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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永琪:欧亚文明中的鹰隼文化与古代王权象征

2018-7-31 19:53| 发布者: IICC| 查看: 287| 评论: 0|原作者: 尚永琪|来自: 社会科学战线

摘要: 原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关于鹰隼的历史学研究,有三方面的成果值得关注,一是以蒙古与辽金的游猎文化为背景的相关研究,国内学界的研究文章主要集中于此;二是以中亚地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哈萨克、塔吉克民族的鹰猎历史与考古;三是古代欧亚大陆鹰猎与兽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这些都是本研究得以展开的前提基础,但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鹰隼作为一种在神圣象征与世俗权力


原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关于鹰隼的历史学研究,有三方面的成果值得关注,一是以蒙古与辽金的游猎文化为背景的相关研究,国内学界的研究文章主要集中于此;[i]二是以中亚地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哈萨克、塔吉克民族的鹰猎历史与考古;[ii]三是古代欧亚大陆鹰猎与兽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iii]这些都是本研究得以展开的前提基础,但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鹰隼作为一种在神圣象征与世俗权力的构筑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飞鸟,其多重的人文意蕴是如何得以展现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薛爱华在其大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中曾专辟一题,以唐代记载为中心简略地探讨“鹰与鹘”;[iv]目前所见较典型的代表性成果是Lewis Mayo以《飞鸟与权力之手》为题,系统地考察9—10世纪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鹰与政治权力之关系的文章。[v]本研究建基于此,试图以丝绸之路为轴线,对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的鹰隼文化及其与王权的关系作一阐释。

手持白茅隼的丝路勇士

相对于人类之生存,自然界的飞禽走兽等动物可以将之划分为三类:(1)人类生存的威胁者,包括生命侵害者和食物掠夺竞争者,狼最为典型,虎、狮子亦是此类;(2)人类生存的依靠者,包括生活资源提供者和生产能源提供者,前者如羊,后者如马,都最为典型。当然,如牛、马、骆驼等既是肉、毛、奶等生活资源提供者,也是运输、耕地、战争等生产动力的提供者。(3)与人类竞争关系较弱、利害相关度较低者,鹰即其中之典型。

鹰几乎是于人类社会无害或轻害之动物,在食物链上与人类的竞争关系很弱,并且离人类社会生活范围较远。其被驯养为打猎的帮手也主要是与贵族生活之奢侈相关,而非生活之必需。鹰在人类文明体系中,几乎完全是正面形象。对于鹰之飞翔迅疾,古人与之同千里马相提并论,“騕褭以迅骤为功,鹰隼以轻疾为妙”[vi]即高度概括之说。騕褭是“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的骏马极品,是古代描写速度的一个极致象征,如希罗多德记载居住在里海以东大草原上的玛撒该塔伊人(Massagetae)献给太阳神的牺牲是马,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间最快的太阳。[vii]与马相伴,鹰则是翱翔在天空最快的鸟,古人对其的无上称颂——所谓“鹰隼一击,百鸟无以争其势;猛虎一奋,万兽无以争其威”,[viii]实乃发自肺腑。鹰类是鸟类中飞得最高、也最孤傲的鸟类。鹰是古代人类崇拜的对象,是古埃及法老的守护神,是草原民族心中的神鸟,更是欧亚大陆上古代皇室和王族所青睐的神秘力量的象征。


鹰隼的种类及其神话

在鸟类之中,鹰飞得最高,自古以来就有“天禽”的美誉。雕、鹰和鹫之类,以其孤傲的身影、雄飞的高度、出色的捕猎能力和洞察秋毫的鹰眼,为人类所敬服。被人类驯服,帮助捕猎的鹰类主要是隼。8300—7200万年前,隼科和鹰属在进化中分离开来。800—700万年前,进化出今日隼属中的大部分隼种;公元前3500年,埃及奈赫恩地区的格尔塞城奉行隼崇拜;公元前2000年,安纳托利亚地区有驯隼术出现;[ix]公元前500年,中国史书中记载了猎鹰名品“海东青”;[x]公元300年,鲜卑帝国北魏王朝设置专职机构鹰师曹,负责管理皇家鹰隼;公元400年,匈人王阿提拉带着象征他的阿尔泰隼去指挥军事战斗;公元608年,隋炀帝召集全国1万多驯鹰师于东都洛阳集会;[xi]公元800年,驯隼术进入英国。[xii]

古希腊的贤哲们将鹰类认真地分为4种13类,主要的4种就是:苍鹰、游隼、猎隼和鹰。[xiii]苍鹰、游隼和猎隼是可以辅助人类打猎的主要鹰类,在古代世界里,这几种鹰的驯化与使用都被归功于一些国王或上层贵族。[xiv]而阿拉伯驯隼人则根据隼的大小、颜色和形态来分类,有白色隼、条纹隼、红色隼等。[xv]按现代科学的动物分类学,隼科有60多名成员,但被人类驯化的只是很有限的几种,它们和雕、鹰和鹫在外形上有些相似,但并不一定就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展翅的古埃及镶嵌猎鹰

鹰被尊为神的观念,同草原游猎文化具有密切共生关系,在帕米尔高原上塔什库尔干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墓葬中,鹰头作为古人的陪葬物赫然在列,可见鹰与丝绸之路上诸民族关系之亲密。[xvi]古代农业文明的帝国在接受草原民族鹰隼狩猎的同时,也吸纳了这些文化观念。其中,鹰作为猛禽的许多生理特征被放大为神圣的象征符号,如鹰眼即是其一。

琐罗亚斯德圣教书是这样描写黑兀鹰的眼睛透视能力的:“(黑兀鹰)从远隔九个国家的距离,能发现拳头大小的肉块,纵然它如针尖般微细,抑或似银针的闪亮转瞬即逝。”[xvii]“鹰眼”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古埃及的“荷鲁斯之眼”。荷鲁斯是古代埃及神话中法老的守护神,是王权的象征,同时,他也是一位战神。他的形象是一位鹰(隼)头人身的,头戴埃及王冠,腰围亚麻短裙的神祇。而荷鲁斯之眼则是古埃及神秘的护身符符号,荷鲁斯之眼(The Eye of Horus)是鹰头神荷鲁斯的眼睛,代表着神明的庇佑与至高无上的君权。[xviii]荷鲁斯之眼作为葬礼护身符,同生命之符一样,它经常被描绘在死者的棺椁上,它保护死者在地下通往永生的路上不受伤害;同时荷鲁斯之眼也代表着死后在地下世界对身体进行的修复和保护。而埃及的阿吞神也“像隼一样飞翔” [xix]。

古代阿拉伯人认为,人的灵魂是一只在人体内展翅飞翔的小鸟。无论一个人是寿终正寝还是不幸身亡,灵魂之鸟都会不停地在死者周围盘旋,并在其墓上发出哀鸣之声。[xx]并且这种鸟在很多时候又被直接指为猫头鹰,猫头鹰的叫声之所以被视为不祥之音,视为是来勾索生人灵魂的宣示,大概就与这种观念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考古发掘和文献材料证明,古代匈奴、突厥及蒙古当中盛行鹰崇拜。在鄂尔多斯阿鲁柴登匈奴墓中和蒙古国突厥毗伽可汗墓中发现的鹰形金冠,充分证明古代匈奴人和突厥人的鹰崇拜习俗。

拉施特《史集》载,在中亚地区,乌古斯可汗6 个儿子和 20个孙子氏族获得的图腾动物为鹰、鹫和隼。[xxi]在中国东北的满族星祭中,鹰神是主要祭祀星神之一,其形象为双子、御户、猎户、金牛、小犬、天狼、毕宿等星座千余星辰组成的一只展翅巨鹰。满族德里克妈妈神为鱼首女身之神,又称海青女神,代敏妈妈为鹰首女神,号称鹰神。[xxii]

古人通过观察鹰的飞行来占卜事务,把它视为最高的天神。自然,鹰也是可以飞翔到达天神之所的神鸟,出自庞贝古城的荷马神杯就描绘了神鹰将荷马带往天国的场景。

荷马神杯是奥古斯都-泰伯利亚时代的银质品,重约800克,全浮雕压花。在杯身的外侧刻画着这位伟大的希腊诗人像神仙一样,身上包裹着莨苕树枝,坐在一头鹰的身上飞向天空的情景。荷马长着长长的胡须,浓密的头发,在两只天鹅的陪伴下缓缓升天。在他的两边是两个坐在树枝上的女性意象,他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人格化象征。[xxiii]

荷马神杯上的鹰

神鹰能到达天神居住的地方,这当然不仅仅是想象,古代的贤哲们是深信这一点的,8世纪,阿拔斯王朝的哈伦·赖希德做过这样的探索并深信不疑。

古代知识体系中对星空的探索是非常有限的,虽然对于宇宙空间、星体与时间季节的观察方面积累了比较系统的知识。但是作为一种想象创造物的“神”还是被人们置于头顶之上的天空之内,所以,能飞到极高的鹰隼就是古人心目中可以探索神圣空间的非凡飞禽。

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最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希德(Harun al—Rashid,约764—809),就是一位很有意思的利用鹰隼的空间探索者。哈伦·赖希德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在他统治的23年间,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首都巴格达成了阿拉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文人学士的荟萃之地。国王哈伦·赖希德有一次在摩苏尔领土上狩猎。他手捧一只白鹰,由于这只鸟挣扎起来,哈里发便把他放了出去。鹰不停地旋转向上飞去,以至于它飞向高空使人看不见了。正当大家对于再看到它感到失望时,它返回来了,并紧紧地抓住已捕到的猎物。猎物既像爬行动物又像鱼,并长有呈鳍形的羽毛。赖希德将之放入一个盒子内。当他出猎返回时,便把学者们召集起来,并询问他们是否相信在天空中也有生灵居住。穆嘎提勒说:“信士们的国王,我们通过有关你祖父阿卜德·安拉·阿拔斯的传说而获悉,空中也居住有各种等级的生灵,居住在距我们最近地区的是在空中产卵和孵雏的动物,幼雏然后被厚厚的空气层携裹至高空,它们在那里也会找到生存的办法,一直发育到长有翅而无羽毛的蛇或鱼状。这样一来它们就成了亚美尼亚白鹰的猎物。”哈里发于是便拿来了盛那只动物的盒子并指给在座的人看。他这一天没有忘记犒赏穆嘎提勒。[xxiv]

鹰隼被神化,当然不仅仅是将之当为人神之间的消息传递者,中国古代文献中尚有神僧生于鹰巢之说:

释宝志,本姓朱氏,金城人。初朱氏妇闻儿啼鹰巢中,梯树得之,举以为子。七岁依钟山僧俭出家修习禅业,往来皖山剑水之下,面方而莹彻如镜,手足皆鸟爪。止江东道林寺。至宋大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始若难晓,后皆效验。[xxv]

这个记载也见于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8,神僧释宝志得于鹰巢之儿——这是其他神话类传说中所没有的情节。一般早期神话传说中的神奇祖先传说都是归之于卵生,而对鸟之种类本身则描写模糊;而像乌孙昆莫受狼乳之传说中,有乌鸦衔肉哺育之情节:“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xxvi]但不会将之归为乌鸦之子。然而释宝志则不但是得于鹰巢,而且长大后还有“面方而莹彻如镜,手足皆鸟爪”的情状,这种杜撰显然是将之归为“鹰之裔”——此等想象力是比较奇怪的,也算是鹰神话的一个变种,至于其有无深层的文化背景,则不得而知。

宋代僧史上另一桩记载,则完全不同于“释宝志出自鹰巢”这样的版本,而是非常恰当地利用了称颂鹰隼迅疾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妙旨。宋代雪窦寺法显禅师有一首禅理颇佳的诗作,就以苍鹰之疾为喻云:“一兔横身当古道,苍鹰才见便生擒。后来猎犬无灵性,空向枯桩旧处寻。”[xxvii] 此乃“守株待兔”的猎狗版,此处以苍鹰来比喻刹那之间的禅机,确实深得其妙。而鹰之迅疾灵巧的生理特征,亦由此诗而得以转换进入一个思想哲理之境。

鹰隼之神,与“王”有关,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古埃及的荷鲁斯,还是拜占庭的双头鹰及萨珊王朝的鹰徽,均是王权神圣的象征。马可·波罗记载古代亚洲地区的国王是生来身体上就带有“鹰痕”之人:“谷儿只有一国王,名称大卫蔑里,法兰西语犹言大卫国王,臣属鞑靼。古昔国王诞生,右臂皆有一鹰痕为记。”[xxviii]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对国王的神化,但反映出彼时文明体系中对国王与“王权神授”之关系,曾以“鹰”为其证明或标记。据说,萨珊王朝的国王帕尔维兹有9颗玉玺,其中的第六颗上面就绘有一只鹰,这枚玉玺是用以致外国国王的信件上面封口用的,这表明萨珊国王的外交形象也是以鹰而树威。[xxix]

古巴比伦有狮头神鹰的形象,而罗马军团的标记则是双头鹰。罗马分裂后,双头鹰由东罗马帝国继承,成为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王徽。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弟弟带着两个儿子和女儿索菲亚·帕列奥洛格逃到罗马。1472年,在罗马教廷的主持下,索菲亚公主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双头鹰徽作为公主的嫁妆来到了俄罗斯。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了法典,建立了莫斯科大公国,规定了双头鹰国徽为俄罗斯国徽,并且将其图案刻在了俄国国玺上。同年,一面镀金的双头鹰徽记被安放在了克里姆林宫,俄罗斯获得了象征自己国家的标志。[xxx]

代表王权的双头鹰


隼中之隼:海东青

海东青乃矛隼,是隼中名品。当其俯冲捕猎之时,身体如枪矛般迅疾刺下,所以被称之为“矛隼”;其体色主要为暗青色,再加上古代中国只能在东北近海之地捕获其幼鸟,因而又被称之为“海东青”。[xxxi]

海东青是一种春秋两季迁徙的候鸟,它秋季从北美、欧、亚大陆的北极区,向南或西迁徙。中国的海东青来自鄂霍茨克海和日本海以东的地区。[xxxii]其中有些可能来自北美的北极地区,跨海东迁,于旧历十月初到达宁古塔地区,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向西飞至我国甘肃、宁夏及其以西的中亚地区越冬。春季又由这些地区经山东、河北一带到太平洋两岸北部地区及北极区筑巢、产卵、繁殖。秋末,又带领当年的幼雏,跨洋飞迁。所以古代所捕的海东青多为幼鸟,即所谓“秋黄”。[xxxiii]海东青的繁殖区,在鄂霍茨克海(包括鞑靼海峡)以东的库页岛及其以东的群岛,还有日本海以东的日本和西南的朝鲜等地。在欧、亚、北美的北极地区及太平洋两岸北部的陡岸、悬崖地区筑巢、产卵、繁殖。[xxxiv]

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辽东矛隼“海东青”就已经见诸记载。此事,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清晰的叙述,孔子曾对此有很权威的说明: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勾践会稽。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xxxv]

此处之“集于陈廷”之隼,来自古族肃慎之地,史载肃慎故地“有粟麦,土多貂鼠、白兔、白鹰”,[xxxvi]是古代猎获“海东青”的中心地区,也是今天东北海东青的分布区域;春秋时期的陈国建都在宛丘(今河南淮阳城关一带),辖地最大时达14座城邑,大致为现在的河南东部和安徽部分。而海东青由北极区向南或西迁徙,完全可以到达现在的河南东部地区,因而孔子所见此隼应是海东青。

据郑作新《中国鸟类分布名录》载,中国的矛隼分为东北亚种和新疆亚种两个亚种。其中东北亚种分布在“东北北部黑龙江流域、东北呼兰”;新疆亚种“繁殖在新疆天山、新疆西部、青海湖”。[xxxvii]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海东青相对照,古代中国东北的五国部、女真部,高丽、辽东、登州,阻卜、乌古、敌烈等地区分布的海东青应为今日矛隼的东北亚种,而文献记载中西北沙州的“青骹鹰”[xxxviii]及西夏境内的海东青,则很可能是分布在青海湖地区的矛隼新疆亚种。

架着猎鹰的小男孩

从唐代以来,东北亚种的矛隼就被进贡到中原来,这是历史记载中矛隼“海东青”的主要来源,如唐人苏颋《双白鹰传》云:“开元乙卯岁,东夷君长自肃慎扶余而贡白鹰一双。其一重三斤有四两,其一重三斤有二两,皆皓如练色,斑若彩章,积雪全映,飞花碎点。”[xxxix]唐人称白矛隼为“白鹰”而不是“海东青”,苏颋的这个描述形象而生动。历史上矛隼的新疆亚种也有被进贡到中原朝廷的记载,如唐代咸通六年(865),“沙州节度使张义潮进甘峻山青骹鹰四联”[xl];明代永乐年间,吐鲁番“贡名马、海青及他物”[xli],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遣千户哈马力丁等来朝,贡马及海青”[xlii]。这都是新疆亚种的矛隼。

白色矛隼数量极少,非常珍贵,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猛禽。矛隼因为体态雄伟、羽色奇特,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以降,“海东青”就被皇家鹰猎活动所青睐,唐宋有着规模不小的专门机构来管理猎鹰,辽、金、元和清朝时,皇帝及其帝国官僚们大规模地用“海东青”狩猎,视为珍禽,当时矛隼已是价值连城的猛禽。早在唐代,海东青就已是满族先世朝奉中原王朝的名贵贡品;在金元时期甚至有这样的规定:凡触犯刑律而被放逐到辽东的罪犯,谁能捕捉到矛隼呈献上来,即可赎罪,传驿而释;到了清代,一只矛隼竟值30两白银,可见其何等珍贵。

由于隋、唐、宋都是根底雄厚的农业文明王朝,因而鹰猎之事并没有辽、金及元、清等游牧和渔猎民族建立的政权那样规模宏大,中原地区“海东青”的数量相对很少,非常珍稀。据《旧唐书》记载,唐代宫廷的“白鹰”主要是做“仪仗”之用:

(开元四年)乾曜为京兆尹……尝有仗内白鹰,因纵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捕之。俄于野外获之,其鹰挂于从棘而死,官吏惧得罪,相顾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当不以此置罪。必其获戾,吾自当之,不须惧也。”遂入自请失旨之罪,上一切不问之。[xliii]

此处挂树而死的“白鹰”就应该是“海东青”,“海东青”一名彼时尚不通行,而直呼之为“白鹰”。

不仅唐代如此,即使是与辽金相对峙而又多有交流的北宋朝廷,贵为天子的皇帝,其所拥有的 “海东青”也并不多。史载宋太宗时期,“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忠献鹘一,号‘海东青’,诏还赐之”。此事之记载,显然是要达到褒扬宋太宗勤于政事的目的,但也透露出“海东青”之确实难得。[xliv]由此亦可以推论,宋太宗当年将五坊所蓄鹰隼放出,只留下十余只作为出行时的“展礼”道具,其中大多可能并不是“海东青”。

皇家宫廷的海东青狩猎之场面,文献中最详细直观的记载有两段,可供我们仔细斟酌。一是《辽史·营卫志中》所记述的辽代帝王在春捺钵之时放海东青猎天鹅的场面;二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元太祖忽必烈大汗春猎出行的盛大队伍。这两段文献记载都栩栩如生,细节毕现,是我们了解古代皇家放海东青狩猎场面的珍贵资料。

在辽代皇家狩猎活动中,“海东青”的主要狩猎活动是在春天,是捕猎天鹅,其过程及场面如下:

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深骑驰报,远洎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弋猎网钩,春尽乃还。[xlv]

对此,《辽史·地理志》的记载更为简约连贯,列之如下:

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得头鹅者,例赏银绢。[xlvi]

这是对辽朝皇帝携海东青猎捕天鹅的生动描写,文献中的这一幕,如果再配上直观的画面就会更为完整。而明代画家殷偕绘于绢上的《鹰击天鹅图》,正是此段文字之绝配,可谓相得益彰。《鹰击天鹅图》描绘的是鹰击天鹅的瞬间,顿失平衡,翻滚下坠,犹作挣扎。

鹰击天鹅图

对于忽必烈大汗的皇家鹰隼之数量众多与狩猎的盛大排场,亲眼目睹其阵势的马可·波罗也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

阳历三月初即从都城首途南下,至于海洋,其距离有2日程。行时携带打捕鹰人万人,海青500头,鹰鹞及他种飞禽甚众,亦有苍鹰,皆备沿诸河流行猎之用[xlvii]

君主之鸟,爪上各悬一小牌,以便认识。诸男爵之鸟亦然,牌上勒鸟主同打捕鹰人之名,鸟如为人所得,立时归还其主,如不识其主,则持交一男爵名曰不剌儿忽赤者,此言保管无主之物者也。[xlviii]

大汗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覆狮皮。携最良之海青12头。扈从备应对者有男爵数人。其他男爵则在周围随骑,时语之曰:“陛下,鹤过。”大汉闻言,立开楼门视之,取其最宠之海青放之。此鸟数捕物于大汗前,大汗在楼中卧床观之,甚乐。侍从之诸男爵亦然。[xlix]

四头大象背上托举的庞大而舒适的可汗行宫,一万人的“打捕鹰人”随行,携带500多只海东青。这种场面之壮观,史所未见。难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都要慨叹:“余敢言世界之人,娱乐之甚,能为之优,无有逾大汗者。”[l]

对于北部草原上的古代蒙古而言,海东青当然不仅仅是一种狩猎的帮手。至为重要的是,海东青是他们敬畏崇拜的对象,是神,是王权的象征。蒙古大汗以海东青为其王权之象征,他宠信的军队统帅或王子公主及特别派出的使臣,都持有“海青符”——这是一种上面刻画有雄鹰海东青的牌符,象征着可汗亲临,因而持此符者权力巨大。按马可·波罗的记载,蒙古人的牌符中,万夫长有狮头金符;统率10万人的大藩主或一军之统帅,使用刻有日月形的狮子符。只有可汗的牌符是“海青符”,此牌符代表可汗亲临:“有时给海青符于此诸大藩主。持有此符者,权势如大汗亲临。持此符之人欲遣使至某地,得取其地之良马及他物,惟意所欲。”[li]1290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赐婚卜鲁罕族女子阔阔真于伊儿汗国可汗阿鲁浑。当阔阔真1292年年底抵达伊儿汗国时,阿鲁浑已经于1291年去世,1293年八月,阔阔真嫁给了阿鲁浑的长子合赞。马可·波罗与另外2位欧洲人参加了这次护送阔阔真到伊儿汗国的行程,在离开伊尔汗国的时候,他说:“阔阔真赐以金牌四面,两面是鹰牌,一面是虎牌,一面是净面牌,上有文云:‘此三使者沿途所过之地,应致敬礼,如我亲临,必须供应马匹及一切费用,与夫护卫人役。'”[lii]这种所谓的金质“鹰牌”也就是“海青符”。此外,驿站之铺卒或重要使者亦有持海青符者:“(铺卒)常持一海青符,俾其奔驰之时,偶有马疲或者其他障碍之时,得在道上兼有骑者即驱之下,而取其马。此事无人敢拒之,由是此种铺卒常得良马以供奔驰。”[liii]

在以上史料中,“海青符”都代表可汗本人,是王之象征,而非其他。“海青符”反映出海东青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从蒙古早期历史记载中可以追溯到其发展的脉络。

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就有关于“白海青”预兆之传说,据《蒙古秘史》记载,也速该带铁木真去斡勒忽讷兀惕(Olkhunuud)部落,遇见了弘吉剌部的德薛禅,德薛禅对也速该说:

也速该亲家,我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白海青抓着太阳和月亮,飞来落在我的手臂上。我把这个梦讲给人说:太阳和月亮只是能望得见的,如今这个海青却拿着来落在我的手臂上,白海青降下来了,这是要叫我看见什么好预兆呢?也速该亲家,我这个梦,原来是叫你带着你的儿子前来的预兆啊。梦做得好!这是什么梦呢?必是你们乞牙惕人的守护神前来指教的。[liv]

可见,白海青抓着太阳和月亮的神鸟,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守护神。这种观念当然不是仅仅始自蒙古,在北方草原民族中有其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至少,我们可以将之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匈奴文化体系观念之中。对于这个议题,我们需要从战国时期匈奴王的海东青黄金王冠讲起。

匈奴王海东青黄金王冠

海东青黄金王冠,1972年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门其日格苏木阿鲁柴登匈奴墓葬。这件战国时期的金质鹰形冠饰,是迄今为止我国仅存的最令人震撼的2000多年前的匈奴“胡冠”。匈奴海东青王冠整体由冠顶和额圈二部分组成:冠顶高7.1厘米,重192克,额圈直径16.5厘米,重1202克,冠顶作半球面形,花瓣状,饰浅浮雕四狼吃羊图案,狼作卧伏状,盘角羊前肢弯曲,后肢被狼咬住,作反转态。冠顶中央傲立一只展翅雄鹰,鹰体由金片作成,中空,身及双翅有羽毛纹饰,鹰首、颈用绿松石作成,首颈间有花边金片相隔。尾部另作,用金丝与鹰体连接,可以活动。冠顶呈现出了雄鹰俯瞰狼咬羊的生动情景。额圈由三条半圆形的绳索式金带巧妙并合而成,前面有上下两条,中间及末端均有樟卯相合,后面一条两端有樟与前面一条连接。[lv]傲立冠顶的海东青,俯视着狼咬羊的激烈场面,马、羊和虎在额圈上呈动态分布。可以说,草原游牧文明中的所有重要文化元素都聚于此冠。海东青在这里不仅仅表示勇猛之意,而且可能是草原生活的俯视者。

与此冠相关联者,我们还可以审视一下突厥毗伽可汗鸟型王冠。毗伽可汗是第二突厥汗国的可汗,734年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部下毒死。早在19世纪末,俄国考古学家就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450公里的额尔浑河畔发现了毗伽可汗陵园。2001年,土耳其和蒙古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毗伽可汗陵园内发掘出数以千计的金银珠宝,其中就有这件浮雕有神鸟的金冠。

突厥毗伽可汗鸟型王冠

此王冠中间的鸟形如孔雀,正面直立,展翅翘尾,尾羽似团花。林梅村认为此亦是“海东青”金冠,[lvi]但是此冠之鸟型同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海东青冠之鸟形有非常大的差别。阿鲁柴登匈奴海东青金冠是完全的写实之鹰,而突厥毗伽可汗鸟型王冠上的则是明显具有美术夸张和对称加工的想象之鸟。

此外,蒙古国阙特勤陵园出土的阙特勤头像上也是此种具有想象和美化成分的鸟的图像。阙特勤是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死于开元二十年(732),其陵园位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硕柴达木。1958—1959年的考古发掘中,在陵园内的一东向献殿前埋祭祀品的坑内出土了阙特勤的鸟冠头像,鸟的形象同毗伽可汗金冠完全一致。

阙特勤头像上的鹰冠

陈凌将突厥毗伽可汗鸟型王冠与两汉至隋唐出土朱雀图像相对比,认为此乃“朱雀冠”。[lvii]虽然从图像的系统来考察,突厥王冠中间的鸟不是写实的“海东青”形象。但是,将“朱雀”这样一种完全华夏化的神鸟符号认定在草原民族突厥的王冠上,还是非常突兀的,缺少草原文化因素的支撑。[lviii]“鸟冠”是一种“武冠”,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汉书·舆服志下》云:“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lix]王国维在《胡服考》中就指出:“胡服之冠,汉世谓之武弁……若插貂蝉及鹖尾,则确出胡俗也。”显然,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统帅头戴鸟冠的文化才进入中原。[lx]而在丝绸之路上,从西亚到中亚,战神纳伽尔、战神阿斯塔提与佛教的毗沙门天王,都有头戴鸟冠的形象,[lxi]此鸟为雄鹰是毫无疑问的。

因而,突厥可汗冠饰之鸟,应该就是猛禽海东青,它不仅以此来表示勇猛之意,而且这也是欧亚大陆北部王权认同的一个符号。它同法老的守护神荷鲁斯,同马可·波罗所说的“古昔国王诞生,右臂皆有一鹰痕为记” [lxii]之说,同《圣阿尔班之书》所言“这是矛隼,一只雄矛隼,它属于国王” [lxiii]等记载,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因素。


古代国王与鹰隼之关系

鹰的被驯养可能不仅仅是当做狩猎的帮手,还曾成为王者的仪仗队之一。据马苏第记载,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宫廷中就流行用游隼伴随国王出行的宫廷礼仪。每当国王骑马列队而出时,经过专门训练的游隼就会在国王卫队的上空形成一个华盖一样的拱顶。游隼群不停地往复飞翔盘旋,直到国王下马为止,它们才会落下来围在国王所在的四周。[lxiv]这种将大批的游隼训练作为整齐划一的仪仗队的排场,是在其他文献记载中所没有的。隼之孤傲、独立,在飞禽中无以类比,能将之训练成集群的盘旋仪仗队,难度之高,非可言传辞叙。马苏第并没有亲见此仪仗队,而只是转述一位阿拉伯贤达伊本·欧费尔的记载或传言,其真实性犹待细辨。

但鹰隼作为古代皇家贵族出行仪仗之一员,则是毫无悬念的。对鹰隼的仪仗身份,《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宋真宗曾下旨云:“诏量留五坊鹰鹘,备诸王从时展礼,余悉纵之。”[lxv]皇家鹰隼管理机构五坊所养鹰隼自然不少,但是宋真宗将之大量放出,只留下“十余”只用来“展礼”。[lxvi]

这种具有“展礼”性质的炫耀性仪仗情状,我们可以在出土的中国古代皇家墓葬壁画中一窥仿佛,如唐代章怀太子李贤(654—684)墓壁画《出行狩猎图》所描绘的庞大队伍中,驯化的飞禽走兽颇多,有猎豹、猞猁、名犬、鹰隼、鹦鹉等,[lxvii]所有这些飞禽走兽不一定都是用来狩猎的工具,而具有仪仗的功能,即宋真宗所谓“展礼”是也。

“礼”是古代等级制度中最具仪式性标志的文化事项,所谓“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乃言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即孔子所说的“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不论中西方,在古代文明体系中,都非常讲究这种“序人民”的等级制度,不同的社会等级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鹰隼之驯养虽本于狩猎,但一当其进入等级制的古代社会,不同身份的人驯养不同的鹰隼,就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在14—15世纪的西域地区,一些与明王朝有贸易或朝贡关系的小的地方政权如吐鲁番、别失八里等,在与明朝中央的交往中,总是会提出得到名鹰“海东青”的要求。[lxviii]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种白色的矛隼“海东青”在彼时的欧亚大陆王权体系中被认为是“王者之鹰”,[lxix]拥有一只白矛隼,对于区域小国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是王权得到确认的一种表征,是一种高等级的炫耀性事项。

在距离东亚大陆遥远的英国,15世纪出版的《圣阿尔班之书》将不同等级的贵族与不同隼的一一对应关系做了描述:

这是矛隼,一只雄矛隼,它属于国王。

这是苍鹰,一只雄苍鹰,它适合王子。

这是岩鹰,适合公爵。

这是游隼,适合伯爵。

还有鹰雀,这适合男爵。

这对雄猎隼和雌猎隼,它们适合骑士。

这对雄茶隼和雌茶隼,它们属于乡绅。

这是灰背隼,它适合女士。[lxx]

这样的等级当然并不是完全不可打破的,但是被列入最高等级的鹰隼,往往是品种比较特别、数量非常稀少的难得之物,如白色的鹰隼就不是谁都能驯养的,因为其稀少珍贵;而隼中名品“海东青”往往是皇家的猎鹰,一般贵族要豢养是要得到特殊恩准的。

辽代有“禁吏民畜海东青鹘”[lxxi]的法令,只有一些获得特许的王公贵族与朝廷显贵才能合法拥有“海东青”。据《辽史》记载,建州永霸县人张孝杰,乃重熙二十四年(1055)进士,历任枢密直学士、惠州刺史、工部侍郎等职,封陈国公,在辽朝廷汉族官员中已是“贵幸无比”的北府宰相。尊贵如此,也没有养蓄“海东青”的特权。直至其党同耶律乙辛参与攻击诬陷皇太子的阴谋,被赞为狄仁杰当世,受蒙蔽的辽道宗下旨允许其获得“放海东青”的特权。[lxxii]

正是因为皇帝、国王们是那些最好的鹰隼的主要占有者,所以在古代文献中,又很容易把驯养鹰隼的功劳归之于国王们的头上。如希腊国王托勒密就被当成是训练苍鹰狩猎的开创者,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一书中这样说:“某些熟悉这一世界诸国王历史的作者们记载说,托勒密是第一位拥有苍鹰的人,第一个训练它们让它们捕捉动物。”[lxxiii]

而猎鹰之被最早训练狩猎,则被归功于一位叫做欧里克(Euric)的西班牙国王,马苏第记载说:“欧里克(Euric)国王出行时,猎鹰在他的上空成群结队地飞翔,当国王放出一只鸟的时候,一只鹰便攻击它并抓获了它,国王龙颜大乐,于是就训练鹰捕获这些猎物,这位国王就是西班牙第一个训练鹰的人。”[lxxiv]这样的传说还有很多,譬如古罗马的一位国王被记载是最早驯养游隼的人等。[lxxv]马苏第记载的这些传说显然都是彼时人们对其国王们的美化赞颂之词,只能说这些国王们是上等鹰隼的较早使用者,而非驯养者。

最早的鹰隼驯养术出现在中亚与小亚细亚一带是毫无疑问的,但发明者绝非国王。然而国王们沉迷于鹰隼狩猎,则是欧亚大陆上古代王国一直存在的事实,只不过这种记载在东西方文献中以不同的面貌表现了出来。关于鹰猎的文献,最早的记载来自阿拉伯学者,可能是9世纪就有了系统的文本。[lxxvi]因为鹰猎不仅仅是在狩猎过程中的那种驱使,更大量的工作在于鹰的捕捉、训练、喂食等各个环节。[lxxvii]繁琐复杂的驯养方式和奇妙的狩猎方法,使得古代埃及、波斯直至中亚与欧洲及东方国家宫廷中豢养了相当数量的鹰隼。

欧亚草原民族直接将鹰与帝王的形象联系起来,以之作为王权之象征,因而国王驯养鹰的神圣性不容置疑、引以为荣。而以深厚的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华帝国儒家文明中,并没有崇拜这种“天禽”的传统,对于鹰猎,更多的是一种奢侈娱乐而非敬畏或崇拜。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由于受农业文明与儒家教化的影响,鹰犬狩猎在正统表述中一直是“荒废政事”的负面形象标志,所以即使帝王们沉迷于此,文献中也总是不断地出现皇帝放弃鹰犬狩猎的记载。所谓“罢诸州府鹰鹞”、[lxxviii] “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lxxix] “出宫女,纵鹰隼”、[lxxx] “敕解纵五坊鹰隼,内外无得更进”[lxxxi]之类的记载,史书中比比皆是。

当然,古代中国帝王之所以经常有放弃鹰犬狩猎的举动,根本上还是由于秋猎活动与农业生产有非常强烈的冲突,正如五代时期后唐皇帝李亶于长兴二年(931)所言:“朕昔尝从武皇猎,时秋稼方熟,有兽逸入田中,遣骑取之,比及得兽,余稼无几。以是思之,猎有损无益,故不为耳。” [lxxxii] 狩猎对秋熟的庄稼的破坏是自不待言的,所以蒙古人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曾有将北方农耕区变为草原游牧区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游牧狩猎经济与农业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矛盾。

而至迟自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古代皇家宫廷就设有专门的“鹰师曹”管理皇家鹰隼,还豢养有大批的狐、兔、飞禽供皇帝显贵鹰猎取乐。到唐代,这种名为“五坊”的皇家鹰隼管理机构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成为危害百姓的一大祸害。“五坊,谓雕、鹘、鹰、鹞、狗,共为五坊”,[lxxxiii]供职其中者主要有五坊使、五坊小儿等。因为豢养这些鹰犬之类需要一定的专门技术,所以其下掌管着一些所谓的“五坊户”,这是有别于一般编户的人家。“五坊”因为专掌犬马声色之事,自然其中会有过多的无赖生事之徒,所以五坊小儿的名声应该好不到哪里去。《唐会要》对此有生动记载:

元和三年(808)七月,五坊品官朱超晏、王志忠,放纵鹰隼入长安富人家,旋诣其居,广有求取。

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罗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或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以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酒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詈。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食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lxxxiv]

撇开传统儒家正统观念和史官对“犬马声色”的天然厌恶成分,也可透视出此皇家机构和皇帝的鹰隼驯养人的教养不堪之情状——这些都是所谓“中官”,应该是有一定驯鹰技术的人,可以称之为“鹰师”。其中著者莫过于杨朝汶,唐代贞元十三年(797),此中官五坊使因放高利贷刑讯逼债,打死大商人张陟而被正法。[lxxxv]

唐代的训鹰人

关于中国古代皇家驯鹰人的资料很少,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在608年召集全国驯鹰师于东都洛阳集会,“至者万余人” ,[lxxxvi]可谓声势浩大。然而宫廷鹰隼驯养人则很难留下任何记载,《唐会要》中也只是说唐代初年杨崇庆、牛仙客、李元祐、韦衢、章仇兼琼、王鉷、吕崇贲、李辅国、彭体盈、药子昂等人任职“五坊使”,这些人大多为出身军官的武夫,多人有在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及草原地带任职经历,如章仇兼琼乃是益州司马军职出身,曾任剑南节度使,长期与吐蕃战;[lxxxvii]王鉷以善敛财经营之道而受唐玄宗李隆基青睐;[lxxxviii]药子昂长期任殿中监一职,曾数次被派出去慰劳回纥可汗;[lxxxix]所以,这些人对于北部游牧者可能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于“雕、鹘、鹰、鹞、狗”之事自然会有所精通。 当然,“五坊”仅仅是皇帝的鹰隼管理机构,其头目显然不一定是专业的技术人员,只是官僚而已——至少唐代是如此。

皇家鹰猎之事,唐与宋的情况大概接近。而辽、金、元由于统治者出身草原民族,情况就大为不同。 有着游猎文化背景的辽朝虽然汉化程度极深,史书中也常有皇帝放弃鹰犬狩猎活动的记载,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对此道极为重视。尤其是辽代的“捺钵”制度,是国家重大礼制活动,其“春捺钵”中的鹰猎之重要,非中原王朝可比。正由于此,辽王朝的皇家鹰师和鹰坊官员的专业性极强,其所承担的职业风险也相当高,稍有失职,就有可能遭到重刑责罚。

在应历十五年(965)的二月春猎中,因为猎获野鸭,辽穆宗下旨废除对鹰坊的重刑“刺面、腰斩之刑”,[xc]说明皇家鹰师如果此前有严重过失是要受此重刑的;而就在同年(965)三月,掌管山泽苑囿田猎的虞人沙剌迭,因为“侦鹅失期”,而被“加炮烙、铁梳之刑而死”[xci]。而大康元年(1075)春二月,因为猎得天鹅,鹰坊使耶律杨六被升任为工部尚书。[xcii]由此可见,身为辽朝的皇家鹰师,其一身荣辱全系于狩猎之成功与否。

与皇家鹰师之技艺相关联,民间有大批的驯鹰人。从唐代以来,就有“五坊户”专司捕捉鹰隼,辽代曾有“五坊人四十户叛入乌古”[xciii]的记载,可见“五坊户”人数不少。辽人部落民中,有一个被称之为“稍瓦”的部落,可能是在辽东专门为朝廷捕捉鹰隼而生活的。

契丹部落虽众,但各个部落特征迥异,按《辽史》的记载云:

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类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韦之类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曷术之类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是也。[xciv]

显然,契丹的部与族是有很大差别的,稍瓦、曷术是“部而不族者”。《辽史·营卫志下》载:

稍瓦部。初,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稍瓦石烈,“稍瓦”,鹰坊也。居辽水东,掌罗捕飞鸟。曷术部。初,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曷术”,铁也。以冶于海滨柳湿河、三黜古斯、手山。[xcv]

可见,稍瓦部是专司在辽东捕捉水鸟的专业部落群体,曷术部是专司冶铁的手工业部落群体。由此可以推断,辽代的一些鹰师,可能主要出自稍瓦这个部落。辽朝官员中,也有一些人是颇有名的鹰师,如官拜南院大王的耶律制心,就以“善调鹰隼”[xcvi]著称,而出身辽朝皇族的耶律奴瓜也是“善调鹰隼”者,他臂力强劲,在统和四年(986)曾打败过著名的“杨家将”之老将杨继业。[xcvii]

建立元帝国的蒙古人,其皇家鹰师的地位自然也不低。如元英宗硕德八剌就封其鹰师不花为赵国公,[xcviii]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鹰师脱脱生病,就被“赐钞千锭”。[xcix]据马可·波罗记载,在元上都,忽必烈大汗就有200多只海东青,[c]而他每年三月从元大都出行狩猎,携带的鹰隼无数,仅海东青就有500多只,彼时被称为“打捕鹰人”的鹰师就有上万人,[ci]由此可见皇家鹰隼及鹰师之众多。

战场上的鹰隼

在古代战争中,鹰隼与乌鸦也是参战者。由于其食肉习性,血肉横飞的战场是鹰隼和乌鸦可以长时间饱餐的食源地。交战双方的战死者和马匹、驮兽的尸体,为他们提供了肥美的大餐。国王和将军们也可能有意识地把训练有素的猛禽鹰隼带入战场中,至少是作为一种仪仗或制造声势的工具。至于鹰隼能否有效发挥攻击敌方的作用,尚无明确的文献记载。不过,马苏第记载了一个训练有素的鹰隼攻击人的实例:大约在531—579年,罗马国王给萨珊波斯国王送去一只猎鹰,此鹰一到,就将一只羚羊撕成了碎片,波斯国王非常满意。不料,在某一天,此猎鹰突然对一位小王子发动攻击,将他撕成了碎片。波斯国王此时才明白中罗马国王阴险的圈套。[cii]鹰隼的训练,是要有人专门来完成的,并且其对于训练它的原主人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如果换成生人,一旦激起其斗志,很难保证不被攻击。因而,经过特殊训练的鹰隼对陌生人或特定的对象发起攻击,是完全可能的。

在历史图像方面,鹰隼在战争场面中出现,其中最典型的有二:一是出土于埃及底比斯帝王谷的图坦卡门法老棺材上的战争画面,画中有盘旋的秃鹫,表现的是公元前13世纪的境况;[ciii]二是公元前9世纪的一幅亚述浅浮雕石刻中,亚述国王阿苏尔纳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Ⅱ)率兵攻击敌方城市,其中有参战的鹰隼形象。[civ]图坦卡门棺盖上的绘画,表现的是年轻的法老图坦卡门在战争中的场景,他站在战车上,拉弓向敌营射箭,他的战士英勇奋战,敌方士兵倒在他的马蹄与车轮下。画面右下前方,法老的两只猎犬也在撕咬敌人。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法老图坦卡门头顶的天空,两只凶猛硕大的秃鹫在相向而飞。

古埃及战场上的秃鹫

这幅彩绘画表现的可能是法老对抗努比亚人的场面。图坦卡门在位时间极短,可能仅仅10年,[cv]所以这幅画表现的具体历史情节尚不得而知如果按古代埃及的神话谱系来解读,这两个相对而飞的秃鹫可以视为古埃及之神,是法老的保护者、护佑神鸟,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实战猛禽。它所表达的是神是站在法老一边的,代表着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王者必胜的天道。

但是,亚述国王阿苏尔纳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Ⅱ)率兵攻占敌方城市的浅浮雕上面的鹰隼,显示出其确实是发挥攻击作用的真正参战者,体现了亚述军事与战争技术的高超。在这幅浅浮雕中,亚述国王阿苏尔纳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Ⅱ)亲自驾着3匹战马牵引的战车,战车前方,是两排跪射与立射交错的重装甲胄弓箭手,战车后方,是轻装的步兵或侍从兵。引人注目的是,在国王前方的天空中,飞翔着2只雄鹰,从翅羽与头部来判断,应该是体型较大、训练有素的鹰隼。最前方的一只鹰隼处于弓箭手身后阵列,呈振翅欲扑的状态;后面的一只鹰隼则俯冲下来、凶猛地啄咬一位正从城墙上坠落的敌方士兵的屁股。[cvi]这种在战场上显现神威的鹰,文献中没有相关记载。从图像来推断,鹰参与战斗,要么是经过特殊训练的,要么仅仅是艺术创造的一种幻想。

亚述国王军队中的鹰隼

在古代中国,名鹰“海东青”曾被携带到两军对垒的战场之上,但是一经放出就被敌对者诱惑而去,此事记载于《辽史》:

耶律沤里思,负勇略,每战被重铠,挥铁槊,所向披靡。会同间,伐晋,上至河而猎,适海东青鹘搏雉,晋人隔水以鸽引去。上顾左右曰:“谁为我得此人?”沤里思请内厩马,济河擒之,并杀救者数人还。上大悦,优加赏赉。[cvii]

此事发生在辽代会同七年(944),[cviii]辽太宗在该年十二月有南伐后晋的军事行动,在战争间隙,撒鹰打猎,其放出的“海东青”居然被五代后晋的军兵用鸽子引诱而去。虽然最后其大将耶律沤里思将“海东青”奋力抢回,但是,猎鹰不能参与战斗,从此小事件也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这并不妨碍鹰成为欧亚大陆上很多古代王国和民族、宗教体系中的战神。在古代埃及,法老的守护神荷鲁斯就是一位战神,而在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中,巴赫拉姆也是战争和胜利之神,他可以化身为野猪、白骏马、骆驼、绵羊、羚羊、雄鹰、黑兀鹫等各种动物,[cix]在琐罗亚斯德圣教书《阿维斯塔》中,是这样描写化身为雄鹰或黑兀鹫的巴赫拉姆的:

阿胡拉创造的巴赫拉姆是矫健的雄鹰,在飞禽中速度最快,在百鸟中最善于飞行。飞禽走兽当中,唯独它能避开翎箭……

去找一根羽翼硕大的雄鹰的羽毛,在自己身上轻拂,即可解除敌人的法术。凡持有这种猛禽的羽毛和骨头者,任何强敌都不能整治他、杀害他。因为那鸟中之王的羽毛将赋予他威严和神圣的灵光,保佑他安然无恙。

将四根雄鹰的羽毛置于两军阵前。那率先向高大魁梧、英姿焕发的阿马和阿胡拉创造的巴赫拉姆致祭行礼、馨香祷祝的军队,必将稳操胜券。[cx]

在这里,不再是鹰本身,仅仅是鹰的羽毛就具有这样的神奇魅力,在古代的宗教观念中,鹰作为战神的代表被推到了如此至高的位置。而在当代的象征符号里,各国空军的标识上都少不了鹰的翅膀,而美国空军更是豢养着隼作为其吉祥物。更为有意思的是,1971年,登上月球的美国阿波罗15号在月面验证了伽利略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理论,投下的是一把地质锤和草原隼的一根羽毛。[cxi]在几千年的历史时空里,鹰隼羽毛的神秘意义绵绵延续。

综上所述,对于人类社会而言,鹰不仅仅是一种作为自然物的天禽,它在人类社会的神圣崇拜体系和权力象征体系中具有多样的文化意义。鹰隼是与想象性动物龙、大型猫科动物狮子等比肩的具有典型的文化象征意义的动物,因而,在古代国王之王权象征、宗教生活之神圣代表等方面,鹰隼与狮子、龙等在欧亚世界的古代文明中被广泛使用。鹰隼文化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几千年的演化与发展,内含着以游猎为背景的草原文明对欧亚大陆文明传播和交流的深刻影响,是认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一个独特窗口。

责任编辑:阿含

网络编辑:刘扬

注释:

[i] 彭善国:《辽金元时期的海东青及鹰猎》,《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聂传平:《辽金时期的皇家猎鹰》,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额尔德木图:《北方民族鹰崇拜文化研究》,《满语研究》2013年第2期;等等。

[ii] H.M.Abzanov,Kazakh Borzoi Tazy,Astana:The History and Ethnology Institute ,2013;张涛:《柯尔克孜族的鹰猎文化》,《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西仁·库尔班:《鹰与塔吉克文化》,《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等等。

[iii] Housni Alkhateeb Shehada,Mamluks and Animals:Veterinary Medicine in Medieval Islam,Leiden: Brill,2013,p.194

[iv] 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52-259页。

[v] Lewis Mayo,“Birds and the Hand of Power:A Political Geography of Avian Life in Gansu Corridor,Ninth to Tenth Centuries,” East Asian HistoryNo.24, edit by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December 2002.

[vi] 《三国志》卷56《吴书》11《朱异传》引《文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15页。

[vii] 希罗多德:《历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8页。

[viii] 杜佑:《通典》卷154《兵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11页。

[ix] 海伦·麦克唐纳:《隼》,万迎朗、王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88-189页。

[x] 《史记》卷47《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22页。

[xi] 《隋书》卷3《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1页。

[xii] 海伦·麦克唐纳:《隼》,第188-189页。

[xiii] Housni Alkhateeb Shehada,Mamluks and Animals:Veterinary Medicine in Medieval Islam,Leiden: Brill,2013,p.194;马苏第:《黄金草原》上,第354页。

[xiv] 马苏第:《黄金草原》上,第225-228页。

[xv] 海伦·麦克唐纳:《隼》,第13页。

[xvi]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 年第2期。

[xvii]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元文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87页。

[xviii] 金寿福译注:《古埃及〈亡灵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1、112、227-228页。

[xix] 金寿福译注:《古埃及〈亡灵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6页。

[xx] 马苏第:《黄金草原》下,第607页。

[xxi] 拉施特:《史集》第1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2页。

[xxii] 额尔德木图:《北方民族鹰崇拜文化研究》,《满语研究》2013年第2期。

[xxiii] 迪雷塔·哥伦布编著:《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崔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

[xxiv] 马苏第:《黄金草原》上,第224页。

[xxv] 《神僧传》卷4《宝志传》,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史传部二》。

[xxvi] 《汉书》卷61《张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92页。

[xxvii]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18,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史传部一》。

[xxviii]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第22章《谷儿只及其诸王》,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5页。

[xxix] 马苏第:《黄金草原》上,第324页。

[xxx] 穆重怀:《俄罗斯文化中的双头鹰》,《俄语学习》2009年第5期。

[xxxi] 对于海东青的研究,可参见聂传平:《辽金时期的皇家猎鹰——海东青(矛隼)》,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11年。

[xxxii] 古代阿拉伯文献中记载的一种称之为tughrul的最为珍稀的鹰,可能就是中国古代推崇的矛隼海东青。 参见Housni Alkhateeb Shehada,Mamluks and Animals:Veterinary Medicine in Medieval Islam, Leiden:Brill,2013,p.195.

[xxxiii] 徐学良、谷风:《海东青的分布和产地》,《黑河学刊》1988年第1期。

[xxxiv] 徐学良、谷风:《海东青的分布和产地》,《黑河学刊》1988年第1期。

[xxxv] 《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1922页。

[xxxvi] 《新唐书》卷219《黑水靺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78页。

[xxxvii] 郑作新:《中国鸟类分布名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109页。

[xxxviii] 《旧唐书》卷19上《懿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60页。

[xxxix] 《全唐文》卷25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94-2595页。

[xl] 《旧唐书》卷19上《懿宗本纪》, 第660页。

[xli] 张廷玉:《明史》卷329《西域列传·土鲁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第8529页。

[xlii] 《明史》卷332《西域列传·别失八里》, 第8606页。

[xliii] 《旧唐书》卷98《源乾曜传》,第3071页。

[xliv] 《宋史》卷121《礼志·田猎》,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第2840页。

[xlv] 《辽史》卷32《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第373-374页。

[xlvi] 《辽史》卷40《地理志》, 第496页。

[xlvii]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第91章《管理猎犬之两兄弟》,第367-368页。

[xlviii]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第92章《大汗之行猎》,第371页。

[xlix]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第92章《大汗之行猎》,第372页。

[l]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第92章《大汗之行猎》,第372页。

[li]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第80章《大汗还汗八里城》,第313页。

[lii]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第18章《波罗弟兄同马克别大汗西还》,第41页。

[liii]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第97章《从汗八里遣赴各地之使臣铺卒》,第395页。

[liv] 札奇斯钦译注:《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卷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62页。

[lv] 丁勇:《鹰形金冠饰》,《中国博物馆》2010年第3期;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lvi] 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30页。

[lvii] 陈凌:《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1-154页。

[lviii] 图像之变化并不完全遵循严格的既有模式,尤其是带有神圣光环的图像,往往是在原有基础上要不断美饰的。这种“朱雀形”的海东青应该是在形象上借鉴了朱雀的美化样式。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三足乌”或“太阳鸟”就是一个典型,汉代或唐代之前的“三足乌”完全是乌鸦的形象,但是在唐代及其后 的图像中,很多已经是凤凰或朱雀的形象了,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后者看起来更美。但是我们不能就据此 认定太阳图案中的那个是凤凰或朱雀,它其实还是乌鸦。

[lix] 《后汉书》卷《舆服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68页。

[lx] 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lxi] 陈凌:《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第172-173页。

[lxii]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第22章《谷儿只及其诸王》,第55页。

[lxiii] 海伦·麦克唐纳:《隼》,第42页。

[lxiv] 马苏第:《黄金草原》上,第227页。

[lxv] 《宋史》卷7《真宗本纪》,第141页。

[lxvi] 《宋史》卷121《礼志·田猎》, 第2841页。

[lxvii] 周天游:《章怀太子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9-26页。

[lxviii] 《明史》卷329《西域列传·土鲁番》,第8530页;《明史》卷332《西域列传·别失八里》,第8606页。

[lxix] David J. Roxburgh,Turks:A Journey of A Thousand Years, 600—1600,London:Royal Academy of Arts,2005,p.213.

[lxx] 海伦·麦克唐纳:《隼》,2010年,第42页。

[lxxi] 《辽史》卷21《道宗本纪》, 第258页。

[lxxii] 《辽史》卷110《奸臣列传上·张孝杰》, 第1487页。

[lxxiii] 马苏第:《黄金草原》上,第353-354页。

[lxxiv] 马苏第:《黄金草原》上,第227页。

[lxxv] 马苏第:《黄金草原》上,第224-227页。

[lxxvi] Housni Alkhateeb Shehada,Mamluks and Animals:Veterinary Medicine in Medieval Islam,Leiden: Brill,2013,p.14.

[lxxvii] Housni Alkhateeb Shehada,Mamluks and Animals:Veterinary Medicine in Medieval Islam, pp.294-304.

[lxxviii] 《新唐书》卷7《德宗本纪》,第184页。

[lxxix]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9《唐纪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76页。

[lxxx] 《资治通鉴》卷248《唐纪六十四》,第8028页。

[lxxxi] 《资治通鉴》卷277《后唐纪六》, 第9061。

[lxxxii] 《资治通鉴》卷277《后唐纪六》, 第9061-9062页。

[lxxxiii] 《唐会要》卷78《诸使中·五坊宫苑使》,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682页。

[lxxxiv] 《唐会要》卷78《诸使中·五坊宫苑使》, 第1682页。

[lxxxv] 《新唐书》卷173《裴度传》, 第5213页;《唐会要》卷78《诸使中·五坊宫苑使》, 第1683页。

[lxxxvi] 《隋书》卷3《炀帝纪》, 第71页。

[lxxxvii] 《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 第141页。

[lxxxviii] 《新唐书》卷134《王鉷传》, 第4565页。

[lxxxix] 《新唐书》卷224《仆固怀恩传》, 第6367页;《新唐书》卷217《回鹘传》, 第6118页。

[xc] 《辽史》卷7《穆宗本纪》,第82页。

[xci] 《辽史》卷7《穆宗本纪》, 第82页。

[xcii] 《辽史》卷23《道宗本纪》, 第276页。

[xciii] 《辽史》卷7《穆宗本纪》, 第82页。

[xciv] 《辽史》卷32《营卫志上》, 第376页。

[xcv] 《辽史》卷33《营卫志下》, 第389页。

[xcvi] 《辽史》卷82《耶律制心》, 第1292页。

[xcvii] 《辽史》卷85《耶律奴瓜》, 第1315页。

[xcviii] 《元史》卷28《英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第629页。

[xcix] 《元史》卷30《泰定帝本纪》, 第676页。

[c]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第74章《上都城》,第277页。

[ci]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第91章《管理猎犬之两兄弟》,第368页。

[cii] 马苏第:《黄金草原》上,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8页。

[ciii] Erin Dress and Michaelann Millrood, The Horse:From Cave Paintings to Modern Art,New York, London:Abbeville Press Publishers,2008,p.73.

[civ] Erin Dress and Michaelann Millrood, The Horse:From Cave Paintings to Modern Art,p.79.

[cv] 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郭子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6页。

[cvi] Erin Dress and Michaelann Millrood, The Horse:From Cave Paintings to Modern Art,New York, London:Abbeville Press Publishers,2008,p.79.

[cvii] 《辽史》卷76《耶律沤里思传》, 第1251页。

[cviii] 《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 第54页。

[cix]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元文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219-291页。

[cx]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第283、288、291页。

[cxi] 海伦·麦克唐纳:《隼》,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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