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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发现60年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2019-10-18 18:37|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28| 评论: 0|原作者: 赵海涛 等|来自: 考古汇

摘要: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研究员为调查“夏墟”,率队于5月16日发现二里头遗址,认为“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1],赵芝荃和高天麟先生复查确认这里是一处大型遗址。1959年秋,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分别在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独立承担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至今已经60年整。60年来,累计发掘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研究员为调查“夏墟”,率队于5月16日发现二里头遗址,认为“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1],赵芝荃和高天麟先生复查确认这里是一处大型遗址。1959年秋,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分别在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独立承担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至今已经60年整。60年来,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态的重要对象,在夏商历史与考古学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学术价值。(图一)

图一 二里头遗址航拍图

一 回 顾


(一)田野考古工作

二里头遗址考古是近60年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缩影。根据工作目的、任务和内容的变化,可大致将二里头遗址前60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59年—1979年,对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的文化分期、内涵和性质的全面了解,是本阶段的主要目的和任务。

考古工作队在遗址多处钻探、发掘,并很快取得了初步成果。首季工作,发掘者就依据层位关系将早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文化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还发现有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推测晚期是洛达庙类型商文化,“或许相当于商汤建都的阶段,更早的文化遗存可能是商汤建都以前的”。这一认识影响了以后数十年对二里头遗址性质的研究。

工作第二年的春季,根据遗址上的主要道路、水渠和自然村间的地界,把整个遗址分为9个发掘区,平面略成“井”字形。当年秋冬季时,钻探发现长、宽各约100米的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即1号宫殿基址),并进行了试掘。

此后一直到1978年,先后进行了多次钻探和发掘,钻探出34块夯土基址,完整揭露1号宫殿基址,揭露了2号宫殿基址的大部分;在遗址Ⅲ—Ⅸ区特别是Ⅲ、Ⅴ、Ⅵ、Ⅶ区发现规模较大的中型墓葬,出土多件青铜容器、青铜武器、大型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遗址南部靠近洛河故道的区域发现较多铜渣、陶范和坩埚残块;在北部和东部发现大量骨料和制骨工具[3]。

第一阶段的发掘,以可靠的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存为基础,初步形成了将二里头文化划分为四期的分期方案,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可靠时间框架,为进行其他方面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其他遗址建立时代框架提供了参照。与田野考古工作基本同步,工作队也注意及时发表田野考古成果,至1983年,发表1篇考古调查简报、7篇考古发掘简报、1篇征集的重要文物介绍资料,1999年出版了考古报告《偃师二里头》。特别是1号、2号基址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Ⅲ、Ⅷ区青铜容器、玉器,Ⅵ区出土物丰富的中型墓葬,Ⅶ区精美的青铜爵、多件大型玉器等重要资料的发现和发表,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存的重要学术地位,为夏商考古、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佳的资料。

第二阶段,1980年—1998年,既有为了特定学术目的而开展的主动发掘,又有因配合各种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被动发掘。

1980年春季开始,工作队先后发掘Ⅳ区铸铜作坊,Ⅲ、Ⅴ、Ⅵ、Ⅸ区的中小型房基、中小型墓葬,Ⅵ、Ⅸ区的祭祀遗存,Ⅵ区的制骨作坊,Ⅻ区现洛河河滩内灰坑、墓葬及与建筑有关的遗迹,出土了一批青铜礼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奢侈品或远程输入品。抢救、征集了青铜鼎、盉等重要礼器。

发表了1部图录、7篇考古简报和13则考古简讯。本阶段发现多组连续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迹,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将每期分为早、晚两段,为在更精细的时间刻度上深化对二里头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现洛河河滩中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重要遗存,更新了对遗址范围的认识,为以后开展对洛河河道变迁、遗址出现和受到破坏的地貌背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遗址内涵和布局方面,确认了铸铜作坊的位置,新发现制骨作坊、祭祀遗存和一批中小型房址、中小型墓葬,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铜器、玉器,丰富了二里头都邑文化的布局和重要内涵[4]。

第三阶段,1999年—2019年,对遗址聚落形态的探索为田野工作的重点,多为围绕特定学术目的的主动性发掘。

1999年秋季开始,对遗址全面测绘,首次对遗址边缘地区及其外围进行系统钻探和地形、地貌考察,并结合钻探情况对东部发现的沟状堆积进行解剖发掘,确认遗址的现存范围、遗址边缘区的现状与成因。2001年春季,以20世纪70年代在中心区发现的道路为线索,对Ⅲ—Ⅵ区进行钻探,在宫殿区东侧、北侧和南侧发现3条垂直相交的大道。同时,对1号宫殿基址补充发掘,对宫殿区东北部2号基址区域发掘,发现3号基址及其院内的中型墓葬,此后直到2006年春季,先后在宫殿区发现、发掘4—9号基址,宫城东墙、南墙、北墙、西墙及其同侧的大道,11号、12号基址;2004年—2006年,在宫殿区以南的道路南侧,先后发现、发掘作坊区3号墙、绿松石器制造作坊、5号墙、10号基址。

2010年春—2011年春,对宫殿区北部进行系统钻探和发掘,勘探基本摸清了宫殿区北部的遗存分布情况,发现有巨型坑1处,灰土集中分布区3处,大面积夯土、路土多处。通过发掘,对1号巨型坑及5号建筑基址的年代、结构及性质等问题有了初步认识。2014年—2018年继续对5号基址进行全面揭露。

5号基址位于二里头都邑宫殿区东中部,与其东侧的3号基址并列,二者中间以通道和暗渠间隔。总面积超过2700平方米,坐北朝南,方向约为南偏东4.5°。自南向北由4进院落组成,分别编为1—4号院。每进院落包括主殿、院内路土,各进院落的主殿均为以窄墙间隔成不同房间的连间排房,每进院主殿的连间排房均自西向东编号1、2、3……室,南侧多有门道,第2、3号院的主殿北侧也有门道。台基以东、以北、以西有路土活动面。在第2—4进院落内共发现3排5座贵族墓葬。这些墓葬均打破基址的院内夯土和使用时期的路土,其上又被稍晚的使用时期路土所叠压,确证这些贵族墓葬是在5号基址使用时期埋入,之后基址继续使用。5号基址的修建和使用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二期。5号基址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多进院落大型夯土基址,是中国后世多院落宫室建筑的源头,将“多进院落”建筑模式的源头上溯到了3700年前。其与3号基址这种外围无围墙、多进院落、院内有贵族墓葬的宫室建筑格局和内涵,以及宫殿区外围无围墙的都邑整体布局,构成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宫室建筑、宫殿区布局的独特特征[5]。(图二——图五)

图二 二里头遗址5号基址

图三 5号基址院内灰坑

图四 5号基址院内墓葬

图五 5号基址院内墓葬出土部分器物

1、2.5号基址院内墓葬出土铜器3、4.5号基址院内墓葬出土玉器

2011年秋—2012年春,对围垣作坊区进行了勘探,2012年秋—2013年春,在作坊区西侧进行发掘,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墙垣、道路、墓葬、灰坑及建筑等遗迹。

本阶段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比较注重采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进行测绘、记录、测试、分析,提高测绘的精度、记录的质量和获取信息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程度。2002年开始,发掘中全程使用电子全站仪测绘,全程使用数码相机拍照、摄像,并使用三角架,提高影像的质量;2015年开始,全面使用数码拍照、精确测绘、三维建模制作遗存的数字影像、图纸,并以全站仪测绘校正,提高工作的精度和效率;2015年开始使用arcgis软件和数字化管理平台,建立考古资料地理信息系统。

至2018年,已发表22篇考古简讯、7篇考古简报,并于2014年出版一部5卷本考古报告。对二里头遗址的现存范围及成因、遗址的宏观布局及聚落的历时性变化等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宫城城垣、井字形道路网络、围垣作坊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贵族墓葬、绿松石龙形器等重要遗存的发现与发掘,进一步强化了该遗址在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二)研究工作

与发掘工作基本同步,60年来学者们对二里头遗址(包括二里头文化)的遗物(包括文字与刻划符号)、建筑、墓葬、年代学、宏观态势(以文明演化进程、国家形成为主要议题)、地理环境、聚落形态、考古学文化、考古学与文献学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即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问题)这9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6]。其中绝大部分论著是关于考古学与文献学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

根据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内容,可将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9—1976年,研究起步阶段。

仅有十余篇论著涉及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研究内容以探索夏文化为主要议题,少量涉及到建筑、玉器。安金槐先生等人提出的洛达庙类型是商代早期遗存的观点,以及文献功底深厚的徐旭生先生在调查简报中提出的“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的论断,影响深远。根据发掘材料,发掘者逐渐形成了二里头遗址是汤都西亳的观点。许顺湛先生在1960年提出二里头遗址下层文化有可能是夏文化的观点,惜未引起学界重视。直到1974年1号宫殿基址,1975年Ⅲ、Ⅷ区中小型房基、青铜容器、大型玉器资料发表之后,学术界才首次出现2篇专门研究二里头的论著。“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目前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李民和文兵先生在1975年即提出并论证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确是一个系统,一个类型,是逐渐发展的”,“一期至四期年代,约自公元前1900—前1600年”,同“依据历史文献记载所推算出来的夏王朝中、晚期的年代基本上是相符合的”,“二里头遗址及其遗物很可能属于夏文化”,“其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国家就是在这个阶段上出现的”。在当时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为商代早期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认识并详细论证,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第二阶段,1977年—1995年,研究的较快开展阶段。

1977年,夏鼐先生首提“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并被学界普遍接受,影响深远。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召开,主要围绕登封告成遗址的发掘,探讨夏代文化的问题,发表了四种意见,多数学者认为至少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属于商代早期的汤都西亳。邹衡提出主张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颠覆了此前20多年来所建立的夏商文化认知体系。四种意见都肯定了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代文化,寻找夏文化,就应当从这个时期和其前后去进行发掘和研究。1978年《河南文博通讯》发表了此次会议上夏鼐、邹衡、赵芝荃、安金槐等先生的会议论文,学界随后掀起了探索夏文化的热潮。此后每年都发表数十篇(部)不等的相关论著。

前两个阶段以解决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内涵、分期、分布、类型及古史复原研究为主要议题,体现出明显的文化史研究特色。

第三阶段,1996年—2019年,研究的深入开展阶段。

1996年5月启动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专门设置了“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课题,并下设“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专题,极大地推动了二里头文化年代学及古史复原研究。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被普遍应用。尽管文化史研究仍然占据着重要比例,但社会史研究逐渐受到关注,这极大地推进了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2002年6月启动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采取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将碳十四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冶金考古、陶器和玉石器的制作工艺研究等方面的探讨广泛地运用到二里头遗址研究之中,在年代学、自然环境特征、人类自身与体质相关的特征、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以及生产行为特征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学科范畴内科技考古各“兵种”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则是迄今为止我国参与编写的作者人数最多的一本考古报告。

此外,从理论与方法论层面进行反思渐趋深入,涉及到二里头遗址的都邑归属与二里头文化的族属、传世文献及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夏文化”的内涵、考古学文化变迁与王朝更替之间的关系、历史发展阶段划分、考古学的特征与短长等方面。

总体看来,这一阶段的研究数量大增,甚至超过之前两个阶段研究成果的总和。尽管古史复原研究仍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但在研究理念转变、自然科学技术广泛介入等因素的刺激下,二里头文化在聚落形态、环境考古、生业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异军突起,方兴未艾。

综上,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已取得不菲的成绩,以此为先导的二里头文化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起,二里头文化的本体研究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学界开始对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了积极探索,涉及到礼乐制度、都邑规划和居住形式、疆域控制体系、人口、精神生活、音乐艺术、社会生产、天文历法、农业生产、饮食加工、婚姻生活、交通等内容。相信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考古学理念的进一步应用,二里头文化社会生活研究将会进入更为广阔的阶段。

(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二里头遗址发现不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在二里头遗址设立专门的工作队伍进行钻探、发掘和研究工作。二里头工作队对二里头遗址内涵、价值和意义的揭示和阐释,为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工作队肩负起保护遗址、抢救文化遗存的重任,随时监督遗址安全情况,与地方文物主管部门一起,竭力保护遗址,与一切破坏遗址行为做坚决斗争;进行大量抢救性发掘,对于遗址保护和抢救,做出了巨大贡献。

考古发掘在获取遗存信息的同时,也对文化遗产造成了破坏,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1号夯土基址开始,即注意对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发掘到夯土表面即不再向下发掘,仅选取个别部位进行最小限度的解剖发掘。后来随着发掘理念的提升,注意对重要遗存的套箱提取。近20年套取了多组重要遗存,在室内进行精细发掘,绿松石龙形器即是套取到室内发掘清理出来的。2015年以来套取的几座贵族墓葬,自然科学和技术多个学科参与论证、取样、研究,室内精细发掘,获得了更多关于墓葬中所用材料及其使用方式、相互关系等方面的细节。

二里头遗址于1963年、1988年先后被列入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基于二里头遗址重要的学术、历史和科学价值,以及遗址面临的安全形势,偃师市人民政府于1994年、2002年专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二里头文化遗址、汉魏故城遗址和尸乡沟商城遗址保护的通知》《关于切实保护二里头遗址的紧急通知》,加强对二里头遗址的保护。2006年、2011年、2016年分别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专项规划的大遗址,二里头遗址的科研、保护、利用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2006年,中国建筑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编制的《二里头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通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评审,并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这是第一部专门针对二里头遗址的保护规划,划定了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并划定了建设控制地带,制定了保护措施。2009年7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尸乡沟商城遗址保护条例》,根据遗存分布划定遗址保护范围,划宫殿区、铜铸作坊区、祭祀区、绿松石作坊区、贵族墓葬区为重点保护范围,周边向四周各扩10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并明确规定了保护措施,从法律层面加强了对二里头遗址的保护。

(四)展示利用工作

充分利用和展示二里头遗址的重大价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鼓舞群众,促进当地社会全面发展,也是近年来各级政府、机构关注的工作。二里头遗址出土遗存一直是从偃师市到国家博物馆在内各级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临时陈列的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末,二里头工作队为时任二里头村支书、全国人大代表王中岳同志代笔的《建设二里头博物苑建议书》成为全国人大正式提案,希望创建一个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2001年4月,时任河南省长李克强专门到二里头遗址调研,提出“要高度重视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工作”,并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做好二里头遗址展示、利用工作。2016年3月,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工作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并于2017年6月奠基;2017年12月,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立项名单,二者均将于2019年10月建成开放。

(五)价值传播及普及工作

60年来,二里头工作队发表过2部考古报告、1部陶器图录、21篇考古简报、36篇考古简讯,比较及时、全面地公布调查、发掘资料,供学界研究。学界对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进行的研究较多,甚至一度成为夏商考古领域的热门题目。研究成果也进入大中小学教材,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近10年来,考古学者撰写的以二里头遗址为切入点、系统阐述了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最早的中央之国形成过程的学术普及读物《最早的中国》,以及近年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电视、报纸、网络报道,将二里头遗址在普通民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 反 思

反思是为了更好地提高、进步。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各项工作,还有许多需要改进、提高之

处。

(一)田野考古工作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中,尚存在一些不科学、不平衡、不协调现象,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的理念、思路、目标、重点、方法需要一个科学、系统、长期的规划、设计方案来指导,科研及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经费来源不固定、不充足的局面需要根本改变,以促进各项工作长期、健康、可持续地进行。

已开展过考古工作的区域分布尚不全面、不均衡,对遗址钻探、发掘的空白点还比较多,以往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中心区,对包括一般居民生活区、遗址边缘在内很多区域的地下遗存分布情况尚不了解。

遗址赖以存在的地貌环境及其演变情况、对遗址的影响情况,遗址外围的边界是否有清晰、规则的边缘,是否有防御设施等问题,有待深入摸清;遗址布局的大致框架已经廓清,但还有更多细节需要补充、完善;遗址除了井字形道路系统外,其他道路的分布、走向情况怎样,井字形道路划分的各区域之间如何联系和隔离,是否有墙垣、壕沟之类的设计,遗址是否有大型的给、排水系统,尚需继续探明;发现的遗迹种类主要是中心区的道路系统、宫城城墙、夯土建筑基址、作坊区围墙、房址、灶址、水井、祭祀遗迹、铸铜作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制骨作坊、陶窑、灰坑、墓葬等,尚未发现制造玉器、石器、蚌器等器物的作坊和相关线索,尚未发现与大型夯土建筑相称的大型墓葬,也未发现大片墓地。即便已经认定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制骨作坊,也仅发现了一处料坑和一些砺石,制骨作坊仅发现一些骨料和砺石,制陶作坊也仅见零星的陶窑,缺乏能体现完整或局部工艺流程的遗存。

田野考古虽然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新手段,但整体的科技水平、规范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二)研究工作

研究人员的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主要为考古学和历史学,偏重于物质文化史、古史复原研究,礼乐制度、都邑规划和居住形式、疆域控制体系、人口、精神生活、音乐艺术、社会生产、天文历法、农业生产、饮食加工、婚姻生活、交通、工艺技术、地貌环境、生业经济、测年等社会生活、科技方面的研究较少。学科参与的不平衡,势必造成若干科学信息的流失和学术资料的浪费。

多学科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多重要成果,但多学科合作解读考古信息还有“两张皮”的现象,自然科学和技术参与种类、涉及二里头遗址遗存的广度都需要拓展,结合的深度还需要加强。

(三)遗产保护、展示、利用工作

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工作与田野考古、研究存在部分脱节现象,未能充分吸收、利用考古科研成果,未能全面、准确地保护、展示和利用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科学、有效程度尚需进一步提高。

遗址保护工作面临较大困难,遗址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遗址安全问题没有切实、有效的保障。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其中被现代民居、墓地、厂房占压的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且占压的多为贵族居住、墓葬区,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新建民居、新增墓葬、新种树木、新挖坑沟、新修道路占压、破坏遗址的行为时有发生,重要遗存随时面临被破坏的风险。

《二里头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划定的保护范围合理、有据,但重点保护区仅包括宫城及作坊区北部,而未包括祭祀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全部、贵族居住、墓葬区等,显然过小,不利于对重点区域的有效保护;建设控制地带北界划在遗址范围线上,显然也不合适。《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尸乡沟商城遗址保护条例》划保护范围北界在遗存分布范围内百米左右,重点保护区未包括官营作坊区整体,显然也需要调整。

(四)展示利用工作

遗址公园建成后是否方便继续开展考古工作,继续深入挖掘新的内涵和价值;二里头遗址的价值非常重大,但可视效果一般,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是否能够很好地展示遗址内涵和价值,如何持续、良好地运营、开放,如何有利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待制度、经费等相关保障措施的探索和建立。

(五)价值传播与普及工作

部分时段考古简报、报告的全面程度、发表速度有待提高,重要遗存图录类图书缺乏;对二里头遗址的专题性和综合性论著均有可拓展、深入的空间;面向公众介绍二里头遗址内涵、价值、意义的读物、影像作品仍然较少,且生动性、易读性有待继续提高。

三 展 望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考古勘查与发掘是遗产保护的科学依据和主要推动力,遗产保护是考古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今后的田野考古、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应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创建以文化遗产保护、全面复原古代社会为主要目标的新型考古模式。我们计划通过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工作,逐步深化多学科、全方位合作的研究模式,努力尝试建立系统的文物保护、展示、利用和价值传播方案。要在严格保护文化遗产的前提和基础上,深入、透彻理解、有效挖掘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蕴含的重大历史、文化和科学等价值,转化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讲好二里头故事,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社会,充分发挥其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

(一)田野考古、资料整理、数据库建设工作

60年来的发掘面积只有遗址现存总面积的1.75%左右,虽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总体面貌仍有深入揭示的空间。我们将逐步开展以下工作:

严格遵照新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09)》,在社会考古学理念指导下,突出聚落考古、多学科合作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出现于此的环境、地貌背景及其后期演变情况。与环境地貌学专家深入合作,对二里头遗址边缘部分先行钻探,并选取边缘部分解剖发掘,努力解决上述问题。

继续完成对遗址的全覆盖、系统钻探,并选取重点部位进行发掘,了解二里头遗址夏商时期地下遗存分布状况和聚落结构,及其历时性变化。探索聚落内部各种功能区、各种遗存规模、规格、形制、分布位置和环境等方面的差别。探索动植物和手工业遗存的种类、数量、分布形态,通过对典型遗存的发掘和调查,了解生业的构成、经营方式,各类手工业的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管理模式、产品流通、工匠身份、技术操作链和手工业经济形态等。

践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对城墙、夯土建筑、道路等重要遗存的发掘,尽量借助区域内的晚期单位或剖面,尽可能少地进行解剖性发掘;对重要墓葬的发掘,尽量套箱提取到室内进行实验室考古,套取之前,先对套取所涉及的区域进行解剖发掘。

充分使用现有高科技手段,利用RTK、全站仪等高科技手段采集遗存地理信息,用photoscan等软件建立数字三维模型,用Arcgis、Adobeillustrator、Coreldraw等软件绘图。更加注意对发掘过程、资料提取过程、测绘过程的拍照、记录,更多地保留遗存的时间、空间、环境信息。所有遗迹和部分重要遗物发掘前、中、后均按照三维建模要求拍照,之后制作三维数字模型,同时,设置多个控制点测绘三维坐标。

不断充实完善《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记录与管理数字化平台》,实现发掘遗存、各种记录的网络实时查询,进行空间分析研究。科学、系统、大量采集各类测试样品,为进一步开展多学科研究积累资料。发掘的图文资料和实物资料需要妥善保管,建立仓储式陈列室,供人查阅研究。

考古发掘时即考虑遗址现场保护、文物抢救性保护和遗址的可持续利用,制定工作计划和预案。

(二)研究工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正由考古学文化编年、物质文化史研究,向以聚落考古为手段的全面复原古代社会生活的社会历史问题研究转变。研究领域与课题的多样化,以及研究技术方法的多样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继续探索二里头都邑出现的环境、地貌背景及其后期演变情况。通过动植物遗存的分析,明确夏商时期二里头遗址一带的动植物种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当时的环境与动植物资源,探讨当时的生业状况。

进一步探索搞清二里头遗址聚落布局及其历时性变化更多细节,并与同时代其他都邑性遗址的聚落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在文化和聚落的基础上,上升至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政治控制模式与国家的统治模式、网络、国家的兴亡动因、背景等。

探索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石器、骨角蚌器、陶器制造作坊的分布格局,力求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各手工业的操作链、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环境,分析其产品的原料来源、产品去向、流通情况,探讨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组织结构。

(三)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工作

本体安全是遗址的生命线,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二里头遗址安全。同时,正确处理遗产保护与文化、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统筹协调,谋求遗产保护与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发展,努力探索既有利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又能美化城乡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大遗址保护与民生发展双赢的新途径。

建议成立高级别的协调机构,建立二里头遗址管理委员会或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区,专门统筹、协调二里头遗址及周边村、镇的文化遗产保护、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并纳入国家“中原经济区”战略,发挥二里头文化“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一崇高地位的优势,建设“二里头文化研究基地”,同步解决遗址区群众生产、生活、文化产业发展等问题。国家相关专项资金(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对二里头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的运营、维护提供专项财政支持。深入挖掘遗存的价值、内涵,创新展示、利用的思路和形式,努力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讲好二里头故事。统筹策划遗址分布区内外的居民社会调控、土地利用调整、道路系统调整等规划措施,调控保护区划内村落布局,促进土地利用的合理化,改善环境与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为核心,推进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产业、观光农业、特色休闲业的发展。在促进遗址保护的同时,调整经济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完善基础配套设施、提高服务业和农业附加值,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对于文物本体的保护,要做到发掘前有针对性预案,发掘中现场紧急保护处理,发掘后及时全面保护。对发现的重要遗迹进行复原和研究,建设3D数字复原模型。发现的可移动文物要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并妥善保管。进行文保微环境与遗址针对性实验,为下一步的工作打好基础。

(四)价值传播与普及工作

提高报告整理、发表的速度,探索考古报告编写的新范式,尽可能全面、客观、科学发表资料。尽快整理、出版重要遗存图录、资料集。积极采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推动对二里头遗址的专题性和综合性研究,促进面向公众介绍二里头遗址内涵、价值、意义的读物、影像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更好地让二里头活起来。

在考古工作过程中,适时适度地开展公众考古活动,将考古发现、科研成果及时准确地进行报道,确保考古工作与大众宣传两不误。采用制作宣传栏、宣传板、考古工地公众开放日、重大阶段性成果发布会、媒体宣传报道等形式,及时、有效地将遗址考古工作进度、重要发现以及研究成果定期公开发布,使公众及时了解发掘工作的进展和成果。宣传活动中突出二里头遗址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和社会价值,以及保护的重要性,使公众深入了解考古工作的意义,同时增强公众对家乡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及保护文物古迹的意识。

二里头遗址发现60年来,各级政府机构、干部群众、国内外专家、民众的关注和支持,有力促进了工作的开展。田野考古、研究、保护、展示利用、价值传播和普及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并存,动力和困难同在,希望和挑战相伴。任重道远,我们意识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也对后继有人的二里头田野考古、多学科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价值传播和普及工作的未来充满信心。在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二里头遗址各项工作将谱写出新的篇章,为学界提供更丰富的研究素材、思路与借鉴,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为公众提供更有历史文化魅力的精神食粮。

注释:

[1]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J].考古,1959(1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墙垣和道路2012~2013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1号巨型坑的勘探与发掘[J].考古,2015(12);赵海涛,许宏.新探索与新收获:近十年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概述[J].南方文物,2018(4).正文凡引用二里头遗址考古资料而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上述文献。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4]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二期考古工作回顾[J].待刊.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5号基址发掘简报[J].待刊;赵海涛.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J].待刊.

[6]许宏.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考古,2004(11).

图文来源:《中原文物》2019年04期

作者:赵海涛、许宏、王振祥、孙慧男、卜莹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编:静静

审核: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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