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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8-22 21:06| 发布者: IICC| 查看: 27| 评论: 0|原作者: 蒋超年|来自: 文博中国

摘要: 为进一步深化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的研究课题,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学术支撑,由甘肃省文物局、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州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甘州区文物管理局、甘州区黑水国遗址保护管理所、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协办的“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8月9日至13日在甘肃张掖召开。来自国内科研院所、高

 作者:蒋超年 等

为进一步深化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的研究课题,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学术支撑,由甘肃省文物局、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州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甘州区文物管理局、甘州区黑水国遗址保护管理所、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协办的“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8月9日至13日在甘肃张掖召开。来自国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地方文博机构及德国、日本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和主题发言

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在致辞中表示,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无论从学术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无论历史地看还是现实地看,都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两个重大课题,考古学界更是如此。这次以丝绸之路和秦汉文明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就是把丝绸之路放到整个秦汉文明之中观察、思考和审视的一种积极的尝试。

主题发言环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高崇文在“汉匈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报告中通过材料梳理举证,认为汉王朝与西域各国交往已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保证了丝绸之路的正常通行,又重点讲述了汉匈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最终融入到统一的汉文化大系之中。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国科在“河西走廊地区早期铜冶金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报告中认为,在甘肃地区早期冶金发展中,马家窑-马厂-西城驿-四坝人群是冶金技术的最先和主要掌握者,齐家文化主要是通过与这支人群在不同阶段的接触和交流获取并广泛传播了冶金产品或冶金技术,从而对中国其他区域早期冶金技术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他继而提出了河西走廊冶金区的概念,并将其置于整个欧亚大陆冶铜术起源与传播宏观视域下进行比较。


分组讨论分科技考古、秦汉考古和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三个主题进行。

科技考古方面,董惟妙、张雪莲、杨谊时、丘志力、杨炯、李晓敏、陈建立、孙艳波、王树芝、吴瑞静等就古人类食谱、农业考古、冶金考古、玉料产地、古代木材利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张雪莲讨论了秦汉栎阳城遗址二号古城人群的主食及肉类食物的食用程度,认为中原地区汉代之前人群主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汉代开始,主食组成实际发生改变。杨谊时通过遗址剖面元素地球化学分析,将河西走廊新石器晚期-早期铁器时代冶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河西走廊地区4200-2100BP经历了冶金技术的出现、发展、衰落的过程。杨炯认为透闪石质玉成玉机制的不同造成了透闪石质玉料宏观特征和微量元素上存在差异,是判读古代玉器玉料来源的关键。陈建立认为新疆地区开始使用铁器的时间定为公元前9世纪左右比较合适,块炼铁技术可能通过新疆和甘青地区传入中原,中国古代冶铁技术是外来因素和本土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王树芝采用木材分析手段,探讨出土箜篌可能的生产地及其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吴瑞静认为西城驿遗址的农业始终是以粟为主、黍次之的旱作农业,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农业发展经历了由粟、黍旱作农业到农业多样化,再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中西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汉考古小组根据其讨论内容,可概括为秦汉遗址研究、墓葬研究、区域综合研究、器物研究及简牍研究等几个方面。

秦汉遗址和墓葬研究方面,张建锋、魏坚、高继习、朱连华、柴怡、郭俊峰、张寅、吴荭、刘兴林、方笑天、刘超等人对秦代都城、边城和烽燧障塞,陕甘地区的秦汉墓葬以及新疆地区墓葬的研究进行了探讨。其中张建锋指出秦时咸阳有宫,其外并未筑城,并认为秦都咸阳也可以称为大邑咸阳。柴怡介绍了蒲家寨墓群、布里村墓群和岩村墓群的基本情况,对研究秦咸阳城周围中小型秦墓墓地的分布、结构及族属具有重要意义,并对战国中晚期秦咸阳城周边秦人与六国移民墓葬分布提供新的参考。张寅指出公元前1千纪在新疆伊犁河谷地区的索墩布拉克文化、博格达山地区的苏贝希文化、甘肃中部的沙井文化、甘肃东部的东周西戎文化和内蒙古中部的东周林胡、楼烦及诸胡文化之中均发现有较强相似性的偏洞室墓葬,是新疆地区偏洞室墓葬形制东传的结果。吴荭指出河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其文化面貌并非单一的,以汉文化为主的文化特征中附含着多种文化因素,其中草原游牧文化是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方笑天通过河西地区汉晋墓葬的时代及地域分布特征,提出河西汉晋文化是自东向西渐次推进的,河西汉文化的来源与移民有密切的关系。

区域综合研究方面,雷安迪对越南中部的沙萤文化出土器物进行了分类,并与凌家滩玉器进行比对,指出了沙萤文化的文化因素和可能受到的影响。刘瑞对汉南海郡在南越国和东汉时快速发展,而在西汉时却大为落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与汉在南部疆域治理中推行的“空其地”“禁锢”和“促进”政策相关,并推行了“以霸王道杂之”的汉代帝王统治之术和“变”的政策有关。王子今对河西地区战争形势下的儿童命运、早期丝绸之路儿童生活画面、儿童用品、汉简中的“小儿军”、河西军人未成年家属及胡羌儿童等问题进行了综合梳理。张合荣通过对以普安铜鼓山为代表的青铜文化遗存分析,探讨了当时的族群文化交流,并与滇东南、岭南文化等比较,将其统合在大背景中进行综合考察。陈斌对两汉时期湘江上游地区的交通变迁进行了考察分析,并对变迁原因进行了说明。李培聪认为滇文化是在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身特征明显。但仍需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努力构建滇文化聚落演变的发展谱系。

器物研究方面,张翠敏、王青、郑建明、王方、洪石、李银德、蒋志龙、陈彦堂、王煜、陈徐玮、徐龙国、赵德云、陈洪、黄娟等人就秦汉配饰、度量衡器、陶瓷器、玉器、钱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王青对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发掘出土的8件新莽时期的度量衡铜器进行了分析,这批铜器的出土为研究王莽复古改革和我国度量衡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郑建明认为秦汉之际以浙江地区为核心出土的原始瓷,其基本器型与本地战国以来的原始瓷差别巨大,而与秦墓中出土的泥质灰陶类器物非常接近,应该是对秦文化同类器物的仿制,是受秦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洪石按功能对汉代酒具进行了分类,指出汉代社会上层宴饮活动比较频繁,中下层民众宴饮活动较少,宴饮图中常见樽、杯、勺的配套使用现象。陈彦堂通过对现有铅釉陶器观点和西界定义问题的梳理,结合陶器实物,认为中国汉代低温铅釉陶器分布的西界已达新疆。王煜对重庆丰都东汉至蜀汉墓葬出土陶塑戴冠头像的形制与性质、来源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一方面与文化交流有关,另一方面与大乘佛教的兴起有关。徐龙国对王莽铸钱遗址、王莽钱范及分类、王莽铸钱技术、王莽钱范的官方标准版式、王莽时期的前、后锺官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简牍研究方面,张俊民对马圈湾汉简前61简中的15处进行检讨,对释文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校释。赵宠亮认为一些学者在简牍释读与文献研究中将“罢卒”理解为“疲弱之卒”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与汉代戍卒瓜代的事实不符。吕健对已发表简牍资料进行梳理,重点考察秦汉时期“伪写印章”的处罚、“封毁”的应对方法及“行书”文书中传递中的具体规定等。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方面,高荣、杨勇、郑国穆、吴正科、刘振东、蒋超年、姜宝莲、刘聪、刘尊志、杨武站、秦小丽、富霞、梁云、黄晓芬、潘玲、贾飞、王小迎等人就丝路贸易、中西交通、宗教考古、外来器物及器物的异域特征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其中杨勇通过分析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现的相关实物遗存,揭示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蒋超年介绍了武威亥母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对探讨西夏时期武威地区的佛教传布具有重要意义。秦小丽介绍了中国及周边地区考古发现海贝、象牙制品与鳄鱼板的出土状况,重点探讨了海贝产地的可能性来源。梁云认为中亚月氏文化包含源自欧亚草原东段及中国西北地区的因素、源自萨尔马泰文化的因素、本地希腊化时期因素、包括埃及在内的地中海周边地区因素、南亚地区因素、匈奴文化因素、汉文化因素等七种不同文化因素。黄晓芬介绍了近年来在越南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的主要收获,揭示了羸 都市文化特点是由汉文化与本土东山文化交融并存发展而来。潘玲认为沙井文化是早期月氏的遗存,其年代下限可到战国晚期或秦代。贾飞指出狮子山楚王墓金饰外来因素明显。

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辉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表示,此次会议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会的海内外代表就早期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技术传播、秦汉考古和科技考古中的新发现和新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秦汉文明的特质、丝绸之路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深化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上的纽带作用,也进一步彰显了张掖深厚的文化底蕴,提升了张掖的文化影响力。

蒋超年 刘兵兵 周静 杨谊时

(作者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辑:蔡 苧

审核:王龙霄

本文刊登于2019年8月23日

《中国文物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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