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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本《贞观姓氏录》与新发现的虞弘

2019-7-13 21:49|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90| 评论: 0|原作者: 林世田|来自: 古籍

摘要: 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唐写本《贞观姓氏录》为家族郡望谱录,藏品编号BD08679(原千字文编号位79,胶卷号8418)。卷轴装,首残尾全,全卷长114.5厘米,高28.3厘米,共2纸,两纸纸质、颜色明显不同,但字迹相同,首残尾全,存46行,行字不等,有乌丝栏。通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35行,记66郡266姓,诸郡上首有朱点标记。第二部分计11行,为贞观八年(634)五月十日壬(庚)辰高士廉奏疏和诏敕。

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唐写本《贞观姓氏录》为家族郡望谱录,藏品编号BD08679(原千字文编号位79,胶卷号8418)。卷轴装,首残尾全,全卷长114.5厘米,高28.3厘米,共2纸,两纸纸质、颜色明显不同,但字迹相同,首残尾全,存46行,行字不等,有乌丝栏。通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35行,记66郡266姓,诸郡上首有朱点标记。第二部分计11行,为贞观八年(634)五月十日壬(庚)辰高士廉奏疏和诏敕。卷末间隔2行为抄录人题记:“大蕃岁次丙辰(836)后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鲁国唐氏苾蒭悟真记”。悟真(约811—895)为沙州灵图寺僧人,曾参与张议潮起义,大中四年(850)年奉使长安,朝授京城临坛大德、赐紫、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此写本是其26岁时所抄。题记后又间隔4行有朱笔“勘定”二字。


汉魏南北朝至唐代,世家大族垄断中央和地方政权。世重高门,人轻寒微,崇尚姓望,遂有多种谱录书流行,敦煌文献中存6号4件,本卷即为其中之一。然而有关此卷性质、名称、用途,众说纷纭,向无定论。缪荃孙在《辛壬稿》卷三发表《唐贞观条举氏族事件跋》,定名为《唐贞观条举氏族事件》。1931年,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定名《姓氏录》。同年,向达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敦煌丛钞叙录》,认为是贞观《氏族志》残卷。1934年,宇都宫清吉在《史林》卷19第3期上发表《关于唐代贵族的考察》,认为是贞观《氏族志》的第一次版本,或者说是贞观《氏族志》的目录总说。1951年,牟润孙在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上发表《敦煌唐写姓氏录残卷考》,怀疑其为“唐时山东大姓之衰宗破落户为增高卖婚价格所伪托之《氏族志》”。池田温在1959—1960在《东洋学报》卷42的3、4号上发表《唐代的郡望表》、在1965年《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卷13第2期上发表《唐朝氏族志之一考察》,肯定了牟润孙的观点,并认为这件文书的性质具有“通俗性、普及性”。1983年,唐耕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上发表《敦煌唐写本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若干问题》,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上发表《敦煌四件唐写本姓望氏族谱(?)残卷研究》,认为“不是官修的贞观氏族志或伪托之氏族志,而是私人所撰的有关天下姓望的常识性著作。其可能是天下姓望氏族谱。”1986年,邓文宽在《中国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敦煌文献〈唐贞观八年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钞〉辩证》,定名为《唐贞观八年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钞》,用途与唐初解决旧士族的卖婚有关,悟真和尚抄写它或是应当时寺院写邈真赞和传记等实际需要,或作为传授谱学知识的教材。


文书记录的是贞观八年(634)的事,而现存抄件写成于文宗开成元年(836),上距原件形成已有202年之久。由于经多次传抄,讹脱甚多。此卷可以使我们看到唐朝初年各地的著姓,值得注意的是第1行记并州(今太原)三氏族中有鱼姓,经史学家考证此即虞弘的本姓。其墓位于山西太原,1999年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因央视等主流媒体对该项发现进行了专题报道,引起学术界和广大公众的普遍关注。


根据虞弘墓出土墓志记载,墓主虞弘为鱼国人,祖父为鱼国领民酋长,“父君陀,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后入魏,任朔州刺史。虞弘早年亦仕北齐,历经北齐、北周、隋三朝为官,“大象(579—580)末,左丞相府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开皇(581—600),转仪同三司,敕领左帐内,镇押并部。”粟特人是丝绸之路贸易的担当者,2001年,荣新江在《文物》第4期上发表《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中人为: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东来,在沿途重要城镇留居,形成聚落,一部人留下来,一部分人再继续东行,形成新的聚落。并州是北朝隋唐北方重镇,同时是几条重要的东西通道的交汇处,自然成为东迁粟特人的聚落和中转站。这些聚落由胡人集团首领“萨保”主持,由于大多数粟特人信奉粟特传统所信奉的祆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萨保即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北朝隋唐政府为了控制这些胡人聚落,设萨保府管理,把萨保纳入中国的官僚体制当中。萨保作为视流外官,专门由胡人首领担任。鱼国应为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国,虞弘则属西北胡人系统。2003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进行的人种学方面的鉴定,进一步证实了虞弘应该是具有欧罗巴人种血统的西北胡人的推断。


虞弘墓的隋代汉白玉石椁为我国首次发现,石椁浮雕壁画54幅,所绘内容多是宴饮、歌舞、骑射和狩猎,有着浓郁的粟特地区流行的祆教色彩,为了解中国与西域的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如虞弘墓主人晏饮图中,在主人前面一块空地上,有六名粟特男乐者,分左右跪坐于两侧,每侧三人,各持一种乐器,有小铜钹、束腰鼓、竖箜篌、横笛、筚篥、曲颈琵琶。在左右乐者中间,一个深目高鼻的男子左脚着地,右脚后翘,身首扭转,正在舞蹈,据张庆捷考证这就是有名的“胡腾舞”。唐诗中就有详实生动的记述,如李端的《胡腾儿》: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


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


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


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鸣鸣画角城头发。


2004年4月,张庆捷在“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北朝隋唐粟特的“胡腾舞”》,认为:与胡旋舞一样,胡腾舞也起源于粟特地区,所不同的是,胡腾舞的舞者多是男子,胡旋舞的舞者多是女子。


敦煌文献与新发现的虞弘墓前后辉映,为我们揭示了一段尘封已久的民族文化融合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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