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成功举行

2018-10-31 16:42| 发布者: 文心雕龙| 查看: 26| 评论: 0|来自: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摘要:   2018年10月22日-23日,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成都·2018)”隆重召开之际,由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具体组织承办的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于气候宜人的美丽蓉城顺利举办。出席本次文化遗产保护论坛的会议代表达57人,另有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20余人参加旁听。会议共收到39篇参会论文摘要,有29名代表在论坛上做了交流发言。  10月22日上午,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专

  2018年10月22日-23日,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成都·2018)”隆重召开之际,由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具体组织承办的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于气候宜人的美丽蓉城顺利举办。出席本次文化遗产保护论坛的会议代表达57人,另有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20余人参加旁听。会议共收到39篇参会论文摘要,有29名代表在论坛上做了交流发言。

  10月22日上午,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举行第二届“考古资产保护金尊奖”颁奖仪式,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杜金鹏主持颁奖仪式,刘庆柱、童明康、王巍、高大伦、王炜林、王辉、徐长青、郭伟民等文物考古界的知名学者专家作为颁奖嘉宾,向八个获奖成果颁发了奖杯和荣誉证书。

颁奖嘉宾和获奖人员代表

  两天的研讨交流中,学者专家交流发言的主题包括了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理论与实践、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理论与实践三个方面,内容涉及文化遗产前瞻性理论研究、考古遗址保护规划设计、实验室考古清理研究、考古发掘现场应急处置以及室内发掘清理与展示利用保护案例、文物分析测试与保护技术研究、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的理论与实践等。

  10月22日下午,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的分组论坛分别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研究员和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王炜林研究员主持,与会代表主要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基础性理论政策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实践研究进行交流发言,包括了文化遗产价值具体案例研究、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等内容。

王辉研究员和王炜林研究员主持22日下午的论坛报告

论坛会场掠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先生的演讲题目是“新时代考古文物事业新思考”。他对新时期考古文保的发展理念、方向、路线、策略等进行了探讨,认为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对我国文化遗产事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发展方向、路线、策略有清晰而正确的认识,科学推进文化遗产科学体系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考古文物事业新特征、新时代考古文物新机遇和新任务以及新时代考古文物新理念和新愿景四个方面表达了对新时代考古文物事业的新思考。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段清波先生的报告题目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段清波教授探讨了文化遗产核心价值的界定及其构成,其认为文明由社会治理观、宇宙观(思维方式)、核心文化价值观(行为处事方式)三部分构成,这三方面互为因果、相互支撑。思维方式和行为处事方式是文明之间最主要的差异。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中国文明,是在王国文明和帝国文明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以汉字为书写和交流语言,以中心四方、阴阳五行为宇宙观,以中、对立、变通为思维方式,以礼、规矩核心价值观为行为处事方式的文化体系。“礼”与“规矩”是一种理念,规范、有序是其目标。文化遗产所展示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是在核心价值观的约束下形成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炜林先生的报告题目是“浮渭据泾、都邑华夏——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意义”。他结合杨官寨遗址具体案例对考古遗址的价值意义进行了分析。渭河流域以陕西关中为中心的区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庙底沟文化兴起于关中并将其势力扩展到了北抵河套、西到甘青、南及长江、东临大海这样一个广大的区域。但由于种种原因,庙底沟文化发现近百年来,有关它的聚落和墓葬等一直像谜一样困扰着考古界,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历史上这支最强势的史前文化带来一定困难。官寨遗址传统的遗存释放出了许多新的信息,为认识庙底沟文化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线索。另外,由于杨官寨遗址作为6000年前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一统的庙底沟文化目前所知的最大聚落,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应该具有华夏都邑的性质,这一认识为进一步研究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讲师唐淼女士的交流发言题目是“中国考古工作的基础性制度研究”。她根据考古工作的流程,认为考古工作的基础性制度可分为资质、考古调查及勘探、考古作业、考古后续工作四个方面。研究观点以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为基础和依据,使文物考古工作基础性制度的研究致力于发现和解决考古工作中的问题,并针对存在不足提出了完善建议。

  郑州市文物局任伟教授委托张贺君先生所作的报告是“文物分布密集型城市大遗址保护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以郑州大遗址片区为例”。他以郑州大遗址片区为例,探讨了文物分布密集型城市大遗址保护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认为古遗址、古城址由于观赏性不高、文化内涵不易体现、保护成果不具体、不能用于城市建设、与社会联系不密切等原因,大多处于荒芜状态,导致政府不重视,群众不关注,社会意见大。近年来郑州市以“生态保遗工程”和四大历史文化片区建设为抓手,将文物保护与生态建设绑定、文物用地与具体成果绑定、保护成果与群众生活绑定,改变了土遗址用地“闲置”的被动局面,实现了文物保护成果具体化、固定化,保障了本体安全。这些具体实践,是郑州市针对文物分布密集型城市整体保护模式的积极探索,有效促进了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共荣、共赢、共生,引导形成了人人支持、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文物工作新局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刘卫红先生的发言题目是“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实现路径探索”。他在对我国文物保护利用国情现状分析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系统探讨了新时代符合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实现的理念路径。他在发言中以我国文物保护利用国情发展现状分析和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的发展目标为基础,主要介绍了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实现路径探索,提出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正确认识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新矛盾;二是积极探索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新思路;三是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四是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融合发展;五是切实强化“四个全面”在实践保障中的战略指引作用。

  北京国文信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馆员滕磊先生报告的题目是“古遗址展示利用建设项目影响因素探究”。他通过对我国古遗址展示利用建设项目的现状调研,分析了建设项目的类型、规模等特点,并通过牛河梁二号地点保护棚案例分析,得知建筑选址对遗址本体的影响、建筑设计对文物本体的影响、建筑施工缺陷对文物本体的影响以及建筑运营管理对游客的影响等诸多因素。同时通过跨学科的实验、检测等研究,探索建设项目对古遗址真实性、完整性造成的各类影响因素,希望结合文物影响评估体系的搭建,更好的指导项目前期的决策过程。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郭薛女士的发言题目是“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的探索与实践”。她基于对以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为代表的考古遗址公园1.0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的分析,提出新时期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必须向2.0阶段的立足遗产活化、融合新兴业态、带动区域与民生发展的综合文化空间转型。同时,结合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等项目实践,从遗产活化、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几大方面,对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的理念、策略与方法进行了分析。

  上海博物馆助理馆员郑秀文先生的交流发言题目“地下文物埋藏保护的困境——以上海为例”。他以上海地区古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存在的矛盾为切入点,以上海地下文物埋藏概况和调研为基础,探讨了上海地区古遗址保护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指出了多数遗址存在分布范围不清,保护碑位置与遗址区不符等诸多问题。他认为古文化遗址作为上海地区一种稀缺资源,如何保护上海地区地下文物埋藏,统筹协调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对提升上海文化内涵,显得尤为必要。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玲女士报告的题目是“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出土珍贵青铜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她先对叶家山墓葬和出土文物概况进行介绍,对出土文物的价值进行评估,并介绍了多目标决策的科学认知分析方法。她认为这种将现代科技引入到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之中,与传统修复技艺相结合的尝试,不仅提高了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科学性,也使得对文物本体的每一步保护处理都更为合理、安全和高效。

会议代表作报告发言

  10月23日上午,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分别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研究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研究员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赵西晨研究员主持,与会代表主要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技术应用研究、文化遗产保护调查研究、实验室考古理论与实践及出土文物保护研究、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研究等进行交流发言。

高大伦研究员、郭伟民研究员和赵西晨研究员分别主持了论坛发言

  首先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罗婕女士代表项目组发言,题目是“城头山城墙剖面科技保护试验与实施”。她通过新的科技手段,利用土壤潮湿环境特点,以剖面表层土壤为介质,在最小干预的条件下,保持土质遗迹稳定性基本不变的界面,即土体与水、气的中和限值,防止土壤表面因缺水导致裂隙以及土体粉化,以恢复古城墙剖面考古发掘时的原有状况,实现土遗址的正常保护。她分别从概况、病害因素和评估、检测与监测、前期试验、施工图设计、工程实施六个方面介绍了该遗址城墙剖面的科技保护过程。她提出“保留潮湿环境状态保护土遗址”的新思路,认为考古发掘的遗迹保护需采用物理和化学相结合的办法,认识到日常维护的重要性和土遗址防渗问题,并通过设计遗址保护棚来防雨和通风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中英矿冶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之比较”。他通过对中英矿冶文化遗产保护的比较分析,提出了中国矿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建议。研究认为英国具有较长的矿冶文化遗产研究历史,研究人员较多,研究地域广,在全英考古学及文化遗产学科中,矿冶考古也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近现代矿冶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成果丰硕。他从矿冶文化遗产的管理、研究与保护和利用三个方面作对比,认为当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存在部门之间的协调不足;研究机构少、研究队伍人员不足,特别是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程度低;国家矿冶遗址公园建设工作进度较慢、社会共识度不高,在展示内容和展陈方式上有待提高,还存在关于矿冶遗址公园浪费国家资源的质疑,以及需要理顺工业遗产与地方政府、当地社区、空间环境四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矿冶文化遗产应在理论、方法与实践方面予以全面提高,更应从更大的视野来研究矿冶文化遗产。我们坚信,通过扎实的研究,丰富的实践,中国的矿冶文化遗产定能发挥好其独特的促进经济发展、服务社会的作用。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京传副教授作了题为“建国以来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思想的演进与创新”的报告。他分析了建国以来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思想的演进与创新,认为统观建国以来在我国形成的国际公约以及我国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思想演进与创新主要体现为管理对象从文物拓展到全部文化遗产、管理主体从各级政府扩充为全社会力量、管理目的从见证历史上升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管理方式从原状保护提升为基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保护利用。基于国际视野来看,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思想演进与创新体现出国际规则引导性和中国国情创新性的有机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宏刚副主任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实验室考古清理理论工作模式的探索”。他对近年来我国有关“实验室考古”的实践中存在的理论研究、考古学家的作用、考古发掘过程中分析测试科技手段的利用、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处理的结合以及实验室考古清理中多学科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与分析。首先介绍了实验室考古的相关理念,然后介绍了近些年来“实验室考古”存在的问题,最后探讨了理想的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模式。

  受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勤研究员委托,陈丽新研究员代表方勤馆长所作的报告题目是“京山苏家垄墓地出土青铜器室内清理的探索与实践”。她首先介绍了苏家垄墓地出土青铜器概况,然后采取实验室考古与田野规程相结合和多学科研究与保护展示相结合的工作理念,进行室内清理,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首先,明确了各类青铜器内土壤的堆积形态,记录了如铜串饰等复杂成组器物的位置信息。其二,完好地揭示出多件重要的器物,如M88鼎内的漆木瓒及铜镜,以及各类脆弱易损的遗迹遗物,包括动物骨骼、植物种实、织物朽迹及印痕。其三,系统提取并保存了大量分析样品,满足后续多学科研究的需求。最后,通过X射线成像等多种手段,部分青铜器的重要铭文得以完全展现,如M88“曾伯桼”圆壶盖器共有铭162字,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最后针对室内清理工作流程的优化、完善器物信息记录方式和器物展示理念做出展望,希望能够统一理念与方法,从而指导苏家垄墓地尚存大量青铜器的清理工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赵西晨先生报告的题目是“米脂出土汉代玉覆面实验室微观发掘与复原”。他以陕北米脂出土玉覆面棺木的整体提取及实验室考古和复原工作为案例,介绍了现场完整提取,实验室清理,后期修复复原的工作流程等项目基本内容。他认为该项研究,应以秉承考古学研究为支撑,并综合多学科合作、全链条设计的理念作为该项目的一大成果,从考古现场介入实现完整提取,到实验室清理保护获得信息,到后期修复复原研究,直至可视化的展示方式,有利于将展示利用服务于社会,同时也让更多的考古成果惠及大众。

  天津森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华华女士的题目是“考古发掘即时保护及其文物预防性保护应用”。她首先提到考古发掘问题及保护意义,指出文物在考古发掘前与封闭埋藏环境形成了相对平衡体系,然而,被发掘后受环境中光照、氧含量、温湿度、好氧菌等突变因素综合影响,致使文物在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发生氧化、变色、干裂、变形、碳化等不可逆转的损害。由应急保护系统、考古工作室及其配套微环境调控设备等构成的考古发掘即时保护系统,不仅可以有效改善考古现场及实验室微环境,并且根据考古需要,建立“工作+生活+保障”模块,以确保考古发掘及预防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存信先生的题目是“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主棺实验室考古清理”。他以海昏侯刘贺主棺内出土的特殊遗存为案例,介绍实验室考古清理过程。其清理过程是以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为主、兼顾文物展示及制作工艺研究的实验室考古理念为指导,利用环境可控的工作空间,采取多学科结合以及科学的分析检测的方法,保护和记录处置对象所蕴含的信息,保存所发现的脆弱质遗存及痕迹,为考古学综合研究提供更为详实的信息数据和实物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迪先生的题目是“考古遗迹的现场提取——以墎墩五号墓为例”。他分别从采取整体提取的原因、遗存现场保存状况观察、确定整取方案、材料和工具准备、整体提取过程等六部分详细记述了M5主棺整体提取的过程,并提出两点创新:一是强调再考古发掘过程中要充分重视现场遗存现象的形成过程分析和遗迹分布状况,并在清理过程中把现场和棺内遗存现象进行综合考虑。二是结合M5主棺的套箱工作,发现用䦆头、探铲、扁铲相配合的掏挖技术更安全有效,这对于今后南方黏性土壤中的遗存整取工作有借鉴意义。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家昌先生的题目是“基于环境适应性理念的遗址博物馆潮湿土遗址保护研究——以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为例”。他在总结国内外潮湿环境下土遗址保护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原地区潮湿土遗址病害产生、发展的相关机理,探讨了遗址赋存环境与遗址本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途径。同时在环境适应性保护理念指导下,设计出了具有土体“结合水调控”及兼备“除藻杀菌--防风化加固”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保护新材料,并结合实时原位监测与环境控制系统,能够较大的提高潮湿土遗址的环境适应性,实现了特定赋存环境下的潮湿土遗址的长期稳定,为国内外类似条件下的潮湿土遗址的可持续保护提供了新途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胡钢先生的题目是“文物保护修复中的认知与发现——以金属文物保护修复为例”。他认为通过对金属文物的保护修复,一方面还原了文物形态,另一方面,也更清晰准确的解读了文物的原真性信息。在文物保护修复中,会有更深刻的学术认知,也有许多新的发现。对枣庄市徐楼村出土青铜器的保护修复中,发现一件薄壁青铜舟(M1∶11)不仅底部有錾刻纹饰,而且舟(M1∶11)的腹部也有一圈的錾刻纹饰。徐楼出土的红铜铸镶青铜器,由于红铜纹饰的腐蚀矿化,在保护修复中首次发现了舟(M2∶21)盖上的红铜“蝙蝠纹”。同时在保护修复中,通过对器物残片暴露出的痕迹,并结合各种分析检测手段,系统解读了红铜铸镶青铜器的红铜纹饰与青铜器体的铸造结合方式。在对甲秀楼铁柱保护中,更准确辨识了铁柱上的铭文内容,并与文献资料进行比对,矫正了文献中的记录。通过对太原市天龙山圣寿寺铁佛头的保护处理,还原了佛像的形态,为研究天龙山的文化遗存,解读唐代佛教造像的类型和题材提供更准确的标本。

23日上午会议代表报告发言的风采

  10月23日下午,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主任梁宏刚先生、副研究员李存信先生主持,与会代表主要围绕文物病害分析测试与相关保护技术的研究、文物的检测分析和科学鉴别、文物信息技术及现代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等方面进行交流发言。

梁宏刚、李存信主持23日下午的文保论坛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赵凡先生的题目是“绵阳北山院摩崖造像及刻经岩石表层劣化研究”。通过对摩崖造像概况的介绍,对表层劣化特征、表层劣化样品分析,探讨了表层劣化机理。他认为该摩崖造像及刻经岩石表层劣化类型主要包括表面粉状脱落、表面粒状脱落、表层片壳状剥离、表层片层状剥落四种,各类表层劣化的发生均受水的作用明显,主要为水直接或间接作用产生的水盐运移、水流冲蚀和水化学作用所致,影响因素既与岩石矿物成分、岩体结构构造、表层应力分布等自身性质有关,又受大气降水、地下水渗流、水分蒸发、温湿度变化等外界环境影响。

  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助理研究员方世强先生的题目是“复杂工况下灌浆材料与岩石的界面作用和改性工艺”。他认为目前对改善灌浆材料填充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材料本身进行改进,而关于灌浆材料与岩石界面之间的作用研究几乎是空白。本工作选择危岩加固中常用的水泥基材料为灌浆材料,采用表面活性剂与非表面活性剂为界面改性材料,通过接触角仪、渗透深度、粘结强度评价灌浆材料与附着苔藓、粘土、风化物的岩石界面之间的作用。结果显示,使用5%浓度的表面活性剂(十六烷基溴化铵、吐温80)和非表面活性剂(三乙胺)均可以提高水泥浆在这三类界面上的展铺能力,促进水泥与岩石结合紧密度。稳定后,表面活性剂十六烷基溴化铵和吐温80残留在界面,对水泥与岩石的粘结强度有负面作用;非表面活性剂三乙胺不残留在界面,对水泥与岩石的粘结强度没有明显影响。喷涂5%三乙醇胺、十六烷基溴化铵和吐温80后,界面渗水量分别降低60%,43%和24%。综合评价显示,三乙胺处理后的岩石与灌浆材料结合度最佳,且其不残留在灌浆体系中,对文物安全性不产生潜在威胁。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晓英女士的题目是“江上县上甘棠村建筑灰浆的成分研究”。她通过扫描电镜-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超景深显微镜分析了一晚清建筑砌筑灰浆及勾缝灰浆的成分。结果表明砌筑灰浆的主要物相组成为石英(SiO2),还伴有少量的方解石(CaCO3),而勾缝灰浆的主要组成为方解石(CaCO3)且人为添加了植物纤维。从微观结构来看,砌筑灰浆呈不均匀的颗粒状,颗粒之间存在较大的间隙,但勾缝灰浆的微观结构则较为致密,颗粒间呈现较好的胶结作用。同时通过对该纤维的硬度及其剖面形态,判断该纤维为针叶类木材碎屑。说明该建筑不同位置制作工艺不同,勾缝灰浆的制作较为精良,该结果为建筑的后期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研究员殷亚方先生的题目是“浙江良渚代表性遗址出土饱水木质文物的用材及其细胞壁研究”。他以浙江良渚遗址群3个代表性遗址出土的饱水木质文物的木材样品作为地下木质遗存的代表,通过木材树种识别技术,阐明浙江良渚遗址群木质器物的基本用材原则,并通过木材细胞壁微观构造与化学结构研究,揭示了饱水木质文物的木材细胞壁结构变化的影响规律,得出“就地取材”依旧是其主要用材原则、次生壁出现典型的海绵状结构或空洞、木质素结构未发生明显改变,但相对含量明显增加等结果。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娟女士的题目是“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饱水木质文物细胞壁精细结构的微损研究”。她以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棺木及陪葬木漆器残片为研究对象,利用红外成像技术、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和二维X射线衍射等微损技术开展战国早期出土的饱水木质文物细胞壁精细结构研究,并系统阐明此研究是科学合理保存与保护的关键,而相关微损研究平台的构建,也将为评判饱水木质文物的保存状态和研发适宜的保护技术提供重要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丹女士的题目是“新疆地区早期骆驼毛纤维使用情况分析——以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毛织物为例”。本文通过对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的毛织物进行科学检测分析,首次发现了距今2600至2400年前大比例骆驼毛使用现象,驼毛与羊毛混织混纺多样的织造方式,以及纯净驼绒的使用,为了解早期新疆地区乃至西北部地区骆驼毛的使用历史、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技术发展水平等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广东启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熊友谊先生的题目是“文化遗产保护中空间信息技术应用研究”。他提出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采集与构建、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储存与管理等概念,充分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挖掘与活化,不仅建立了文化遗产、城市空间、事件、人物、行为等时空大数据中心,而且塑造了基于多元价值大数据挖掘的文化遗产保护新模式。空间信息技术作为数字化的重要手段,其特点可以总结为:为考古保护发掘过程提供可溯及仿真模拟;文化遗产本体保护与区域保护并举;助力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叶琳的题目是“一把汉代铁锁结构的无损解析”。他通过使用工业CT断层扫描图像技术对一把汉代铁锁进行了初步分析,对其锁芯内部的结构关系进行了剖析,为今后同类型文物研究提供佐证材料,也为工业CT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积攒了经验。

23日下午会议代表作报告发言的风采

  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专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先生作大会学术总结讲话,他归纳了本次文化遗产保护专委会的几个特点,表示值得赞赏和肯定:一是参会人数多,据统计报名人数多达80人,在所有专委会中人数最多,包含了老、中、青三代的专家和学者,其中拥有高级职称的多达55人,除了考古科研和教学机构的代表,还有不少来自文博单位及其他有关行业的代表;二是议题广泛,讨论深入,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方法、技术、材料、学术史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还包含宏观的政策法规层面与技术细节层面等;三是专委会论坛议题紧扣时代脉络,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大遗址保护、文物保护新技术等重大现实问题;四是内部团结,其乐融融,文保专委会的成功举办,充分体现各位同仁的团结精神。最后,他希望中青年学者更加积极地参与本专委会各项学术活动,共同推进我国考古文保事业蓬勃发展。

  撰稿:刘卫红 张有才 何鑫

  摄影:张有才 梁宏刚

  审改:梁宏刚

  审定:杜金鹏
编辑:荼荼



点赞

有用

用心

飘过

无趣

同来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