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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北周康业墓石榻线刻图像

2019-9-4 11:45|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53| 评论: 0|原作者: 赵晶|来自: 考古

摘要:   2004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市北郊炕底寨村西北,发掘了北周天和六年(公元571年)的康业墓。该墓为斜坡墓道穹隆顶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紧靠北壁置围屏石榻一具,该石榻明确了北周时期同类石质葬具的性质,而石榻上的线刻却与同时期的粟特人葬具上的图像相去甚远,本文拟就康业墓石榻上的线刻图像做简要论述。一、研究现状  自1999年、2000年和2003年在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相


  2004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市北郊炕底寨村西北,发掘了北周天和六年(公元571年)的康业墓。该墓为斜坡墓道穹隆顶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紧靠北壁置围屏石榻一具,该石榻明确了北周时期同类石质葬具的性质,而石榻上的线刻却与同时期的粟特人葬具上的图像相去甚远,本文拟就康业墓石榻上的线刻图像做简要论述。

一、研究现状

  自1999年、2000年和2003年在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相继发掘了隋代虞弘墓、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和康业墓后,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关于入华粟特人的大讨论,讨论的主题涉及粟特石棺床及相关内容,粟特墓志及其他,美术史中的东西交流,粟特人在中亚以及粟特人在中国等内容,在种类繁多的粟特研究中,但凡提到粟特人石质葬具的,如西安出土的安伽墓围屏石榻、史君墓石堂、康业墓石榻,山东青州出土的北齐墓石质葬具,甘肃天水石马坪出土的石棺床,太原出土的虞弘墓石椁,日本Miho博物馆馆藏石棺床,巴黎吉美博物馆馆藏围屏石榻,安阳石棺床等必定是探讨的焦点,仔细翻阅这些研究,发现关于康业墓石榻线刻图像的研究多是与同时期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图像相比较的,既有整体图像配置的,也有针对某一特定图像讨论的,但论及粟特人宗教信仰与粟特美术史研究时,康业墓常常因为其图像的特殊性而被排除在外。

  2004年,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法国远东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等单位合作举办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基本上对当时研究入华粟特人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次探讨和总结,而后在陆路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入华粟特人的问题,2009年和2014年分别举办了两届丝绸之路研讨会,更从各方面展示了十余年间入华粟特人的研究动态,不论是入华粟特人的聚居地、路线,还是国内出土的粟特人墓葬、葬俗、葬制,入华粟特人的宗教信仰、死亡观念,粟特人葬具上的图案,入华粟特人的汉化,粟特人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等,都有不同的专家学者撰文研究。

  自康业墓发掘至今已十四年,除了发掘简报、墓志考释、康业家族入华经历推测,康业家族汉化程度等之外,以郑岩先生的研究最为详细,他谈到与康业墓相关的学术课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界长期以来关于丧葬画像的研究,其二是近十年来学术界关于入华西域人丧葬美术的讨论[1]。在郑先生的两篇文章中全面分析了康业墓石榻线刻图像,其中比较复杂的五幅图像与一些北魏石质葬具上图像以及相关北齐墓葬壁画的比较,证明这种构图的许多元素来源于6世纪佛教、道教、儒家孝子故事以及与玄学有关的高士等不同题材的绘画,并进一步借助康业墓的材料论证了这个时期人物画的一些特征[1][2]。另外,林圣智先生从康业墓的研究现状说起,以北魏洛阳葬具作坊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了康业墓石棺床的图像配置原理,认为康业墓可作为北魏洛阳至北周长安葬具作坊之间的具体联结[3]。

  对图像进行研究时,首先要寻找可对比的对象,例如同时期的同类葬具,又或者是内容相似的其他载体。康业墓石榻线刻图共10幅,左侧2幅,正面6幅,右侧2幅,内容以会见宾客、出行为主[4]。线刻人物身着中国传统服饰,大部分面部特征为汉人,也出现有着圆领窄袖袍的胡人。为了便于叙述,将石榻的10幅线刻图由左侧至正面再至右侧依次编号为1~10,具体内容发掘简报中已有详细描写(图1-图10),此不赘述,只在下文对比其与北魏以来中原地区葬具图像上的相似之处,与入华粟特人葬具图像上的差异,以期能对康业墓线刻图像有新的认识。

二、对本土文化的吸收与自身传统的改变

对于墓葬人物图像来说,它不是艺术家在灵感与个性的引导和支撑下创造的艺术作品,墓葬图像整体来说是一种集体的丧葬祭祀意识的产物,它首先要满足的是丧葬礼仪或祭祀的需要,表现的是社会对于丧葬观念的普遍理解[5]。对于此说,笔者大体是认同的,在墓葬中出现的图像当然不能单纯地作为所谓的艺术品去评判,艺术品是具有某种特殊目的而专门去创作的,墓葬中的图像应当具有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是当时社会大众对丧葬观念的反映。葬具中的人物线刻图像其实也是对当时丧葬文化甚至是社会制度的反映,因此对图像风格的解析有利于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

图1 康业墓石榻线刻左侧第一幅

图2 康业墓石榻线刻左侧第二幅

图3 康业墓石榻线刻正面第一幅

图4 康业墓石榻线刻正面第二幅

图5 康业墓石榻线刻正面第三幅

图6 康业墓石榻线刻正面第四幅

图7 康业墓石榻线刻正面第五幅

图8 康业墓石榻线刻正面第六幅

图9 康业墓石榻线刻右侧第一幅

图10 康业墓石榻线刻右侧第二幅

  康业墓首先从葬具上吸收了中原本土文化,纵观从中亚地区到中国新疆地区的粟特人葬具,至今,还未在中国内陆地区发现祆教在丧葬过程中使用的寂寞塔,在新疆及其以东地区曾出土有一些纳骨器,但内陆地区至今也未有发现。纳骨器是信仰祆教的粟特人很重要的一种葬具,由于火葬的尸骨需要容器来盛装,所以在纳骨器上留下祆教的文化特征,成为中亚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方式,例如在纳骨器上仍然可见祆教的宗教仪式场面,甚至是伎乐与舞蹈场面(图11)。而进入中原地区的粟特人在葬具上进行了巨大的改变,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传统丧葬文化讲究对尸体的尊重,提倡人死后入土为安和夫妻合葬的葬俗,墓葬形制采用竖穴土坑或者汉代以降的土洞墓和砖室墓,葬具为棺椁,因此粟特人这种特殊的葬俗,都与中国内陆传统的丧葬观念不符,《南齐书·顾欢传》云:“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沉,西戎之俗[6]。”为了更好地融入本土社会,他们不得不在一个族群最为坚守的葬俗上做出改变。入华的中亚人,他们的葬具与中亚地区有所不同,但在葬具上却也反映了祆教文化因素。

  康业墓石榻线刻图像的技法、内容与北魏时期的一些石质葬具上的非常相似,如大同智家堡墓石椁[7]、司马金龙墓石棺床[8]、沁阳西向石棺床[9]、方兴石棺[10]、洛阳瀍河公社石棺[11],以及散落海外的宁懋石室[12](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元谧石棺[13](现藏美国明尼苏达阿波利斯美术馆)、孝子石棺(现藏美国堪萨斯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等。首先,均采用了细密线刻的技术;其次,作为辅助人物存在场景的树木与山石都是这些图像中共同的道具(图12),如墓主人与宾客等均坐于树下的榻上,这种构图形式是相同的;最后,人物图像中反复出现的主人在突出位置,形象较高大,与宾客相对或出行时前后簇拥的模式(图13),也与北魏这些石质葬具中的一些出行图像相类似。另外,康业墓石榻线刻图像的场景与上述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墓葬中出现的壁画或勒石内容也有相似之处,如墓主人正面像、帐下宴饮、出行队伍有随从和牛车(图14)等。

图11 中亚及中国新疆地区出土纳骨器

  经由陆路丝绸之路入华的粟特人一直在丝路沿线存在着自己的聚落,之所以进入中原地区后在丧葬习俗上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不得不说是他们对融入本土圈子的迫切向往,尽管在北周担任萨保的粟特人仍然是管理粟特人内部事务的,但这一官职已经是中原王朝正式承认的系统内官职了,或许是为了显示他们得到了朝廷的正式认可,所以才在自身传统上做出了改变。康业墓除墓葬形制、葬俗上的汉化外,在葬具图像上的改变可谓更彻底,尽管我们对康业及康业之父担任的“大天主”一职还不甚了解,但经由西胡豪族举荐担任该职务,至少说明这一职务在胡人圈子内部很有影响力,而在他自己的墓葬中出现这种对自身传统的彻底改变,不得不说其融入本土文化圈的意图更加明显。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更想说明的是,在讨论入华粟特人时,康业墓是有其特殊性的,康业墓石榻图像采用的线刻技法,在技术上明显继承了北魏以来的线刻技术,而与其他入华粟特人葬具上贴金彩绘的浮雕差异较大,这种与不同族属人葬具图像的同一性,与同族属人葬具图像的差异性也正表明了入华粟特人对中原本土文化的吸收和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改变,也是康业墓石榻线刻图像的重要意义所在。

  总体来说,康业墓的线刻图像是南北朝绘画风格转型过程中逐渐定型的一种表现,在这中间应该看到汉民族文化因素与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互动与统一,也应该看到地域间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三、结语

  文化的交流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双向交互过程,中亚地区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要道,又是长久以来陆路丝绸之路的重地,这个区域本身就是多重文化的承接者,他们入华经商、求学、为官或是最终融入本土,后代在华繁衍生息,这种广义的移民始终未曾间断。

图12 康业墓线刻中的山石与树木

图13

1.康业墓石榻线刻女主人树下会宾客 2.康业墓石榻线刻女主人榻上会宾客3.康业墓石榻线刻男主人出行 4.康业墓石榻线刻女主人出行

  假如说安伽墓与史君墓的石质葬具浮雕图像为了解入华粟特人的宗教信仰及埋葬习俗提供了研究资料,那么康业墓不仅从葬具上明确了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的真正使用方法,也提出了另一种生存方式的可能,或许连入华路线也存在着不同。他们虽然来自同一地域,但入华经历却不尽相同,而不同的入华经历则引申出入华路线的不同。

  从墓志记载来看康业父亲曾担任过罗州使君,“南朝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在广州高陵郡罗江口住石城,置罗州县,南朝梁大通年间(公元 527—559 年),升罗州县为罗州”[14]①笔者注:所引论文中将南朝梁大通年间的公元纪年写为(527-559年),但根据历史纪年表,南朝梁大通年间的公元纪年应为(527-529年)。,根据墓志考释与曹旅宁先生的分析,南朝梁大通年间才正式有罗州建制[15],再加上墓志所言康业父亲卒于大周保定三年 (公元563年)正月,也说明其担任罗州使君的时间应该在公元527—563年期间。康业卒于60岁,推算其生于公元512年,即生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一年或北魏宣武帝延昌元年,但根据其父担任罗州使君的时间,更倾向于康业生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一年。所以康业家族要么是在父辈由海路入华,在南朝短暂为官,后又入北朝为仕;要么是在其祖辈便入华,由于魏晋时期的动乱辗转来到南朝为官,后又返回北朝。但按照墓志中所载各西胡豪族对康业之父担任“大天主”时的大力举荐,是否康业家族并未脱离北朝的粟特人聚落太久,那么第一种推测也许更合理些。

  康业墓石榻线刻人物图像对北魏以来墓葬壁画及勒石风格的传承,一定程度上归结于康业家族慕华之风的心态,而在丧葬文化中极大地采用了汉氏传统,这在同时期的入华粟特人墓葬中也有体现,例如北周安伽墓墓志述其祖先时用了“黄帝之苗裔”,也说明入华粟特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淡化胡人血统的意识,只是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

  另外,康业墓石榻图像与其他入华粟特人葬具图像的差异,常常被作为判断入华时间长短的因素,倘若结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发现这种判断未免太过简单,入华粟特人的汉化程度高低并非一定与入华时间长短成正比,他们在丧葬习俗上的改变与墓主人的信仰、社交圈子、入华经历等都存在很大的关系,另外也与这个家族在中原王朝的地位脱不了关系。

图14

1.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宴饮图像
2.山西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宴饮图像
3.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北壁宴饮图像
4.康业墓石榻线刻牛车
5.山西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出行图像
6.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南壁牛车图像

  综上所述,康业墓石榻线刻图像之所以会显得不同,其实也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是个双向交流的过程,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哪一种,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尽管葬具图像与其他粟特人葬具图像存在差异,也正说明文化交融从来没有单一而固定的模式,而这种多元化也是从北朝图像风格多元化到隋唐时期较为固定模式的一种过渡。

参考文献:

[1]郑岩.逝者的“面具”:再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J].美苑,2010(2):7-14.

[2]a.郑岩.北周康业墓石榻幻想札记[J].文物,2008(11):67-76.

[3]林圣智.北周康业墓围屏石棺床研究[M]//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237-263.

[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8(6):14-35.

[5]王江鹏.魏晋南北朝墓葬人物图像与艺术转型 [D].西安:西安美术学院,2012:65.[6]萧子显.南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4:931.

[7]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J].文物,2001(7):40-51.

[8]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J].文物,1972(3):20-33.

[9]邓宏里,蔡全法.沁阳县西向发现北朝墓及画像石棺床 [J].中原文物,1983(1):4-13.

[10]王太明,贾文亮.山西榆社县发现北魏画像石棺[J].考古,1993(8):767.

[11]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画像石棺[J].考古,1980(3):229-241.

[12]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2.

[13]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2-104.

[14]程林泉,张翔宇,山下将司.北周康业墓志考略[J].文物,2008(6):82-84.

[15]曹旅宁.与岭南有关的北周康业墓志[M]//碑林集刊(第十七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57.

(作者单位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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