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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重建东亚新石器时代的食物文化与社会:“社会”的植物考古学前沿

2019-3-15 16:11|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55| 评论: 0|来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摘要: 2019年2月28日,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副教授细谷葵(Leo Aoi Hosoya)博士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做了一场题为“重建东亚新石器时代的食物文化与社会:“社会”的植物考古学前沿”(Reconstructing Food Culture and the Society in Neolithic East Asia: The Frontiers of ‘Social’ Archaeobotany)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邓振华助理教授主持,吴小红教授、张海副教授等参加了讲座讨论。

2019年2月28日,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副教授细谷葵(Leo Aoi Hosoya)博士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做了一场题为“重建东亚新石器时代的食物文化与社会:“社会”的植物考古学前沿”(Reconstructing Food Culture and the Society in Neolithic East Asia: The Frontiers of ‘Social’ Archaeobotany)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邓振华助理教授主持,吴小红教授、张海副教授等参加了讲座讨论。

 


细谷葵博士

 

  细谷葵博士首先简要介绍了植物考古的研究内容,重点指出不同类型的植物遗存能够提供哪些植物加工过程的信息,进而重建相关的人类活动。她指出社会考古学是通过重建社会活动研究古代社会的特征、规模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学科分支,食物文化是社会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和切入点,而食物加工则是人类使用食物资源最基本的技术,是反映人类社会组织的良好指标。对于东亚农业社会而言,水稻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至关重要,因此,她的研究希望透过重建水稻的加工和烹煮方法探讨东亚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结构及其转变过程。在此基础上,细谷葵博士通过三个案例讲述了如何开展“社会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细谷葵博士首先通过池上曽根遗址(Ikegami Sone Site)大型建筑的研究,介绍了如何通过大植物遗存的研究来探讨日本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结构转型。池上曽根是弥生时代中期(100BC-100AD)的一处聚落遗址,这一时期聚落遗址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位于中心位置的大型建筑。对于此类建筑的功能研究者曾有多种不同的认识,细谷葵博士通过对建筑内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认为,稻谷脱壳是这里的日常活动之一。与这一认识可以互相印证的是,弥生时代一些器物特别是祭祀用品上常见舂米的图像,由此可见这种活动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意义。细谷葵博士进而认为这种大型建筑兼具世俗性与神性双重属性,聚落领袖可能正是利用这种大型建筑,同时控制了稻米脱壳等生产活动和相关的祭祀活动及观念,从现实与信仰两个方面加强了自身对聚落的控制,这可能是当地早期等级社会得以建构的重要基础。

 

池上曽根遗址中间大型建筑(图片来自网络)

 

  细谷葵博士进而指出单纯依靠植物遗存的研究并不能完全重建古人的日常活动,并通过对田螺山遗址和日本绳纹至弥生时代遗址炊器的研究,探讨了东亚早期稻作社会中水稻重要性的变化过程,由此展示了如何通过与其它研究方法的结合扩展“社会的”植物考古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对炊器的研究主要使用了“烟炱-炭化物类型分析法”,即通过观察炊器外壁的烟炱痕迹(soot)、口沿附近的溢流线(overflow lines)、内壁的碳化物(carbon deposit)和污渍(stain)等的观察,同时结合器物大小、形态和厚度及其残留物的碳氮同位素分析和器物类型学分析等,探讨炊器的使用方式。田螺山遗址炊器的分析结果表明从遗址7、8层到5、6层发生了炊煮粥类食物到干饭的转变过程,同时田螺山遗址5、6层的另一类陶器可能用于炊煮汤类的佐菜。日本绳纹到弥生时代陶器的分析结果也展示了类似的炊煮方式从煨炖粥汤类食物到炊煮干饭的转变。然而,煮饭釜(rice-cooker)在田螺山遗址的出现过程是十分缓慢的,而在日本,此类炊器和相应的炊煮方式则是在弥生时代突然出现的,结合此类陶器的数量比例,细谷葵博士提出水稻和相应的炊煮方式、炊器,以及稻米作为主食的观念有可能是同时传入日本的,这是否能够成为解释弥生时代社会快速发生转变的一个线索?细谷葵博士进一步指出,在田螺山遗址3、4层煮饭釜(rice-cooker)数量的减少或许暗示了这一时期稻米的加工方式已经开始了从煮到蒸的转变,类似的转变在日本则发生于古坟时代。对于这一转变的原因,细谷葵博士认为当时已经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稻米的集中再分配,由此导致当时人日常食用的稻米混合了不同的品种,而由于不同品种稻米吸水率的差别,蒸比煮更容易控制米饭的烹饪效果。

 

 

  在第三个案例研究中,细谷葵博士介绍了近年来在环太湖地区和宁绍平原现代植物利用的民族学调查项目,试图由此建立解读不同地区植物管理观念的框架,从而向大家展示如何通过民族考古学研究的引入,促进“社会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从植物资源利用的角度,新石器时代的环太湖地区自身经历了从广谱经济(Broad Spectrum Economy,同时利用水稻和其它野生植物资源)到集约的稻作农业生产的转变,而宁绍平原则在广谱经济之后融入到了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传统之中,两个地区不同发展路径背后的原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细谷葵博士认为造成两个地区植物资源利用状况差异的原因不只是单纯的自然环境,人们对食物管理概念的差异可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为此,她近年来在两个地区开展了持续的民族学调查,访谈对象以当地老人为主,试图获取现代化之前当地居民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手段、传统的作物加工方法等方面的信息。调查发现,宁绍平原居民更重视食物的多元化,环太湖地区居民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源则都以水生植物和稻田附近容易被管理的植物为主,但对野生植物利用的相关经验在当地一直得到传承,以应对饥荒等突发事件,或者用于制作传统节日或祭祀活动中的食物。基于这些信息并结合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材料,细谷葵博士推测在长江下游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中,对可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源的认识和经验一直被保持和传承,宁绍平原因为丰富的山地和水生食物资源,广谱经济一直得到延续,而且相较于集约的食物生产其食物观念更注重食物的多样性。环太湖地区对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是以水生为核心的,这些野生植物都较易于在水域中被驯化并且与集约的水稻生产体系相关联。对于宁绍平原最终融入环太湖地区集约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这一结局,可能与本地的广谱经济虽然可以支撑当地社会维持现状,却无力促成进一步发展有关(比如支撑更多的人口)。对于这项研究,细谷葵博士还强调,民族学调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将现代观察结果与考古资料进行直接比对,而是让研究者习得与“我们”不同的、多样的对世界的认识和观念,从而更灵活地解释古人的行为。因此,对于环太湖地区和宁绍平原的民族学调查也并非试图在这两个地区探寻跨越数千年的植物资源管理和利用观念和区域传统。

 

 

  讲座结束前,细谷葵博士再次强调植物遗存的综合研究与其它研究方法的紧密结合才能真正构建有效的“社会的”植物考古学。最后,现场听众就民族学调查与考古研究的结合、炊器“烟炱-炭化物类型分析法”及对稻米加工方式转变原因的解释等问题与细谷葵博士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陈绰敏 撰稿

  邓振华 审校

崔嘉宝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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