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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考古之民族语文篇:汉文、婆文中不同面相的神策军官妻子

2019-9-3 17:27|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36| 评论: 0|原作者: 王长命 |来自: 考古汇

摘要:   贯通中西交流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交通线,也是人类文明文化的交流空间。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丝路上回荡着驼铃马嘶,也夹杂着梵音胡语;竞逐着榴花金桃,也绣络者玫瑰火齐。这些或具象,或抽象的文明载体,承载着各自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色,叠加到中华文明发展的时空轨迹之上,随之交融激荡,拓宽了文明交流的振幅;协振达远,疏密有间地星散出若干区域性的中西文明交流重心。斗转星移,光影如梭,无论是波澜壮阔的激流交汇,抑或


  贯通中西交流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交通线,也是人类文明文化的交流空间。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丝路上回荡着驼铃马嘶,也夹杂着梵音胡语;竞逐着榴花金桃,也绣络者玫瑰火齐。这些或具象,或抽象的文明载体,承载着各自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色,叠加到中华文明发展的时空轨迹之上,随之交融激荡,拓宽了文明交流的振幅;协振达远,疏密有间地星散出若干区域性的中西文明交流重心。斗转星移,光影如梭,无论是波澜壮阔的激流交汇,抑或涓涓细流的润物细无声,都被历史长河裹挟汇入闭合的时空隧道内。而梵音胡语,连同使用它们的民族,似乎沉寂在时空隧道的最底处。但民族语文也并非完全无踪可觅,考古学家们凭借有限的材料,捕捉隧道内微弱的语言文字信号。今天由我做向导,带领大家一起进入丝路考古的民族语文篇,认识一件文物,知晓一种文字,了解一个文明。


  今天介绍的这一个文物,出土于上个世纪。1955年,西安西郊大土门村附近,发现一方晚唐苏谅妻马氏(849-874)墓出土的,由漢文及另一種看起来奇形怪状文字双语合璧的墓志。

  这件文物,现在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根据博物馆介绍文字,墓石呈长方形,宽39.5,高35.5,厚7厘米。志面刻有两种文字,汉字为阴刻,在墓志铭的下半部。


晚唐苏谅妻马氏墓志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看到这个墓志铭,都会忽略到上方那奇形怪状的文字,选择直接看熟悉的汉字铭文。汉文墓志铭书写,为传统的右起竖写,共7行,每行6至8字不等,最后一行3字,共44字。铭文简单介绍墓主人生平,为:

  

  1.左神策军散兵

  2.马使苏谅妻马

  3.氏己巳生年廿六

  4.于咸通十五年甲

  5.午岁二月辛卯建

  6.廿八日丁巳申时身

  7.亡故记

  (即:“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己巳生,年廿六,于咸通十五年甲午岁二月辛卯建廿八日丁巳申时身亡,故记。”)

  单纯看马氏墓志铭的汉字铭文,很多同学读完感觉古人写得平淡无奇,甚至有些表述很不符合汉语规范。一部分熟悉历史纪年的同学,应该从年号咸通十五年甲午(874),提取出在位皇帝的庙号名字为唐懿宗李漼的信息。对改元熟悉的同学,知道公元874年十一月,唐僖宗儇即位,改元乾符元年。马氏亡故时间在八月丁巳,其时尚未改元,所以仍是咸通十五年。对兵制感兴趣的同学,或许会查查左神策军的来由。


唐僖宗李儇

  如果参观到此结束,很多同学会很郁闷,因为这件文物并体现丝路文明交流的基本内容。要获取更多的信息,我们把目光转向那奇形怪状的文字。墓志铭上自上而下一共刻了六行这样的文字,书写方向似乎是自右向左横写。对于这样的文字,不怪大家不认识,当时出土的时候,国内没有人能够辨别出这是哪国文字。文字的拓本很快送到了考古所(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所长夏鼐先生手中,夏鼐先生委托给了日本樋口隆康教授,请他帮忙代为寻找能释读和翻译此文字的人。樋口隆康教授找到了伊藤义教博士,请他代为勘验释读。伊藤博士经过比对和研究后确定,墓志上的外国文字铭文系用巴列维文(婆罗钵文)书写体(BookPahlavi)书写的中古波斯语,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


夏鼐


樋口隆康(左)


伊藤义教《ペルシア文化渡来考 シルクロードから飛鳥へ》

  巴列维文(pahlavi),是指使用于中古波斯帝国(B.C.247-A.D.651)的两大王国安息和萨珊(224A.D.-651A.D.)境域内的文字,上区别于阿黑门尼德王朝(559-330B.C.)的楔形古波斯文,下不同于伊斯兰征服(7th Century)之后承载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文(Arbic)。尽管文献中提到安息和萨珊波斯有通用的口头和书面语言,但学界对这一种消亡已久的语言知之甚少。直到1921年,Tedesco通過分析出土於中亞的摩尼教經典文獻,比定記載文獻的文字,當為久已失傳的安息帝國的官方語言。為了紀念安息帝國,Tedesco將其命名為Pahlavi,並得到了學界的認可。自此,中古波斯文Pahlavi重見天日。

  语言文字本身具有的时间坐标功能,令考古研究者高度重视这方刊刻于公元874年的墓志铭。公元9世纪的中西亚,已经普遍流行了阿拉伯文字;墓志铭的刊刻者,为纪念客死的同胞,没有用当时流行的阿拉伯文,却用二百年前曾在中西亚广泛使用的巴列维文做铭。这种文字使用的时空悖离性,促使研究者们仔细勘验和提取铭文的信息,探讨墓主的身份、族属、国别以及宗教信仰。


  伊藤义教摹写墓志铭中巴列维文:《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铭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四期

  


伊藤义教用罗马字转写写墓志铭中巴列维文:《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铭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四期


  最早对墓志铭中巴列维文进行摹写、转写(转文transcription 及转音 transliteration)和研究者,就是上面提到掌握这门语言的伊藤义教,他撰文《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铭婆文语言学的试释》,发表于1964年《考古学报》第四期。以伊藤氏文為平台,苏谅妻墓志铭的巴列维文广布世界,引起了学界长达五十余年的讨论。

  伊藤氏的转写文字,张广达先生抄录清晰全文:


  根据伊藤氏转写的六行文字,可知在刊刻的巴列维文中,有着很多汉文铭文没有提到的信息。根据第五行的提到的“阿胡拉·马兹达”的专名,可以推定墓主人信仰的是源自波斯本土的“祆教”(即琐罗亚斯特教zoroastrian)。在萨珊波斯灭亡二百年,且故土已经在自西而东的伊斯兰化潮流和自东向西的突厥化潮流的双重波及下,旧有的语言、文字、信仰渐趋消亡的情况下,文明的余绪出现了异地响应的情形。寓居长安的墓主人及其家族,在相当程度上将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维系在自己的社团之内。史书记载,仪凤二年(677),流亡长安的波斯王卑路斯奏置波斯寺于醴泉坊,这是伊朗风貌的祆教祠庙首次出现在文献中。可以肯定,波斯人不仅仅居住在醴泉坊内。唐人韦述《两京新记》卷3记载“普宁坊西北隅有祆祠一所”,据今人考证,普宁坊即开远门内路北第一坊,故址在近西安市西郊土门村附近。韦述记载,结合墓志铭文,可知普宁坊附近亦为波斯人聚居之所,且修建有为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祆祠。

  考古学者虽在墓主的宗教信仰取得一致,但巴列维铭文中有两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一个未解之谜,是巴列维铭文中的三套纪年历法。其中可以肯定的是伊藤氏对婆文中唐懿宗咸通年号的厘定,可与汉志铭文中唐历法相勘合。剩余的两个历法,不见于汉文墓志铭文,目前被视为祆历和第二唐历。第二行中已故伊嗣俟的(祆历)240年,与第三行唐朝的260年,按照行文,应该是对应到咸通十五年(874)。伊嗣俟(Yazdhart III)是萨珊王朝末代君主,即波斯王在位日期,很多伊朗学家以为是公元632年。伊藤氏根据前人对婆文马纽什晓尔书简所用历法推断墓志的历数当为公元872年3月17日。与咸通十五年二月廿八日丁巳(874年3月19)相差两年。

  第三套历法,似乎是唐朝的260年,但中国历法从来没有像中亚和西方那样采取累世纪年法总是按照帝王分世纪年。即便是以唐高祖建国(618)始,此处年数相加,为878年,不符874年之数。对此,夏鼐先生认为是260年,是回历(A.H.),即,以穆罕默德由麦加至麦地那的迁徙(Hijrah)年为元年(公元622),回历260年为882年。但保留萨珊波斯文字、语言和信仰的波斯人,是否会利用阿拉伯历法,颇值得怀疑。如果说通过回历和公元历法之间的换算,能让纪年更接近874,只能视作权宜之计。一个更致命的问题出现了,两个历法之间的纪年数差是20年。若要年份都统一到874年,起始年的年差,要在20。选择伊嗣俟元年(632)为第一历法,其后无论选择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穆罕默德迁徙元年(622)与之相减,年数都不足20年 。这个问题,至今尚未有合理的解释。

  第二个未解之谜,是关于墓主的身份。根据第一行、第二行的巴列维文,可知墓主人名叫马昔师,即汉文墓志铭中马氏;巴列维文中出现苏谅,却是马氏之父,而在汉文墓志铭中,苏谅,是马氏之夫。马氏与他的丈夫,都姓苏谅,说明婚姻似乎是一种血亲联姻。伊藤氏介绍,波斯祆教徒流行一种贺多达斯(Xvedodas)的血亲联姻制。《魏书·西域传》“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多以姊妹为妻妾。”汉文文献与碑铭资料,可相勘合,问题似乎迎刃而解。需要指出的是,伊藤氏的转写,是以汉文墓志铭为基础进行的巴列维文对译。而从基本内容来看,墓志铭中汉文和巴列维文各自遵循原有的语法、表达体例,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最近的研究成果指出,婆文中的苏谅,并非单纯指人名,而应当译作苏谅家族。至于马氏的姓氏,并非苏谅,而是有他姓。这就增加了新的一些难以证实的地名、人名,而且隔断了与汉文与巴列维文铭文的联系。

  依赖马氏墓志铭这一默证,我们在中原发现了一种消失的异域文字,知道了因失国而移居长安的波斯王家和波斯贵族的后裔在中国生活了二百六七十年,了解到长期生活在长安的一个萨珊波斯人社區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那曾经聚集波斯人的祆祠,或者说琐罗亚斯特教庙宇早已不存,但古老的伊朗宗教琐罗亚斯特确实播及长安城,并延续了数百年;巴列维铭文的刊刻,表明在社区内的波斯人群,一代又一代地培育着仍能书写巴列维文与运用中古波斯语的人才,形成一个具有外来特色的侨民之乡。尽管是一个孤例个案,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指示意义不容小觑。我想以我非常喜欢的唐史研究大家张广达先生一句话,作为结尾,与诸位同学共勉,“孤证的幽光,烛照着历史的隧道;不绝如缕的文化信息,体现着时代的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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