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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现实双重变奏下的中国考古学

2019-9-4 09:38|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34| 评论: 0|原作者: 陈星灿 |来自: 亚洲考古

摘要: 今天,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探索和多元取向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密切相关,也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缩影。 在“新文化运动”下兴起中国有悠久的金石学传统,从北宋到清朝末年,经过差不多一千年的发展,金石学不断壮大, 其成果也被后来的考古学所接受,所以它也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是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己任的考古学,其实是 20 世纪初年从国外传入的一门学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今天,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探索和多元取向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密切相关,也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缩影。


在“新文化运动”下兴起中国有悠久的金石学传统,从北宋到清朝末年,经过差不多一千年的发展,金石学不断壮大, 其成果也被后来的考古学所接受,所以它也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是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己任的考古学,其实是 20 世纪初年从国外传入的一门学问。长期的封建统治,再加上 17、18 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深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沼,到了 20 世纪初年,已经接近亡国亡种的边缘。1919  年发生了“五四运动”,要从思想文化方面来一次彻底革命,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考古学就是在这种“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兴起的。


“古史辨”为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扫清了道路。人们痛感要建立科学的上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李玄伯语)。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和日本的探险家和考古家纷至沓来,不仅为中国带来西方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也激发了中国学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到国外寻求科学方法遂成为自 19 世纪末期以来的潮流。


20 世纪 20 年代,李济(1896-1979)和梁思永(1904-1954)相继从美国学成回国,从此中国有了经过专业训练的自己的考古学家;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并开始在河南安阳发掘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专业考古研究机构,标志着中国考古学正式诞生。


追寻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责任


中国考古学的特殊背景,决定着它从一开始就以重建中国的历史为己任,所以它有浓重的历史编纂学倾向。且不说二三十年代两个国家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分别把田野工作放在安阳和宝鸡,是为了研究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个王朝——商和周,就是其他的考古工作, 也以重建中国历史为目的。


1921 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1874-1960)发现的仰韶文化,虽被认为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但以彩陶为代表的遗存却被认为是西来的。中国考古学家对西来说半信半疑,30 年代初期,根据在东部沿海新发现的龙山文化,终于构建了仰韶文化在西、龙山文化在东的东西二元对立说,认为龙山文化的发现,为以商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找到了真正的源头。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随着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发现,龙山文化不再被认为是与仰韶文化并行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反相信它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这样就构建了仰韶—龙山—商文化的直线发展理论,最终演变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都被认为是在中原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原以外的各地史前文化被大量发现,中国考古学建构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中国各地区的古代文化,都被认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论。中国考古学九十多年的发展,证明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多元性、连续性和土著性,也证明了高山大川从来没有割断与外界的联系和交流。自民族危机、民族自信心空前丧失的 20 世纪初期开始,追寻中国文明起源,建立科学的上古史,就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项主要任务。从西来说到多元一体说,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的建立,多少都跟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中从清代末年孙中山(1866-1925) 提出“驱除鞑虏”推翻清朝统治,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强调“五族共和”,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调多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在墓葬发掘现场绘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


改革开放在人文社科学领域的缩影


中国考古学跟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也有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自“五四运动”时期传入中国,20 世纪 20 年代即成为个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构建和解释中国历史的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更成为众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中国历史被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不同发展阶段,考古材料于是成为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重要依据。史前的聚落和墓葬,被用来说明中国的远古时代也存在母系社会、父系社会或从母系向父系社会的过渡阶段;青铜时代的人牲和人殉,被用来证明奴隶社会的残酷和暴力;发达的古代城市、墓葬以及青铜器、玉器等文化遗迹、遗物,则被用来证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非凡智慧和中国古代文明的优越性;史前和夏商周三代的某些大型遗址,则被拿来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上古帝王“对号入座”,除此之外,中国考古学好像别无他求,失去了理论探索的兴趣和活力。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考古学一度沦为政治的附庸, 尽管它提供的材料,还被认为是客观可信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考古学家与国外同行的联系日益加强,国际合作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蓬勃开展,在国外留学的青年学者陆续归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已成为 21 世纪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特点。今天,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探索和多元取向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密切相关,也可以说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缩影。


中国考古学因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崛起的民族主义而兴起,它的进步,又同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在国难当头的 1936 年曾远赴英国展览;在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中的 1973 年,也曾在伦敦和巴黎展出,这对建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增进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振奋民族精神,重建民族自信,都起到非同寻常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里,考古学又成为中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种工具,开发文化资源, 振兴地方经济,考古学竟成为重建地方历史、搭建经济发展舞台的某种手段。与此相适应,考古学也得益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抢救性考古经费充足,带动了考古学专业队伍的壮大,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队伍,也呈现出多元并进的图景,这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从业人员少、且集中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 年以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少数几个大学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发展趋势,也同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发展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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