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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仲一: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遗迹上

2019-2-27 15:51|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32| 评论: 0|原作者: 韩宏|来自: 文汇报

摘要: 提起兵马俑,人们总会想起袁仲一。他是享誉世界的“秦俑之父”、著名考古学家、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己亥新春,袁仲一在家中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3个多小时里,87岁的老先生侃侃而谈,兴致颇高。

 提起兵马俑,人们总会想起袁仲一。他是享誉世界的“秦俑之父”、著名考古学家、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己亥新春,袁仲一在家中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3个多小时里,87岁的老先生侃侃而谈,兴致颇高。

袁仲一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韩宏摄

袁仲一寄语:“秦俑是东方艺术的一颗明珠”。(除署名外,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70岁退休后,袁仲一没有闲着,相继出版了《秦陶文新编》《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中国第一位皇帝陵的陶质军队——秦始皇地下宫殿的艺术和文化》(英文版),及80万字的专著《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他拿出《秦陶文新编》对记者说:“这是我和老伴刘钰合著的,她花费了一年半时间收集资料。”

  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上世纪70年代,袁仲一主持了对秦始皇陵的勘探和试掘,发现和发掘了秦始皇陵兵马俑第一、第二、第三号陪葬坑,出土陶俑2000余件,各种青铜器4万余件。1980年,他主持发掘铜车马坑,出土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成为又一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1987年,秦始皇陵(包括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人物档案】

  袁仲一,1932年11月生于江苏省铜山县。196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1964年后在陕西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秦俑学研究会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专家,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10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为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主要编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合作)《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秦兵马俑坑》《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秦代陶文》《秦文字类编》《秦文字通假集释》等专著20余部。主编《秦俑学研究》《秦文化论丛》两套丛书。

1974年,袁仲一在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现场。

1980年,袁仲一(右)与考古队程学华发掘铜车马。

袁仲一(左)与考古队航德洲在兵马俑一号坑早期发掘现场。

  导师教导影响一生,做学问莫学“李闯王”

  1950年,袁仲一考进徐州师范学校,两年后毕业到徐州市一所小学当了教师,获过市模范教师称号。1956年夏季,他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专业。1960年毕业时,师从著名史学家吴泽和束世徵,留校读了三年半的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那年,他选择到大西北工作。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导师的临别赠言。”袁仲一回忆说,临别时,束世徵先生对他说:“你的路最远,走路不要打瞌睡,把东西看好。”先生还把箱底的两盒中华烟塞给他,“你带上,打瞌睡时就抽上它一支。”吴泽先生则叮嘱他:“做学问,要学八路军建立根据地,并逐渐扩大,最后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不要学李闯王,最后什么也没有。”这些话影响了他的一生。

  1964年春天,他被分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殷周和古文字特别感兴趣的他,在《文物》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1972年春,袁仲一和屈鸿钧被派到三原县发掘唐太宗叔叔李寿的墓葬。墓中发现了一个龟形的墓志,这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件龟形墓志。由28块青石组成的石椁,有可以开合的石门两扇,门上有把锁。石椁内外布满了彩绘图案。“这个墓出土了很多唐代早期的壁画,种类非常多。”他把两篇文章发表在《文物》上。

  叩开沉睡2000多年的“地下军团”

  1974年7月,42岁的袁仲一担任秦俑考古队队长。7月15日,卡车拉着他们到了临潼西杨村,执行一项神秘发掘,因为该村农民打井发现了陶俑残片。到7月底,发掘100平方米后,人力不足,又调来人手。当试掘方扩大到336平方米后,还是找不到坑的边沿。

  到1975年3月,新开的三个试掘方挖完,一批陶俑、陶马,战车、青铜兵器、车马器相继出土。这时,下河村村民和万春提供“情报”:他10岁时,父亲打井见过一个怪物,把它吊在树上打碎了。

  他们跑到那里,将探铲打到4.5米,发现陶俑碎片。把两点一连再打探点,发现了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的兵马俑坑,这就是兵马俑一号坑。于是,一个沉睡2000多年的“地下军团”重见天日,“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在探铲下诞生了!根据试掘密度推算,坑中共有陶俑、陶马约6000件。

  此后又相继发现了兵马俑二、三号坑,分别进行了部分或全部发掘。

  袁仲一研究认为,一、二、三号兵马俑坑,象征着驻在京城外的军队,可称之为“宿卫军”。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一号坑为“右军”;以战车和骑兵为主的二号坑为“左军”;三号坑是统帅左、中、右三军的“幕府”(指挥部);未建成的废弃坑(四号坑),应当是拟议中准备建的“中军”。一、二、三号兵马俑军阵有机结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完整的军阵编列系统。

  “二号坑是整个兵马俑坑的精华!”袁仲一说,二号坑内容丰富而精彩,有陶俑、陶马1400多件,骑兵116件,马116匹,89辆战车,是由战车、骑兵、弩兵、步兵等组成的具有前角后犄的曲尺形军阵。“四个小阵套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曲形阵,可分可合,浑然一体,可发挥多兵种作战的威力。”

  “数千兵马俑群可以说史无前例,开创了我国雕塑史上大型群雕的先河。8000件兵马俑群雕,千人千面,堪称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的奇迹。”他说,“这种模拟军阵的宏大构图,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它把2000多年前秦军军阵的编列情况再现在世人面前。那十百为群、千万成阵的千军万马,凝聚着摇山撼海之力,是秦人信念、力量和进取精神的体现,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我就是闭上眼睛,也知道它们在哪个位置,是啥模样。”袁仲一说,无论陶俑身上是否刻有工匠名字,他都能说出它们的制造者:“有个没胡子的俑,是工匠‘咸阳敬’做的;那个叫‘宫丙’的陶工做了45件陶俑。”

  袁仲一曾做过10年秦兵马俑博物馆馆长,接待过许多国家政要。1991年11月5日,在兵马俑一号坑边,第二次来馆参观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对他说:“袁先生,我第一次来时跟你说过,世界上有七大奇迹,兵马俑的发现是第八奇迹。这次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在这个地方,我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遗迹上。”

  破解古代车马系驾关系“千古之谜”

  1980年12月,在秦陵封土西侧,袁仲一主持发掘出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其中有两辆铜车、8匹铜马和2个铜御手,15公斤重的金银器散落在坑里。两辆铜车马,为原大的1/2,一辆是警卫乘坐的“立车”,一辆是秦始皇乘坐的“安车”。它们由几千个零部件连接组装而成,工艺复杂。

  这是继兵马俑坑之后秦始皇陵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也是上世纪考古史上发现的结构最复杂、形体最高大的青铜器物。总重2.3吨,零件共有7000多个,接口近7500个,焊接口1000多个,带纹接口300多个,连接工艺极其复杂。

  1983年、1988年,两辆铜车马先后完成修复,对外展出后轰动世界,被誉为“青铜之冠”。美籍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观赏后感慨地说:“它结构之复杂、技艺之精湛,以往所出的铜器中没有任何一件可与之相比。”

  “我花了17年的时间研究铜车马,因为它牵涉到古代的车制、车的种类、车马的制作工艺、组合关系等一系列的学术问题,还有许多个零部件的定名等问题。”袁仲一告诉记者,“清理非常麻烦,碎片达3000多块,变形严重,要研究几千个零件彼此之间的关系,弄清它们都在什么部位,才敢动手,不然就会变成一堆垃圾。清理过后的修复也复杂……”

  古代车制和车马系驾问题,长期困扰学术界。过去出土的木质车辆的缰绳都已腐朽了。铜车马的出土,首次完整、准确地展示了2200多年前的车马系驾关系。

  研究后才知道,马怎么拉车、御手怎么驾车。古书上记载“六辔在手”(辔指缰绳),一匹马有2根缰绳,4匹马共8根缰绳,“但御手手里只握了6根缰绳,还有2根哪里去了?”结果发现,中间两匹马的缰绳拴在了轼上,不需要御手来牵引。

  秦陵铜车马采用“轭靷系驾”,不同于西方的“颈带系驾”。西方是靠马脖子上的颈圈带动车辆前行,马过分用力颈圈就会压迫气管,使马难以奔驰;而“轭靷系驾”使马的承力点落在了肩胛两侧,马奔驰起来不会压迫气管,大大提高了马的承受力和行车速度。

  秦陵铜车马4匹马共8根辔绳(缰绳)。辔绳的前端分别系结于马口两边的衔环上,其中中间两匹服马内辔绳的末端,系结轼前呈鸡爪形的皮质纽鼻或带柄铜环上,其余6根辔绳的末端握在御手手中。他的每只手各握3根辔绳。当御手牵拉左手握持的3根辔绳,车马向左转弯;牵拉右手的3根辔绳,车马向右转。双手紧勒6根辔绳,则车马徐行或者停止;放纵6根辔绳和策马则车辆疾驰。

  1998年7月,袁仲一编著的专著《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出版。“我估计,时间越久,这部书价值越高。”袁先生说。

  秦文字研究的集大成者

  秦始皇陵附近几乎每平方米都有他的足迹,每次在那转悠都有收获,袁仲一说总能捡上几个陶片片,发现陶器、砖瓦上的文字。

  他笑着说:“过去,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穿着破烂戴草帽挎黄布包的人,整天在那里翻垃圾。其实,那就是我!路边的烂砖烂瓦,我都翻过。”《秦代陶文》和《秦陶文新编》中的很多文字就是这样翻捡出来的。

  秦俑学起源于考古,在最早研究秦俑的学者中,首推袁仲一先生。他的专著《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和《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对秦俑和秦始皇陵的各个遗址,进行了系统研究。《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是自成体系的关于秦俑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秦俑学的军事、艺术、科技、建筑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个人见解,许多观点被学人引用。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张文立研究员认为,袁仲一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秦文字,由秦代陶文引申到秦文字,走着小学家的道路,且有所发展。他由秦俑研究扩展到六书之学,在经学的小学中耕耘,为秦文化研究在文字学上填补了陶文、文字通假的空白。

  1974年以来,袁仲一搜集了秦始皇陵等地出土的陶器、陶俑、陶马和砖瓦上的刻画及戳记文字,汇集整理成《秦代陶文》一书,该书选录了秦代陶文600余种1610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重视。

  后来,各地接连发现重要秦文字资料。于是他和刘钰合作,吸纳新资料,重新编排整理著成  《秦陶文新编》(上、下两册),其收录陶文3370件,较之《秦代陶文》增加了一倍多。

  夫妇俩合作出版的秦文字研究著作《秦文字类编》,收录了秦代陶文、金文、简牍、刻石文字共计5676个,这些秦代文字对研究中国的文字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也是一批重要的书法艺术珍品。

  考古发现的秦文字中,存在着大量通假字,给人们通读全文带来了困难。于是,他编纂出《秦文字通假集释》,用先秦及汉代等金石简牍和古文献资料,补充了有关通假字的例证,以求释读更加准确。

  作家岳南在其纪实文学中描绘说:“在这个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袁先生的血液里,流淌的绝不只是鲜花与喜悦酿成的殷红,更多的则是人生的沧桑苦难与不屈的精神意志所融汇而成的汁体。”

 

(图文转自《文汇报》2019年2月27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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