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揭开印尼布南贡安神山的面纱——纳兰达-斯利维查雅科研中心2018年田野考古培训纪实

2019-5-6 16:06|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179| 评论: 0|原作者: 王丽维|来自: 文博中国

摘要: 布南贡安山纳兰达—斯利维查雅科研中心(Nalanda-Sriwijaya Center,简称“NSC”)隶属于新加坡“东南亚-尤索夫·伊萨克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是一个开展亚太地区跨学科合作、创造和传播知识的研究机构。NSC于2009年成立考古部门,主要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进行发掘和培训,旨在通过田野学校(Field Sch


▲ 布南贡安山

纳兰达—斯利维查雅科研中心(Nalanda-Sriwijaya Center,简称“NSC”)隶属于新加坡“东南亚-尤索夫·伊萨克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是一个开展亚太地区跨学科合作、创造和传播知识的研究机构。NSC于2009年成立考古部门,主要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进行发掘和培训,旨在通过田野学校(Field School)培养学员基本的考古发掘技能,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们的交流,同时加强专家间的协作。NSC从2009年至2017年一直在柬埔寨举办田野学校,吸引了世界各地专家和学者的参与。2018年NSC田野学校与印度尼西亚考古研究中心(Pusat Penelitian Arkeologi Nasional)合作,于7月22日-8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的哥都伍迪村(Kedungudi)进行发掘。该村位于布南贡安山(Penanggungan)西坡,是印尼古国满者伯夷(Majapahit)时期的遗址。此外该次培训还受到位于泗水大学的乌巴亚布南贡安山研究中心(Ubaya Penanggungan Center)的支持。发掘成员来自新西兰、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中国共10个国家的16 名学生,包括博士、硕士、本科生。项目负责人为NSC研究所的埃莱娜·约多(Hélène Njoto)博士与印尼考古研究中心的杰利亚先生(I Made Geria)。年度培训项目包括田野发掘、参观考察和讲座学习等内容。

满者伯夷王朝与布南贡安山

满者伯夷王朝是爪哇岛政治中心转移到东部,继新柯沙里后建立的第二个王朝。这两个王朝延续时间为10-15世纪,被称为印尼文化的古典时代。14世纪时,满者伯夷已成为了一个海岛强国,政治和商业网络遍布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由于内部斗争和马六甲地区的崛起,王朝于1527年最终被穆斯林群体征服。满者伯夷王朝信奉印度教,留下了大量结合宗教文化与本地特色的建筑。

这些古迹吸引了来自世界的学者与游客,去探索神秘的古老王国。

布南贡安山上保留着大量的宗教性建筑,其中大多属于满者伯夷王朝时期。布南贡安山位于泗水南部约50公里处,海拔为1653米。该山的形状较为特殊——主峰位于中央,被四个略低的山峰环绕,其次是四个更低的小山。据《爪哇史诗》记载,该山是印度的马哈密路(Mandala)神山,被运输到爪哇时发生解体,山体落下形成的。这一传说为布南贡安山增加了几分神秘和宗教性。根据20世纪西方探险家、历史学者们的记录与2012年来UBC的实地考察,布南贡安山上一共分布着150多处古迹。山上有纪年的遗址显示整座山上的遗迹时间范围为公元977 -1511年,而属于满者伯夷晚期的遗址,多分布在北坡和西坡的较高处。

布南贡安山的首次发掘

该次发掘位于布南贡安山西坡的哥都伍迪村,为一处略有倾斜的台地,早前因雨水侵蚀暴露出一些砖块和陶瓷片。此次工作系布南贡安山的首次发掘,旨在进一步明确遗址结构与性质。

发掘布2×2米探方4个,2×1米试掘探方2个。各探方间隔不等,基本上沿南北向的台地延伸。发掘采用水平层与自然层相结合的方法——以20厘米为一层向下发掘,同时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划分出自然层并进行采样。土质土色辨认借助土色辨别手册(Munsell Soil Color Book)和土壤砂砾样本,尽量保证准确性。每一层的弃土过筛,防止细小遗物的遗失。遗物分类、分层收集,并进行相应的文字和图像记录。图像记录包括平面图的绘制和拍照。此外还需要使用摄影测量技术(Photogrammetry),对遗迹进行多方位的拍照记录,并通过Photo Scan软件构建其3D照片。

▲ 发掘队员在进行绘图

另一处发掘是由印尼文化遗产保护中心(Balai Pelestarian Cagar Budaya,简称“BPCB”)主导的,对布南贡安山西南坡一处阶梯遗址(Candi Selokelir)的发掘与重建项目。截至本年度NSC田野学校结束,该遗址仍在发掘中。

重要发现

发掘收获陶瓷片、砖块和石块等遗物,有的探方包含部分遗迹。

陶片多为泥质夹砂陶,少量泥质灰陶。陶色以红色、褐色为主。陶片有口沿残片,圈足底残片等,应为罐子、碗一类的器物。少量陶片外壁可见一层质量较差、颜色浑浊的釉层,推测其烧制温度较低。瓷片数量不多,不到出土陶片的1/10,有青瓷、白瓷,部分瓷片上可见开片。釉色通透,胎致密,与陶片和低温釉陶形成鲜明对比。考虑到满者伯夷王朝与元朝有过贸易交往,这些应是来自中国的陶瓷。

试掘探方1的西壁揭露出阶梯状堆积的砖块结构。砖块层层堆叠,从探方底部往上数的第6层开始呈现阶梯状,向山体延伸。较完整的砖块长20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试掘探方2中出土的砖块堆积层数最多,现可见9层。其南面的探方出土结构不明的砖块堆积,只在表面发现一排横向排列的砖块,共6块。每块砖长宽21厘米、厚5厘米左右。剩余的碎砖块与土壤杂糅在一起,仅能看出砖块间存在叠压关系,结构不明。两探方距离不足20厘米,遗迹也基本沿台地的坎分布,它们可能是超过4米的连续砖块堆积。有意思的是每一个探方在距离水平面1米左右的位置都出土一块或多块最大径超过40厘米、形状较为规整的石块。因砖块结构叠压在石头之上,发掘队员推测这些石头应作为基石使用。而阶梯状的砖石堆积紧靠山体并向其内延伸,想必该处台地的形成应和建筑的结构相关。

▲ 试掘探方中的砖块堆积和基石

因为建造位置较低且离水源近,发掘队员们判断该遗址可能是一处居址;也有队员认为是一段墙,依据是现在仅揭示出一个条状的遗迹,没有发现转角部位,且出土陶片量相对于一个居址较少。当然现在的发掘能反映的信息有限,遗址的性质和结构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游学与讲座

配合考古发掘,NSC还组织对周边地区的游学参观,以及几乎每日一堂的相关讲座。劳逸结合的同时,又帮助学员们多方位学习掌握知识。

首先参观的是布南贡安山上的部分遗迹。山上分布着三类遗迹:一是阶梯式的宗教遗迹(Terrace),通常为三层台建筑,中央有通向最高层的阶梯。最高层一般放置一个供奉着神或者祖先的祭台;二是隐居所(Hermitage),这类遗迹在山洞附近建造,由数层石台通向隐居的山洞;三是神圣浴场(Holy Water Bathing),位于布南贡安山海拔较低处,是由巨大石块或小砖块砌成的浅水池。这些遗迹都装饰有精美繁复的叙事浮雕,内容主要为印度教故事和古印尼民间寓言故事,透露出浓厚的宗教氛围,也反映了满者伯夷时的民间生活图景。

其次,学员们还参观了满者伯夷的首都罗乌兰(Trowulan)地区的古建筑。一类是“门”建筑,有分隔的门(split door)和单独的塔门(tower door),这些门整体呈左右对称结构,建立在一定高度的台基之上。从地面拾级而上至门下方,有时可在门槛位置发现门洞,反映了当时的门向。另一类为带庭院的中央寺庙建筑,大多为纪念国王而建造的。这类建筑的方形庭院高出地面,部分庭院有水沟环绕。主塔位于庭院中央偏北的位置,为下部方形、上部瘦长、四角攒尖的建筑。塔身外侧东、南、北三面开有壁龛,供奉着印度教的神。主塔西面有阶梯进入一个不大的室,室内祭台上供奉着林伽尤尼像(Linga and Yoni),或者湿婆(Siva)或国王。

配合参观与发掘,学校还组织了内容丰富的讲座。讲座邀请了NSC研究所的学者和印尼当地学者,内容包括满者伯夷王朝的物质、宗教文化,布南贡安山的历史,东爪哇艺术史,还有地理信息系统在布南贡安山的运用等。发掘、参观、讲座相互配合,为学员们全面了解满者伯夷王朝提供了平台,同时也在交流中提升了自己。

收 获


布南贡安山呈现出一幅现代村子与古代遗迹相互共存的图景,个别遗迹甚至就分布在居民的房前屋后,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何协调人类活动与古迹保护,如何培养和提高公众对文化古迹的保护意识。我们了解到布南贡安山被乌巴亚研究中心根据遗址分布密度划分成三个区,有针对性地进行保护与控制。但是由于缺乏官方划定的保护区和具体的针对性的法律条例,布南贡安山上的遗迹保护进度较慢。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地政府和研究机构正在稳步推动对布南贡安山的保护,比如BPCP成立了护山队,定期对山上的遗迹进行清扫和巡护;当地的文化部门也积极开展公共考古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认同感与保护文化的自觉性;同时乌巴亚研究机构也加快了研究步伐,采用LiDar技术对山上的遗迹进行发现和确认,建立其三维坐标数据库。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民众90%为穆斯林,应该如何引导他们保护另一种文化传统的遗迹?此外如何将历史文化遗迹融入当地社区发展,让民众自发的保护和发扬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NSC田野学校为研究东南亚地区历史文化的学者和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交流平台。通过发掘、参观、讲座等多种形式的学习,学员们对东南亚相关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和学生间的交流与碰撞为新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提供了多元的思路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考古研究机构或学校也可以尝试举办国际化的田野学校,向世界展示中国考古学科建设的成果,并且在实践中推动交流与学习。同时我们也要面向世界开展学术研究,只有开放才能永葆活力。再者从地缘上来说,加强和东南亚国家的考古合作、关注东南亚地区与我国的文化联系、贸易往来历史等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与我国始终倡导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吻合,也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呼应,同时可为今天经济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方面的支持。

▲ Jolotundo神圣水浴场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蔡 苧

审核:李 政

本文刊登于2019年5月5日

《中国文物报》7版



飘过

用心

有用

点赞

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