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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贸易与社会——第一届洛杉矶中国考古论坛纪要

2019-9-5 21:55| 发布者: IICC| 查看: 30| 评论: 0|原作者: 曹洋|来自: 澎湃新闻

摘要: 曹洋来源:澎湃新闻资源的开发、运输、贸易及其与古代经济、环境、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考古学家关注的重要内容。为促进相关研究领域学者在上述问题上的沟通与交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筹备、组织了以“资源、环境与社会”为主题的第一届洛杉矶中国考古论坛。与会学者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和亚洲语言文化系李旻副教 ...

曹洋

 来源:澎湃新闻


资源的开发、运输、贸易及其与古代经济、环境、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考古学家关注的重要内容。为促进相关研究领域学者在上述问题上的沟通与交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筹备、组织了以“资源、环境与社会”为主题的第一届洛杉矶中国考古论坛。与会学者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和亚洲语言文化系李旻副教授主持,艺术史系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担任评议人。露丝基金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蔻岑考古研究所、东亚图书馆、中国研究中心等单位提供了经费与行政支持。

8月23日上午,论坛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举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文学院史嘉伯(David Schaberg) 院长和考古跨系博士项目主任沙格纳(Gregson Schachner)副教授的开幕致辞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作为早期中国思想史学者的史嘉伯教授指出在多元化的校园与社会中,这种聚焦中国考古的会议是校内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学者与公众对话的良好契机。研究美国西南部考古的沙格纳副教授则根据自己与中国考古学者长期对话的经验,指出跨地域交流为各自的理论思考与现象分析拓宽了视野。

论坛共分为三组进行。第一组议题为“早期中国的资源与交换”,由李旻主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候选人武昊做了题为《枣庄建新遗址大汶口中晚期的聚落与社会结构》的报告。他的研究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新近勘探结果的基础上展开,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逻辑顺序对鲁南地区薛河流域建新遗址大汶口文化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展开了综合性的个案考察。研究中主要涉及到了居址与墓葬、社会组织与社群关系以及区域聚落形态三个层级,通过运用聚落考古、社会考古、经济考古的研究方法,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建新遗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四个层级,即核心家庭、大家庭、家族和宗族;建新遗址所属的薛河流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群主要呈现三级结构聚落形态,大、中、小型聚落在数量上呈金字塔分布,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以大型聚落为中心的向心式分布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高江涛副研究员提交了题为《早期文明之路视野下晋南资源与聚落》的报告。他认为,晋南地区作为中原地区中一处重要且特殊的地理单元,在先秦时期至少存在着中条浢津道、虞坂巅軨道、轵关陉道三条通道。通过研究观察,他发现在这些道路所经区域明显存在着遗址或聚落沿道路分布的特点。此外,在这些道路上存在着明显的控制点或枢纽,如清凉寺、虞原、亘方、召方等。其中中条浢津道和虞坂巅軨道除了人行和军事用途之外,也是运输盐这一重要资源的道路,而轵关陉道可能是运铜之路。新近发现的西吴壁遗址和酒务头遗址进一步说明了其资源之路的功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庞小霞副研究员题为《文化互动中的交通枢纽---二里头时期的淅川下王岗》的报告首先简述了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的文化内涵和地域范围,之后着重分析了下王岗遗址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东西方向上,商洛至淅川的武关道是二里头文化与关中到甘青地区文化互动沟通的南线;南北方向上,方城、南襄通道则是二里头文化与江汉平原、汉水流域沟通互动的要道。下王岗遗址正处于东西、南北交通要道上的枢纽位置。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的形成不能单从资源的角度理解,其形成于早期交通和道路开辟和拓展的背景下,为其后商周乃至秦汉时期成熟的地理交通奠定了基础。这种对于山川地理的认识、实践与传承对古代族群的流动与融合、对早期国家形成的意义非比寻常。在具体资源方面,下王岗类型的扩张则和商洛、鄂西北、江汉地区的铜、绿松石、朱砂矿有关。

李旻以《史前中国互动圈中的岷山通道》为题讨论山川形胜对早期中国文化互动、人员迁徙、文化体验,以及宗教活动的影响,在探讨聚落模式的过程中突出了岷山通道对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北流的洮河、东流的白龙江、南流的岷江为仰韶晚期社会从岷山内外河谷向成都平原的拓殖活动提供了基本框架。成都平原早期聚落的出现与三星堆-金沙宗教传统的发端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后者的崛起是龙山-二里头社会现象,不会在成都平原出自仰韶晚期社会的史前传统中通过文化演进独立发生,而是在龙山时代之后输入四川,并主张在其仪式行为与山川特征之间的关系中寻找原因。通过分析岷山河谷的地貌特征,特别是龙门断裂带地震=>导致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水位上升导致溃坝=>对成都平原的洪水威胁这种联动效应交互影响,李旻指出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认识和体验他们所处的地理空间时的两个重要特征——岷江上游的高山河谷既是祖先之地,又是洪水溃坝威胁的来源。因此,我们应该尝试改变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把岷江上游河谷与下游平原当成一个完整的岷山地理文化区域传统来综合解释考古现象。三星堆-金沙遗址所保见的高地龙山仪式传统代表了对岷山地质灾害威胁的宗教性回应,由于岷山地理文化区域的结构性特点而持续发生。

罗泰认为武昊的研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薛河流域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宏观聚落形态以及典型遗址。在建新聚落的微观聚落形态演变过程分析中运用了多种方法,是有益的尝试。值得探讨的问题包括,通过对薛河流域的区域系统调查,大汶口早期到中晚期的人口状况是怎样的?报告中谈到运用基尼系数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分化过程,得到了怎样的具体数据,这些数据揭示了大汶口文化早期到中晚期怎样的发展倾向。高江涛从交通、地理、资源的角度生动完整的探讨了晋南---史前时期一处至关重要的区域的经济系统。目前的问题是,从消费流通的角度考虑,是否可以在二里头、郑州、安阳等地找到考古学证据,以证实山西南部自然资源的流通去向。庞小霞生动的研究了二里头文化与东亚大陆上其他地区之间的沟通往来。关于这项研究目前主要有三个问题:哪些交通路线沟通了二里头、盘龙城、荆南寺等处重要遗址?峡江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时期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陶器是否与文中提到的交通路线有关?为何二里头风格陶器传统在峡江地区保持更久?是否与四川盆地内三星堆保持二里头的玉器传统有关联?我们都强调了江汉与中原之间的铜料贸易,锡作为一种产自南方的重要资源,它与上述交通线之间有没有关联?江西的锡矿开采是否能早到二里头时代?针对李旻概括的岷山地理文化传统,罗泰指出从甘南到川西的高原河谷被分割形成无数小而空间上自成一体的坝子,每个作为社会政治与经济方面相对独立的社区,共同形成如马赛克般的人文景观。技术与文化从坝子到坝子之间的传输,沿途产生文化变异,导致四川陶器制作与农业传统与甘肃源地的仰韶传统非常不同。是否这种碎片化的社会状态导致齐家文化传统在四川一些地方延续的时间比其他地方久。在齐家、二里头之间早期北方的联系之外,能否进一步讨论一下龙山时代和之后,西北齐家文化和江汉社会通过丹江流域发生的联系?

第二组议题为“仪式与社会”,由西方学院张楣楣助理教授主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博士候选人益田雾绘(Kirie Stromberg)在题目《早期国家形成视域中的音乐》的报告中认为,早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全球化过程中,多元的音乐传统已经开始互相融合,来源于高原地区社会的音乐习俗逐渐传播到黄河流域,渗透了中原国家形成的过程。她以一种经常被忽视的,来自于高原地区的乐器---口弦琴为例考察了上述问题。迄今为止,在石峁、陶寺、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遗址中已经发现了大约25件骨质口弦琴。然而,商代以后骨质乐器在中国早期国家中十分罕见,也并未列为周人的八音之一。虽然周代文献中的“八音”只是一种理想化的音乐系统,并不能囊括当时所有的音乐习俗,但是包括口弦琴在内的这一类骨质乐器在陶寺等早期文化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及被周人排除在“八音”礼乐传统之外的过程可能代表中原文明形成过程中对北方传统的排斥。

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的报告《盟誓制度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指出过去对中国早期国家的研究,习惯性运用氏族、部落联盟、酋邦理论等概念,而忽视了作为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盟誓制度。盟誓制度是依照歃血为盟仪式,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建立的从属与合作的共同体制度,因此是早期国家的基石。

天子与诸侯通过盟誓封爵,分封土地、承担责任,天子与诸侯于是形成互利关系与相属关系。春秋霸王通过代理天子权力,管理诸侯,也以盟主身份与诸侯结成共同体形式。秦王朝靠盟誓从一个为天子养马的附庸变成了诸侯,但是因其不守信用而被中原诸侯鄙视。秦孝公厉行变法,国富民强,并通过“逢泽之会”盟誓,被天子奉为霸王资格,得到诸侯的认可。随后,秦国尚诈力,不守信用,通过盟誓欺骗诸侯,以武力统一了天下。秦王朝从国家整体层面废除了盟誓制度。但秦代以后,盟誓依然是国家管理边疆族群的制度,如汉与匈奴盟誓,唐与吐蕃盟誓,清与蒙古盟誓等;盟誓制度在多派势力处于均势,分治天下的时候,形成的相对松散的有秩序的共同体制度。盟誓制度贯串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是一份重要制度遗产,应该成为世界上早期国家研究的一种模式。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博士候选人李皖蒙的报告题目是《洞天福地中道教宫观考古调查---以临安洞霄宫遗址为例》,该研究基于2019年夏季在浙江省临安市洞霄宫道观的田野调查。本次报告集中探讨了洞霄宫道观所体现的早期文献中关于“洞天福地”的描述与宋人理解中的真实情景下的“洞天福地”景观之间的关系。为了研究这种联系,她总结了宋代以前文献中记载的关于“洞天福地”的重要特征,之后将这些特征与洞霄宫道观的影像材料进行了对比。影像材料主要包括田野调查中拍摄的照片、谷歌地图影像、六十年代的卫星影像、古代方志地图等。在这些资料的辅助下,本研究揭示出宋代对于“洞天福地”的观念认识受到道教与文学传统的共同影响,它的变迁同时也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基于这些原因,宋代“洞天福地”的观念与前代相比写实性的特点更加突出。此外,从卫星影像资料得知,洞霄宫道观的实际范围要大于之前的认知,可能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宋代道教宫观,但这个结论尚待进一步考古调查和田野工作的验证。

罗泰希望雾绘在后续的研究中,从民族音乐学方面进一步探索中亚和西伯利亚民族音乐对青铜时代传统的传续。针对盟誓研究,罗泰提问:先秦时期的盟誓习惯和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盟誓习惯、日本德川霸权时代的盟誓有什么区别?如何定义盟誓在先秦中国文化中的特征?针对李皖蒙的研究,罗泰指出包括玛雅文明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文明中也有类似的对于洞或通过隧道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系统想象,今后研究中可以进行对比思考。此外,洞霄宫遗址的洞穴中有没有什么遗迹存留?该遗迹是否从某些角度反映了天、地、人之间的协同?

第三组报告主题是“海洋资源与网络,”由厦门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刘淼副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博士候选人曹洋做了题为《2018年渤海湾西岸地区盐业考古调查及研究》的报告。为明确渤海湾西岸地区战国以后盐业遗址的分布和保存情况,2018年春季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在以黄骅市为中心的区域开展了盐业考古调查。调查发现了一批战国至明清时期的盐业遗址,为今后研究本地盐业生产的布局、变迁、管理模式等提供了材料。她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对本次调查发现进行了初步分析:战汉时期遗址以制盐作坊为主,空间上呈西北——东南走向,与贝壳堤一致。战国时期本区为齐国产盐区之一,调查区范围为产盐区的东缘,西汉时本区遗址和产盐区都可能有东移的趋势。隋唐时期多数在制盐作坊周围分布有同时期的居址、墓葬,部分等级较高。这些现象与唐代盐业生产更加专业化,且商业市镇开始兴起有关。从遗址点数量看,唐代遗址点较战汉时更少,同时期城市分布也更靠近内陆,可能与唐代处于历史上两次海侵交替影响期有关。唐末海侵结束后本区再未出现高海面的现象,为宋代以后本区的盐业生产高峰期出现奠定了基础。宋金时期遗址数量明显增加且出现聚群的现象,从文献材料中可知,本区宋金时期水运发达,市镇增多,盐业生产与港口贸易并举。

刘淼的报告题目为《福建古陶瓷生产及外销——安溪县古窑址考古调查》。2018年4月至7月厦门大学等单位对安溪县境内古窑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并确定宋元至清末近代窑址77处、窑炉遗迹20余处,并对明代早、中期的代表性窑址进行了重点勘探。此次调查工作梳理了华南地区从龙窑到分室龙窑再到横式阶级窑完整的窑业技术体系,以及从青白瓷到青瓷再到青花瓷器生产的发展脉络,体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外销瓷业技术体系完整有序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宋至明清时期安溪地区的制瓷业随着不同阶段海外贸易的需要和特点而变化,参与不同阶段海外贸易的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候选人周俊报告题目为《海洋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更路簿>研究》。《更路簿》是20世纪七十年代,广东省水产与考古部门在今三沙海域各群岛调查时发现公布。它是海南民间以文字或口头相传的往来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以及南海诸岛之间的航海指南,详细记录了西沙、南沙、中沙群岛以及海南岛周边海域的岛礁名称、准确位置和航行针位(航向)、更数和岛礁特征。周俊根据自己的海南田野调察以及文献研究探讨了《更路簿》的性质,社会文化网络图谱,文化价值等问题。海南渔民前往南海诸岛作业是与商贸、移民、文化结合为一体的综合性经贸文化活动。《更路簿》体现了风帆时代船长群体和广大渔民的海洋文化自觉,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对外关系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曹洋研究,罗泰提出今后要继续运用经济考古、景观考古、产业链理论开展后续的研究。盐业考古研究中有关运输、消费环节的内容也非常重要,从考古学的角度揭示这些问题存在难度。有关运输环节的研究可以尝试从历史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中寻找线索,涉及到的消费层面时,能否借助文献材料或其他的方法可以计算制盐的规模和盐的产量;刘淼的调查材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对海外贸易背景的分析很好,建议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比如能够细化到明确区分出海外发现的哪些瓷器资料是来自于安溪地区的产品;针对周俊的演讲,罗泰提问:使用《更路簿》的南海渔民是否识字?这类资料是他们自己撰写的还是请其他人代写的?周俊认为该资料的创作和流传过程是多元化的,因为南海渔民的文化水平差异,造成了现今流传的《更路簿》有了不同的版本,不同版本中对同一地名会出现不同写法。

三组考古专题报告之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博士生杜琳以《摄影之眼的怀古与求真:西北敦煌文物考察照片研究》为题对早期中国考古实践中的影像记录进行了文化分析。她的研究将有关敦煌的影像作为一个切入点去考察考古与摄影之间的密切联系。借助影像媒介的传播,从20世纪开始敦煌的佛教艺术就享誉世界。杜琳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在考古探险中,摄影活动扮演了什么角色?摄影艺术家和学者们是如何将考古摄影与救亡图存连接起来的?她着重考察了中国和西方摄影师们所拍摄的考古影像中的一些关键特征,认为敦煌的影像融合了媒体作为知识制造工具的功能性、废墟的美学传统和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成为现代艺术研究中一个崭新而强大的新媒介。罗泰指出敦煌摄影影像的题目有很大潜力。中国方面罗寄梅的照片全部捐给了普林斯顿,在网上可以查到。关于国外探险家,伯希和、斯坦因、奥登堡和华尔纳等人的探险背后的资金来源需要查明,像是伯希和、斯坦因、奥登堡以及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背后都曾有政府资金支持,华尔纳背后有哈佛大学的支持。其中伯希和语言天赋极高,长于文献研究。关于他的身世背景有很多争议与猜测,这可能和他背后的政府支持有直接关系。

此次论坛为本届中国考古范文学者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领域师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机会,使大家可以充分交流研究成果与思路,并因此促进了中国考古的国际化发展。从学者们提交的论文主题来看,时间层面上横跨史前到历史时期,空间上涵盖了内陆与海洋,围绕着资源、贸易与社会这个主题为听众们呈现了现今考古学研究中的诸多面向。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多数学者有意识的运用了聚落考古、景观考古、环境考古、经济考古等不同的理论模式和多重视角对考古材料展开了深入分析,也代表着现今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面貌。正如两位学者在开幕发言中所指出的,首届洛杉矶中国考古论坛的召开为学术界内不同传统之间,学术与公众之间的深入对话创建了一个新的平台。通过论坛的组织与召开,新一届的中国考古访问学者群体将以此模式深入探索中外考古的对话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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