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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毓芳: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的发掘、整理和出版

2019-2-1 00:43| 发布者: IICC| 查看: 60| 评论: 0|原作者: 李毓芳|来自: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摘要:   1986年~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队发掘了未央宫中央官署建筑遗址,出土了6万多片骨签。对此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和《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都进行了报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引起学术界巨大反响。孰不知这一重大发现的背后,凝结着我们考古工作者的多少心血。刘庆柱和我是该项目发掘工作的主持人和主要发掘者,对此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1986年春天,我们在汉长安城内的前殿遗

李毓芳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1986年~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队发掘了未央宫中央官署建筑遗址,出土了6万多片骨签。对此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和《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都进行了报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引起学术界巨大反响。孰不知这一重大发现的背后,凝结着我们考古工作者的多少心血。刘庆柱和我是该项目发掘工作的主持人和主要发掘者,对此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1986年春天,我们在汉长安城内的前殿遗址西北850米、卢家口村东100米处钻探出了一座大型建筑遗址。为了大规模地展开发掘,先进行了试掘,开了两个探方,出土了不少建筑材料和数百片骨签。因土锈太重,我们把骨签运回西安考古研究室(考古所的派出单位)进行清洗,去掉土锈后,一个骨签上显出了一行字。当时我深知这是一个重大考古发现的开始,立即跑到院子里高喊在外面商议修建研究室大门问题的刘庆柱(时任西安考古研究室主任、汉长安城队队长、发掘工作的主要参加者,同时又是我的老伴)说:〝快来看,骨签上出字了〞!刘庆柱看了以后,高兴得合不上嘴,立即要求工人要更加细心地进行清洗,千万不要损坏了骨签。随着清洗工作的进展,骨签上的字显现得越来越多,从一行至六行字(四十多字)不同类型的骨签,还有未刻字的骨片。我们向考古所进行了汇报,决定1986年秋天对该遗址进行正式发掘。

刘庆柱与李毓芳在整理骨签

  1986年9月,我们开始对遗址进行全面发掘,发掘面积9790平方米。通过钻探,我们了解到该建筑遗址是一座完整院落,东西长135.4米、南北宽71.2米。其被中部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渠分隔成东西两个院落。我们首先在遗址东部开了Tl、T4、T5、T6、T7、T8、T9七个探方。当时虽然已是九月份了,但是秋后24个〝火老虎〞还没过去,天气仍然还很热,不仅民工挖土、运土累得汗流浃背,我们工作人员也是热得头脑发胀、口干舌燥。

  
  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不但要关注发掘的遗迹不得被破坏,出土的遗物要随时登记的问题,还要不断地跟民工讨价还价(当时是用记时工和小包工同时并举的形式发掘的),尽量做到既少花钱又要高质量地完成发掘任务。

  
  我们队共有刘庆柱、我、张连喜和杨灵山四名正式工作人员,杨灵山同志工作了半个月左右因家里有事返回北京了。由于发掘面积大,我们在各个探方间来回走,照看着发掘情况和出土遗物。每天骨签的出土量都很大,由于怕丢失,每人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一点也不能松懈。每天下来,累得我腰酸腿疼(每天去发掘现场两趟来回就要步行9里多路)。累过度了,左腿就不能弯了,膝盖处好似万箭穿心,疼得我直冒冷汗,上床都很吃力。躺在床上,翻身都很困难(左腿膝盖半月板撕裂,早在l970年天津骨科医院就要我动手术换半月板,我没换。医生说保守疗法就不能劳累过度)。但我还是咬紧牙关硬挺了过来。

  
  我们的发掘工作进展还算顺利,整个建筑遗址的东部为一套完整院子,我们称其为东院。东院东西宽57.2米、南北长68.8米,院四面筑有夯土墙,一般现存高0.15~0.7米。东院内有南、北两排房屋,南排房屋有三座,其南为一长方形天井,北排房屋也有三座,院东北角门外有一座小房子,可能是“门房”。北排房屋以南亦有一长方形天井,骨签均出土於每座房屋的墙壁附近。看着成千上万的骨签出土,我们欣喜若狂,劳累也就随之一扫而光。

  
  在东院和西院之间,我们清理出了南北向的一条排水渠。渠上口宽3.2米、底宽1.3米、渠深0.8米,东院二号天井的水就是流入该排水渠中。二号天井西部发掘出用子母砖垒砌的地漏,地漏西接东、西向二条排水管道,管道由五角形水管组成,地漏内积存的水通过水管道流入排水渠中。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天气逐渐变冷,1987年1月已是三九天,这给我们的清理工作带来不少困难。每天早晨开工时,地表面都冻了一层,铁锨一铲,就掉一大块土,甚至有时会伤及遗迹,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每天下午在收工之前,我们都要把第二天该清理的部分盖上一层干土,以防下面冻结。这样,第二天早晨发掘时,先揭掉浮土,再进行清理就不会使遗迹受损。这种防冻方法后来还被应用到其它遗址的发掘工作中。

  
  在空旷的田野里进行考古发掘,刺骨的寒风吹透了我们的衣服,真是透心凉。我的脸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还冻破了两处,直流黄水(当时我怎么就没想到戴一个厚口罩把脸保护住呀!直到1997年和日本国合作发掘桂宫遗址时,我已50多岁了,才想着戴口罩保暖防冻,日方工作人员还效仿我也戴上口罩防寒),手背上都是冻裂的血口子,脚冻得生疼。骨签不断出土,我要不停地写标签,有时风太大,只好跑到探方的一个角落去写。有一天刮起六、七级的大风(这是西安罕见的大风),天太冷了,已很难伸出手干活了,民工大部分没有来工地,只有少数几个人拉着两辆架子车来干活。风呼呼地刮着,人都好像要被吹起来似的。民工铲到铁锨上的土都被风刮跑了,根本无法装到架子车上去,大风刮得天昏地暗,我们一个个都成了“土人”。当时根本不能张嘴说话,我只能用手势告诉大家:“不要干了,暂时收工回家吧!”我和技工跑到卢家口村长家避风,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提来了一个小蜂窝煤炉子,让我们烤火,村长的老伴给我们端来了热茶。村长说〝你们干考古这一行太辛苦了。虽然是知识分子,怎么在农村受这个罪呀?”我说:〝这算不了什么,干考古多年来都习惯了。”我们正说着话,张连喜同志从家回来了,风稍稍小了一些,我们就在村子里叫上民工又继续到工地干活去了。

  
  时间过得很快,眼看春节就要到了,我们只好让民工回家准备过春节。我们把待清理的遗迹都用瓦片和浮土盖好,将已清理过的遗迹用塑料布覆盖,上面压上浮土,把出土的骨签和其他遗物都拉回了西安研究室。腊月二十八,我和刘庆柱骑自行车返回研究室,沿路看到的都是熙熙攘攘采购年货准备过节的人群。我们买了两只鸡和几斤带鱼,准备回去和独生女儿一起过春节(女儿从小寄养在天津叔叔家,直到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才到西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因天天下工地,根本就照顾不了她)。一进家门,女儿就和我紧紧抱在一起,她含着泪着说:“您可回来了,我太想你们了。”听她这么一说,我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干考古这一行我照顾不了孩子,她小小年纪就独立生活了。上小学时,中午放学回家,要自己做饭,蜂窝煤炉子火着得慢,有时她怕上学迟到,来不及做饭,经常拿个凉馒头就走了。上中学后,午饭可以在学校吃了,但早饭和晚饭她就饥一顿饱一顿地胡凑合。如今她已长大成人,但是留下了经常胃疼和肚子疼的病根。为了干考古,在孩子的成长中,我没有尽到一个作母亲的责任,愧对孩子呀!

  
  阴历正月初六,大多数人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气氛中,我和刘庆柱就骑上自行车赶往工地,准备继续发掘工作。我们到大刘寨村和卢家口村组织民工,寻找架子车,由于农民都很重视过春节,所以当时很难组织起干活的民工。经过我们反复动员,正月初八正式开工,在建筑遗址的西部开了T2、T3、Tl0、Tll、T13、T14等六个探方。由于张连喜同志已在一月中旬去北京整理宁夏灵武窑的资料,故工地上的工作人员就只有我和刘庆柱两个人了,发掘面积大,我们的工作十分紧张和劳累。

  
  正月初十晚上,刘庆柱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我们白天在工地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伏案工作。睡觉时,只要一关上灯,老鼠就肆虐横行,为此我们曾堵过几次老鼠洞,但都无法抵挡老鼠的进攻。有时刚出世没长毛的老鼠就从屋顶上往床上和地面上掉,令人作呕。老鼠大者近尺长,脊背上还有一条黑线,这就是传染“出血热”的黑线鼠。在黑暗中,大小老鼠一起出动,踩着电线,顺着烟囱,沿着墙壁跑到床上,吓得我们都把被子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老鼠就在我们的头部、身上跑来跑去,还发出“窸窸”的叫声,我们根本无法入睡。我的枕巾也被老鼠咬了几个洞。一天早晨起来,刘庆柱发现在他的床上竟然有一只被他压死的小老鼠(1985年我们刚到汉长安城队租住的是农民的土坯房,房顶上、房椽间的窟窿里到处都是老鼠,好似老鼠养殖场。加之当时又没有对付老鼠行之有效的办法,使我们吃尽了老鼠的苦头,从此,几十年来我一直对老鼠是既怕又恨)。这次刘庆柱的病倒是因为白天工作繁重,夜里老鼠横行,根本无法睡觉和休息,而使他的老毛病——“美尼尔症”又犯了。处于眩晕状态的他觉得房倒屋塌,一切都在旋转,又恶心、呕吐,已起不了床了。开始还能喝下几口粥,后来就干脆不吃不喝了。我劝他回西安研究室去治病,他说:“再等等吧”。他一连几天不吃不喝,我着急了,正月十三,我给西安研究室打了电话(当时还要到生产大队队部去打电话)叫来研究室的破旧吉普车接他回去治病。当我搀扶着他上了汽车后,哽咽着对司机说:“拜托你陪老刘去医院吧!谢谢了,我这里实在离不开。”看着远去的汽车,眼泪止不住地顺着我的两颊流下来。当时正巧《光明日报》记者白钢来工地参观采访,他见到这情景说:“没想到你们干考古这么难呀!”(2017年冬天,在栎阳城遗址工地上,白钢记者看见了我说:“我都早退休了,您还在工地上干哪!”)刘庆柱走后,当时发掘面积虽然很大,但我一个人咬紧牙关在工地坚持下来了。工地的发掘清理工作继续照常进行着。正月十五这天,中午炊事员没做其它饭,让我们光吃煮的元宵(这是炊事员的好意)。下午我到发掘现场不久,就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往下坠着疼。我赶紧往卢家口村边跑去找厕所。刚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就见一条黄狗边叫边跑过来,吓得我飞快跑了,好容易才找到一个地方解决了问题。可以想象,当时我狼狈的状态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的。后来与日本国合作发掘时,我们在工地搭建了简易厕所,狼狈不堪的现象就再也没有重演了。

  刘庆柱的病还没彻底好就返回了工地和我并肩战斗。他说:“发掘面积这么大,我怕你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在探方里就是坐着不动,若有点什么事情,你也有个可以商量的人呀!”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全身都是热乎乎的。

  
  我们在遗址的西部发掘出西院建筑结构。西院东西长73.2米、南北宽68.6米,院四面筑有夯土墙,墙残高0.3-0.61米,遗址内有北排四座房屋,南排三座房屋,靠南门的地方还有座小“门房”。南排房屋以南有三号天井,北排房屋以南有四、五号天井。在西院内东部出土骨签较多,而西部出土的骨签较少。听农民说,主要是由于当时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时造成的,骨签都被挖没了。现在应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呀。

  
  当年历史上罕见的“倒春寒”袭击着西安,也给我们的清理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有一天突然下起了大雪,如果雪将整个发掘工地覆盖住,那么雪化了以后,遗迹中现存的院墙,房屋墙壁都会  坍塌。为了保护遗迹现场,我们和民工一起在大雪天中扫雪,不让雪花在遗迹上停留。大家头上、眉毛上、身上都是雪花和冰碴,一个个活像“圣诞老人”。雪停了,整个发掘现场没有留下积雪,使我们的清理工作得以继续顺利进行。雪中扫雪,保护遗迹现场,这条经验已用到其他建筑遗址的发掘中了,当时还传播到了兄弟考古队。

  
  通过汉长安城考古队全体队员的艰苦努力,未央宫三号建筑遗址的发掘清理工作于1987年4月底结束,出土了6万多片骨签和上千件包括建筑材料、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等遗物。

  
  发掘工作结束后,我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资料整理工作中。我们发掘出土的骨签主要用牛骨制成,完整者长5.1~7.4厘米,宽1.3~3.8厘米,厚0.2~0.6厘米。 从骨签上所刻的文字内容来看,大体分为两种:第一种多为物品代号、编号、数量、名称、规格等。这种骨签一般为一行字,少者一个字,多者十几个字。此种骨签主要属于弓弩箭簇等兵器和器物编号两大类。如:“服五石”、“服弩力八石”、“力一石”、“乙七百八十九”、“丙三千五百六十六”、“第三万二千三百六十四”等等;第二种为年代、工官或官署名称、各级官吏和工匠的名字,如:“二年河南工官令定丞立作府廷工反造”、“天汉三年河南工官令醉守丞喜作府啬夫开工尧充”、“始元年颍川工官令广守丞圣护工充作府佐志工婴工宽造”、“六年内官第一”、“五凤二年龙雒侯工□缮”等等。

  
  我们认为西汉时代的工官是管理手工业的官署,工官产品主要是供皇室、政府和军队使用,工官的主要产品是兵器。该遗址出土的大量骨签应是设在地方的工官向皇室和中央上缴各种产品的记录。数以万计的骨签,从其纪年来看,自西汉初期延续到西汉晚期,基本与西汉王朝相始终,它们是被中央政府有意收藏的档案材料,而不是器物的“标签”或“标牌”。总之,该遗址出土的大量骨签应是西汉王朝中央政府备查的重要文字资料,它们属于中央档案。就骨签文字内容而言,它们一方面便于中央主管部门掌握各地有关工官和中央某些属官向中央“供进之器”的情况,另一方面又可作为质量跟踪的凭证。

李毓芳老师在校对中

  
  从出土骨签的位置和内容来看,从该建筑遗址的布局、规模和结构来看,该遗址是具有官署性质的机构,它应属于中央政府或皇室管辖有关郡国工官的官署,而不是象某些人说的是兵器库。

  
  我们在整理骨签资料中,因骨签上的字体很小,字迹模糊,辨认起来非常困难。当时没有电脑等现代化设备,我和刘庆柱只能靠2.5倍放大镜进行骨签释文工作,故我的眼睛都开始戴老花镜了,那时我才40岁出头呀!考古所副所长高广仁的夫人邵望平开玩笑说:“你这应算工伤,配眼镜的钱应由考古所出才对”。

  
  骨签资料整理过程中给骨签照相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队上花了300元钱买了一个海鸥牌照相机,决定先照一万多片骨签,每片照二张,因为量太大了,为了省胶卷钱,我就通过一个在西影厂的熟人领路认门,在西影厂买了多盘电影胶片,用于拍骨签,效果不错,还节约了一大笔钱。照相师是唐城队的三个技工即李振远、王宏新、董慧杰。我负责取骨签放骨签一点儿不能乱。因时间短、任务重,每天都要连照带洗印干到晚上十二点,当时的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每个人都很累很辛苦。我和刘庆柱商量给他们三人每天发点加班费,钱也不多,只是意思意思而已。拍片任务终于完成了。海鸥照相机也完成了它的历史史命(被摁了三万多下),不能再用于拍照了。在当时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所拍照片质量还可以。2014年3月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来西安谈骨签这部书的出版协议时看到了这部分80年代拍的黑白照片,一致认为:“照片拍得不错,出版时可以用,这批照片太珍贵了”。这使我感到非常欣慰,当时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呀!

  
  由于在该遗址的发掘整理工作中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劳累状态,完成发掘简报的编写后我终于不堪重负,于1987年中秋节的清晨突发冠心病住进了医院。其实发病的前两天,我把所里派来照小件器物相的马小宁同志送上火车回来后就觉得喘气困难了,研究室的同志见到我后说:“你的脸色太难看了、都发青了,嘴唇也发紫了。赶快到医院看看去吧”。我当时还觉得没大问题,继续上班,没想到中秋节清晨喘不过气来了,当时站也不行,坐也不行,躺也不行,觉得憋气得很。因为我平时身体非常好,皮实得很,所以刘庆柱没有意识到我病情的严重性,就叫了技工贺超锋陪我到最近的解放军五一四医院去了,因为刘庆柱是西安研究室主任,当时有一件急事要办,就没到医院去。经过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军医诊断我是突发冠心病,要马上住院.治疗。技工回研究室找刘庆柱要住院压金500元时,我在医院传达室门口等着,很伤心。要知道80年代得冠心病,人们认为这是很可怕的难以治愈的重病(当然现在就不算什么难治的病了),今后就干不成重活和累活了。我不由自主地就擦起了眼泪,才四十四岁,难道我钟爱的田野考古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吗?越想越后怕,也就越难过。住进医院后,医生立刻对我采取了各种急救治疗措施。当时我吃不了饭,平时我在考古所里女士中饭量是最大的,住进医院后一两饭吃得都冰凉了还是吃不完。每吃一口饭就会觉得心脏在乱蹦乱跳,非常不好受,过好大一会儿才能再吃第二口饭。医生多次会诊治疗半个月后,我才慢慢地能多吃些饭了。能吃饭了我就开始下床活动,继而到院子里进行各种体育锻炼(因为我平时总是穿一身运动服,故西影厂的不少病友还以为我是体育教师呢!)。就这样身体很快恢复起来了。在我住院期间刘庆柱既要到工地(少府遗址)去发掘又要负责研究室事物,故他也很忙、很累,加之晕病时有发生,根本顾不上我。即使去了医院,他和女儿都会吃我在医院给他们订好的病号饭(医院病号饭不能随便多订,我给了订饭的同志两本杂志看后,他对我的家庭状况深表同情,破例让我订2-3份病号饭,别的病人看见了窃窃私语:〝这个病人怎么这样能吃呀!〞),根本没有能力在家给我做点顺口的饭送到医院去。我出院当天在家属院院子里晒着太阳休息,研究室的同志们都以为我要好好休养一阵子了。他们哪里会想到,出院后第二天我就立即奔赴了中央少府遗址的发掘工地现场,又开始了新的一项考古发掘工作(出院时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治心脏病和扩血管的药,还叮嘱我说:“一定要坚持按时吃药,冠心病的帽子戴上了就终生摘不掉了”。我是最讨厌吃药的,医生开出的药我一片没吃,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就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等救急的药品)。出院后我曾犯过两次病,一次是吃速效救心丸就好了,另一次是到医院打吊针和针炙治好的。1997年,北京治心脏病最好的安贞医院引进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检查心脏的设备,我赶紧去做了检查,结论是我的心脏未见明显异常,心脏没毛病。当时我心喜若狂,带在头上冠心病的帽子10年后被摘掉了,再也不用带急救药了,这可能是我不依赖吃药、而是加强缎炼、不害怕得病,能积极地与疾病抗争,一直努力工作的结果吧!

  骨签的整理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而这大量的繁琐费时的工作又是和工地的钻探、发掘工作同时进行,可想而知刘庆柱和我当时是怎样的付出了,因太过劳累,刘庆柱曾多次犯过程度不同的晕病。

  
  2007年以《未央宫出土骨签的发现和研究》申报的院重点课题批下来了。参加人员我和刘庆柱、刘瑞、张建锋。张建锋负责扫描原来拍照过的黑白照片的底片。刘瑞负责录排骨签每片的出土时间、地点、骨签颜色、保存情况、弯部朝向、规格(长、宽、厚)、每片骨签的释文及行数和字数等等。其余文字的编写工作、所有用图和照片的配置、核查及校对等等全部均由我和刘庆柱负责。原来该课题结项工作定在2011年,因工作量太大了,我就跟当时的王巍所长商量延期到2012年结项,王所长认为这是实际情况就同意了。好景不长,没过几天,科研处就通知,因为考古所是进入创新的试点单位,所有课题一律在2011年9月底前结项,掐指一算还有二个多月了。全体工作人员以百倍的干劲,进入了做结项的准备工作,向着九月份的结项做着最后的努力。还好,在9月份结项会议的当天早晨9点以前印好的几十本要发给评委们的材料送到了考古所传达室,这是徐龙国(刘庆柱的博士研究生)通过熟人在人民大学连夜印刷的。在会议开始前刘庆柱把材料(每套四本书)送到了评委手中。该项院重点课题顺利结项了。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2007年刘瑞接受了录排任务后,他当时正在参加广州南越王宫署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每天清晨五点刘瑞起床就开始录排,白天去工地整理发掘资料,晚上录排到深夜,用时三个多月把我和刘庆柱手写骨签的全部资料变为了电子版。这样就在按院、所要求为院重点课题突然提前结项中起了重要作用。

  
  因为出土骨签重要的学术意义,巨大的资料信息量,必须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研究,为此刘庆柱又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该项目的参加人员为刘庆柱、我和刘瑞(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考古队,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中央官署遗址出土骨签

  
  2014年3月21日为商谈出版骨签这部书的相关事宜,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徐俊、副总经理余喆、编缉淡懿诚、王旭均来到西安—骨签的出土地。这足以看出中华书局对骨签这部书出版的重视程度(春节前徐俊总经理等曾到我们家拜访,当时就商谈了要出骨签这部书的问题)。当他们看到刻满字的骨签时赞不绝口,又看到了我和刘庆柱多年来已整理好的骨签全部资料,认为出书的基础已打好了,决心不计代价要出版骨签这部书,因为这将是目前国内重要的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作。双方协商好出版相关事项后他们就回北京了。很快,4月份刘庆柱在北京就在出版骨签这部书的正式协议书上签字了。全套书共九十册(每册约厚3.45厘米),主编刘庆柱,副主编我和刘瑞。与中华书局之间的沟通联络任务由刘瑞担当。第一册骨签的发现和研究由刘庆柱编写,其余全部由我和刘瑞负责。中华书局给了起动资金50万元拨到考古所后再由我们使用。

  
  我们采购了较高档的微距照相机和数台电脑。中华书局决定六万多片骨签全部用彩版发表,还要发4本摹本、全部骨签释文表、每片骨签完整的信息表及根据释文做出的字表(文字编)。我们常年投入人力8-10人(还不包括刘庆柱、我和刘瑞)。工作基本上都在考古队,对人员的分工、安排由刘瑞全盘负责和统一指挥。这件工作是在绝对不能影响正常的考古钻探和考古发掘的情况下进行的(几十年来我和刘庆柱出书、编写报告都是这样,也从来没有过节假日。就是春节在家期间也还是伏案工作着)。2011年以刘瑞为队长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成立以来,钻探发掘的任务很重,同时开几个工地,工作量很大,同时还要整理材料、编写报告,故节假日均不能休息,只有春节才能回家。跟中华书局签订骨签这部书的出版协议后的几年里,我们队曾同时开了四个工地(昆明池遗址、阿房宫遗址、栎阳城遗址、渭河古桥址),可以想象,我们的工作量有多大了。

  
  骨签的照相耗时8个月,还要配上原释文给中华布局寄出了,释文编72册,每册均为300页、共有900个骨签的释文和照片。一校本陆续寄来了,繁琐的校对工作开始了。在校对一校稿的过程中我们还做了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结项工作。由于我们工作认真、细致,结项所印材料送交院科研局后,2017年10月院科局通知刘庆柱以“免于鉴定”通过结项。

  
  2016年春节还没过完我摔了一跤,动了大手术,置换了全套髋关节,在床上以半躺半坐的姿势我做了一件与骨签相关的工作。关于出土骨签遗址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该建筑遗址是中央官署遗址—中央档案馆。而有些人说是武器库,怎样才能深入研究说清这个问题呢?我就在卧床休养期间,把中央官署遗址中十六个探方内出土的武器类遗物详细的出土位置做了登记核查,清晰的确定589件武器类遗物中只有17件出于房内,而其余大量武器类遗物均出自院内和院墙外面。难道汉代人会把武器库内的武器都存放在院子里和院墙外面而不放到房内保存吗?关于该遗址内武器类遗物出处的详情已经在刘庆柱编写的第一册中表现了出来。

  
  当中华书局把释文编一校本发过来的时候,刘庆柱要求我们三个人每人各校一遍。紧张的校对工作开始了,除了到钻探、发掘的考古工地外,就是白天晚上的校对工作。这与普通的论文、专著不同,要对着6万多骨签的照片来校释文的对与错。有为数不少的骨签上字迹模糊不清,看起来就更费劲了。2017年5月由于过度劳累,刘庆柱的双手疼得不能动了,已经提不了东西了,甚至很简单的用鼠标点击骨签照片也会疼的非常厉害。北京医院要他同时对双手动手术,他不同意。他认为如果双手都开了刀,生活肯定不能自理了,那还怎么工作呀?鉴于这种情况,为了尽量减少他双手的劳累程度,于是我向他建议不要再校骨签的一校稿了,要很好的完成第一册(骨签的发现和研究)的编写工作任务。因为刘庆柱还承担了很多实在推不掉的社会工作,他迫不得已接受了我的建议。至今他的双手怕着凉水,坐飞机或火车已无力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一累过度,双手就会很疼。

  
  这样一校稿的校对工作主要是我校一遍、刘瑞再校一遍。由于任务繁重,工作量太大了(工地发掘工作不能停呀),全体工作人员自2017年4月至2018年2月1日每天白天正常上班外,晚上还要干到9点才下班。我在2017年只是检查身体和年终汇报才回了北京两次,因为太忙了,也没能回北大参加我们毕业50周年的纪念活动,同时我放弃了一年一次的全国劳模休养。2017春节前夕我还背了一本校稿回北京在春节期间校对完的。刘瑞要在负责考古队的全面工作外,还要外出开会、讲课等,届时他会背上校稿抽空就校对。一年里刘瑞也没时间回山西老家看望过父母。年迈的父母只好来西安看儿子了。可是刘瑞每天早出晚归与父母说说话在一起吃顿饭的工夫几乎都没有。其父母怕影响刘瑞的工作只在西安呆了两天就回去了。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一校稿校完后终于在2017年11月初全部给中华书局寄出了。我和刘瑞又各校了一遍摹本(一套三册)给中华书局寄去了。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华书局编辑部俞国林主任对该书的出版工作非常重视、各方面抓得非常紧,得以使该书出版过程中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顺利进行。编缉朱兆虎只歇了三天婚假就加班加点的来上班了。他认为这部书的编辑工作难度大、工作量太大了。但同时他也认为能负责这么大部头、这么大体量、这么重要的书籍的编辑工作也是非常荣幸的。一个人一生中能遇到几次这样的机会呀!

中央官署遗址出土骨签

  
  很快二校稿的校对工作又开始了,同时字表、重照骨签照片、录释文表等等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二校稿的校对工作从2017年11月份就开始了,对于每册校稿都是我和技师刘贤鹏各自先校一遍,然后我们再在一起核对一遍,在这基础上,刘瑞再校一遍。为了减少错误,刘瑞又把修改过的释文寄给刘庆柱进一步修改,要刘庆柱再把一次关。对刘庆柱提出的意见,刘瑞再进一步核实和修改。在做字表和释文表过程中还要不断发现问题,不断修改和解决问题。最后刘瑞才把二校稿本寄出。中华书局又陆续把三校本寄来了,我们又对三校本进行了仔细、认真 、负责的校对。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社会给读者贡献出一部合格的巨著。

  
  骨签这部书就要出版了,回想起我们的付出历历在目!

  
  众所周知,刘庆柱社会活动多,平时太忙了,我总怕他身体出问题,因为他在2014年初刚刚在心脏主血管里安了三个支架呀(要命的是在主血管里有两个连接起来的支架。当年病危抢救他就是因为主血管马上就要堵死了)!作为这部书的主编,他责任重大,他除了要掌管全局还要担任全书最重要的第一册的编写工作和校稿工作,还要时常到考古队来解决与此相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当然用电话联系是经常的事。今年入夏以来,北京的桑拿天已让人难以忍受,他还要白天晚上的校稿,他要保证把刘瑞寄给他的二校稿释文需要核对的部分尽快看完再给刘瑞寄回来。因为太费眼睛,视力减退了,他又赶忙花了近三千元去大明眼镜公司重新换了镜片,以利再战。当手疼的毛病犯了就揉揉手,在热水里泡一泡......我多次警告他要悠着点劲干,千万不要因劳累过度再“二进宫”(再因病危到医院抢救),他总是在电话里跟我说:“你放心,没事”。今年夏天西安最高温度是42度,他在40度上下的8月初来到考古队修改他写的第一册校稿,深刻体会到了高温的“魅力”。9月24日刘庆柱再次来到考古队,他全面了解了关于骨签各项工作进展的情况后,非常满意。同时他又白天晚上连轴转地校对和修改了中华书局寄过来的第一册的三校稿。谢天谢地他能以身体良好状态坚持到了这部书的出版,就此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要知道我对他的身体总是提心吊胆。我要求他每晚都要给我打个电话,向我报个平安,我就踏实放心了。

  
  我和刘瑞在考古队除了正常的考古钻探和发掘(“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发掘”还被评为了2017年度的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外,室内主要就是做骨签出书的工作了。同时还要出版《上林苑发掘报告》及做社科院安排的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等等工作。

  
  为了完成字表编写工作,刘瑞要求全体工作人员自8月初至8月20日(正处于西安的高温期)每天晚饭后再上两小时班。在以技师张朋祥为首的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按时完成了任务。

  
  自释文编的校对工作开始,我每天室内的作息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10分起床,5点30分吃早饭,6点出去锻炼,6点40分回来,7点左右进入工作状态。中午饭后不休息,风雨无阻地出去快 走40分钟(有时会用打乒乓球代替),回来后边泡脚边校稿。晚饭后再出去快走40分钟,回来后接着做校稿的工作(当然要去发掘现场或有其它活动就会有变动)。2017年11月始进入二校的工作。2018年春节过后我和刘瑞先于其它工作人员回到考古队,继续做二校的工作。后来刘庆柱跟我说争取10月份出版这部书。我向刘瑞转达了这个意见,刘瑞说:“这没问题,要在7月底把释文编二校本全校完寄给中华书局”。经过我们的努力,7月31日按计划把二校本全部校完寄出了。紧接着就开始了三校的工作。终于在9月30日(共和国生日前夕)把释文编七十二册陆续校完的第三校本全部寄给了中华书局,这就为中华书局能在10月中、下旬开始印刷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大家都感到身上的压力稍稍减轻了一些,因为释文编是全书难度最大、麻烦最多、工作量也是最大的一编呀(当然以后还要校对考古编、摹本、字表等等)!

  
  今年夏天西安的高温期太长了,从6月下旬开始一直是40度上下,最高温度达42度。高温期时室外温度60度左右(西安电视台播报的),室内温度为35度上下(我房子里的温度计显示出来的)。床上的凉席摸着都很热。我的宿舍兼办公室在一楼,而在二楼办公的刘瑞和其他工作人员就会感到温度更高了。我们降温的工具只是电扇。因为农村电力不足,若用电量大了轻者掉闸,重者村内变压器被烧坏,就会长时间断电、停水(吃水、用水靠用电从井内抽上来)。那样的话不但影响了工作还影响了生活。为了不影响工作,考古队买了太阳能的发电设备,只能维持开电脑,还要减少所用电扇的个数。可想而知我们在高温期是怎样工作的了。我们在东马坊宫殿建筑遗址的发掘工地就是在六月份筹划开始的,为了防暑降温,工地每天烧绿豆汤,还给工人发藿香正气水,并调整了适应工地高温下发掘的作息时间。在室内炊事员也每天烧两锅绿豆汤,我每天要喝下三大碗(农村吃饭用的大铝碗)好解暑呀!我的小叔子和弟媳还从天津打来电话,他们是从电视里知道了当时西安是全国高温冠军,千叮万嘱要我保重身体,不要中暑。每次到发掘工地去,我都要带着水随时喝、并拿着一条毛巾不停地擦汗。在室内校稿时我一手拿着鼠标一手拿着毛巾擦汗。右胳膊的汗水把胳膊和桌子面都粘到了一起,每当右胳膊随鼠标移动时,都会发现肉皮被粘住了,我还觉得非常可乐,就不由自主地笑起来。我擦汗的毛巾半天用过后就会拧出水来。因为天气高温沤热,我的脖子一周圈和胸前都长满了痱子,刺痒得非常难受,每当晚上睡前往痱子上面搽抹祛痱止痒的六神花露水时又觉得特别杀疼,可能是药效起作用了吧,我每天大剂量的擦抹花露水,随着温度降低痱子才消失了,折磨了我两个多月呀!

  
  因为久坐校稿,动手术的右腿又僵又硬,扶着桌子才能艰难地站起来,髋关节上部很不舒服,严重时有痛感,届时我就要用右手按摩几下,才能好受一些了。因为坐着腿弯曲时间较长,半月板撕裂的左腿膝盖晚上睡觉时只要腿稍微一弯,膝盖就会疼痛难忍,所以整晚上左腿只能伸直睡,很难受。2016年冬天,刚搬到这座房子时,我上二楼爬台阶走得较稳,而现在只能扶着栏杆上下台阶了。最麻烦的事情是右手一拿起鼠标来的时候右手姆指、食指、中指及右手背左半部就会麻酥、麻酥的,同时右脚心也开始发麻了,我就使劲跺脚才能缓解。因为长时间看电脑里骨签照片上刻的字很费眼睛,尤其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字迹模糊不清,就要死盯着看,才能分辨字的笔划,来确定是什么字。久而久之,视力就减退了。几年前刘瑞给我买了一张视力检测表,一开始我在3米外右眼能看到倒数第二行,现在退到只能看到倒数第八行了,左眼视力已退至0.3了。现在10米以外我看人的脸上五官模糊,分不清眼睛、鼻子和嘴,都连成一片了。只要为社会能奉献一部非常有价值能传承下去的书籍身体受到一些损害又算得了什么?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自从刘庆柱和中华书局签订出版协议那天起,最忙最累的就是刘瑞了。刘瑞是考古队队长,负责考古队的全盘工作,业务上的事由他全面部署和安排,生活上的事也要他操心,甚至还要负责在网上采购米、面、油、酱油等等。刘瑞还要负责与国家文物局、省局、省院、市局、市院、阿房宫保管所、西咸新区、澧东新城、澧西新城、未央区、汉长安城保管所、阎良区及其街道办、村委会、泾阳县文物局、三原县文物局等等部门的联系和打交道。与基建单位谈判、付款、结账等事宜都要刘瑞管。当然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工地的钻探和发掘工作。我们白天要到发掘现场去,晚上刘瑞还要看技师从工地发来的相关遗迹及出土遗物的信息,随时掌握发掘工地的全面情况。有时刘瑞会叫我一起去看,我们会一起研究、商量下一步该怎么挖、在什么地方钻探、遗物如何处理……我们也会发生争论,当然最后是以达到统一而告终。刘瑞的社会活动慢慢多起来了,他要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当然为了做出版骨签这部书的各项工作他还推辞了不少会议),还要参加各种论证会、要去各单位和大学去讲课,还要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对某些遗址的考察及对遗址公园的评估活动等等。刘瑞还要经常回北京到所里开会、办事。此外我们工地接待八方来客任务繁重,有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要时常接待来访和参观的中外专家、学者和各类学生。每次来人我们都要热情接待,刘瑞要做详细讲解。有的来访者还需要我们款待,为了省时间,我向刘瑞建议在工地灶上吃饭。在灶上招待客人比较简单,就吃炸酱面或吃饺子,大家吃得都很高兴说:“非常好吃”!这样就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陪客人的时间。刘瑞还要抽出时间不厌其烦地接受从中央到省、市、区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数十家新闻媒体的采访。刘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各个相关部门写汇报材料、还要替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甚至个人写不同用途、不同字数的上报材料。

  
  在我们做骨签这部书出版工作的同时,我们队还在整理出版《上林苑发掘报告》,刘瑞自己还有秦封泥的社科基金项目要结项、还要出版他8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天哪,一天就是24小时,刘瑞怎么能同时做这些工作呀!他的时间就是从睡眠时间和休息时间里挤出来的。他起得早,睡得晚。每天早晨不到7点就到考古队了,晚上10点或10点多才离开。每次走时还跟我说:“您早点休息吧”,因为他走了我才能反锁考古队的大门。他出差在火车上或候机时、在飞机上就校对他的博士论文,终于把稿子给出版社寄出了,算了了一件事了。要知道出版社已经催他好多次了。《上林苑发掘报告》的最后一次的校稿又到了,他就利用八月节晚上到研究室值班的时间去校稿。9月28日刘瑞把校对过和修改完的报告稿送到了出版社,待正式出版了。为了节约时间,刘瑞外出开会、讲课来去都是买晚上的飞机票,到外地的时间都是半夜12点了,有几次都一、两点了。为了节约时间,每次回到西安的时间只要是晚上九点以前刘瑞都会回到考古队来忙碌。外出开会只要他发完言了,他就会返回考古队工作。今年6月份当我向刘瑞转达了刘庆柱要求10月份要出书的意见后,刘瑞和全体工作人员更是以百倍的努力按计划把校对完的释文编二校本和三校本分别于7月底和9月底全部寄给了中华书局。同时8月下旬在经刘瑞多次核查后的文字编也寄出了。几年来刘瑞的付出和辛劳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不外出,他就会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看稿(只吃早点和一顿中午饭)。高温期,二楼比一楼热得多,一上午或一下午擦的汗就可以使两条毛巾拧出水来。因为长期看电脑里骨签上的字,他的眼睛过早地花了。因为久坐,两条腿膝盖疼得历害,有时他看稿的同时用盐袋热敷双膝,但是收效不显著。一次到工地蹲下去清理墓葬墓门上的纹饰时,他很艰难地扶着工人才站起来。看的出来膝盖疼得程度比较严重了。他跟我说现在上楼梯有时都要扶着点栏杆了。但是刘瑞总是能以旺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以弹钢琴的方法、利用〝运筹学〞做着每一件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每一件工作任务。骨签这部书还没出版我们已经在策划着下一部要出的书了(初步决定要出3-4部书,现在早已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刘瑞就是这样一个忘我的、永不知疲倦、永不停止前进脚步的人!

  
  本来应该在骨签这部书出版后再写这样的回忆,但是后来考虑要让大家了解在骨签发掘、整理、出书工作中我们的艰辛和付出,更是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考古工作者真实的工作和生活,就和中华书局商量,还是把它放在全书九十册的第一册的后边(即为第一册的最后部分),只好提前编写了。该书正式出版前还有很多校对等后续工作要做,在这里我就不能再叙述了。骨签这部书的出版,从骨签的发掘、整理到最后出书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对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也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对社会的无私奉献!

  (作者:李毓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2018年10月1日于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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