佛塔及佛舍利的安置问题[4]。而国内学者对古印度的舍利容器及与之相关的古印度舍利瘗埋问题的研究尚较薄弱,甚至连介绍性的论著也都属于稀罕之物,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文章或者著作中偶尔引用一下或者有所提及,缺乏完整的资料信息。鉴于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自己收集到的有关古印度的舍利容器进行介绍。本文所介绍的这些古印度舍利容器,是笔者在研究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的过程中收集到的,它们对笔者认识中国古代的舍利容器及舍利瘗埋制度的特点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不过,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些古印度的舍利容器,往往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如果完全按照类型来介绍,就会将其拆分得支离破碎。为了保持资料的完整性,笔者在论述过程中以最外重的容器为基本线索进行分类,然后介绍其整体情况。本文所介绍的相关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日本和韩国特别是日本出版的一些展览图录,在介绍过程中以详细的注释(包括著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月、页码和图版号)说明其出处,其中不列出插图所在页码和图版号者,表示该著作也曾引用过与本文相关的资料,但因其图版模糊等原因,并未作为本文的主要参考文献。这不仅是为了尊重原作者的知识产权,同时也便于读者进行检索,笔者在此只是起到一个编译和整理的作用,在收录这些资料的图录和相关著作中,并不是所有的舍利容器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文字,其中有些是笔者根据其形制和展示出的图片描述其特征的,有些则是将笔者参观时的简单记录和观察到的结果与相关资料相结合进行描述的,所以,错误之处或者看走眼的情况在所难免,尚祈指正。


图一 古印度佛教遗迹分布图


覆钵塔形舍利容器


关于以小型窣堵波安置舍利,在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揭罗曷”条云“(醯罗城)城东南三十余里,至醯罗城。周四五里,竖峻险固,花林池沼,光鲜澄镜。城中居人,淳质正信。复有重阁,画栋丹楹。第二阁中有七宝小窣堵波,置如来顶骨。骨周一尺二寸,发孔分明,其色黄白,盛以宝函,置窣堵波中。欲知善恶相者,香末和泥,以印顶骨,随其福感,其文涣然。又有七宝小窣堵波,以贮如来髑髅骨,状若荷叶,色同顶骨,亦以宝函缄络而置。又有七宝小窣堵波,贮如来眼睛,睛大如柰,光明清彻,曒映中外,又以七宝函缄封而置。”[5]玄奘所云的作为安置舍利的“七宝小窣堵波”,也即为本文所云的覆钵塔形舍利容器。从古印度的佛塔形制来看,这种覆钵塔形舍利容器的形制就是对大型覆钵塔的模仿,或者说是微缩了的大型覆钵塔,这样一来其瘗埋形式即形成了“塔中有塔”的结构。


(一)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冻石覆钵塔形舍利容器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冻石覆钵塔形舍利容器,出土于印度旁遮普马尼克亚拉,高21.5厘米。以冻石轮旋而成,台基呈束腰圆形,塔身为一整体,并且与其下部的圆形台基以子母口相套合。上部为覆钵,下部呈圆筒形,其上装饰凸棱。覆钵顶部有平头和四层伞盖。台基和塔身下部中空,用以安置内重舍利容器。在覆钵塔形舍利容器之内安置有1件鼓腹形水晶舍利容器,高5.0厘米,口部和底部较平,腹部略外鼓,口部有一莲蕾形纽,腹部中央部分有一个圆筒形孔穴,其中出土有以金箔包裹的骨片、戒指、货币、串珠等。这组舍利容器的年代在公元1世纪(图二)[6]


图二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舍利容器(印度旁遮普马尼克亚拉出土)


(二)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覆钵塔形舍利容器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1件覆钵塔形舍利容器,该器原藏于日本丝绸之路研究所(神奈川),以片岩轮制而成。高17.5厘米(一说17.2厘米),年代在公元23世纪。台基呈束腰圆形,台基中心有一圆形孔穴,其内有珍珠等。塔身部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为覆钵;下半部分呈圆筒形,在其上部浮雕有栏楯装饰,呈圆筒状的塔身部分之内有圆形孔穴,以安置舍利及其供养品。圆筒状塔身与覆钵之间以子母口扣合。覆钵顶部为平头和伞盖(图三,1[7]


图三 覆钵塔形舍利容器


(三)日本神奈川县个人收藏的覆钵塔形舍利容器


日本神奈川县个人收藏1件覆钵塔形舍利容器,高28.5厘米,年代在公元23世纪(图三,2[8]。该舍利容器除大小与上述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覆钵塔形舍利容器有所不同之外,其余部分则完全一致。


(四)韩国南硕焕氏收藏的覆钵塔形舍利容器


韩国南硕焕氏收藏的覆钵塔形舍利容器,以片岩轮旋而成,高15.5、径9厘米,年代在公元23世纪,出土于印度。台基呈束腰圆形,塔身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为覆钵,下半部分为圆筒形,其表面装饰栏楯。覆钵上方为平头、三层伞盖(图三,3[9]


(五)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覆钵塔形舍利容器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1件以黄金和玻璃制作而成的覆钵塔形舍利容器,高6.0厘米,台基呈方形,塔身分为两部分,上半部以玻璃制成,顶部呈略带弧度的覆钵形,在其下部有一圆筒状的孔穴,用以安置舍利;下半部以黄金制成,呈较为扁平的圆筒形。覆钵顶部有平头和四层相轮,其年代在公元23世纪(图四)[10]


图四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舍利容器


(六)日本个人收藏的水晶覆塔形舍利容器


日本个人收藏1件水晶质覆钵塔形舍利容器,高20.5厘米,出土于犍陀罗地区,年代在公元2—3世纪。台基呈束腰圆形,覆钵分为两段,下段之内有圆形孔穴,用以安置舍利,其内有圆形平顶的金质舍利容器、骨片、水晶、圆环形器等,其中的圆形平顶金舍利容器,可能是用来安置舍利的。覆钵的顶部有平头和五层相轮(图五,12[11]


图五 水晶覆钵塔形舍利容器


(七)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尔巴特美术馆收藏的水晶覆钵塔形舍利容器


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尔巴特美术馆收藏 1件水晶覆钵塔形舍利容器,1852年发现于印度中部的博帕尔州桑奇东南6.5英里的博旧布尔村第二塔玄室中的红陶钟形外重舍利容器中。该覆钵塔形舍利容器的台基呈束腰圆形,塔身呈半球状的覆钵形,顶上部有一相轮、一伞盖和平头。在台基中央有直径1.6厘米大小的安置舍利的孔穴,其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图五,3[12]


(八)日本个人收藏的水晶覆塔形舍利容器


日本个人收藏1件水晶塔形舍利容器,出土于犍陀罗地区,高9.0厘米,年代在公元2—3世纪。台基呈低矮的扁平圆垫状,覆钵呈炮弹形,在覆钵底部有圆筒形状孔穴以安置舍利。覆钵的顶部有平头,并在覆钵之上分别装饰5个独立的蘑菇形伞盖(图五,4[13]


(九)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卡拉万佛寺A1窣堵波舍利室出土的覆钵塔形舍利容器


在巴基斯坦塔克西拉的卡拉万佛寺A1窣堵波的舍利室出土1件覆钵塔形舍利容器,现藏于巴基斯坦卡拉奇国立博物馆。其上贴有金箔,以片岩轮旋而成,在束腰圆形台基的上方有半球形覆钵,覆钵顶部有栏楯形的平头和相轮。高16厘米,年代在公元3世纪。在束腰圆形台基及覆钵之间为安置舍利的空间,在其中有1件片岩轮旋而成的球形舍利容器,直径4.7厘米,其上也贴有金箔。在球形舍利容器之内,有1圆筒形的黄金舍利容器,在黄金舍利容器之出土有骨片以及刻文铜版(图六)[14]


图六 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出土的覆钵塔形容器


(十)巴基斯坦士瓦特出土的覆钵塔形舍利容器


巴基斯坦士瓦特出土的覆钵塔形舍利容器,以绿色片岩轮旋而成,高16、径9厘米,年代在公元3—4世纪,现藏巴基斯坦士瓦特考古博物馆。覆钵塔形舍利容器的顶部有六层相轮,台基呈束腰圆形。塔身为两部分,上半部为覆钵部分,其表面线刻覆莲瓣纹,下半部呈束腰圆筒形,并在其偏上部分浮雕栏楯装饰。呈圆筒形的塔身下半部分中空,与其下部有圆形孔穴的台基以子母口扣合,并于孔穴部分安置舍利及其供养品(图七,1[15]


图七 巴基斯坦士瓦特出土的覆钵塔形舍利容器


(十一)巴基斯坦士瓦特出土的铜铸覆钵塔形舍利容器


铜铸造而成的覆钵塔形舍利容器,相传出土于巴基斯坦士瓦特,现藏巴基斯坦卡拉奇国立博物馆。年代在公元57世纪,高39.4厘米。台基为二层方形束腰须弥座式,其上为炮弹形覆钵,在覆钵的四面分别有圆拱形龛及坐于龛内的坐佛,坐佛偏袒右肩施禅定印。覆钵的上方表面有8个孔,孔内插有8个圆形铜棍,其顶端分别装饰灵鹫和花叶,而且相间排列(图七,2[16]


关于这些覆钵塔形舍利容器,与佛教经典的记载基本吻合。据小乘律典《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十八记载:“可用砖两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钵,随意高下。上置平头,高一二尺,方二三尺,准量大小。中竖轮竿,次著相轮,或一、二、三、四,及其十三,次安宝瓶。[17]覆钵塔的台基由印度传统的圆形变为方形,并且成为贵霜时期及其以后的常见形式。据有的研究者推测,可能是由罗马的方形石棺演变而来[18]


从考古发掘的古印度瘗埋舍利的塔基遗址来看,它们主要安置在覆钵塔的覆钵上部,如位于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东北43公里处的毗舍离佛塔塔基中央,有一个形制呈长方形的安置舍利的空间(图八)[19]。而塔形舍利容器则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安置在覆钵塔形舍利容器的覆钵部分,二是安置在台座中央的空间。又根据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有关舍利供养的详细记载来看,古印度除在窣堵波中安置舍利之外,还在精舍中供养舍利,而这些舍利并未完全封闭,而是可以随时供人瞻仰、礼拜的,否则,玄奘在其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就不可能那么详细地描述他所见到的内外重舍利容器和其中安置的舍利。


图八 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毗舍离佛塔塔基遗址


罐形舍利容器


本文所云的各类罐形舍利容器,可能就是中国学者所云的罂罈舍利容器,其腹部多呈球形或扁球形,以片石、冻石、滑石等轮旋为主,有的表面还雕刻有精美的仰覆莲瓣纹或其他动物纹饰。其形状与我们常见的罐类似,笔者将其称为“罐形舍利容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罐形舍利容器在形制上也有一些差异,这种差异既有地域性的因素,也有时代性的因素,它们之间的差异,也使得对其进一步进行分类、分期等成为可能。


(一)印度巴特那博物馆收藏的罐形舍利容器


印度巴特那博物馆收藏1件滑石球状罐形舍利,高5.2、直径4.9厘米(图九),是1958年由印度考古学家A·S·阿尔特卡尔(Altekar)博士根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的有关记录,在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东北43千米的毗舍离的野地间一座佛塔残基偏南的舍利室内发现的,时代约在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舍利容器整体呈球形,轮旋而成,盖部和腹部均呈半球状,两者以子母口扣合,盖顶部有一纽。与之一同出土的还有少量土块状骨灰以及1枚、玻璃珠2枚、金箔1片、货币等,这些应该就是佛舍利及其与七宝相当的供养品[20]。这件球状罐形舍利容器应该是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的舍利容器之一。相传在佛陀涅槃后,佛舍利分给八个国家,而居住在毗舍离的梨车毗部族也分得了一份佛陀的舍利,并将其安置在毗舍离的这座佛塔中。该佛塔先后经过四次增筑,第一次增筑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时期,本文介绍的这件罐形舍利容器就是在这次增筑时瘗埋进去的[21]


图九 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毗舍离佛塔塔基出土的罐形舍利容器


(二)日本龙谷大学博物馆收藏的罐形舍利容器


日本京都的龙谷大学博物馆收藏1件罐形舍利容器,相传出自巴基斯坦士瓦特,片岩质,轮旋而成。高6.4、最大径9.0厘米,年代约在公元前26年。整体呈扁球形,盖部与腹部以子母口扣合。盖顶部中央有一低矮的纽,其上部雕刻莲花瓣纹。在盖面之上阴刻两圈佉卢文铭文,经释读,其内容为:“阿布恰王·自在主布伊达米特拉的一个叫布拉赫娣雅的宫女,奉纳了舍利;32年,塔工事监督官撒马德拉·布阿那达·室利来那马达的弟子、测量工事监督官阿叔拉克西达雕刻。”关于其中的纪年,作为伊朗系的塞族王阿塞斯,大约是在公元58年或者公元前57年登基,所以,铭文中的32年应该是公元前26年或者公元前25(图一〇[22]


图一〇 日本龙谷大学博物馆藏罐形舍利容器


(三)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收藏的罐形舍利容器


这里着重介绍3件球状罐形舍利容器,现分别藏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和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它们均出土于印度北部靠近尼泊尔的毗普拉哈瓦塔基遗址,该地是释迦族的发源地,被认为可能是迦毗罗卫国首都所在地,而毗普拉哈瓦佛塔也是最早的佛塔之一。1898年,英国人佩佩(William Claxton Peppe,亦译作佩普)在该遗址中央大窣堵坡覆钵顶下方约5.4米处发现一长方形石室[23],石室长1.3、宽0.8米,在其中发现5件舍利容器。另外,在石室的上方还发现1件单独存在的内装水晶、金饰的冻石球状罐形舍利。在以上的舍利容器中,安置有骨片、金饰、錾刻金箔、印章、宝石等共计108件。其中1件罐形舍利容器现藏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高15、直径约10厘米,以冻石轮旋而成,盖部与腹部分别呈半球状,两者以子母口扣合后其整体呈球形,下部有圈足,顶部有覆钵塔式纽(图一一,1。在其盖面上部阴刻一圈婆罗谜文字铭文,经释读,其内容为:This shrine for Relics of the Buudha, the August one, is that of the Sakayas, the brethen of the Distiguished one, is association with their sister and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wives”,意思为“这是释迦族的佛世尊的遗骨容器,是有名誉的兄弟与其姐妹、妻子们(奉祀)的。[24]因为其中可能安置的就是释迦牟尼涅槃后,释迦牟尼的族人所获得的那份舍利,所以非常引人注目[25]。同出的另1件舍利容器,就是著名的鱼形纽水晶舍利容器,高12厘米。盖部和腹部均呈半球形,以子母口扣合后,外观形如球状,上部有一个鱼形纽(图一一,2[26]1972年,印度考古局在1898年佩佩发现舍利容器的下方约五六米处发现1件陶窣堵波(覆钵塔形舍利容器),其中安置有两件舍利容器,本文在这里介绍者就是其中的1件,滑石质,高9.0、腹径7.0厘米,盖呈半球形,其上部有覆钵塔形纽,腹部也呈半球形,两者以子母口扣合后整体呈球形,下部有圈足,发现时其中安置有已经炭化了的骨片(图一一,3。其年代相当于公元前5至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期[27]


图一一 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及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舍利容器


(四)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罐形舍利容器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一组5件舍利容器(图一二),其中外重容器为球状罐形,高14、腹径12.2厘米,下部有圈足。在盖和身部表面浮雕四瓣花纹、莲瓣纹、网格状纹等纹饰带。盖上部原有纽,已残。其内安置有4件分别以金或银制作的圆筒形舍利盒,其中3件为平顶平底,盖上之纽为伞盖状或者宝珠形;另1件舍利容器的盖顶部为伞状尖顶,盖面上錾刻莲花瓣纹。这些舍利容器相互套合,形成五重结构。一同出土的有相当于七宝的六角形金箔花和银箔花、水晶、珍珠等。其中的一片长方形的金箔片上錾刻佉卢文铭文,其内容为:“奥梯国的王、纳巴的支配者、巴伊笈塔塞纳王的儿子、库夫的宗主阿笈塔塞纳供养一切诸佛,供养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独觉、世尊的弟子们以及父母,还供养一切应该供养者。这舍利是作为充满睿智的如来、作为世尊、作为阿罗汉、作为等正觉的释迦族中灭却烦恼的释迦牟尼的舍利。他在梯夫的城镇中尚未建佛塔之所修建了此佛塔,在其南半部分奉纳了释迦牟尼的舍利,愿以此行为切断至今所有一切之苦,达到涅槃的境界。第4年、阿莎达月的10日。”[28]



图一二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舍利容器一组(两图为同一组容器,所表现的角度不同)


(五)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收藏的罐形舍利


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藏有1件片岩罐形舍利,高19.3、口径22.0厘米,时代在公元23世纪。相传出土于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与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其他舍利容器相似,应该就是白沙瓦一带出土的。轮旋而成,整体呈扁球形,盖部与腹部以子母口相扣合,盖上部有伞盖形纽,平底。一同出土的还有金质舍利容器、银质舍利容器的盖部以及相当于七宝的玻璃珠、金花等,其中金舍利容器的个体较小,盖面呈弧形,盖部与腹部可以扣合,推测其原来应该安置于失去盖部的银质舍利容器之内(图一三)[29]


图一三 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藏外重罐形舍利容器及内重容器


(六)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罐形舍利容器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一组3件舍利容器(图一四),分别为石、银、金质,相传出土于白沙瓦附近的佛塔基址。其中罐形外重容器整体呈球状,片岩质,高10厘米,轮旋而成,子母口,盖顶部纽之下浮雕一周覆莲瓣,盖部及腹部表面有轮旋形成的弦纹。顶部有伞盖状纽,平底。银舍利容器呈低矮的扁平圆筒平顶状,盖顶部中央有一低矮的圆饼形纽,直径4.1厘米。金舍利容器的直径2.1厘米,其形制与银舍利容器完全相同。这是一组较为典型的套合式舍利容器[30]


图一四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舍利容器


(七)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罐形舍利容器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有一组3件舍利容器(图一五),年代在公元23世纪,自外之内依次为石、银、金质,相传出土于犍陀罗地区。外重容器整体为略呈球状罐形,片岩质,高9.8(一说9.5)、径7.4(一说7.6)厘米。盖面和腹部表面分别浮雕覆莲瓣和仰莲瓣,在腹部中央位置以子母口扣合,下部有低矮的圈足。银容器呈扁平的圆形,高0.9、径3.8厘米。金舍利容器的形制与银舍利容器完全相同,只是略小于银舍利容器,高0.3、径1.5厘米,这样是为了便于它们相互套合。与上述舍利容器一同出土的还有金箔花、银箔花、银币1枚等,这些应当是相当于佛舍利的七宝庄严[31]


图一五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舍利容器(两图为同一组舍利容器,展示角度不同)


(八)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尔巴特美术馆收藏的罐形舍利容器


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尔巴特美术馆收藏有一组4件舍利容器。这组舍利容器容器出土于印度中部博帕尔州位于桑奇西南的索纳利第二塔,1851年由康宁汉姆(亦译作坎宁普)(Alexander Cunningham)发现。其中罐形外重容器为灰白色片岩,轮旋而成,呈扁球形,盖部与腹部以子母口扣合,盖上有伞盖形纽,底部带有略高的圈足。高16.7、腹径18.2厘米。在盖面和腹部表面雕刻图像。盖部分成八个长方形区间,其内分别浮雕马、鹿、大象以及有翼狮子;腹部浮雕尖状较细长的仰莲瓣(图一六,1。该外重容器最初与其他3件容器,都装有相当量的骨灰和白檀木碎片。尖顶莲蕾形舍利容器,高5.4、腹径4.2、足径3.0厘米。以质地较硬的黑色片岩轮旋而成,子母口,盖部与腹部以子母口扣合后整体外观呈莲蕾形,下部有低矮的圈足。盖面和腹部表面线刻莲花瓣纹,在器身部位刻有婆罗谜文字的铭文,其内容为:“圣者ALABAGIRA的遗骨。”(图一六,2相轮纽形舍利容器,高7.0、腹径5.6、足径5.15厘米。片岩质,轮旋而成,盖部与腹部均呈半球形,两者以子母口扣合后外观整体呈球形,盖上有四层相轮状纽。在盖面上有一圈阴刻而成的婆罗谜文铭文,其内容为:“圣者KODINIPUTASA的继承者圣者MAJHIMASA的遗骨。”(图一六,3水晶盒子形舍利容器,高3.1、腹径4.72厘米,整体扁平的球状,子母口(图一六,4,其内有一件以长方形片岩雕刻而成的志铭(图一六,4下部),长1.95、宽1.0、厚0.3厘米,在其两面刻有婆罗谜文字的铭文,其内容为:“雪山地方的圣者GOTIPUTASA即法的继承者DUDUBHSARA的遗骨。”[32]


图一六 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尔巴特美术馆藏舍利容器一组


(九)德国柏林亚洲艺术馆收藏的罐形舍利容器


德国柏林亚洲艺术馆收藏一组4件罐形舍利容器(图一七),其中外重舍利容器为罐形,高13厘米,片岩质,轮旋而成,盖部及腹部偏下的位置分别浮雕下垂的叶瓣和仰莲瓣。盖上部的纽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呈宝珠状,下半部分呈束腰的“工”字形。其中安置有3件舍利容器,其中1件为短颈小口,腹部呈球形;另两件均以黄金制作而成,腹部呈圆筒形,盖顶部有一宝珠形纽。从这4件舍利容器的大小与形制来看,原来应该为四重结构,除上述容器之外,其中还安置有水晶、玛瑙、珍珠等。该组舍利容器的年代约在公元23世纪[33]


图一七 德国柏林亚洲艺术馆藏舍利容器


扁平盒形舍利容器


片岩扁平盒形舍利容器,出土于桑奇第二塔,出土时其内安置有4片火葬遗骨,年代在公元前2世纪。现藏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尔巴特美术馆。舍利容器呈扁平的圆形,盖部与腹部以子母口相扣合,盖上部有伞盖形纽。高4.1、腹径6.6厘米(图一八)。在盖面、盖内及腹、盖表面阴刻婆罗谜文铭文。盖面文字为:“作为全喜马拉雅地区之师的圣者KASAPAGOTASA的遗骨”;盖内铭文为:“圣者MAJHAIMASA的遗骨”;腹部表面文字为:“圣者HARITIPUTASA的遗骨”。在这三位圣者中,名字雕刻于盖面和盖内的KASAPAGOTASA以及盖内的MAJHAIMASA两位圣者,是阿育王十八年召开巴特那会议之后派出的传教师,他们与另外三名传教师曾前往喜马拉雅地区传播过佛教教义,从而非常著名。另外一为圣者HARITIPUTASA,也应该参加了巴特那会议,并且也被派遣去传播佛教教义。这一发现是原始佛教教义成立时期遗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34]。桑奇第二塔位于第一塔的西面约300米处,覆钵部分较第一塔要小,台基直径14.3米。1851年,康宁汉姆将覆钵挖开,在其中发现一个舍利石室,内有4件舍利容器,舍利容器上刻有阿育王时期10位高僧的姓名。本文介绍的这件扁平盒形舍利容器就是其中之一。现存覆钵塔是印度巽加王朝时期 (公元前185—公元前73年)修建的,其修建方式是在原塔外包砌石块,使原塔增大,周围有栏楯,栏楯四方有塔门,栏楯柱有简素的浮雕纹饰;又在第三塔的覆钵的石室发现了佛陀的两大弟子舍利弗与目犍连的舍利骨片和大量的珠子[35]


图一八 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尔巴特美术馆桑奇第二塔出土的舍利容器

(未完待续)

注 释



[1]国家文物局:《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68页,图2—1—1。在采用该图时,笔者主要对其中的国名、地名等文字进行了重置,并对个别遗迹名称做了改变,同时以圆括号形式注明其尚有或曾经有别的叫法。

[2]冻石,简称冻,是指用于雕刻艺术品和印章的材料。如“寿山石”、“昌化石”、“青田石”等,都属于冻石。参见《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366页。

[3]片岩(schist)是具有片状构造的变质岩,是区域变质作用的产物,主要由片状或柱状矿物如云母、绿泥石、角闪石、绢云母石等组成;也会有石英和其他各种变质矿物,如石榴子石、十字石和蓝晶石等。结构一般为鳞片变晶结构、纤维变晶结构和斑状变晶结构。根据成分的不同,可以分为云母片岩、角闪片岩、绿泥片岩、滑石片岩等。参见第六版彩图本《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733页。

[4]高田修:《インドの佛塔と舍利安置法》,《佛教藝术》第11号,1951年。

[5](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28页。

[6]京都国立博物館、東武美術館、朝日新聞社:《<大英博物館所蔵 インドの仏像とヒンドウーの神々展>図録》,大塚巧藝社,1994年,第134—135页,图版72—73,说明文字参见第171页。

[7]東京都美術館、朝日新聞、テレビ朝日:《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ド——三蔵法師の道》,朝日新聞社,1999年,第79页,图版35;財団法人平山郁夫シルクロード美術館:《ガンダーラ仏像のふるさと》,大塚巧藝社,2009年,第67页,图版62,说明文字参见第129页。

[8]奈良国立博物館:《日本仏教美術の源流》,天理時報社,1978年,第161页,黑白图版8;奈良国立博物館:《ブッダ釈尊——その生涯と造形》,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84年,第106页,黑白图版19。

[9]Kyong world Cuture Expd 2000, A Search for the Light of East-silk Road and Korea Culture,2000,P. 112,fig.163.

[10]財団法人平山郁夫シルクロード美術館:《ガンダーラ仏像のふるさと》,大塚巧藝社,2009年,第68页,图版63,说明文字参见第129页。

[11]田辺三郎助:《シルクロードと東アジアの仏教美術》,福井県立美術館,2010年,第3页,图版1,说明文字参见第302页。

[12]奈良国立博物館:《ブッダ釈尊——その生涯と造形》,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84年,第106页,黑白图版18。

[13]田辺三郎助:《シルクロードと東アジアの仏教美術》,福井県立美術館,2010年,第4页,图版2,说明文字参见第302页。

[14]樋口隆康、桑山正進、宮治昭、田辺勝美:《パキスタン·ガンダーラ美術展図録》,美術出版デザインセンター,1984年,图版Ⅲ—1。

[15]奈良国立博物館、(財)奈良·シルクロード博协会:《シルクロード大文明展——シルクロード·仏教伝来の道》,美術出版デザインセンター,1988年,第63页,图版35,说明文字参见第183页。

[16]樋口隆康、桑山正進、宮治昭、田辺勝美:《パキスタン·ガンダーラ美術展図録》,美術出版デザインセンター,1984年,图版Ⅲ—2。

[17](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大正藏》第 24 册,No. 1451,第0291a页。

[18]国家文物局:《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19]水野清一:《世界考古学大系》8《南アジア》,平凡社,1961年,第97页,插图157。

[20]肥塚隆、宮治昭:《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第13卷《インド(1)》,小学館,2000年,第338页,插图265;水野清一:《世界考古学大系》8《南アジア》,平凡社,1961年,第98页,插图158;石田茂作:《仏教考古学講座》第七巻《墳墓》,雄山閣,1975年。

[21]水野清一:《世界考古学大系》8《南アジア》,平凡社,1961年,第97页。

[22]龍谷大学、龍谷ミユ—ジアム:《釈尊と親鸞·釈尊編》第4—6期出品解説,大塚巧藝社,2011年,第25页,图版73。

[23]这个石室在很多文章中被称为舍利棺,这种命名是不够确切的,应该是覆钵塔的塔心石室。

[24]关于这件刻铭的罐形舍利容器及其盖面上的刻铭、释读的英文等内容,在国内的网页上也可以查阅到,参见学佛网http://big5.xuefo.net/nr/article14/143179.html。

[25]肥塚隆、宮治昭:《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第13卷《インド(1)》,小学館,2000年,第342页,插图274;奈良国立博物館:《ブッダ釈尊——その生涯と造形》,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84年,参见第300页说明文字;宮治昭:《インド美術史》,吉川弘文館,1981年,第15页,插图12a。

[26]宮治昭:《インド美術史》,吉川弘文館,1981年,第15页,插图12b。

[27]奈良国立博物館:《ブッダ釈尊——その生涯と造形》,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84年,第2页彩版,第93页,黑白图版2,说明文字参见第300页;肥塚隆、宮治昭:《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第13卷《インド(1)》,小学館,2000年;石田茂作:《仏教考古学講座》第七巻《墳墓》,雄山閣,1975年。

[28]財団法人平山郁夫シルクロード美術館:《ガンダーラ仏像のふるさと》,大塚巧藝社,2009年,第72页,图版67,说明文字参见第129页;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飛鳥資料館:《仏舍利埋纳》飛鳥資料館図錄第21冊,(有)関西プロセス,1989年,图版第6页。

[29]奈良国立博物館:《ブッダ釈尊——その生涯と造形》,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84年,第96页,黑白图版6,说明文字参见第302页;奈良国立博物館:《奈良国立博物館蔵品図版目錄·工芸篇·仏教工芸》,株式会社便利堂,1992年,第49页,图版47。

[30]奈良国立博物館:《日本仏教美術の源流》,天理時報社,1978年,第157页,黑白图版1;松户市立博物館:《開館5周年記念特别展——シルクロードとガンダーラ》,大塚巧藝社,1997年,第22页,图版35,文字说明参见63页。

[31]奈良国立博物館:《日本仏教美術の源流》,天理時報社,1978年,第157页,黑白图版2;財団法人平山郁夫シルクロード美術館:《ガンダーラ——仏像のふるさと》,大塚巧藝社,2009年,第69页,图版65,说明文字参见129。

[32]奈良国立博物館:《ブッダ釈尊——その生涯と造形》,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84年,第94页,黑白图版4,文字说明参见第301—302页。

[33]National Museum of Korea,Masterpieces of Early Buddist Sculpture,100BCE—700C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2015,p.33,fig.3.

[34]奈良国立博物館:《ブッダ釈尊——その生涯と造形》,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84年,第93页,黑白图版3,说明文字参见第300—301页。

[35]奈良国立博物館:《ブッダ釈尊——その生涯と造形》,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84年,第93页,黑白图版3,说明文字参见第300—301页;国家文物局:《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

编者按:本文原载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西部考古(第1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9月。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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