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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华:《巴蜀符号集成》序

2019-8-12 11:27|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21| 评论: 0|原作者: 孙华|来自: 中国考古网

摘要:  在四川盆地及其相邻地区的战国及稍后的巴蜀文化的青铜器上,经常可见一些图形与符号组合,其形态与通常具有装饰规律的纹样不同,也与通常排列有序的文字相异。对于这种图形与符号的组合,有学者称之为“巴蜀图语”, 有学者称之为“巴蜀文字”,大多数学者还是采用中性的称谓,称之为“巴蜀符号”。这种在先秦时期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均不见,仅流行于巴蜀地区的独特符号,较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
在四川盆地及其相邻地区的战国及稍后的巴蜀文化的青铜器上,经常可见一些图形与符号组合,其形态与通常具有装饰规律的纹样不同,也与通常排列有序的文字相异。对于这种图形与符号的组合,有学者称之为“巴蜀图语”, 有学者称之为“巴蜀文字”,大多数学者还是采用中性的称谓,称之为“巴蜀符号”。这种在先秦时期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均不见,仅流行于巴蜀地区的独特符号,较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卫聚贤就收集并公布了 48 种巴蜀符号和 150 幅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从那以后,陆续有学者因研究之需,曾经做过巴蜀符号的收集整理工作。最新和最完整的巴蜀符号的资料汇集,就是这本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严志斌先生和洪梅女士合作编著的《巴蜀符号集成》一书。 

  在《巴蜀符号集成》出版前夕,严志斌先生将书稿寄给我,要我给他们的大作写篇序。这大概是因为我四十多年前曾写过一篇讨论巴蜀符号性质的不成样子的小文,再加上严志斌先生与我都主攻商周考古且都关注巴蜀文化,意趣相同的缘故吧。我对巴蜀地区的考古资料一直兴趣浓厚,在严志斌和洪梅二位的大作出版之前阅读书稿,本来有先睹为快之感。全书翻阅一遍之后,更感到该书收集资料之多,编排所下功夫之大,是迄今为止巴蜀符号的资料全集,书名为《巴蜀符号集成》,可谓实至名归。我对作者之一的洪梅女士了解不多,却知严志斌先生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随即师从著名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家林沄先生,攻读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和古文字学,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他又追随长期从事商周考古和金文研究的刘一曼先生,研究商周考古和青铜器。严志斌先生学术训练系统而扎实,又勤奋刻苦,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就编著《巴蜀符号集成》一书来说,严志斌先生基础非常好。他本来就受过考古学的系统训练并有考古实务的经验,又长期专注于青铜器和金文的研究,他当初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四版〈金文编〉校补》。《金文编》这类古文字资料类编的专书,其编写体例具有相似性,往往都是将可识别的文字按部首编排为正编,将不可识别的文字或图形符号(族名文字) 编排为附录。巴蜀符号的性质尽管有不同的认识,但这种符号不是纹饰图案,而是具有原始表意功能的近似文字的符号体系,这是多数学者的共同认识。严志斌先生校补过《金文编》,进而从事接近于文字的巴蜀符号类编的编著,这对于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情。 

  在严志斌、洪梅两位先生《巴蜀符号集成》出版之前,重庆师范大学的管维良先生已经出版了他的《巴蜀符号》(重庆出版社 2011 年)一书,两书出版的时间距离只有八年。同样性质的一种书,在不足十年的时间就另起炉灶,重新编写并出版,可能有人会问,有这个必要吗?实际上,就在管维良《巴蜀符号》一书出版后的次年,就有学者不满意该书的编写方法而撰写专文指出,“虽然形式和内容上看,管著《巴蜀符号》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丰富翔实的巴蜀符号及其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但实际上它也不是专门的巴蜀符号资料集,从资料的角度看它也有不少不足之处”,因而提出了关于重新编辑出版巴蜀符号集录的动议(王先胜《关于编辑出版〈巴蜀符号图录〉的倡议》,《长江文明》第 25 辑)。管先生书的资料部分即第一部分,只是将有巴蜀符号报道的考古简报和报告直接进行复印、排序和简介,没有将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和符号本身进行分类编排,有些符号的图像很小且不清晰,不便学术界使用。“巴蜀符号与巴蜀文化研究,亟须一部资料完备、图片和符号清晰、以科研为本、编排科学合理的‘巴蜀符号图录’或‘巴蜀符号资料集成’”。严志斌先生和洪梅女士《巴蜀符号集成》一书的编写出版正好弥补了先前巴蜀符号著录诸书的不足,从而给巴蜀符号、巴蜀考古和巴蜀历史的研究提供“一部资料完备、图片和符号清晰、以科研为本、编排科学合理的《巴蜀符号图录》或《巴蜀符号资料集成》”(以上均为王先胜先生语)。 

  《巴蜀符号集成》一书,按照我个人粗浅理解,有这样三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该书是迄今为止收录巴蜀符号最多的资料汇集。其正编收录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 835例,器物除铜 器外,还有 5 例是漆木器甚至木棺上的刻画符号;附录收录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 48 例,其中附录一 32 例,附录二 16例。正附编共收录巴蜀符号的器物 883 件,铜矛、剑、戈等兵器两面都有不同的巴蜀符号,符号组合的数量更达 1125组,符号的基本构成单元也有 272个。这些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多数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也有出土地点已不清楚的征集品,还有少许是传世品或传统金石学书籍的著录品。对比先前有关巴蜀符号的著录,20世纪 70年代四川博物馆刘瑛女士的《巴蜀铜器纹饰图录》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文物资料丛刊》1983 年第 7 期),是她基于参与考古简报和报告编写所绘制的铜器纹饰和巴蜀符号的墨线图汇集,总计收录铜兵器 140件(其中包括铜器纹饰)、铜 印章 61 枚(其中汉字印章 17 枚),单独符号 180 个。21 世纪以来,关于巴蜀符号的资料汇集就是重庆师范大学管维 

 良先生《巴蜀符号》一书,该书虽然收集了截至 2007 年发表的有关巴蜀符号的考古资料,但却只是将原简报和报告的器物插图和图版摘录并按地域编排,没有器物类型和巴蜀符号组合的编排描述和数量统计。对比之下,《巴蜀符号集成》将巴蜀铜器的纹饰图案全部排出,只收录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其收录器物总数和巴蜀符号组合数大大超过了先前同类文章和书籍,是名副其实的《巴蜀符号集成》。 

  第二个特点:该书对于巴蜀符号的编排合理,体例得当,分类明确,叙述全面,是目前最完善的一部巴蜀符号分类汇编。全书分为正编和附录,正编收录典型的巴蜀符号,附录收录非典型的另类巴蜀符号;这与金文类编一类书籍将确切无疑的文字收录于正编,将图形符号或族名文字收录于附录的做法相同。正编的巴蜀符号,作者参照符号所在器物的类型,大致按照铜矛、剑、戈(包括戣)、钺(包括铍)、镞、泡、刀削、斤凿、刻刀、印章、钟(钲) 于、饰件、带钩、其他的顺序列举。每类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因年代难于精确判定,没有严格按照年代早晚排序,但从书中一些类型相同器物的先后排列状况,还是可以看出先简单后繁复的大致次序。全书无论正编还是附录,每类器物的文字介绍都述其编号顺序、器类名称、时代时期、出土地点、尺寸大小、著录状况、收藏地点和符号组合,器物的线图、拓片或照片都尽可能全收,器物两面都有巴蜀符号的也分别予以著录。全书的前面有综述,对巴蜀符号的分布地域、符号种类、年代范围、组合形式、载体关系、族属问题等进行概论;书的最后还有索引,索引分为巴蜀符号的构成单元索引和巴蜀符号的出土地点索引,给研究者使用和利用本书资料提供了便利。 

  第三个特点:该书对巴蜀符号的收集整理是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保证了这种资料性质图书的学术性。严志斌先生在十多年前撰写《四版〈金文编〉校补》硕士学位论文时,可能就已关注巴蜀铜器上近似商周金文图形文字的巴蜀符号,并在 2015 年开始发表某类巴蜀符号的具有统计信息的系列专论之前,就已经初步完成了巴蜀符号的收集、分类、编排等初步整理工作。以此为基础,在最近三四年时间里,严志斌先生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洪梅女士合作, 连续发表了《战国时期巴蜀地区罍形符号研究》(2015 年)、《巴蜀印章钟形符号考察》(2015 年)、《巴蜀文化栅栏形符号考察》(2016 年)、《试析巴蜀文化中的笋形符号》(2017 年)、《战国时期巴蜀文化水草纹符号试析》(2017 年),以及巴蜀符号的综合研究论文《巴蜀符号述论》(2017 年)。从严志斌先生和洪梅女士巴蜀符号的研究过程看, 他们是先有了与《巴蜀符号集成》类似的初稿,在全面把握资料的基础上开展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然后在研究的基础上增补资料和完善编排,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巴蜀符号集成》。 

  《巴蜀符号集成》一书的出版,为人们全面把握巴蜀符号的资料,进而开展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提供了方便。我早先研究巴蜀文化时就注意过巴蜀符号,苦于相关资料全面收集麻烦,难以对巴蜀符号从基础资料着手进行具体分析, 只能就容易讨论的巴蜀符号性质这样的相对空泛的问题做点讨论,无法深入。现在有了《巴蜀符号集成》,一书在手, 几乎囊括了所有巴蜀符号的资料,该书的出版无疑会推动巴蜀符号及相关巴蜀历史的研究,连我这个兴趣宽泛但不够专心的人,都产生了利用《巴蜀符号集成》重新探讨巴蜀符号相关问题的冲动。我个人认为,今后巴蜀符号的研究, 包括今后增补和修编《巴蜀符号集成》,还应该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继续开展巴蜀符号基本构成单元的辨识和归类分析,为进一步的组合研究夯实基础。巴蜀符号的基本构成单元,也就是相当于文字“字符”(即构成文字的符号)的符号,系构成巴蜀符号串的那些基本符号。这些基本符号从其构形来看,应该绝大多数是象形的,因而根据其形态可能的模仿对象,基于我们对客观事物物质形态的认识,可以进行判别辨识。在《巴蜀符号集成》的前言中,严志斌先生和洪梅女士已将巴蜀符号的基本符号划分为人形、动物形、植物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六大类,其中最后的几何形包括了未能辨识的一些符号,故该类的数量超过了前五类的总和,达到了 150 种。他们对巴蜀符号的辨识和归类,我基本都赞同,但也有一些符号的形态所像及其大类归属,不同的观察者可能还会有不同的认识。 

  《巴蜀符号集成》前言的人物形符号共 12 种,包括了人的整体形态和局部形态,如手臂形符号,其符号识别我都赞同。只是在几何类中的两个眼睛形符号,从巴蜀传统的眼睛形象都是人(或人形的神)的眼睛来看,将其归入人物类应该更恰当一些。 

  《巴蜀符号集成》前言的动物形符号共 26 种,都是动物的整体形象,归类应该也无歧见。不过在商周金文的动物象形字和图形符号中,流行用动物具有特征的头部来表示该动物的做法,巴蜀符号中也应该有这类现象。《巴蜀符号集成》前言的建筑形符号中,倒数第四个好似羊头的符号,几何形中倒数第三个好似鹿头的符号,或许都可归入动物类。此外,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不少族群都重视牛角的保存和使用,几何形倒数第二行中的角形符号(或称之为笋形符号),在铜器上都呈横向,与牛角的生长和放置方向相同,归入几何类就不如归入动物类。 

  《巴蜀符号集成》前言的植物形符号共 33 种,既有整个植株形,也有局部的花叶性,辨识起来比人物和动物困难。像植物形倒数第一行开头两个符号和倒数第二行最后两个符号,究竟是表现某种植物,还是表现某种自然现象(如太阳之类),也还需要斟酌。 

  《巴蜀符号集成》前言的器物形共辨识器形的符号有 31 种,除了倒数第二行两个圆轮形符号可能还会存在不同的认识(即究竟是车轮还是日轮的象形)外,其余都应该不会有什么疑问。不过在建筑形倒数第一行的最后两个符号, 其中一个像曲面的几案,另一个像背后立有戈的盾牌,几何形第八行第二个符号像农具中的耒,这些都应重新识别并归入器物形。 

  《巴蜀符号集成》前言的建筑形共辨识建筑图形 20 种,除最后两种如上所说应该为器物而非建筑外,第二行第三、第四个符号,在新都马家大墓的铜印章中,位于两个钟形和两个人形符号之间,与其下的罍形符号上下对应,不大可能是建筑,将其视为甲衣或许更像一些。 

  至于《巴蜀符号集成》前言几何形中的符号,除了典型的几何形外,还有那些尚难辨识、不便归类的符号,从而使该大类显得相当庞杂。如果再设立天地类等大类,以收录“日、月、水、火、山、石”等最显著的自然现象的符号, 并设立其他类,以收容目前还难以辨识或认识有歧见的符号,或许大类之间的交叉会更少一些。不过即便这样,有些符号的辨识和归类仍然会使人左右为难,例如,成都商业街大墓独木棺头上刻画的圆轮形符号,它究竟是某种带放射状纹样的圆形器物的俯视形态,还是大自然中最引人瞩目的天体形象太阳,就会有不同的两种看法(在西南地区这类符号或图像最容易使人们发生联想的是铜鼓鼓面,这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巴蜀符号分布的区域不流行铜鼓)。总之,巴蜀符号基本符号的辨识是其他研究的基础,不确切的辨识和归类会影响组合意义认识的准确性,因而不得不设想某些基本符号所像的多种可能性。 

  第二,加强巴蜀符号的各类基本符号的组合研究,这是在基本符号辨识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分析工作,它是下一步推测巴蜀符号性质和意义的前提条件。巴蜀符号的组合,就是不同种类、不同所像的基本符号在同一载体上的集合。研究这些符号的组合,需要全面收集巴蜀符号的资料,才能发现规律性的差异,否则只要有不合常规的巴蜀符号遗漏, 就可能造成判断的失误。《巴蜀符号集成》的出版,无疑给学术界研究巴蜀符号的组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翻阅一遍就容易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基本符号组合现象。 

  首先,在同一载体的同组巴蜀符号中,基本符号的排列组合顺序,亦即符号串的首尾应该如何确定的问题。铜器上的典型巴蜀基本符号往往与类似装饰的图形混杂在一起,尤其是铜矛、剑一类兵器,往往上面是一个大的虎形、鸟形或虫形的图案/符号,不弄清楚哪些图形属于巴蜀符号的构成单元,哪些图形属于装饰纹样,就难以确定这组巴蜀符号的首尾位置。《巴蜀符号集成》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标准不尽一致,作者似乎是以这些动物形象的大小和装饰性为标准,将体型较小和装饰性不强的动物形象作为巴蜀符号的构成单元,而纳入巴蜀符号的范畴。判断动物形象的大小和装饰性的强弱,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有时难以准确把握。例如,《巴蜀符号集成》125 号铜矛,其骹部的一面为戈、虎、丁字形符号组合,虎形图案较大且相当规整,大概因为虎形图案前还有被纳入巴蜀符号范畴的戈形符号,故在该器文字介绍的符号一栏中,将虎形也作为该巴蜀符号组合的构成单元;而《巴蜀符号集成》第 127 号铜矛,其骹部一面同样位居戈形符号与手臂形符号之间的鸟形符号,该器的符号一栏却只录了前后两个符号,没有录居中的鸟形符号。这种前后不统一的现象,在书中还有一些,这自然也会带来对同一组巴蜀符号组合的不同认识,需要通过合理性的分析统一认识。 

  其次,在同一件巴蜀文化铜器的不同侧面,尤其是铜矛和铜剑这类铜兵器左右两面,往往具有不同的巴蜀符号组合,寻找这种差异性的组合的规律,对于判断巴蜀符号的组合意义,也会有所帮助。以《巴蜀符号集成》176 号铜矛为例,其骹部两面的巴蜀符号组合上部和下部都为相同的基本符号(下部符号单元为双折线中的腰鼓形+横向的水波形+ 横向的单牛角形,上部符号单元为相对的羊角形+人首形),所不同的是中间的图案或符号—一面为手心纹即手臂形+ 花苞形,另一面为张嘴吐舌的虎形,且虎的形象属于形体较大、装饰性强的一类。这个例子一方面说明,铜矛和铜剑那些位居典型巴蜀符号之上的虎形符号也应该属于巴蜀符号的基本符号种类之一,《巴蜀符号集成》在对该器的说明文字中符号一栏将虎形作为该组巴蜀符号的构成单元,这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暗示我们,那些与典型巴蜀符号 在一起的动物形象,很可能也应该纳入巴蜀符号基本符号的范畴。 

  最后,不同载体上巴蜀符号基本符号的选择,也就是不同器类的巴蜀符号组合问题。不同类型铜器上巴蜀符号的基本符号选择似乎也具有规律性,如铜钺上的符号选择就与铜戈有别,更与铜矛和铜剑不同,后面这些铜兵器上的最常见的手臂形与花苞形的符号组合,就不见于铜钺。有的铜器种类上的巴蜀基本符号的组合很有规律,如铜 于这种打击乐器上的巴蜀符号,加入我们将《巴蜀符号集成》正编铜 于与附录二铜 于合并在一起进行更长时段的考察(附录二的铜 于年代较晚,已有五铢钱纹,年代在汉武帝以后),就不难看出,铜 于的基本符号组合以人首形、鼓船形、游鱼形/云雷形这三种为基础,再在这个基本组合上进行增减,且人首形符号一般与铜 于的虎形钮的虎头相对应 (如果增加的符号有柿蒂形,则柿蒂形符号取代人首形符号位居最前端的虎首的位置)。在汉代铜 于上的符号组合中, 还有用五铢钱纹代替人首形符号的趋势,以及在虎形钮尾部相应的位置添加龙蛇符号的现象。《巴蜀符号集成》将铜 于一分为二,将非巴蜀文化的东汉铜 于列入附录,这尽管是一种审慎的处理方法,但却不便于对铜 于巴蜀符号演变的整体考察。晚期铜 于上的与汉文字共存的巴蜀符号,可能会给认识和理解巴蜀符号以启迪,今后增补修订版时还是将其纳入正编为宜。 

  第三,在做好前两个方面研究的基础上,审慎地开展巴蜀符号性质和意义的研究。关于巴蜀符号的性质,也就是它们是记录语言的文字,还是表述思想片段的符号,是研究者和社会公众面对巴蜀符号时都会关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探索,弄清巴蜀符号的性质,正确地解释其含义,这对于巴蜀符号和巴蜀历史的研究无疑具有价值。 

  关于秦灭巴蜀以前的巴蜀地区,尤其是先秦时期的蜀国是否有自己的文字或是否行用文字的问题,距离巴蜀符号流行时代最近的汉晋时期文献,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法。传为西汉晚期杨雄所撰的《蜀王本纪》记述蜀之古代,“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直至西汉“文翁始知书学”(后一句是《华阳国志·序志》语);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则说,蜀国在“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似乎蜀国有文字,只是文字与周王朝诸国不同而已;而有学者根据汉人刘向《别录》“商君被刑,(尸)佼恐诛,乃亡逃入蜀,造书二十篇六万余言。卒,因葬蜀”的记载,认为蜀地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行用汉文字体系,因而尸佼才能在蜀地著书。从考古材料来看,到目前为止,巴蜀文化的铜器上只见到巴蜀符号,却没有发现铸刻汉字的现象(有汉字的铜器都是楚国或秦国的铜器),巴蜀地区不行用汉字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今后需要继续开展研究的,主要是巴蜀符号究竟是一种有别于汉字的文字体系,还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表达思想意愿片段的符号。 

  探讨巴蜀符号的性质和符号组合的意义,还有这样几种材料值得关注。一是年代在战国早中期、与巴蜀符号大致同时的四川成都市商业街大墓出土漆木器上的符号。这些符号位于一件漆木床屋形帐架两边侧梁,每边十个卯孔旁边各有一个符号,这应该是在制作这件家具时为了防止构件拼装错误而刻画的具有编号性质的符号。这些符号既不像是中原汉字的一、二、三、四等数字的写法,也不像是中原汉字甲、乙、丙、丁等天干地支的写法,应该属于巴蜀地区独有的表达顺序或数字的符号。解读了这些符号,无疑有助于认识巴蜀符号中的这些表达顺序或数字的基本符号。二是年代还不很明确,但推断在东周前后的重庆云阳县长江边上“龙船石”上发现的类似于巴蜀符号的线刻图像。这尽管是与巴蜀符号性质和载体不同的岩画,但其画面中的船形、屋形、门形、盾形、旗帜形、悬鼓形等图案,与某些巴蜀符号的构成单元有某种相似性,仍然会给我们认识巴蜀符号以某种启迪。当然,在巴蜀符号本身的材料中,对巴蜀符号性质和符号单元意义最有帮助的还是铜印章上的巴蜀符号,以及与巴蜀符号印章同出的汉字印章。已有多位学者对巴蜀符号的印章专门进行探讨,并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继续开展这方面的探索,或许能够获得解开巴蜀符号基本符号意义以及符号组合意义的有用线索。 

  以上是我翻阅《巴蜀符号集成》时想到的问题,如果不是有这本凝聚了作者心血的著作,巴蜀符号的相关材料散布在考古简报和报告中,就难以使人发现关联和产生想象。如果我们使用过去的严重不全的巴蜀符号资料性书文,还可能会使产生的联想和做出的判断发生偏差甚至错误。我相信,在有了这样一本资料全面、方便使用的《巴蜀符号集成》后,研究巴蜀文化的专家以及关心巴蜀符号的同好,会从不同的视角、更多的层面、别样的方法来对巴蜀符号进行分析和诠释,一个巴蜀符号研究的高潮即将到来。这是我们应该衷心感谢严志斌博士和洪梅女士的。

  (严志斌、洪梅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9年7月。) 

  

  

  参考文献:

  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1年第4期。 

  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5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 

  卢慧杰:《发现并切割搬迁云阳县龙船石岩画》,见卢慧杰:《卢慧杰古建筑三十年随笔》,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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