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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明的珍贵遗产——《纳提什瓦》《山南壁画》编后

2019-4-1 15:18|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110| 评论: 0|原作者: 柴焕波|来自: 湖南考古

摘要: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孟加拉国阿格拉厦·毗诃罗普尔(Agrashar Vikrampura)基金会达成了联合考古协议。从2014年12月~2019年1月,我和莫林恒、李意愿、贾英杰等核心队员,会同孟加拉国欧提亚·欧耐斯恩(Oitiya Onneswan)考古中心的考古学家,对毗诃罗普尔古城内的纳提什瓦(Nateshwar)佛教遗址进行连续四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六千多平方米,取得了重大成果。

 1、纳提什瓦遗址的发掘 

  2014年4月17~22日,我随何强副局长、高成林副所长访问孟加拉国,实地考察了毗诃罗普尔(Vikrampur)古城。在国家文物局、湖南省政府和中国驻孟大使馆的大力支持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孟加拉国阿格拉厦·毗诃罗普尔(Agrashar Vikrampura)基金会达成了联合考古协议。从2014年12月~2019年1月,我和莫林恒、李意愿、贾英杰等核心队员,会同孟加拉国欧提亚·欧耐斯恩(Oitiya Onneswan)考古中心的考古学家,对毗诃罗普尔古城内的纳提什瓦(Nateshwar)佛教遗址进行连续四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六千多平方米,取得了重大成果。

图一  毗诃罗普尔古城纳提什瓦遗址航拍图

  纳提什瓦遗址第一期寺院遗存是一组庞大的塔院(stupa court)与僧院(vihara)的综合体,其中塔院位于寺院的中部,包括四座神殿、一座带有居住和储藏功能的公共房子、主干道、和神殿周围的广场。僧院位于寺院的边缘,包括若干座僧舍、经多次修缮的食堂建筑、浴室和排水沟。一道曲折形隔墙将塔院(神圣空间)与僧院(生活空间)分割开来。其中,神殿1为一座带有柱廊式的门厅的开放型佛塔式神殿;神殿2基座边长43米,墙体的趋势是向中部转折、斜向上升,建筑内填以厚实的纯净土,推测为带有覆斗状塔基和圆柱形塔肚的封闭型佛塔式建筑。第二期遗迹主要为十字形中心神殿及八边形佛塔等附属建筑,十字形中心神殿东西长62.3米,南北长62.8米,中心部位是一座八边形佛塔的塔基,东、北、西、南四面连接四座柱厅建筑,柱厅之间以墙体连接。这种完全敞开的十字形中心神殿,与印度传统的大乘寺院建筑明显不同,是孟加拉国金刚乘建筑的典型范例。

图二  纳提什瓦遗址神殿2北墙,约8~10世纪

图三  纳提什瓦遗址遗迹总平面图,8~13世纪初

  公元8~12世纪,僻居东印度一隅的波罗、旃陀罗等王朝尊崇佛教,在近500年的时间内,经历了大乘佛教到金刚乘的重大变革,建筑、造像由于金刚乘理念的催生而别开生面。纳提什瓦遗址保存了两个时期完整的建筑遗存,从大乘风格的开放型佛塔式神殿,到具有过渡时期特征的封闭型佛塔式建筑,到最后成熟的十字形中心神殿,生动诠释了大乘佛教到金刚乘的历史变迁。

  发掘之后的纳提什瓦遗址呈现出红砖墙体互相叠压的恢宏景观,具有旅游开发的巨大潜力。目前,中孟两国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筹划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增进当地的民生福祉,并成为中孟考古合作和文化交流的永久性基地。

图四  孟加拉国青少年参加考古活动

  2、毗诃罗普尔城址调查的收获 

  孟加拉国文献记载,毗诃罗普尔是旃陀罗王朝、跋摩王朝、犀那王朝的三朝古都。在孟加拉国出土的旃陀罗时期的铜石碑铭中,也屡屡提及这一地名。毗诃罗普尔在西藏也是个神圣的名字,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开篇就提到它。那措·崔臣杰瓦(1011~1064)在对阿底峡的颂词中说到:“东方萨霍尔殊胜地, 坐落一座大城镇,名叫毗诃罗普尔(Vikramapar,汉译威德城),城中便是大王殿,宫殿辉煌宽又广,人称金色胜幢宫。”

  2018年12月~2019年1月,中孟考古团队开始了系统的城址考古调查,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初步认定,城址周围的拖莱索里(Dhaleshwari)河和莫喀第(Mirkadim)等人工运河构成了古城的四面边界,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5~6公里,未发现沿河的城墙,这种情形与孟加拉国拉杰沙希县的巴哈布尔(Pahadpur)和库米拉县的拉尔迈-迈纳马蒂(Laimai-Mainamati)两处中世纪城址是一致的。

  巴尔巴来(Ballal Bari)遗址位于城址中部偏北,应是当时的王宫所在地(Ballal为斯那王朝的国王,Bari意为住地),遗址为一方形土台,边长约320米,高出四周低地约2~3米,土台四面壕沟宽约60米,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宽约30米的陆路与外界相通。经试掘,土台为两次人工垫筑而成,垫土层厚达4米多。遗址的北面和东面,分别有旧河道通向大河,交通十分便利。那措·崔臣杰瓦所说“城中”的“金色胜幢宫”,《阿底峡尊者传》中“平洁高广”的“金幢宫”,可能就是这处遗址。

图五  毗诃罗普尔古城巴尔巴来王宫遗址,约8~13世纪初

  拉库罗普尔(Raghurampur)遗址位于城址的中部偏西南,为四周僧舍环绕的大型佛教中心,周围还有多个单体建筑,共同构成庞大的佛教建筑群。拉库罗普尔遗址南1公里的金刚瑜伽(Bairajogini)村相传为阿底峡的出生地,曾清理出木船残骸、雕刻木柱和大量的石质建筑构件,许多石质雕像也发现于这一带。按法尊法师译《阿底峡尊者传》中“次宫之北有聚落曰比扎摩罗”“比扎摩罗有无量圣众”的方位提示,拉库罗普尔遗址、金刚瑜伽村或许是“比扎摩罗”和“次宫”之所在。纳提什瓦遗址位于拉库罗普尔遗址西约2公里,与上述遗址共同构成庞大的宗教区域。这个区域的周围,有人工运河分别从东、南、西不同方向与四周的界河连接,承担着泄洪和运输的功能。

  古城内分布着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台地,一般高出周围耕地2~3米,有些本身就是古城居民的聚落,通常可以采集到陶器等生活用品。池塘作为居民生活用水的重要设施,大多从古代沿用至今,也为我们的遗址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

  毗诃罗普尔城址考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现有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的检讨,整个城市的结构布局、人工沟渠与自然河道的判别、城门和道路的走向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工作。

  3、苏摩普里寺考察记 

  孟加拉国拉杰沙希县的巴哈布尔遗址, It is known as the Sompura Mahavihara, located in Rajshahi district.被认为波罗时代著名的苏摩普里寺(Somapuri)遗址,由波罗王朝第三任国王提婆波罗于公元8世纪末与9世纪初敕建,13世纪初毁于穆斯林的侵入。许多西藏僧人曾在苏摩普里寺访学,阿底峡在此住寺多年,于1034 年向那措译师传授《中观心论注思择焰》。此书是清辨论师对龙树《中论》的注释,是中观自续派的经典,后来,阿底峡还在拉萨大昭寺宣讲过此书,并应那措译师之请,撰写了《中观要诀》。

  苏摩普里寺遗址的主体是一座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中心为高大的四方形佛塔,四个方向的禅那佛可能安置在佛殿内,面向四个方向的柱厅。漫步在遗址上,装饰在露台墙体上的砖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砖雕除了各类佛教和印度教神祇,还有承柱力士、杂技者、各种怪兽等等,题材极为丰富。但它们出现在佛寺里,究竟有怎样的寓意呢?后来,我在阅读原始的考古报告时,终于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有一尊阿閦佛砖雕,以菩提树为背景,施触地印,镶嵌在东墙的中心位置。阿閦佛是五部佛之一,它的空间方位正是东方。这表明,这些砖雕是按照曼陀罗的要求而安排的,是绕行者礼拜的对象,这正是金刚乘的核心理念。这个发现,使得纷繁庞杂的砖雕变得井然有序。

图六  孟加拉国苏摩普寺墙基砖雕,约8~10世纪

图七  孟加拉国苏摩普里寺出土阿弥陀佛砖雕像,约8世纪

  据藏文史料,黑行者,孟加拉人,八十四成就者之一,得到胜乐本尊法真传后,曾在苏摩普里寺等地传法,教化了一大批学者,如底洛巴、那若巴等,他的著作涉及密集、大威德、胜乐,他所传“胜乐四灌顶”在西藏影响很大。

  毗哇巴也是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出自唯识派论师护法的后辈胜天门下,寂护是毗哇巴的亲教弟子。毗哇巴曾在苏摩普里寺研修佛理和密法,他融合《红阎摩德迦续》《胜乐根本续》,以《喜金刚续第二品》为基础,从因、道、果三方面进行修持,他直接领受了金刚持开示给无我母的密法,以喜金刚(Hevajra-Sakti)为本尊,创立了“道果”法。昆·贡却杰布通过卓弥译师获得毗哇巴的全部教授,于1073年在西藏仲曲河谷修建了萨迦寺。因此,持金刚、无我母、毗哇巴三尊一铺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萨迦派寺院的壁画中,标示着萨迦教法的心髓、开示和世间化现,而喜金刚正是萨迦“道果法”最主要的本尊。无独有偶,在苏摩普里寺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残碎的石雕,在原始报告中公布了三件标本,一件是带帽冠的菩萨头部,一件是左手攥着钱袋的财神(Kubera),还有一件正是喜金刚(Hevajra)造像。这尊喜金刚造像6面,每个面上有3只眼睛,16臂,各执充填不明物的颅骨碗,中间一臂拥抱性力女神沙克蒂(shakti),后者代表性力、生命力,造像年代约在11世纪后期。这一发现从考古资料上证实了苏摩普里寺不仅经历了最初的大瑜伽阶段,还经历了无上瑜伽阶段。由于无上瑜伽是金刚乘的最后形态,在东印度存在的时间不长,因此,这类本尊造像极为稀少,因此也弥足珍贵。

图八  孟加拉国Itakhola Mura遗址出土的不动佛泥塑像,约7世纪

图九  孟加拉国Jagaddala遗址出土的喜金刚石雕像,约10~11世纪

  密宗教义不是从大乘佛教内部生长的,而是来自于印度教的影响。由于异族的入侵,使得佛教与印度教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这些密教本尊正是印度文明与伊斯兰入侵者的对抗中产生的。既然这个世界是由心识产生,因此,战场不是在现实的世界中,而是在人的内心展开,不是外障,更多是内障,不是致力于打造现实的刀剑,而是在心理中锻造更加猛利的武器。密教本尊多头、多臂、多足,动物肢体与人体结合在一起,狂笑的狰狞面容,脚踏因挤压而扭曲变形的敌人,这些都是密法借以表达的内境、心相、意乐和深刻的生命悲剧感,天魔鬼怪非为外境及出世间真实,而是散乱心识支离破碎的影事幻象,源自人类的贪欲烦恼习气。密宗通过般若与方便的结合,使心灵在危脆无常世界前合一,这正是印度文明的最高智慧。在那个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年代,这是一种抗争,一种救赎,只是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语境。

  4、西藏的寺院建筑和造像

  8~12世纪,波罗、旃陀罗等王朝治下的东印度佛教昌盛,成为西藏佛教的直接源头,无论从教义、建筑、造像、绘画,都可找到一条清晰的传播脉落。这些年孟加拉国的考古实践,也使我们对西藏的寺院遗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大昭寺是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用来供奉佛像的方形伽蓝,最大特点是主厅四周绕置小凹室(僧房)、并树立有华丽雕饰的廊柱,这种建筑模式可以追溯到印度那烂陀(Nalanda)僧房式佛殿的原型。义净在那烂陀寺居住了整整10年,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对其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与考古发掘的遗址极为吻合,这是大乘时期典型的佛殿建筑格局。

  桑耶寺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佛法僧齐全的寺院,相传其布局由寂护设计,由赤松德赞(755~797年)亲自为寺院奠基。寺院中间为须弥山、四周为四大洲八小洲的建筑布局,代表了佛教的“大千世界”思想,其目的是要用新的宇宙观来摧毁被佛教视为邪恶的地方信仰。桑耶寺中心大殿乌孜大殿四门凸出,在《巴协》中称为“吉祥毗卢遮那佛救渡恶趣曼陀罗”。但细细分析乌孜大殿的平面结构,佛堂仍是仪轨的中心,还有三条绕殿礼拜的内部转经道,只不过在早期殿堂基础上,加入了曼陀罗意趣。乌孜大殿四方的四大部洲殿,也与曼陀罗中的四方佛无关。因此,乌孜大殿只能算是大乘传统建筑和曼陀罗思维融合的产物,这与当时东印度寺院建筑普遍处于过渡阶段的情况是同步的。

图十 西藏桑耶寺乌策大殿,8世纪

  近两个世纪之后,益西沃于985~990年前后创建了托林寺,寺内的朗巴朗则拉康相传是仿照东印度欧丹多富梨寺(Otantapuri)而建造的,为典型的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与桑耶寺相比,它才是西藏曼陀罗建筑的代表。从大昭寺、桑耶寺到托林寺,前后跨度近400年,同样反映了从大乘佛教向金刚乘过渡的建筑变迁。

图十一 古格王朝托林寺天降塔,约11~13世纪

  小乘佛教是一种哲理性的宗教,不仅否定神灵的存在,也否定佛的神性。在佛像产生之前,人们用佛塔、法轮或佛足印来代表佛陀。大乘佛教使佛带上了神性,成为存在于三界的神灵化身,这也成为了造像之源。到了密宗时期,一个大的变迁出现了,佛教不再只是闻思、智解,而是证解和瑜伽,僧人独自在曼陀罗坛场中修炼,成就证境,至此,佛教走上了它的最后一步:我就是佛!

  藏传佛教的开端,正值印度晚期大乘和持明密宗阶段。松赞干布(617~650)时期,尼泊尔尺尊公主将当时流行的不动佛、救度母、十一面观音像带入吐蕃,这些正是持明密教标志性的神祇。“佛陀以一个音节阐述了其全部教法”这一思想衍生出神咒和真言,在七世纪获得巨大的发展,观音咒六字真言终生陪伴和鼓励着西藏民众。

图十二 西藏扎囊县青朴修行地六字真言石刻,现代

  五智禅那佛又称五部佛,是伴随着大瑜伽密教的发展而出现的,其空间分布是与曼陀罗理念结合在一起的,修行者在入定之前和仪式之后,都要对其进行礼祈、观想,以辅助修行者与神灵融为一体。吐蕃时期的大瑜伽密教由无垢友所传,无垢友是佛密的弟子,是莲花生之后第二位被请入西藏的密教大师。宁玛派密法十八部,可能也与《十八会金刚顶经》有关,这也是宁玛派主供大日如来四面像的原因。

  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部佛,在11世纪的印度西部地区非常普遍,从塔波、阿济、芒域等地寺庙以及西藏古格寺院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塔波寺杜康殿内32尊塑像环绕着立体的金刚界坛城和雄伟的四头大日如来塑像,正是纯正的大瑜伽密教的遗存。据多罗那他《后藏志》记载,座落在后藏泽乃萨寺殿内主尊,原是“四尊背靠背的大日如来和八大随佛子”,这类四面的大日如来像年代很早,所以成为后宏期伏藏师寻宝的目标。1937年,杜齐在考察后藏康马县萨马达寺时,发现一座制作美轮美奂的佛塔,表面用浮雕的技法,表现了金刚界曼陀罗三十七尊神及其部众,可能是一件由尼泊尔传入藏地的晚期波罗时代的孟加拉作品。西藏皮央·东嘎石窟的壁画,其曼陀罗主尊和部众中并没有发现无上瑜伽“拥抱明妃”的双身图像,年代约在10世纪晚期,是西藏迄今保存最早的曼陀罗样本,可视为西藏纯正大瑜伽密教图像的范例。

  10世纪以后,印度民间密教大行其道,在大瑜伽及无二瑜伽基础上,吸收了毗湿奴俱生派的影响,主张性力解脱,其派系进一步流衍为胜乐、喜金刚、四座、幻化等流派,统称为“无上瑜伽”。11世纪初,伊斯兰教侵入,佛教、印度教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形成了时轮派。

  无上瑜伽密宗以持金刚为中心,密集、大威德、喜金刚、胜乐、时轮等本尊,都是持金刚的各种化身,是根据有情的根器业行的别别化现,都有相关的仪轨论书和相伴的天众,体现着教义的精髓。西藏后宏期之初,无上瑜伽被直接引入西藏,仁青桑波、卓弥、玛尔巴、郭库巴等翻译了密集、胜乐、喜金刚、大威德、时轮等教法,并相与传习,统称新译密教。无上瑜伽由于缺乏崇高的宗教精神和精深缜密、高妙玄通的思想体系,往往演变为巫术信仰。古格王室迎请阿底峡,体现了大乘佛教传统的回归,无上瑜伽密教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直到14世纪前期,布顿大师在编排经论、定型《甘珠尔》《丹珠尔》的同时,力图拟定一种仪式轨则,超越各种异见,建立正统清净传承,在此理论氛围中,无上瑜伽的传承脉络才得以梳理,白居寺十万佛塔营造的灵感正来自布顿。

图十三 西藏索县穷果寺大威德金刚金铜像,约15~18世纪

  从小乘佛教最初崇拜佛塔、法轮、佛足,到大乘佛教的佛陀尊容,从大瑜伽密教的五部佛,到无上瑜伽以持金刚为中心的本尊诸神,体现了佛教造像的发展历程,它们在西藏寺庙中早晚杂揉,并存交叠,构成了藏传佛教造像的内在肌理。

  在《纳提什瓦》报告的专文中,我们将东印度和西藏造像分为“大乘佛教和持明密教造像”“金刚乘造像体系”“无上瑜伽密教造像的源头与流衍”“印度教神像体系和佛教护法神”四个层次,对庞杂的造像神格进行分类爬梳,由此构成了孟加拉国和西藏宗教造像的整体框架。

  5、山南壁画

  2016年6月,我随郭伟民所长赴拉萨,与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哈比布所长、李林辉副所长、夏格旺堆副所长共同商讨合作事宜,希望将我所的援孟项目与援藏项目对接,以培植新的学术增长点,这一倡议得到了西藏同行的积极回应。近年来,西藏文物部门正在推动寺院壁画的数字化项目,故宫博物院已对夏鲁寺、贡嘎曲德寺等寺院的壁画进行了数字化记录。由于壁画不易保护,特别是对于墙体、墙皮正在脱落的壁画,目前并没有理想的保护手段,因此,数字化记录显得尤为迫切,这已成了西藏文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从2016年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山南市文物局组成联合团队,展开了山南市古代寺庙调查和壁画数字化的实践。

  幽暗的佛殿,入定的佛陀安详含笑,净土境界的壁画在酥油灯影中悄然浮现,菩萨说法场景交替出现,天众、施主和僧俗百姓聆听法语,随喜赞叹。

  环绕佛殿的回廊,两侧壁画多为《本生续》或《譬喻如意藤》中的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突出体现了原始佛教的精神。佛陀29岁出家,35岁在菩提树下觉悟,此后45年没有停止过弘化。佛陀身体力行、百折不回的宗教实践,为历代人民留下了人格美的力量。

  经堂是寺庙中诵经、说法之地,经堂上方通常有采光的天井,天井壁画一般是佛陀、菩萨或各教派上师的说法图,与经堂中诵经说法的氛围吻合。透过窗户的天光泻下来,在跏趺而坐的僧人上方交织成统一的精神场,犹如“法性光明”。 

图十四 西藏山南提吉寺佛殿壁画,约14世纪

图十五 西藏山南多比曲科寺天井壁画,1929年

  在密宗修行中,“理解”与“证会”是不同的,灌顶仪式只是须臾的体验,身心并没有稳固,心与胜义更没有合为一味、同时俱转,因此,僧人在灌顶之后,必须另择时地,进行长年累月的实修。在密宗殿壁画中,本尊四周的天众展示出婀娜的身姿,每尊上师的小像都有藏文的题名,密宗认为,将怛特罗的密意转化为佛教伟大成就的内证真实,需要掌握佛教心髓、视野全面的上师引导。历代上师如同恒河之沙绵延不绝,壁画上的一串串名字,就象国史中的帝王家谱,晚期还加入了萨迦五祖、玛尔巴、宗喀巴等西藏上师,当修行者诵念起他们的名号,如同泛起久远的人类精神层层叠叠的砂金。

  对于经堂四面墙体壁画的功能,我一直有纠结于心的困惑,壁画处在信众的朝拜道上,太嘈杂故,显然不是修行之地,如果说是给朝拜的信众作教化,题材中出现的无上瑜伽双身像,显然并不合适。在扎塘寺,我向一个修养深厚的喇嘛说出了我的困惑,他说,他无论是坐在垫子上,还是从墙边经过,只要看到这些壁画,“就象看到了熟人”,他将双手地放在心口,眼神中透出说到至亲时才会有的神情,我想起伟大的大圆满传承者无垢友,他也曾说过“好象在群众中认出老朋友一般”这样的话,这让我最终理解到,经堂壁画包含了大乘显教和密宗四续部生起、圆满次第的完整图像,每一尊神像的背后,都代表了一种相应的法类,以满足不同次第修行者的需要。对于未受密宗灌顶的僧人,经堂是学习大乘显教的地方,对于受过灌顶的僧人,经堂壁画则是在诵经的间隙,作为温习、坚固忆念的辅助,使修行者的正念得以相续,而沉浸在另一个世界(天慢)之中,任运而住而不出,以此对治“凡常境执”。宗喀巴《密宗道次第广论》卷19在论述僧人在修行间隙“中间之瑜伽”时也说:“如是前座已毕,后座未修,中间亦应作诸善事,此即清净受用瑜伽,谓自忆持主尊天慢,根缘境时,当观诸境体为诸天,由彼供养。……若能一切时中依止正念,即是速能圆满二种资粮方便。”密宗修行不光在密室之内,僧人在行住坐卧之间,皆在定中。这样一来,长久以来的困惑也就涣然冰释。

  印度阿旃陀壁画代表了笈多王朝(320~600)时期佛教艺术的顶峰,也是中亚、汉地、西藏壁画的最初源头。西藏壁画是藏传佛教的重要遗产,既有纯朴、活泼的小乘题材,流光溢彩的大乘众神,还有神秘深邃的密宗图像,它们前后相续,构成了佛教史上最成熟、最完整的壁画遗产,至今仍发挥着活的宗教功能。在壁画风格上,西藏壁画并不是印度的翻版,而是具有鲜明的高原色彩和民族风格,皑皑白雪,浩渺苍穹,构成西藏壁画特有的美妙境界。山坡上的骑马人、飞翔的成就者、梦境中的观音、开满鲜花的树枝、龙王降雨浇洒焚烧的寺庙、云中散花的天女……这些细节感人至深,它们不再是教义枯燥的图解,而且融入了绘者的前世今生,犹如童稚之眼,激起人们心底依稀的回忆,令人一咏三叹。

图十六 工作团队在山南康松桑康林

  《山南壁画》是我们山南壁画数字化项目的初步成果,包括了山南市17座寺庙的壁画图像,这一成果,不仅使这些壁画得到了永久性的数字化保存,同时,它所显示的整体资料,也为壁画的阐释和图像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6、佛教文明的传播之路

  孟加拉是古印度的一个文明中心,曾留下了佛陀弘化的足迹,佛教在这块土地上,经历过原始、部派、大乘、金刚乘等各个不同的阶段,不同教派互相争斗,又彼此融摄,真理的金屑如同种子般沉积下来,成为革命性变革的策源。无边的古僧逝矣,如恒沙,留下了互相叠压的累累墙体,这些新墙与旧墙之间的重叠,并不是无谓的时光轮回,而是凝结了人类智慧进步的艰难步履,是一段段深邃的精神史。因此,我们总是怀着“让生命渗入泥土”般的热情,详细叙述地层和遗址的细节,甚至有些繁琐之感,它成为了纳提什瓦遗址考古的坚石。

  我曾旅行在孟加拉广袤的原野,肥沃的农田上有成群的耕牛,让人想起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神祇:祈祷主,祭坛之神,是后来梵天的原型;牛神毗湿奴是护持之神;暴风之神楼陀罗是后来的破坏之神湿婆。它们都根植于土地和生活最基本的元素之中。我曾在一个黑夜,在孟加拉湾凝视海上的月升,这是洛乞史茗(Lakshmi)女神从海洋中诞生,她是财富、美丽和繁荣的象征,她总是穿着镶金边的纱丽,站在盛开的莲花之上,诸天都被她的美貌所震惊,它也是西藏度母的原型。  

图十七 孟加拉国Kalir Atpara湿婆神庙举行的祭祀活动

图十八 孟加拉国Naogaon遗址出土毗湿奴和洛乞史茗女神石雕像,12世纪

  我也曾站在苏摩普里寺的塔顶,举目远望,历史上宗教圣人采用种种隐喻,来诠释他们的心性经验和开悟境界,让我感受到深邃的人类精神给我带来的喜悦,也把我在考古生涯中获得的残片,重塑为身心合一的珍宝。

  在孟加拉国的各地博物馆中,印度教的造像总是多于佛教造像,它们大多来自各地印度教神庙中。密教的原始成分源于婆罗门教,明咒为吠陀经的咒术,瑜伽为婆罗门教的禅定,护摩是婆罗门教的火供,以此调伏鬼神、息灾避祸。后来,印度教神祇大多被佛教所吸收,佛教二十诸天以及藏传密教的许多本尊、护法,几乎囊括了印度教的主要神祇,成为密宗造像体系的主要来源。

图十九 孟加拉国Kantanagar印度教神庙雕刻,18世纪上半叶

  梁启超说:“譬犹导河必于昆仑,观水必穷溟澥,非自进以探索兹学之发源地而不止也。”在孟加拉国的这些经验,让我窥见到南亚大地幽深的文明传统。

  2018年夏天,我们陪孟加拉国客人访问西藏,当走在寺庙的雕刻廊柱之间,我恍惚置身于古代那烂陀灿烂的佛殿中,神龛中有来自孟加拉的寂护、德洛巴、那若巴、阿底峡造像,这些名字沉睡在孟加拉的历史文献中,在西藏却仍受人供奉。在桑耶寺,我们遇上了法会,喇嘛们娴熟地操持着各种手印,一面抑扬顿挫地诵念着经文,某些密咒的发音源于中古时代的印度;桑耶寺的米哟桑旦林现有二十五间关房,供二十五位僧人完成三年零三个月的闭关修行;它们不正是遗失在毗诃罗普尔古城遗址上的往日情景吗?

图二十 拉萨市郊的象头神石刻,约吐蕃时期

  佛教史犹如一条长河,它的源头在古代印度,流淌遍及东亚大地。13世纪初,穆斯林烧毁了超戒寺,以此为标志,佛教在印度本土宣告灭绝。西藏高原接纳了星散的大师,保存了佛教的火种绵延千年不绝。大昭寺、桑耶寺、白居寺等寺院的建筑和造像壁画,复原了印度已经消失的佛教文明;一代代虔诚的布道者深化了印度成就者的修证体验;浩如烟海的藏文典藉融冶成显密兼修的佛教果实,独繁荣于西藏,由此构成了完整的佛教生命史。从东印度到西藏,翻越喜玛拉雅山,展现出佛教文明长河的涓涓流淌,这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段壮丽图景。

  

《纳提什瓦——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2013~2017年发掘报告》(中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加拉国)阿哥拉萨-毗诃罗普尔基金会编著;柴焕波、S.M.诺曼主编;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

《山南壁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文物局编著;柴焕波、强巴次仁主编;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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