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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往事:泉州湾宋代海船考古发掘

2018-5-31 13:44| 发布者: IICC| 查看: 242| 评论: 0|来自: 小文来了

摘要: 1973年8月间,福建省相关单位考古工作人员,到泉州湾后渚港调查、考察海外交通史迹时,在当地搬运工人的积极配合和帮助下,发现一艘沉没在港道边缘的古船。9月间,工作人员进行复查和部分试掘,进一步确定为一艘沉没已久的古海船。经研究,于1974年6月9日开始发掘,至8月下旬结束,历史两个半月。古船深埋于海泥中,由堆积层厚度推测出沉船已被掩埋了七八百年。意外获悉 沉船线索“1971年至1976年,我在晋江


1973年8月间,福建省相关单位考古工作人员,到泉州湾后渚港调查、考察海外交通史迹时,在当地搬运工人的积极配合和帮助下,发现一艘沉没在港道边缘的古船。9月间,工作人员进行复查和部分试掘,进一步确定为一艘沉没已久的古海船。经研究,于1974年6月9日开始发掘,至8月下旬结束,历史两个半月。

古船深埋于海泥中,由堆积层厚度推测出沉船已被掩埋了七八百年。

意外获悉 沉船线索

“1971年至1976年,我在晋江地区革委会文化组从事文物保护等工作。在这期间,有幸认识了泉州人、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庄为玑教授,深深为他热爱文物和严谨治学的精神所感动。应该说,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发现与发掘,都与庄为玑教授息息相关。”追忆往事,林祖良感慨万千,“1973年8月13日,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个特殊的日子。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那艘神秘的沉船。”

据林祖良介绍,1973年7月1日,厦门大学历史系庄为玑、苏垂昌、辛土成三位教师应邀前来协助泉州海交馆撰写陈列提纲。8月上旬,陈列大纲初稿拟就,即将返回厦门大学之际,庄为玑向时任晋江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兼文管会主任的张立提议,希望再去泉州后渚考察与海外交通有关的5座元代小石塔(这5座小石塔是庄为玑之前发现的,内藏元代白瓷佛像,塔碑上刻有“至元癸未仲夏……后山杨山泽”字样)。对此,张立表示极力支持。当年8月13日下午,张立和林文明(时任晋江地区革委会文化组副组长、地区文管委副主任)、林祖良、杨厚生(时任泉州市文管办、海交馆负责人),以及泉州海交馆的王洪涛、许谷芳等人,陪同庄为玑、苏垂昌前往后渚考察。

铜钱出土情况

到达后渚,他们召集当地群众进行座谈,得知那5座石塔已遭破坏,连遗址也难以找寻。这时,后渚搬运工人陈三道说,海岸边有传说中的“通东京大道”古码头,用巨大石条和木头相叠建成,“你们去看看吧”。于是,大家在老陈的引导下来到海堤上。可此时正值涨潮,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到。林祖良称,这时,当地群众又告诉他们,退潮时可以看见海滩下有一条沉船露出来。问船有多大时,却支支吾吾地回答说不是很大。

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庄为玑认为这艘沉船可能具有文物价值。张立对这条线索同样很感兴趣,立马向当地的民兵队长表达了想探查沉船的意愿,并问“如果雇人挖出来要花多少钱”。民兵队长表示,可以找人来挖开沉船附近的淤泥,“200元就够了”。

古船船舷侧板为三重木板叠合而成

实地考察 初探沉船

为了一探这艘神秘沉船的究竟,庄为玑独自留在泉州等待有利于下海考察的日子。当年8月20日,张立、林文明指派林祖良、史其敏(时为晋江地区革委会文化组摄影干部)、许觉(时为泉州市文管会开元寺保卫干部)三人,陪同庄为玑前往后渚考察。到达之后,在当地民兵队长的引领下,他们来到海边,见到离岸30余米处的海滩上有一条水沟横在眼前。水沟对面的淤泥下露出十多米长的船侧板,船板离地表约3米。

民兵队长借来木板架设成独木桥,然后搀扶着庄为玑和林祖良走进船体的外露部分。细看船舷侧板,是由三重木板叠合成的,庄、林二人用手伸进淤泥中,捞出好几捆用细绳扎成的“树枝”,长约40厘米,头尾都用刀切得很整齐(这些“树枝”后来被证实为“香料药材”)。林祖良又摸出来三块青瓷片,仔细看过之后(他在莆田时曾追随古瓷行家郑永森学习过古瓷鉴定),林祖良对庄教授说:“这些瓷片都是宋代的,这船可能是宋代的!”庄为玑听后高兴极了,他和林祖良对视一眼,两个人就像孩童一样咧着嘴乐开了。

阴刻象棋子

此时,史其敏正在海滩上忙碌地摄影着,把庄为玑和林祖良工作的状态记录下来。这里发生了个小插曲:庄为玑在古沉船上查看三重板时,脚下打滑,眼看要栽入淤泥中,林祖良急忙一把搀住他,这才化险为夷。史其敏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瞬间。庄为玑事后对此事津津乐道,在1974年5月1日写给林祖良的信中这样说道:“每忆古船舷旁,我溺您援之以手……岂能忘怀?”

初探沉船后,几人将打捞物漂洗干净,带回地区文化组研究。庄为玑根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的中国船是三重板结构,判定这可能是元代以前的古船,林祖良则依据捞出来的瓷片是典型的宋瓷,认为可能是宋船。至于那些成捆的“树枝”,他们都认为应该不是当柴禾用的,长度那么短,头尾又切得很整齐,倒像是药材,这一点在后来也获得证实。

陶瓷出土情况

多方努力筹备发掘

张立对古沉船上的发现极为重视,指示以晋江地区文化组的名义向省文化组报告。1973年9月间,福建省博物馆派卢茂村、傅尚节等前来主持试掘,地区和市里的文物干部都去配合。试掘人员在船体上部的海泥中挖开一条探沟,从船舱底部找到了一些宋代瓷器残片以及“树枝”(香料药材)等,对船体的宽度也有了大体上的认识。

为向晋江地区革委会全体机关干部普及海外交通史和古船方面的知识,也为以后的发掘工作做准备,林文明特地邀请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韩振华教授,在革委会礼堂做了相关的学术报告,并获得极好的反响。文物干部们对于探查古沉船的真实面目,跃跃欲试。

经过试掘,专家学者认定这是一艘沉没已久的大海船。

宋版印刷品残片

为了筹备古船发掘,张立带领林祖良等人前往省图书馆、省博物馆资料室,从《武备志》《故宫周刊》《文物精华》《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等书籍上翻拍各式各样的古船,以供将来考证古船年代时,作为参考。另外,为了了解古船船体木板的材质,林祖良还将古船上探得的木板残片,寄给江西省木材研究所鉴定。

张立学识丰富,博洽经史,在对古船的挖掘和保护过程中,他既是领导,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博采众议,又是一位考古工作者,严谨务实,事必躬亲。张立目光远大,时时强调要全方位地考虑古船的挖掘和保护工作,深恐稍有不慎,铸下遗憾,愧对后人。

在他的带领下,筹备组到丰州访问省地质队,并拜访地质专家陈允敦教授,请他们到后渚实地考察。地质队成员认为,船体上面的海泥颗粒比较细,是在静水沉积环境中,经长时间形成的;陈允敦教授则认为,在后渚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要形成一米厚的堆积层估计须经两三百年的时间,现场堆积层厚达两米多,由此推测古沉船被掩埋已有七八百年时光。

船舱出土宋龙泉窑青釉盒

1973年11月,林文明向省文化组领导汇报古船工作,明确表达应“先提出保护方案,后研究发掘方案”。这是个非常有见地的想法。随后,成立了由张立、林文明、陈汉泽(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志开(时任市宣教组负责人)、杨厚生五人组成的“泉州港古船发掘领导小组”。

另外,“古船调查研究小组”也在同月成立,由省组下派的许清泉挂帅,林祖良、王洪涛和厦大历史系教师苏垂昌、叶文程参加。他们马不停蹄地前往泉州造船厂、后渚、晋江围头、洛阳西方乡、惠安白奇(百崎)村等地,访问造船工人和老艄公,了解古船方面的知识,并发函给省内外各科研单位、专家学者,征求古船发掘保护方面的建议。

降真香料木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船,1974年4月,张立和林祖良亲自带队到上海、南京、苏州、扬州等地取经,学习古船出土后的保护、加固等技术。1974年4月中旬,林文明等带领许清泉、苏垂昌、叶文程赴京向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汇报古船调查研究的初步成果,报送古船发掘申请报告,要求调拨发掘经费,很快获得批准。

海船出土震惊世界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古船的发掘自1974年6月9日正式拉开序幕。参加田野发掘工作的单位有福建省博物馆、泉州地区文管会、泉州海交馆、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和泉州中学历史科校际教研组等,参加人有叶文程、苏垂昌、林祖良、陈泗东、王世战、刘衍坤、李再铭、李登俊、郑焕章、唐杏煌、郭慕良、张克秦等;周海宇、柯孙瑶和黄炳元等负责宣传接待工作。

陶瓮

经过2个多月的苦战,在发掘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发掘工作于当年8月25日顺利结束,沉睡已久的古沉船终于完全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庄为玑先生虽因年迈,不能直接下海参加发掘工作,仍时常来信指导,询问工作进展。只要有空,他就来发掘工地关心古船的出土情况。”林祖良谈及当时的发掘情况时,这样补充道。

从古沉船船体结构上看,除龙骨外,舷侧板用三重木板,船壳板用二重木板。《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中国船“侧面欲坚固,用三重木板”。

《蒲寿庚考》引元代说法“当时中国船,船底系用三重木板”,这些与沉船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宋元船只的结构相仿,可见多重板结构应是宋代海船的特征之一。海船共有13个船舱,水密隔舱是唐宋以来我国木造海船的特点之一,这在中外文献中也都有记载。这艘古船的形制与宋船相符,但宋船的形制有些也为后世沿用。因此,要判断它的年代,还须结合船舱中的出土物来考察。

船舱出土青釉莲瓣碗

古沉船船舱中出土的陶瓷器不少。青釉器中的各类器物造型,一般都具有宋代陶瓷器形制特点。如青釉花瓣式盒盖和青釉碗、青釉洗等器物,是宋代龙泉窑烧造的,这类青釉器内外均施釉,釉汁光亮莹润,表面呈细小碎裂纹。其装饰花纹,如莲瓣纹、刻划纹和缠枝花纹等,也都具有宋代装饰艺术。黑釉器中兔毫盏标本,是宋代建阳水吉建窑的产品。白釉瓷盒和瓷碗等,按其釉色和造型,与新中国成立后闽南地区宋代古窑址所出相同,应属同一时代。

出土的铜钱,按其年号看,少数为唐钱,多数为北宋钱与南宋钱。龙骨两端“保寿孔”中放置的铜钱,都是北宋时期的,说明船的建造与下水年代较早。而船上其他部位发现的铜钱,年号最晚的是南宋度宗年间铸造的“咸淳元宝”(1265年至1274年)。船上没有发现宋代以后的铜钱,这对判定这艘海船的年代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各种果核

从船舱出土物来看,数量最多的是香料木和胡椒等,都是我国从南洋诸国进口的大宗货物。宋代泉州海外通商贸易发达,香药、香料的海外输入很频繁。这些香料木和胡椒的出土,正是宋代中外经济交流的实物证据。 船中还出土了木牌与木签,墨书文字的木牌(签)上写有“曾幹水记”、“林幹水记”、“张幹水记”等,结合宋代官制研究,“幹”系“幹办官”的简称,这样的称谓在元代未见沿用,这也是推断海船年代的一个佐证。

1974年9月9日,“古船发掘报告编写小组”成立,由林文明、许清泉、林祖良、王洪涛、陈泗东组成,林文明任组长,许清泉任副组长。编写小组主持编印《古船资料辑录》《晋江地区古陶瓷窑址汇编》,翻印了《岛夷志略》《瓷器概说》《文物保护文件汇编》等书,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1975年3月,新华社正式发布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消息,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体纷纷转载,并称之为“世界考古珍闻”,是“中国近年来的重大考古收获”。(泉州晚报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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