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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卧羊铜灯考察

2019-8-24 10:33|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227| 评论: 0|原作者: 苏奎|来自: 考古汇

摘要: 在汉代社会生活中,造型各异的青铜灯具颇为兴盛,能够满足人们在夜晚的各种照明需要,如行走、读书、宴饮、沐浴等。其中,有一种卧羊造型的铜灯在文物简讯、馆藏图录、精品鉴赏和博物馆展览当中偶尔能够见到,而在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却少有提及。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栩栩如生,将实用功能与艺术造型融为一体,彰显了汉代匠师们的聪明智慧,颇具研究价值。 此前,有少数学者在介绍文章中,顺便作了鉴赏性的评介。但是,


在汉代社会生活中,造型各异的青铜灯具颇为兴盛,能够满足人们在夜晚的各种照明需要,如行走、读书、宴饮、沐浴等。其中,有一种卧羊造型的铜灯在文物简讯、馆藏图录、精品鉴赏和博物馆展览当中偶尔能够见到,而在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却少有提及。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栩栩如生,将实用功能与艺术造型融为一体,彰显了汉代匠师们的聪明智慧,颇具研究价值。
此前,有少数学者在介绍文章中,顺便作了鉴赏性的评介[1]。但是,系统、深入的研究却一直未见,尤其在工艺、用法和内涵等问题上,以往认识还不够准确。另外,早期金石著录当中所谓的“羊灯”,也存在误认。有鉴于此,本文在尽可能收集此类铜灯相关实物、文献资料基础之上,进行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梳理出它们的类型、分布、年代、演变等情况,并探究其工艺、用法、使用者身份和文化内涵等问题。最后对著录中“羊灯”重新辨识。
  一 器物型式 
从现有材料来看,汉代卧羊铜灯在陕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山东、四川、甘肃、青海、重庆、广西等地有一些出土(图一)。另外,国内外博物馆或 者私人手中也有一些收藏品,共计近30件。

图一 出土的汉代卧羊铜灯分布示意图
此类羊灯的整体造型为屈膝跪卧的羊形。羊头微昂向前;前腿后跪(个别情况除外),后腿前屈;羊角绕耳盘屈,紧贴面颊;胡须长垂;有的后置短尾,紧贴臀部;体态壮硕,丰满浑圆。远观古朴稳重、静怡安详;近看温顺可爱,形象逼真。总之,其外观设计乖巧,颇惹人喜爱。 在具体形制和工艺方面,所见羊灯存在一些差异。为更好探究其演变规律,有必要进行型式分析。根据羊背造型的不同,大体分为三型(表一)。 表一 汉代卧羊铜灯的型式、尺寸和重量

A型背部横直,共3件。体量较大,长度为23-28厘米,高度为18-22厘米;胡须紧贴颈部,呈倒“丫”字形;后臀铸有圆钮;盖与身的接口截齐,呈内外套合状;灯盘较浅。
1957年陕西西安市郊区[2](图二:1)、1982年陕西宝鸡凤翔城北[3](图二:2)和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4](图二:3)各出土一件。其中,前两者通体鎏金。值得注意的是,刘胜墓那件的形状、大小和各部位的线条,均与西安市郊那件相同,属于同一工匠制作的。也就是说,它来自都城长安,原本是准备鎏金的。

图二 A型卧羊铜灯
1.陕西西安市郊区出土2.陕西宝鸡凤翔城北出土3.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B型背部前低后高,共计24件。体量较小,长度在13厘米左右,高度在10厘米左右;胡须悬垂,与前胸连接;盖与身的接口圆弧,呈上下对齐状;灯盘呈舀瓢形。根据开启部件的不同,又分为两个亚型。 Ba型臀后铸有短尾(有的已脱落)。通体錾刻细密的纹饰。根据前腿姿势的不同,再分为两式。 I式前腿后跪,共计15件。出土品有9件,1956年安徽合肥市南门外[5](已残,图三:1)、1970年陕西宝鸡卧龙寺西汉洞室墓[6](图三:2)、1979年江苏淮安龙苴[7](图三:3)、1981年河南巩县芝田大型东汉砖室墓[8](图三:4)、1987年陕西铜川[9](图三:5)、河南驻马店慎水乡[10](图三:6)、四川成都通惠门[11](短尾较特别,图三:7)、四川茂县别立村[12](图三:8)、甘肃甘谷[13](图三:9)各出土一件。值得注意的是,陕西铜川那件的表面有鎏金,部分脱落之处已暴露出了底层的錾刻花纹。 收藏品有6件。天津博物馆[14](图三:10)和瑞士里特贝格博物馆[15](图三:11)各收藏一件。另外,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收藏一件,为1911年法国伊萨克·德·卡蒙多伯爵从中国北方收集[16](图三:12)。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一件,背部和腹部的錾刻纹饰较为特别,是1960年以前加拿大怀履光主教(William C.White)从河南一带收集的[17](图三:13)。美国纳尔逊美术馆收藏一件,是1973年以前美国劳伦斯·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从中国收购[18](图三:14)。英国著名藏家肯里夫爵士(Rolf Cunliffe)曾收藏一件,于2011年出现在美国纽约蓝理捷艺术品公司的展销图录中[19](图三:15)。

图三 Ba型I式卧羊铜灯
1.安徽合肥市南门外出土2.陕西宝鸡卧龙寺出土3.江苏淮安龙苴出土4.河南巩县芝田乡出土5.陕西铜川出土6.河南驻马店慎水乡出土7.四川成都通惠门出土8.四川茂县别立村出土9.甘肃甘谷出土10.天津博物馆藏11.瑞士里特贝格博物馆藏12.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藏13.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14.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15.英国收藏家肯里夫爵士藏 II式前腿前屈。仅山东曲阜东关村出土一件[20](图五:1)。 Bb型臀后铸有短尾,且后臀铸有圆钮。根据纹饰的不同,再分为两式。 I式通体錾刻细密的纹饰,共计6件。1970年河北易县东贯城村[21](图四:1)、1993年青海大通黄家寨[22](图四:2)和重庆忠县㽏井[23](图四:3)各出土一件。河南周口市博物馆[24](图四:4)和陕西咸阳博物馆[25](图四:5)各收藏一件。另外,美国赛克勒美术馆收藏一件,是由美国著名收藏家保罗·辛格博士(PaulSinger)捐赠的[26](图四:6)。

图四 Bb型I式卧羊铜灯
1.河北易县东贯城村出土2.青海大通黄家寨出土3.重庆忠县㽏井出土4.河南周口市博物馆藏5.陕西咸阳博物馆藏6.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藏 II式无纹饰,仅1980年广西玉林龙安村出土一件[27](图五:2)。其胡须末端紧贴腹部,作卷曲状。 另外,安徽蚌埠市博物馆收藏一件B型羊灯,因后盖残缺而无法进一步归位[28](图五:3)。 C型背中央隆起,仅重庆巫山龙洞出土一件[29](图五:4)。无纹饰,体量较B型略大;胡须悬垂;后臀铸有圆钮;盖与身的接口截齐;灯盘呈半冬瓜状,盘中有一个烛钎。

图五 其他型式的卧羊铜灯
1.Ba型II式:山东曲阜东关村出土2.Bb型II式:广西玉林龙安村出土3.B型中无法归位者:安徽蚌埠市博物馆藏4.C型:重庆巫山龙洞出土 上述分析表明,绝大多数卧羊铜灯出现在长江流域及以北广袤之地。其中,A型较少,主要出现在都城长安。B型(尤其是Ba型)数量较多,分布范围颇广,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仿制品。C型极少,是偏远地方的仿制品。 

二 装饰工艺 
卧羊铜灯的表面装饰工艺有两种:鎏金与錾刻。其制作者、制作年代和使用者身份都明显不同,下面进行分类考察。 (一)鎏金 鎏金主要见于A型羊灯之上。这种工艺在汉代被称为“金黄涂”或者“黄金涂”。其装饰的日常生活用器,通常是高贵者的身份象征。尤其从刘胜墓的等级和墓中羊灯来源来看,此型羊灯最初应为宫内御用之物,是由尚方制作的。 其制作年代大致在刘胜卒年之前。据《史记》记载可知,刘胜卒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也就是说,此型羊灯的制作年代在西汉早中期。 文献资料表明,它就是汉代十分著名的“金羊灯”。东汉李尤《金羊灯铭》:“金羊载耀,作明以续。”[30]对于此类灯,南朝梁简文帝的《对烛赋》:“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灯火不须然。”[31] 有两个特殊情况需要留意。一是本该鎏金的而未鎏金,比如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出土那件;二是不该鎏金的出现了鎏金,比如陕西铜川出土那件。这两种情况都名不副实,与各自特殊的历史背景相关。 (二)錾刻 錾刻见于B型羊灯之上。所饰纹样,线条细腻、繁复精美。要知道,汉代錾刻工艺分为几大系统,各自都有独特的纹饰和风格,彼此之间差异明显。以成都通惠门那件为例(图六),可作更细致的观察。

图六 四川成都通惠门出土的卧羊铜灯(各角度观察)
1.由背至腹錾刻有一圈网格纹。这是岭南系刻纹铜器上的典型纹饰,比如广西合浦母猪岭汉墓M4出土的铜熏炉[32]。 2.其余錾刻或长或短的线条纹,细密而柔和,颇似羊毛。这种仿生的装饰技法,与岭南系刻纹铜器上动物或羽人的毛发更为接近,比如广西梧州大矿汉墓出土的羽人乘兽铜灯[33]。 无疑,此型羊灯的錾刻纹饰属于岭南系铜器装饰。其出现在B型羊灯上的时间和背景,可从文献和考古当中找到一些线索。 首先,民国《善斋吉金录·任器》(1934年)著录有一件“元朔三年”(前126年)龙渊宫铜熏炉[34](图七)。此器的真实性可以由甘肃泾川出土的一件“元朔二年”龙渊宫铜熏炉得到证实[35]。据载,“龙渊宫”为武帝庙,在今长安西、茂陵东[36]。由此断定,这件岭南系风格的铜熏炉,原本是西汉中期长安城内的御用之物。

图七 《善斋吉金录》著录的“龙渊宫”铜熏炉
其次,1981年陕西西安未央区长乐宫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了一处西汉晚期窖藏。出土了3件岭南系錾刻花纹铜器:2件铜壶(图八:1、2)和1件铜盒[37](图八:3)。

图八 陕西西安汉长乐宫遗址窖藏出土的岭南系錾刻花纹铜器
1、 2.铜壶 3.铜盒 相关研究表明,岭南系刻纹铜器的制作中心在今广西的东南部,使用者通常为当时各地的官僚贵族[38]。初期,其作为特供产品,出现在长安城内的时间较早。精美繁复的异域纹饰,颇受长安城内皇室成员和达官贵人的青睐。有理由相信,B型羊灯的錾刻纹饰除了源自岭南系青铜器以外,别无更好的选择。 岭南系刻纹铜器出现于西汉中期,流行于新莽时期前后。这有助于此型羊灯年代的推断。特别是宝鸡卧龙寺那件伴出有“建昭三年”(前36年)雁足铜灯。此灯为汉成帝赐予其舅王凤的三件雁足灯之一,输入中宫的时间为“建昭五年”(前34年)[39]。表明它们原本是宫中之物,制作年代大体相当。 以此推知,B型羊灯也应该是出现于西汉中期,而流行于西汉晚期。仅少数墓葬年代表明,延续使用到了东汉时期。其使用者最初为长安城内的皇室成员,之后才是其他官僚贵族。先由尚方制作或者监制,后来才出现考工或者部分地方工官制作。另外,还有一些是私营作坊所为,比如Ba型II式、Bb型II式和C型。其制作年代略晚,大致在新莽时期前后,使用者为偏远地方的非富即贵阶层。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窥见,汉代卧羊铜灯有一个自上而下、从中心到边缘的扩散过程。其装饰工艺的变化,从表面上看是文质之别,实际上反映了朝野之分。其动态变化背后,折射的是等级差异或者财富悬殊等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 

三 使用方法
卧羊铜灯的使用方法是通过结构设计来体现的。其特别之处在于,羊身由羊背和腹腔组合而成,二者通过颈后的活轴连接。当使用时,将羊背翻至头顶。当不使用时,将羊背下翻合拢。这些均可顺势而为、妙不可言。唯独腹腔是否原本用来盛油的问题,值得再议。 最初,《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对羊灯腹腔内残留的白色沉积物进行了化验,成分中含有油脂。据此推测,它是用于储存灯油的[40]。至今,此说被学者们广为接受。 然而,对于汉代羊灯的设计理念,南宋张抡所撰《绍兴内府古器评》有明确的记述:“汉羊灯,……是器为羊形,脑后作转轴,反背于首以承镫,腹虚可以贮水,创作巧妙,非智者孰能。”[41]其中,“腹虚可以贮水”表明,空虚的腹腔是用来储存水的。至于储水的用途,可据此书“汉宜子孙灯”的记载触类旁通,“是器彷佛龟形上设关纽,反其背屹立以为镫,虚其腹容水以沃烬,制作铭载,真汉物也。”[42]一语中的,“容水以沃烬”揭示出,腹腔所装的水是用来灭掉未燃尽之物。其环保和安全的科学设计理念,确实“创作巧妙,非智者孰能”。 根据文献记载可知,卧羊铜灯的用途与夜读生活有关。《金羊灯铭》:“贤哲勉务,惟日不足;金羊载耀,作明以续。”[43]它的拥有者夜以继日,以明耀的金羊灯作伴。与百姓勉务桑稼不同,他们是勉务学习或者政事。中山王刘胜生前在养生药浴之后也不忘夜读。这可从羊灯出土位置反映出来。据介绍可知,它与“医工”铜盆和搓石等器物一起,被摆放于象征浴室的后侧室当中,可视为刘胜生前真实生活的模拟。 伴随着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文人勤学之风渐趋兴盛,大有崇尚夜读的精神。B型羊灯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扬光大、流通四域。最为典型的变化之一就是,B型羊灯明显小于A型羊灯(金羊灯)。这是便于携带的匠心考虑。相信此型羊灯在长江及以北还会有出土。 就展开高度而言,A型羊灯通常为22厘米左右,B型羊灯通常为13厘米左右。其由高到低的变化,与汉代书写几案恰好相反。无论如何,总体高度不会变化太大,大致在50厘米左右,符合当时人们席地而坐的阅读习惯。

  四 文化内涵 
卧羊铜灯的外观设计源自动物本身。其引人之处在于跪卧的姿势。但是,此姿势并非专门设计,而是源自羊的生活习惯。因为它与马、鹿、驴、骆驼等动物一致,并能得到大量早期考古材料的佐证。可以说,羊灯设计者只是观物取象。这是当时造灯工匠们的共同设计理念之一。正如《绍兴内府古器评》所说:“汉人之镫,往往取象于物。”[44] 器以载道,但不同类型的羊灯有早晚之别,其文化内涵需要动态考察。最初,A型羊灯(金羊灯)是取其本意。许慎的《说文·羊部》:“羊,祥也。”[45]郑玄注《周礼·考工记·车人》之“羊车”云:“羊,善也。”[46]《释名·释车》:“羊车。羊,祥也;祥,善也。”[47]立象尽意,此时的羊灯是代表善与祥。 在使用过程当中,B型羊灯的跪卧姿势被人注意,并逐渐延伸至“温顺”“知礼”等儒家文化。西汉中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执贽》:“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48]可见,“羔羊跪乳”这种本能,已被纳入到了知礼美德的理论体系之中,以此警示世人时刻保持孝顺的仪礼。此说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晋谯周的《法训》记载:“羊有跪乳之礼,……人取法焉。”[49]众多汉代考古材料表明,卧羊题材在西汉中期以后成为了一种普遍意识和文化自觉,而卧羊铜灯只是其中之一。睹物思情,熟知“跪羊知礼”典故的文人面对羊灯,自然会有所联想和自省。 惯例之外,偶尔会有极个别的特例。比如山东曲阜那件,其姿势为前腿前屈,而不是后跪。这件出现在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故乡的作品,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以此旁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件站立形铜羊灯,长14.5厘米,高11.8厘米[50](图九)。原著录将其定为“西汉”时期。不过稍作对比即可发现,其姿势与上述卧羊铜灯明显不同。加之,它是清宫旧藏,而不是出土物。这两点表明,它并非两汉之物,而是后期的新作。除非这件不合时宜的孤例,也是惯例之外的特例。

图九 故宫博物院藏站立形铜羊灯

五 著录器物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之上,笔者再对早期金石著录中所谓“羊灯”进行重新辨识,发现有两种被误认的情形。 (一)北宋吕大临所撰《考古图》著有一件“羊灯”,归入秦汉器,惜原书已轶失。此器在后来出现了至少四个不同的版本:(1)元代罗更翁考订版[51](图一〇:1、2);(2)明代程士庄重修版[52](图一〇:3);(3)清代乾隆年间的《钦定四库全书》版[53](图一〇:4);(4)清代嘉庆年间的《金石索》版[54](图一〇:5)。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文本流传过程当中,此器经历了名称、造型、铭文、藏家和注释等几个方面的变化,让人感觉扑朔迷离。 细察可见,在元代考订版中早已露出破绽:一是“无铭识,亡其盖”;二是造型怪异。显然,此器并非汉羊灯。之后,各版本看似天衣无缝的修订,都误导了后学。以至于,清代阮元所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九)也收录其所谓的铭文[55](图一〇:6)。总之,至少元代以来关于此器的认识,始终在谬见流传。

图一〇 《考古图》著录“羊灯”的流传版本
1、2.元代《考古图》著录3.明代《泊如斋重修考古图》著录4.清代《钦定四库全书·考古图》著录5.清代《金石索》著录6.清代《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著录 (二)南宋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在介绍“汉羊灯”时,所举的例子为北宋神宗熙宁时期从陕西凤翔盩厔得来的一件铜羊形器[56](图一一)。此器大小和铭文均可疑。尤其是铭文“仲父作尊鬲,子子孙孙永宝用”,后半句是典型的西周铜器铭文,比如西周晚期“叔多父簋”的铭文为“叔多父作孟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57]。很明显,此器应为西周晚期的铜羊尊,而并非汉代的铜羊灯。只因二者背部均有相似的翻盖特征,误导了撰写者。当代学者徐正考从铭文的角度亦意识到,它是“周代器”[58]。只是,他并未深究此器的真正用途。

图一 一 《绍兴内府古器评》著录
综上,目前所见金石著录当中的所谓“羊灯”,实际上并非早期撰者所判断的那样。借此实物研究的机会将其梳理出来,目的是提醒大家谨慎对待。

注释 :

[1]a.崔兆年:《青铜卧羊灯》,《收藏》2007年第2期。b.闫璘:《汉代卧羊铜灯诠释》,《中国土族》2013年第1期。c.王淡春:《安徽博物院馆藏卧羊铜灯鉴赏》,《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年第7期。d.刘文明:《驻马店市博物馆藏铜羊灯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年第5期。

[2]孙福喜主编《西安文物精华·金银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17页。

[3]朱歌敏:《西安博物院藏汉代金银器撷英》,《文物天地》2017年第5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8页。

[5]同[1]c。

[6]宝鸡市博物馆:《陕西宝鸡卧龙寺汉墓》,《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

[7]淮安博物馆编《淮安馆藏文物精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8]图片由巩义博物馆提供。王保印:《介绍一件卧羊铜灯》,《中原文物》1992年第4期。

[9]李西兴主编《陕西青铜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355页。

[10]同[1]d。

[11]图片由成都博物馆吴萌女士提供。成都博物馆编《花重锦官城:成都博物馆历史文物撷珍》,四川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113页。青铜器研究039[12]《阿坝州文库》编委会编《阿坝州文库·馆藏文物精品》,四川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140页。

[13]展出于甘谷县博物馆,资料由甘谷县博物馆提供。[14]图片由天津博物馆提供。天津博物馆等:《金玉满堂:京津冀古代生活展》,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42页。

[15] Helmut Brinker,Bronzen aus dem alten China,RietbergMuseum, Zurich, 1975, p.109-111,no.60.[16] Catherine Delacour, De bronze, d’or etd’argent:Arts somptuaires de la Chine, Paris, 2001,p.92-93.

[17] Royal Ontario Museum,The T.T.TsuiGalleries ofChinese Art, Toronto, 1996, no.33.[18] Jan Fantein and Tung Wu,UnearthingChina’sPast,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73,p.108,no.46.

[19] J.J.Lally & Co., Ancient Chinese bronze, NewYork, 2011,no.17.

[20]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74页。

[21]资料由易县博物馆提供。

[22]同[1]a、[1]b。

[23]资料由忠州博物馆提供。明建:《东汉青铜羊灯》,《忠州日报》2018年3月24日第1版。

[24]周口市博物馆:《“镇馆之宝”评选》,《周口晚报》2012年5月9日。

[25]张文玲:《咸阳出土秦汉铜灯》,《收藏》2010年第10期。

[26]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Bulletin,The Arts of Ancient China, New York, VolumeXXXII, Number 2, 1973,Figures 40-41.

[27]韦壮凡等:《广西文物珍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81页。

[28]展出于安徽蚌埠市博物馆。

[29]易军编《巫山博物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30][43](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八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370页。

[31]同[30],第1372页。

[32]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2期。[33]梧州市博物馆:《广西梧州市近年来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文物》1977年第2期。

[34]刘体智:《善斋吉金录》第二八册,上海图书馆,1998年影印本,图五一。

[35]张维:《陇右金石录》,《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5956页。

[36]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第309页。[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发现西汉窖藏铜器》,《考古》1985年第5期。

[38]蒋廷瑜:《汉代錾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

[39]李仲操:《汉建昭雁足灯考》,《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

[40]同[4],第69页。

[41][42][44][56](宋)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中华书局,1986年,第28页。

[4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46](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四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34页。[47](汉)郑玄注、(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第249页。[48](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一六,中华书局,1992年,第419页。

[49](唐)徐坚等:《初学记》(下)卷二九,中华书局,1962年,第709页。

[50]杜迺松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铜生活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51](宋)吕大临撰、(元)罗更翁考订《考古图》卷九,哈弗燕京图书馆藏,明初刻本。

[52](宋)吕大临撰、(明)程士庄重修《泊如斋重修考古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79页。[53](宋)吕大临、赵九成:《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中华书局,1987年,第158页。

[54](清)冯云鹏、冯云鹓编著《金石索》(上),台联国风出版社,1983年,第393页。

[55](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九,《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526页。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6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2181页。

[58]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著录与研究历史的回顾》,《史学集刊》2000年第1期。

图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05期

作者:苏奎(成都博物馆)

责编:静静

审核: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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