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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考古】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

2019-5-10 19:18|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26| 评论: 0|原作者: 赵殿增|来自: 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摘要: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与研究, 已有六十年了。六十年来, 特别是近十年来, 三星堆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被列为我国近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 建立了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考古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 是认识、复原和解释历史, 从而为探索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提供依据。我省一位老前辈张秀熟先生近年一再强调: “四川早期历史要靠考古来编写。”最近中国考古学会 ...


【作者简介】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与研究, 已有六十年了。六十年来, 特别是近十年来, 三星堆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被列为我国近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 建立了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考古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 是认识、复原和解释历史, 从而为探索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提供依据。我省一位老前辈张秀熟先生近年一再强调: “四川早期历史要靠考古来编写。”最近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构想, 认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基本条件成熟了”, 建立史前信史的任务已经落到了考古工作者的肩上。通过这六十年, 特别是近十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 以三星堆遗址为主体的一大批文物考古成果展现于世。它们为四川巴蜀古史研究提供了那些资料? 通过这些文物遗存可以见到四川怎样一个社会面貌和历史进程? 诸多有识之士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目前在综合概括四川巴蜀历史面貌方面, 还显不足。文物本身是立体的实在的遗存, 它所包含的信息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既代表着一个确定的年代, 又表现一定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还反映一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 以及人们的信仰习俗、意识形态等。综合起来, 它可以折射出古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和文化交往的历史状况。本文试图从文物考古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角度, 探索一下三星堆等处考古发现为巴蜀历史所勾划出来的年代序列、发展阶段、社会性质、思想信仰、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概貌, 作为四川早期历史研究的一个轮廓。由于认识和篇幅所限, 本篇不可能很好完成这一目标, 所述观点也会有不确之处。但是, 为了回答社会对我们文物考古工作者提出的“这些文物到底能说明什么”这一要求, 笔者愿作些尝试,以求指正。

一、三星堆考古的基本收获

六十年间, 三星堆考古有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三十年代前期, 从1931 年发现玉石器坑, 到1934 年葛维汉、林名钧等在此首次发掘, 发表简报, 郑德坤撰写《四川古代文化史》等。这次被郭沫若称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的研究工作, 对玉石器坑的情况、地层、时代、性质做了初步的探讨, 使“广汉文化” 见诸于世。第二阶段是五六十年代, 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四川大学等在此进行多次调查, 进一步弄清了遗址的范围、内涵, 1963年冯汉骥先生选定三星堆遗址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首届学生考古发掘实习的地点。第三阶段是八十年代至今, 从1980 年起, 四川省文管会、博物馆及川大、广汉文管所等单位在此进行了十一年的连续发掘, 在三个点、七个发掘区进行了九次正式发掘, 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 一个湮没三千年的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已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从文物考古的角度看, 三星堆发掘的重要收获至少有五个方面:

1. 弄清了三星堆与附近地区古遗址的分布, 确定了这是一处重要的“中心遗址”。

经过多年调查, 特别是1984 年以来的几次系统调查, 鸭子河南岸马牧河两侧的高台地上, 已发现60 多处文化层露头处, 至少可以确定30 个文化点。最集中的地带呈梯形, 东西长约3 公里, 南北宽约2 公里,面积达6 平方公里以上; 溯鸭子河南岸近1公里长到东胜寺一带, 也有密集的遗址分布。其中最重要的是马牧河南侧的“三星堆”周围、马牧河与鸭子河之间中央的“月亮湾”、遗址群东侧的“狮子闹”、西侧的“横梁子”、鸭子河南岸“西泉坎”等处, 加上“东胜寺”一带, 形成6 个大的区域, 共同组成了总面积达 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各点的文化内涵基本相似, 又有区别, 均属于同一文化体系, 共同构成了一个“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适应的中心遗址”, 成为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

在广汉县境, 还发现有烟墩子、金鱼村等一些与三星堆性质相近的古文化遗址。在成都及其附近各县, 又有十二桥、抚琴小区、水观音等一批遗存, 以及指挥街、青羊宫、竹瓦街、羊子山等许多晚于三星堆的巴蜀文化遗址。还有成都、新都、大邑、绵竹等处众多战国前后的巴蜀墓群。全省范围内与三星堆文化相类似的古遗址还有雅安地区的沙溪斗胆村、麻家山、“三星村”等遗址,南充地区的淄佛寺、坪上遗址, 万县地区的㽏井沟、中坝遗址”·······,共同形成一个广大的巴蜀文化区域, 为巴蜀古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2. 发现了规模宏大的“三星堆古城”

1984 年调查, 开始认识到三星堆东、西、南部有古代城墙, 经过多次论证, 从1989 年起, 对南城墙、东城墙进行了四次发掘, 初步弄清了城墙的体形、筑法、堆积层次和时代范围。东城墙长1100 米, 顶宽20余米, 基宽40 多米, 高4 米, 全部用人工筑起, 下层使用的是斜面拍夯法, 顶部发现由土坯砖修筑的梁埂, 为我国最早用砖坯筑城的例证之一。南城墙即被称为“ 三星堆” 的一条土硬, 墙体亦为人工修筑。长180 米,基宽40 余米, 高约6 米, 城墙外有深2. 8米的濠沟。西城墙以自然土丘为基础, 加以人工夯筑修整, 形成长600 余米, 宽约40—110 米, 高6—10米的城墙, 由于还未发掘, 筑法尚不明了, 但其体形、断面和地层已证明, 它也是经人工修整夯筑的城墙。城内面积约2.6 平方公里。城墙两侧居住遗址都非常密集, 城中心还有大面积的文化遗存, “在古城的中轴线上, 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台地”, 一批最重要的文物祭祀坑“都位于这一中轴线上”, 表明这里是以城墙作为依托和保护屏障长期兴旺发达的“三星堆古城”。从地层看, 城墙始筑于二期文化初期, 延续使用一千余年。三星堆古城不太规整, 城墙也未闭合, 建筑方法有其地方性和原始性, 可能同时具有防洪等多种功能, 还不是一个完整的防御建筑体系, 但这样大的城址在当时全国尚属罕见, 与其作为国都的性质是相称的。

3.发掘了密集的居住区和众多文化遗迹。

在遗址群其他几处正式发掘的文化层中, 均发现了房屋建筑基址, 已发掘四十多间, 说明这里曾长期有大量先民居住。其中第一次发掘的十八间房基, 使用沟槽式基址、木骨泥墙、榫构梁架与屋顶, 颇具地方特色。房面分方形、长方形、圆形三种。最大的面积达20 平方米, 而且数间相连, 已超过一般居室的功用, 可能是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方形房屋中有柱桩干栏式小楼, 圆形房子有的周围凿洞立柱, 用中心擎天柱支撑屋顶, 在建筑上都很有特色。联系到十二桥木构建筑群, 羊子山的大型土台, 表现了巴蜀建筑技术已很发达。

三星堆发掘还发现了作坊、窑址、墓葬、灰坑等遗迹。窑炉平面为心形, 浅床斜坡式, 宽仅1.6 米。墓葬为狭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单人葬, 无随葬品, 已发现的这种墓葬大约是对特殊原因死亡人员的简单埋葬方法。目前还未有大型的墓葬和作坊发现, 但这些遗迹木身已能说明不少的历史问题。

4.认识了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之一。

1988 年7 月至9 月发掘的两个长方形土坑已定名为“祭祀坑”。一号坑长4.64, 宽3. 48 米, 深1.64米; 二号坑长5. 3 米, 宽2 .3 米, 深1. 68 米, 修造规整, 填平夯实。坑内有次序地分数层堆满玉石璧璋、青铜人像、象牙、骨渣等等, 它是一次大型祭祀活动之后, 作为最后一道仪式将祭器仪仗焚烧瘗埋, 因而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祭祀坑中出土上千件金、铜、玉石、陶器, 是三星堆鼎盛时期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 代表着三星堆文化的最高技术和艺术水平, 反映出多方面的社会情况, 成为举世瞩目的文物精华。

三星堆遗址还曾发现过多处这种玉石青铜器坑, 出土数批制作精美的文物。目前所知这种土坑至少发现五个以上。我们认为这些长方形器物坑的性质, 均属于祭祀坑。1931 年第一次发现的玉石器坑, 经过发掘清理了解到, 它“长约七尺、宽三尺, 深三尺”, 坑中按次序堆放玉器三、四百件, 有三列20 多件大型石璧, 还有圭、璋、琮、瑗等礼器。在21 平方尺的范围内, 这样多器物要叠数层才能放下。调查发掘者记录的出土情况, 与86 年发现的一、二号祭祀坑埋藏器物方法极为相似, 如成排成堆, 分层摆放等。坑内已没有埋藏尸体的余地。器物组合以札器神器为主, 礼仪色彩突出, 其性质不是墓葬, 也并非是窖藏, 它也应为祭祀活动之后埋藏所用器物的土坑。1964年在与原土坑相距五、六十米处, 又发现一个玉石器坑, 出土有成品、半成品和石坯数十件。1988 年, 在三星堆古城东北部, 再次发现玉石器坑, 出土成套的石璧(已收集六件)、石环(已收集八件), 以及石斧、玉凿、铜牌饰等, 发现者称器物放置在一长方浅坑中。此外, 三星堆及附近的狮子闹、高骈乡等处, 还多次发现成组玉石礼器。近年在盐亭麻秧等地, 也发现了与三星堆相类似的玉石器坑, 麻秧玉石器坑长3.2 米。残宽1.2—1.6 米, 现存深1.3 米, 亦为规整的长方形竖坑, 有一组10 件石璧由大到小整齐地排在坑底。这些土坑的性质, 均为祭祀活动瘗埋神器的场所, 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早期巴蜀的一种很能说明社会问题的重要文化现象。

5. 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并与科学发掘的文化层相联系, 初步形成了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年代序列。

六十年的发掘, 三星堆地区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据初步统计, 有青铜器四、五百件, 玉石礼器一千多件, 金器近百件, 石器数千件, 以及大量的陶器(标本数万, 可复原者上千件), 和骨器、海贝、象牙等, 取得举世瞩目的考古成果。如代表王权的金杖, 青铜器中高达2. 6 米的大铜人, 八十多件人像、头像、面具, 高大神奇的铜树, 十数件尊罍等札器; 玉石器中的成组石璧, 直径最大达70 多厘米, 雕刻精美的玉璋、玉瑗、玉琮, 特色显明的陶器群等, 被称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之一。除了器物本身的价值以外, 由于这十年的科学发掘, 大批文物均有明确的地层关系, 以各层出土的陶器为主线, 结合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年代测定, 已经形成了考古学自己的年代序列。

三星堆遗址充分表现了以小平底罐(缽)、长柄豆、瘦袋足盉、鸟头长柄勺、尖底杯盏为特色的巴蜀文化的陶器组合。结合地层和遗迹, 目前已将这一古文化分为四个考古文化“一期”。“一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器物特征以泥质灰陶为主, 器形多平底器、宽沿器、喇叭口器、缕空圈足豆、花边口炊器等, 细绳纹、堆纹多, 它与后几期文化内涵差别较大, 又有明显的延续关系, 测定年代在距今4740—4070 年左右。“二期”开始形成一组典型器物, 如高柄豆、小平底罐、盘、瓶、器盖, 以及个别鸟头形柄勺、瘦袋足盉, 粗绳纹盛行, 纹饰丰富, 年代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 测定的几个数据均在距今4070—3600 年左右。“三期”, 大量出现典型的器物群, 如盉、 瓶、小平底罐、高柄豆, 鸟头柄多而精, 新出现的宽沿三袋足炊器, 以及个别尖底器, 出现了云雷纹、乳钉纹、米粒纹等, 时代相当于商代中晚期, 测定年代大约在距今3600—3200 年左右。“四期”三星堆典型器物开始蜕变, 薄胎陶器增加, 尖底器盛行, 素面增多, 纹饰简化。大约处在商代末期到周初, 测定年代约在距今3100—2875土80 年。这样, 通过十年发掘研究, 我们已经认识了从距今约4800 年前到3000 年左右的两千年间, 在三星堆地区存在有一个连续不断地发展的古文化, 它们本身又可以分为四个发展时期, 以考古方法建立了一个四川早期文化的发展序列。

这一系列重要考古收获, 为四川以巴蜀为代表的历史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

二、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巴蜀历史发展进程

关于巴蜀历史年代, 由于没有发现巴蜀自己的文献记载, 它们又长期与中原处于相对隔绝状态, 史籍传说记载众说纷纭。一个倾向认为年代很早, 如李白《蜀道难》云:“蚕丛及鱼鳬, 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 乃与秦塞通人烟”。反映古人对蜀史的迷惘。虽然这几句中有诗人夸张的成分, 但最早记载蜀史的扬雄 《蜀王本记》 也说 “蜀王之先, 名蚕丛” 一从开明上至蚕丛, 积三万四千岁”。另一倾向是将它纳人中原王朝体系, 所列时代很晚, 如常璩(华阳国志》云: “周失纲纪(公元前770 年前后), 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 其目纵, 始称王”。还有些推算, 也仅仅称蚕丛, 柏灌、鱼鳬“此三代各数百年”。至于“肇于人皇”、“为黄帝后”的时代和依据就更不可靠了。三星堆及相关遗址墓群的考古发现, 为四川早期历史建立了一个比较确定的年代体系。

三星堆四期文化, 大体表现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 即“一期文化” , 表现的是四川原始社会后期社会情况, 属考古学分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 距今约4 800年左右到4000 年以前。这一阶段四川的历史概况是: 大约距今4800 年前后, 在成都平原北部的黄土台地区域, 形成了一支具有自己共同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古代氏族部落群体, 其中三星堆与西泉坎一带有数个氏族部落定居下来, 生产建设, 繁衍发展, 借助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在千余年间进一步壮大, 社会也得到改造, 为进入文明的门槛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测定的年代有三个: 1、1980 年第一次发掘三星堆A 区一号探方底面灰坑木炭年代, 为距今4075±100年( BC 2125±100 年),2、1986 年发掘三星堆I 区下层测定年代为距今4740±115年。3、1989 年发掘三星堆东城墙底部夯层内包含木炭, 距今4575±115 ( BC 2725±115 年)。大体在4800 年到4000 年前, 相当于中原夏王朝以前的父系氏族社会后期和军事民主部落联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物在三星堆遗址群南、北、东部已发掘的三个区域都有发现, 文物很破碎, 有些可能还未与后期区分清楚, 但这是近年新认识的盆地中部的新石器文化, 是具有地域特点的原始文化遗存, 又是后期巴蜀文化的上源。近两年在绵阳边堆山、广元张家坡、邓家坪, 忠县中坝下层, 通江擂鼓寨等处发掘了一批与三星堆一期文化相类似的古代遗址, 大体也相当于原始社会后期(新石器时代晚期, 或更早一些时间), 这些考古遗存的性质、来源及其与后期巴蜀文化关系的研究, 将进一步展示出五千年前到四千年间四川的历史面貌。

第二个历史时期, 包括三星堆“二期文化”和“三期文化”。三星堆“二期文化”, 是典型的蜀文化形成期, “三期文化”为繁荣期。这两期表现出三星堆古国古文明出现并逐步完善时期的历史状况, 大约处在军事民主阶段或奴隶社会初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的发展, 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左右, 三星堆古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形成一套自己独特典型的器物群, 即出现了一个完整的民族文化传统。三星堆遗址群范围扩大, 房屋密集, 居民猛增, 周围修建了城墙, 社会分化和分工进一步发展, 中心遗址形成。到三期后段, 以祭祀坑出土文物为代表的大量文物出现, 达到三星堆文化的顶峰, 形成“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 成为我国又一古代文明中心。这一阶段测定的数据很多, 有距今3935±240 (树轮校正4320±265)、3765±80 (树轮校正3815±80 )、3525±170 (树轮校正3815±220 )、3165±285 (树轮校正360±360 ) 等十余个, 总的范围在距今四千年左右到三千二三百年前,相当于中原的夏代、商代早中期和殷商前期。这是三星堆古文化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还可以详细划分成若干阶段, 我们暂且将它作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来看待。四川盆地及周围地区出现的与三星堆相类似的古文化遗存, 如成都十二桥、雅安沙溪、汉源麻家山、阆中坪上、忠县中坝(二期)、乃至宜昌朝天咀、汉中铜器群等, 大体相当于这一时期。在这样广大的范围内表现出受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特色, 反映了早期蜀国兴盛强大时期的历史面貌。

第三个历史时期, 即三星堆“四期文化”, 它保持了前两期的基本面貌, 又出现一些明显变化, 如尖底器大量出土等, 一些二三期最典型的器物特征则在衰退, 新文化因素的强烈表现反映了当时处在一个社会变动的时期。从时间上看,1984 年发掘的“四期文化”标本测定为距今2875±70年, 树轮校3005±105 年, 相当于商末周初。本期最后阶段, 三星堆遗址发生了一个重大变革, 已在这里发展一两千年并成为早期蜀文化中心地区和最高成就的“三星堆文化”, 突然中止了在该地发展的历程, 从这一带神秘地消失了。这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历史变化,其原因至今还是个谜。我们准备在下章对此作些探讨。

“三星堆文化”经历这三个阶段两千年的发展暂告一段落, 但巴蜀文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停止。近年我省发掘的十二桥商周遗址、指挥街西周春秋遗址, 以及五、六十年代发掘的羊子山西周土台, 新凡水观音商周遗址等一组文化遗存, 从商代晚期经西周到春秋中期, 形成蜀文化继续前进的轨迹, 成为早期四川历史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即第三个历史时期, 三星堆“四期”文化也包括在这个历史阶段之中。这一时期以羊子山巨大的土台遗址为突出代表, 四川古代社会发展到又一个重要阶段。这时古代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已转移到成都地区。

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 春秋战国到秦汉前期, 四川地区以“船棺葬” 和新都、涪陵大墓等为代表, 形成巴蜀青铜文化的又一个发展高峰。这一阶段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二世纪的三四百年间, 以“巴蜀式”兵器、“巴蜀图语” 纹饰印章、环底罐等陶器群为特色, 反映的是蜀国与巴国并存、到秦灭巴蜀、直至汉文化形成时期的四川历史进程, 这个期间又以公元前316 年秦并巴蜀为界划分成两个阶段, 即巴蜀古史的第四和第五个历史时期。

概括起来, 从三星堆及相关考古发现,反映四川早期巴蜀历史概貌是:大约在距今四千八百年前盆地中形成巴蜀特殊的民族文化集团, 距今4800—4000年间为第一阶段,处于原始社会晚期, 经济文化逐步得到发展。距今4000 年前后, 出现一次飞跃, 形成典型的“三星堆文化”, 建立了古城, 可能出现最初的国家政权。到商代中晚期, 即距今三千二三百年前, 达到发展的高峰。殷商后期, 三星堆吸收一些新的文化因素, 逐渐发展变化, 商末周初三星堆古城突然废弃,巴蜀历史上发生了一次较大的社会变革, 蜀国中心逐步转移到成都地区, 开始新的发展阶段。春秋中晚期, 巴蜀考古文化的新面貌反映历史又发生一次显著的变化, 川东川西形成有区别又有互相联系的文化体系, 反映出先秦巴国、蜀国共存的历史。秦灭巴蜀之后, 本地的文化继续经过一段与外来文化并存和融合的过程。到汉武帝前后融为一体,形成统一的汉文化, 巴蜀的历史文化, 经历了距今4800 年左右到距今2000 年前长达三千余年的历史进程, 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体系。从考古上讲, 可划分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期巴蜀文化”, 青铜时代前期“中期巴蜀文化”, 青铜时代后期“晚期巴蜀文化”三大阶段。这三期文化大体上也就是古代巴蜀历史的早期、中期、晚期。它们又可分为五个阶段。早期经历约一千余年( 4800年—4000年前), 具体情况尚待探索, 暂且作为第一个阶段。中期经历约一千五百余年, 包括分为以三星堆为中心的第二阶段(即三星堆文化二、三期, 约在4000—3200年前, 尚可分若干小段), 和以成都为中心的第三阶段(殷商西周到春秋中期, 距今约3200—2600年左右)。晚期为春秋战国巴蜀并存的第四阶段(BC600年左右—BC316年), 和秦并巴蜀到汉武帝以前的第五阶段( BC316年—BC100年左右)。这五个文化历史阶段共同构成了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二千多年历史进程, 就是近年四川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为我们展现出来的巴蜀古史的年代体系。

三、考古新发现发现印证了典籍传说中蜀史发展的几个过程大体可信

古代巴蜀未留下本身编写的史籍。汉晋时《蜀王本纪》、《世本》、《华阳国志》等书中有一些与传说神话混杂又与中原帝系揉合的记述。对这些记载, 有的学者认为其中大部分特别是其与中原帝系相连的体系基本应予否定, 如顾颉刚等先生的观点; 有的则全部相信, 并据此认为蜀与“黄帝”、“大禹”有直系关系; 多数学者慎重地持半信半疑的态度, 认为应分别做具体分析, 并寄希望于考古发现来印证。

近年三星堆等考古发现, 确定了蜀史的具体年代, 划分了上述若干发展阶段。这些阶段与史书所载蜀国世系有什么关系? 是基本否定? 是完全肯定? 还是不同程度地得以验证? 这就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分段, 主要依据是物质文化实物资料的划分, “各阶段文化发展界限不可能像历史学那样以政治上的某个事件或具体年代明确划分开, 前后两期文化演变时, 必然有一个相互交错的时期”。正像巴蜀文化被秦灭国之后延续有一段时间直到西汉中期那样, 考古分期并不等同于历史的分期。但大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变化, 会在物质文化上反映出来, 所以总的考古文化阶段也必然与大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联系。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 这种比较研究正在逐步深人。近十来年的考古发现表明, 在三千年的古蜀历史中, 可能确实存在史籍所述的蚕丛、鱼鳬、杜宇、开明等民族文化共同体, 并先后统治蜀国这样几个发展阶段。

首先, “三星堆文化”在两千年中, 特别是4000—3000 年前的一千年中, 自成一个体系, 形成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 占有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以祭祀坑为代表的三星堆古国全盛阶段的统治者, 可能就是古籍所记载的“鱼鳬” 氏。简要分析, 其主要依据有七点。一、社会发展阶段: 都处于部落联盟后期和阶级社会初期。经过前几阶段的发展, 到鱼鳬时期, 大体已具有国家的基本形态; 二、地域处在成都平原北部高台地区, 不是在冲积平原上, 与鱼鳬“田於湔山”相符, 与传说中的彭县“鱼鳬山”、温江“鱼鳬城”相邻近, 也靠近史家考证的鱼鳬“立祠於湔”所在地(如任乃强先生认为湔水是在彭县海窝子)。三、时间: 距今约三千六百至三千年前, 与商代大体相当。巴蜀已经过了前几代千余年的发展(蚕丛、柏灌时期), 此后又有六、七百年的王朝演变(杜宇、开明时期) 这时正处于传说中蜀国五个大的部族“王朝”的中间阶段, 推测应为鱼鳬时期; 四、经济技术水平: 定居已久, 农业耕作技术发达(“田于湔山”) , 建筑技术很高(筑城与建房), 具有初步的防洪和灌溉能力。青铜铸造玉器制作等工艺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五、文化特征; 众多的鸟头形长柄器, 特别是祭祀坑中巨大的青铜鸟头, 金杖上的鱼鸟图案, 可能是鱼鳬族的族徽标志。六、三星堆遗址商末周初突然完全废弃, 可能与杜宇族取代鱼鳬族的统治地位后迁都的社会变革有关(后文详述)。七、史籍均称鱼鳬族处于“茫然”的传说时代, 与三星堆遗址湮役三千年一直无人知晓的情况相符。传说中的蚕丛、鱼鳬等早期蜀王, 记述极少(远不及杜宇开明氏记载详细), 所以过去人们都认为它早已经消逝在远古的迷雾之中了。三星堆十年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 就是将这一消逝在远古迷雾中的古国, 再现于人间。

关于杜宇族统治的王国, 过去由于三星堆考古年代序列未建立起来, 一般均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 与彭县铜器群、新凡水观音遗址墓葬、羊子山土台联系在一起, 认为它们都是杜宇族的文化遗存, 时代在西周前后。三星堆考古收获, 以及成都十二桥、指挥街等遗址发掘, 将问题深化了一步。近年有的学者将以三星堆为中心的古遗址群和成都地区古遗址群的器物作了排比, 认为应分为两组, 并排出各自的年代顺序; 有的提出这是“两个文化类型, 即广汉三星堆类型和成都类型”。这是考古研究对蜀史认识的深化。这种分法有一定的道理, 它反映了某个重要社会问题。从历史的角度, 我们认为从这一现象所代表的政治关系可能是这两个区域分别为两个不同的部族所拥有, 并先后建立了两个王国。三星堆为鱼鳬族活动中心和王国都邑, 成都地区为杜宇族活动场所和都邑所在地。两者不是简单的并列, 更不是两个共存的中心, 它们有一个相互交错的时期(商代晚期), 又有前后衔接关系。西周初期, 三星堆废弃, 成都地区迅速发展起来, 这一过程可能正是古代杜宇族兴起并逐步取代鱼鳬族统治的历史体现。成都平原上这两组巴蜀陶器群所代表的就是鱼鳬杜宇这两个氏族部落的物质文化史和王朝兴衰史。

羊子山土台遗址的归属尚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们认为羊子山土台应属于成都系统(第二组器物群), 这是因为,1、时间上,羊子山土台叠压在文化层上, 应晚于文化层的时代(商末周初), 属于西周时期。2、文化内涵上, 土台下出土的器物较破碎, 不能确定完整组合情况, 但圈足盘与尖底器并非不能共存, 广汉三星堆四期文化就有不少尖底器发现, 可能是受成都系统的影响, 羊子山文化层可能也是这种相互影响时期的产物。3、地域上, 羊子山土台遗址处于成都腹心地带, 不会在成都系统中突然出现一个其他系统文化的重要遗存。4、遗址性质,这样大的土台显然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祭祀中心, 不可能将三星堆的大型祭祀活动放到羊子山来进行, 而三星堆本身也可能有它自己的祭坛建筑。我们认为, 羊子山应属于成都系统杜宇族共同体的祭祀活动中心, 是杜宇政权的重要标志。

杜宇取代鱼鳬的情况, 史籍传说并无记载。但从三星堆遗址突然废弃、成都诸遗址迅速发展、羊子山土台出现在成都平原上的情况看, 商周之际或西周前期大约有一次杜宇取代鱼鳬、强行改变三星堆文化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变革。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历史课题。

杜宇族政权有强大的实力和广泛的影响。这从殷商西周春秋时期一批遗址中得到体现。成都、新都、汉源、雅安、阆中、铜梁、忠县及宝鸡等地的一些与巴蜀文化相类似的商周遗存, 多以尖底器为特色, 可能与杜宇族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考古发现证明,杜宇族正象史书中较多地记载所述, 在我国西南地区建立了一个范围广大的王国, 成为蜀史的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开明氏蜀国大约在春秋中期取代杜宇王国, 延续统治到战国晚期秦统一之前, 这一情况已从丰富的“晚期巴蜀文化”遗迹遗物的发现得到证实。这一时期的文物以船棺葬、大型木椁土坑墓及“巴蜀式铜兵器”为特色,与三星堆、十二桥、水观音、竹瓦街等处有很大的不同, 反映了开明王朝统治者的族属可能与川西平原旧有的鱼鳬、杜宇等来源差异很大。这些考古资料使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开明氏为与楚有密切关系的荆(巴) 人的说法。兵器盛行, 反映了尚武之风; 墓葬宏大, 表现了国力的强盛;范围广泛, 证明了开明王国的影响力, 图案丰富, 造型独特, 代表了巴蜀文化的传统作风; 从巴蜀符号到郫县、万县“铭文戈” 的出土, 说明这一时期还可能有文字出现。考古发现已为晚期开明氏蜀国历史和社会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至于蚕丛氏、柏灌氏等早期蜀国王族是否存在, 目前还没有得到实物确证。从考古资料分析, 若真有其族, 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处于比三星堆文化更早的阶段, 地点或许像传统看法那样在西部山区; 另一种可能是存在于4800—4000年前的三星堆一期文化之内, 即三星堆中心遗址群是经历了蚕丛、柏灌、鱼鳬几代的发展, 才形成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古文明。我们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些。一、从时间上看, 到祭祀坑为代表的鱼鳬古国所处的殷商时期, 三星堆古文化已存在了一千多年, 这样长的时间内,完全可能发生不同阶段的变化。二、传说记载中, 多将蚕丛、柏灌、鱼鳬排列并提, 并没有象杜宇氏、开明氏那样分开另述, 可能是由于他们三者是一个族系的不同氏族首领和不同发展阶段。三、三星堆出土多件眼珠突起的面具式巨大神像, 论者多认为这是蚕丛的形象, 是后代对祖先崇拜的物像表现,那么蚕丛氏就应是主持这类祭祀的鱼鬼氏的直系远祖。四、三星堆一期文化( 4800—4000年前) 与后几期有较大区别,又有直接联系, 二期文化(距今4000—3000年左右) 开创了巴蜀器物的一些典型特征,出现了古城, 具有划分一个新文化阶段的意义。这些历史阶段的起始时间距祭祀坑的时代还很远, 可能为早于鱼鳬氏的先民所创造。也可能蚕丛柏灌的时代与三星堆早期文化相当, 但其中心不在三星堆遗址。蚕丛氏、柏灌氏等“王朝”的确认, 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成果来证实。

总而言之, 考古发现反映出的古代巴蜀几个中心地域几个文化阶段, 印证了传说蜀史的几个时期大体存在。但它们不象汉晋史籍上编排的那样一套整齐的世袭, 而是几个文化共同体、或氏族部落联盟式的集团, 并先后取得统治地位。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三千年左右、两千六百年左右、两千四百年左右, 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 可能分别代表了蚕丛、鱼鳬、杜宇、开明几个主要部族统治地位交替的起止年代。三星堆文化发生期的主人或许是蚕丛氏柏灌氏; 三星堆繁荣期的主人大约是鱼鳬氏; 成都十二桥羊子山遗址的主人则可能是杜宇氏; 船棺葬新都大墓等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为开明氏。这一序列过程的确立, 为将考古材料与史籍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四川早期历史, 开拓了广阔的天地。

四、三星堆考古发现展现了四川早期社会丰富多彩的面貌, 反映出古代巴蜀可能存在一个“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阶段, 对探索我国文明起源具有宜要意义

三星堆遗址考古, 将一个沉睡的古文化唤醒, 将一个消失了的古国再现, 用立体的实物见证表现了多方面的社会信息。目前对三星堆社会研究取得很多成果, 以其繁荣期为典型阶段, 其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两个大的方面, 概要状况是:

经济文化技术方面, 上千年的长期定居, 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使用着多种耕作工具, 也有一定的防洪和灌溉技术(早期城墙沟濠多与防洪用水有关)。大量的酒器的发现, 既反映了酿酒技术的发展, 也表明有较多的粮食剩余。成堆的兽骨, 表现出畜牧业的发展。宏大精美的青铜器群、规整细致的玉石礼器, 反映了手工业、青铜铸造业等技术高度发达, 冶炼、铸造、焊铆连接技术先进, 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和很高的水平。从泥范和石器半成品看, 制作的作坊就在遗址群内。制陶业继续进步, 并形成自己一套造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夯土、土坯砖、木构梁架的使用表明, 建筑技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生产生活用品, 众多的装饰品, 礼器和祭祀用神器, 证明当时已完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海贝、玉石璧瑗的大量出现, 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已经开始, 财产和货币的占有逐步集中。器物群中多种文化因素和遥远的海洋产品的发现, 说明贸易和交通也取得很大发展,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也已开始。绘画、雕塑、装饰和多种礼仪用品的发现, 表现了三星堆时期美术、舞蹈、音乐等方面发展到一个高峰。这些出土文物反映当时人们对天象、地理、动物、植物乃至物理、化学、数学等方面有了相当水平的观察和认识, 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不少科学技术成果, 值得我们研究探讨。

政治体制社会性质方面, 三星堆繁荣期反映出一个具有国家形式的政治实体已经形成。巨大的城区, 面积仅次于同时期的郑州商城, 居全国前列。城区有密集的建筑, 有的一组建筑面积数百平方米, 虽然还不能确定是宫殿, 但它已超过一般居室的功能。祭祀坑多处发现, 出土文物异常丰富, 三星堆经常举行大型祭祀活动, 祭天地祖先, 以此表示主持者具有代表公众讲话的权威。出土的金杖上有带王冠的头像和鱼鸟图案, 是国王的权杖, 或许就是鱼鳬王的标志。三星堆可能就是古蜀鱼鳬王朝的都邑。私有财产的发展, 财富的集中, 必然导致阶级的产生。兵器、礼器的出现, 反映了军队和政权的力量。三星堆遗址内曾发现两个反缚跪立的奴隶石象, 是当时进入奴隶制社会的佐证之一。大量资料证明了三星堆遗址是早期蜀国的一座都城。

三星堆古城遗址反映的社会情况, 与中原夏商王朝面貌不尽相同, 也不是一般概念可代表的一个简单的模式, 它有自身形象具体的特殊色彩, 丰富了古史研究资料。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

l、以祭祀活动作为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思想与组织统一的重要形式。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多处祭祀坑, 每个坑均为规整的长方形, 整齐地摆放着祭祀活动使用的器具, 将祭祀活动最后一章的状态存留了下来。三星堆最精美最重要的文物, 均出于祭祀坑中。其中有表示王权的长142 厘米的金杖, 有高2. 6 米的主持祭祀活动的大铜人,有代表通天之道(天梯) 的神树, 有礼天祀地的列璧、戈、琮、圭、璋, 有表示祖先神像“纵目”青铜面具, 有代表各种氏族标志的动物图案等等。祭祀坑本身还反映出杀牲、血灌、焚燎、瘗埋等多种祭祀方法, 反映出一、二号祭祀是对天、地、山、神、祖先一起进行祭奠膜拜, 即古代那种“兼有天地宗庙”、“兼有上帝四望”的“大祭祀”之类的活动。其它几处祭祀坑, 也分别代表着不同规格的祭祀仪式。古蜀人对祭祀之重视, 场面之隆重, 所用器物规格之高, 制作之精, 祭祀活动中地位之重要, 影响之强烈, 为我国已发现的古文化中所罕见, 反映了巴蜀文化早期蜀国一个重要特色, 也是古代宗教与巫师形象研究的稀有实物资料。春秋时代的《左传》云: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三星堆出土兵器并不发达, 其中不少具有礼仪性质, “戎”(武力) 成份较弱, 而“祀”(信仰习俗) 的成份更为突出, 大约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原始宗教, 以此作为号召和组织令社会的精神支柱。《华阳国志》云: “鱼鳬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 可能正是表现了这种以原始宗教进行统治的状况, 反映了古国的古朴面貌。原始宗教在远古社会中曾具有其特殊的作用, 一方面, 人们用它来认识和解释世界, 另一方面, 又通过这种信仰来组织社会、维系其特有的社会结构。这是史前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

2、多种文化成份的有机汇合, 表现出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三星堆古国” 的社会结构特点。

三星堆出土文物有不少形制奇特, 不仅在四川首次发现, 而且在全国也较为罕见, 但更多的器物似乎又与其他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的与中原(夏、商) 及东南(楚、吴地区)、西南(滇、越) 乃至西亚都有一定关系。有的论者以其中某一些特征为据推测三星堆文化来源于某个族系。我们认为, 到以祭祀坑代表的三星堆古国繁荣期, 该文化至少已在本地存在发展一千多年, 其主体为本地土著文化应是肯定的。多种文化的存在, 特别是在祭祀坑器物群中汇合, 反映的似乎是以部落联盟形式构成的古国的结构特点, 是各地各氏族部落, 乃至各民族聚集到一起来形成的文化现象。他们带来的不同文化, 汇合在一处, 为三星堆文化所吸收, 以实物形式存留了下来。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铜人和五十多件人头像, 与真人大小相似, 我们认为它所表现的是参加盟会的各部落首长首领的形象, 同时也是各自的宗教首领(巫师)。大铜人全身铜铸, 高踞方形祭台上, 应为“群巫之长”, 也就是国王。其他铜像颈下呈三角形尖形, 应是装在木质身体之上的, 他们的地位低于大铜像, 可能代表了各氏族部落。从头像特征看, 大部分与铜人像相同, 头戴方帽, 颈后一根长长的独辫, 它们可能属于同一民族集团; 但也有十多件有不同的脸形, 头饰发饰具有明显的民族差别, 正是不同部落参加会盟的生动表现。这一时期的国家, 可能主要以结盟方式和宗教信仰习俗来维系, 其地域范围大约是不明确不固定的, 尚没有像后来的杜宇族王朝那样, “以褒斜为前门, 熊耳灵关为后户”, 形成明确的国界。这种联盟式的蜀国, 主要可能是以其文化和宗教的力量来吸引远方的部落前来参加盟会。从大量海贝、象牙、金器、玉器发现, 证明广大西南山区甚至南方沿海, 都在三星堆古国的交往范围之内。吸收众多的氏族部落和多种文化, 正是“三星堆古国”的又一特点。

3、重视人像及动植物造型的文化习俗, 创造了巴蜀文化鲜明的艺术特征。

我国中原商周时期存在重礼制轻人像的社会心态, 以孔子“非礼勿视” 、“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最有代表性。反映在青铜器上,是注重礼器, 规整而又严谨, 但缺少人像动物造型, 略显呆板和凝重, 威严有余而生气不足。三星堆铜器群反映了迥然不同的特色, 它以人像、动植物造型为主体, 神怪人像共存。四百多件铜器中, 尊罍之类礼器只有十多件, 人像动植物形象和其他造型饰件达二百多件, 形态有人的立像、跪像、坐像、人头像、面具、面罩、眼泡等; 以及龙、虎、蛇、鸡、鸟兽、神树、果实等, 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从思想内容看, 这是古代蜀人“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习俗的表现。原始宗教认为动植物山川天地无不与人一样是有感知的, 而且常常具有某些神奇的法力, 如能使人升天长生等, 所以将他们塑造成形以便加以祭祀膜拜。祖先崇拜既是对先祖的纪念和敬仰, 又相信祖先的神灵能庇护保佑本族后代昌盛安康, 并以祭莫共同祖先的形式团结聚集氏族部落的所有成员, 维系统一的权威。我国《山海经》等古籍, 正是记述各地习俗信仰的一类特殊地理书, 其中一些内容可能就是以“都广之野”(成都平原) 为中心的蜀国故地的习俗为素材, 是三星堆古文化艺术和思想信仰的折射。关于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 艺术本身起源于巫术, 因为艺术旨在施行某种巫术来招引部落赖以维生的动物。不管这种观点是否普遍成立, 至少在三星堆巫师主持的祭祀活动中, 优美的艺术造型起着招唤各种神灵的作用。正像秦汉时期神仙思想促进了汉画艺术的成熟、魏晋隋唐佛教盛行使石刻造像艺术达到顶峰一样,三星堆原始宗教信仰造就了丰富灿烂的古代巴蜀造型艺术。这种善长形体塑造的艺术作风, 是巴蜀古代先民自然而淳朴的精神面貌的体现, 又形成了四川造型艺术发达的传统艺术风格。这一传统在汉代丰富的陶俑画像、唐宋神奇的石窟造像上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一直到今天, 四川的雕塑艺术水平在全国仍然位居前列, 成为广义的“巴蜀文化” 的特色之一。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在成都地区发掘的十六国时期氏族复人李氏所建“成汉国”的墓葬中, 出土陶俑百余件, 人像特征鲜明, 具有巴蜀传统艺术作风, 其中头像呈长脸、大眼睛、眼角上翘, 眉毛斜立, 鼻梁高直等特征, 与三星堆人头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或许为研究三星堆蜀人的族属与源流提供某些信息。

总之, 三星堆遗址这个再现于世的“鱼鳬”古国, 具有其时代和文化的特色, 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文化轨迹。由于它已湮没多年, 又缺少那怕是对杜宇、开明氏那样的文献记载, 更显示出其神秘之处。它所反映的上述一些特征, 表明当时尚处于国家文明产生的初级阶段。近些年考古界提出的一个“古文化古城古国” 的概念, 即探讨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各地文明起源的具体形态、进程及相互关系间题。它既是一个考古文化阶段, 也表现出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这一理论, 可能为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认识和资料。苏秉琦先生指出: “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 古城主要指城乡初步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 并非通常所理解的城市或都市; 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把三者联系起来的是: 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适应的, 区别于一般村落遗址和墓地的中心遗址和墓地”。三星堆遗址正是这样一个历经两千年间形成的“中心遗址”, 代表了一个古国发展文明产生的完整过程, 可以直接称之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它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特色, 证明川西平原存在一个从原始杜会到古国形成阶段的古文明中心, 大大丰富了我国历史研究的实物资料。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四川文物》1992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 彭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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