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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实录】 第21期: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重建与复建的话题|景峰

2019-12-2 14:41| 发布者: IICC| 查看: 13| 评论: 0|原作者: 景峰|来自: 清源文化遗产

摘要: 清源文化遗产微信号 mobiheritage近年来,受战争冲突、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世界文化遗产的重建或复建,一直是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世界遗产保护正在面临的挑战。第21期清源讲堂邀请到UNESCO世界遗产中心亚太区主任景峰博士,通过解读世界遗产发展历史和使命、近年针对重建或复建的各项文件、案例分析与研究这几部分内容,帮助我们了解针对这一话题的难点、热点讨论和全球最新动态,有助于我们开展相


清源文化遗产
微信号 mobiheritage

近年来,受战争冲突、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世界文化遗产的重建或复建,一直是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世界遗产保护正在面临的挑战。第21期清源讲堂邀请到UNESCO世界遗产中心亚太区主任景峰博士,通过解读世界遗产发展历史和使命、近年针对重建或复建的各项文件、案例分析与研究这几部分内容,帮助我们了解针对这一话题的难点、热点讨论和全球最新动态,有助于我们开展相关的研究,为这一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提供可行的中国方案。清源整理了讲堂音频内容,希望大家通过文字实录了解学习主讲人所分享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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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清源讲堂第21期: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重建与复建的话题 | 景峰

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重建与复建的话题


2019年7月初,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了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和杭州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于1985年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从1987年首次申遗成功至今,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总数已达55处,与意大利并列全球第一。今年我自己从事世界遗产工作也正好满30年。这些都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关于文化遗产重建和复建的话题。这是近年来世界遗产大会讨论文化遗产保护状况议题中的热点和难点。世界遗产保护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历史文化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是基于对资源角度的可持续保护,也是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的思考。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梳理,能使大家了解针对重建和复建这一话题的难点、热点讨论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从而帮助我们开展相关的研究,为这一句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提供有效的中国方案。


对世界遗产公约和教科文组织相应文化公约的简要介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主要职责和使命是在人的思想中构建和平之屏障。因此,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领域通过了一系列的保护公约、建议书和国际法律文件,以落实这一崇高的使命。在这些文化公约中,最突出的就是1972《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它从起草之初,核心词就是可持续性,即为了当代、为了子孙后代,能把现在所持有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世界遗产作为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UNESCO 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国际文化合作项目。


《公约》实施近50年来,国际社会逐步接受了它所倡导的文化多样性、文明间对话、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它几乎覆盖了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现在已经有193个缔约国参与到这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到2019年7月,全球有1121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以说,保护世界遗产也是对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


为了落实《世界遗产公约》,1977年7月成立了作为公约决策机构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其常设办事机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巴黎承担《公约》秘书处的职能,协助各个国家对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鉴定、通过培训提高各个国家申遗水平,以及管理世界遗产基金、推广国际援助项目,同时和咨询机构一起监测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保护状况。


世界遗产的核心词是“突出普遍价值”。其构成要素,一是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二是符合真实性、完整性鉴定,三是有有效的保护和管理机制。


在世界遗产公约执行的过程中,近年来的趋势是:不仅拓展文化遗产的概念,遗产保护的范围和内涵也不断扩大,主要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如丽江古城中,白沙、束河两处民居建筑群是世界文化遗产,而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是文化遗产,昆曲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都可以在同一个遗产地中体现。

关于华沙会议和华沙建议书


世界遗产委员会近年来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在战争和冲突的背景下,人类如何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一点在中东地区尤为突出。此外,发生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洪水等)后的重建也是遗产地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世界遗产委员会应波兰政府邀请,于2018年5月召开了针对重建和复建的一次国际会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沙城市面积的85%都遭到破坏,战后需要重建。在重建之后,华沙于1980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华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关于世界遗产重建和复建的例子。本次会议选在华沙召开,正是出于这一背景。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下,考虑到全球各个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重建和复建作为短期和长期的一种需要,探讨将重建视为保护的一个过程的观点,以及如何指导对遗产地的重建和复建。


重建与复建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当地的经济条件。所以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了合作,探讨这一课题。过程中出版了指导性文件《城市重建与恢复中的文化》(Culture in City Reconstruction and Recovery)。


华沙会议上集中讨论了一些案例。比如波兰的华沙和格但斯克(Gdańsk)是由于战争毁坏导致重建,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波黑的萨拉热窝是由于冲突破坏导致重建,海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是由于自然灾害导致需要重建,另外还有一些涉及到政治因素的重建。


会议中强调的关键词,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在重建和复建中,突出普遍价值也是必须遵从的。会议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探讨重建和复建的合适时机、在重建和复建过程中哪些利益相关者应当介入、如何在重建和复建的过程中有效地保护遗产价值、如何保护当地社区的权利、如何处理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重建和复建也是一项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复杂工程。怎么能把这个工程做好?会上提出了一些问题来探讨,它们对今后指导世界遗产领域内的重建和复建具有引领性。在整个过程中,世界遗产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它的作用是怎样的?会议讨论后提出,世界遗产委员会需要对具体的重建和复建提供相应指导,通过案例分析来指导各个国家开展这项工作。


讨论提出五个原则:1. 重建过程中的统筹方式;2. 恢复过程中评估借鉴既有经验和利用档案;3. 尊重文化遗产的历史和其所传承的记忆;4. 尊重社区参与和社区人民的文化权利;5. 作为一个活态的城市遗产,在重建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这五个原则对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文化遗产,都具有普适性的指导意义。


会议最后通过《关于文化遗产恢复和重建的华沙建议书》(Warsaw Recommendation on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世界遗产中心和相关咨询机构于2018年末出版了一本68页的简明版,同时向各个缔约国散发。


2019年4月,巴黎圣母院失火后,如何做好圣母院的重建,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在两次讲话中都提到华沙建议书应该作为重建的指导方针。华沙会议之后,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2届大会把华沙建议书作为文化遗产重建的指导方针,推广到《世界遗产公约》的各个缔约国,同时要求世界遗产中心继续和咨询机构合作,对重建和复建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找到更好的途径。


国际范围内,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所遵从的真实性理念起源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自1976年到1993年,对文化遗产保护真实性的四大条件(design, material, workmanship, setting)的界定是明确的。1994年纳入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传统的概念,到2005版的操作指南,真实性的界定被扩充为十项(form, use, function, traditions, techniques, management systems, language, intangible heritage, spirit, feeling)。


世界遗产标准中,与重建和复建关系比较大的是标准vi,它和2003年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关联性更强,涉及到文化活动、传统思想信仰及艺术性的艺术作品和人类的文学作品。所以涉及到标准vi,在重建和复建的过程中,是很有挑战性的一个标准,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如何看待重建和复建的问题?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1. 在重建和复建的过程中,使用了什么样的保护哲学理念?是遵从威尼斯宪章的传统理念,还是与时俱进,考虑不同情况、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状态的?2. 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的状态下,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哲学理念和现实会有什么样的冲突和矛盾?3. 对于如威尼斯宪章中真实性的常识性原则,如何将其纳入到重建和复建的过程中?如何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条件下,让周围的居民拥有生活的权利?


以下将按几个类型来介绍一些有关重建和复建的项目。


案例分析


1.恐怖袭击 (terrorist attack)


在2012年发生的马里北部冲突中,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廷布克图(Timbuktu)被破坏。遗产委员会在2013、2014、2015年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在教科文组织、ICOMOS、ICCROM的支持下,对通布图(现名:Tombouctou)做了重建和复建。这一行为不仅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也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支持。


第二个例子是伊拉克摩苏尔(Mosul,并非世界遗产),同样因为冲突而毁坏。如何对其进行重建和复建,一直在探讨中。教科文组织对这件事也非常重视,召开了若干的国际会议,动员国际社会提供重建的资金支持。


第三个案例是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自从2001年塔利班毁坏大佛之后,关于其重建和复建的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的热点话题,但时至今日,这个话题还没有探讨清楚。


在巴米扬大佛被毁坏十周年之际,2011年的3月,我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巴米扬大佛重建的国际研讨会,会上讨论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希望原地复原,由已故的前ICOMOS主席迈克尔·佩赛特(Michael Petzet)提出。根据ICOMOS德国在现场做出的对巴米扬大佛结构的分析,佩赛特认为有超过33%的碎片可以复原。虽然方案中对大佛的基本信息,如材料、地质等方面的分析,以及提出的设计方案都非常细致和到位,但争议的核心还是要用什么样的哲学理念来完成保护。由于大佛的施工方式是开凿,而非塑造,所以我对归安碎片这一做法可能带来的对大佛建造工艺真实性的误导提出了质疑。


第二个方案来自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教授Michael Jansen,希望在大佛前面的平地上将碎片重新垒砌。


第三个方案由意大利著名建筑师Andrea Bruno提出。他对阿富汗相当了解,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作为意大利建筑师在阿富汗做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他的理念是把佛龛留下来,在其外建遗址博物馆(site museum)作为展示中心,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来展示大佛原存的风貌。这个理念类似于敦煌莫高窟外由日本人援建的展示中心。


由于会上各方意见不能统一,最终没有任何一个具体方案得到通过。会议通过了一份关于巴米扬大佛重建和复建的原则,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一,对巴米扬大佛的保护和展示,应有一个统筹总体的保护原则;第二,保护原则和保护理念应该基于对于巴米扬大佛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具体方案的技术细节等方面的考虑;第三,具体的项目应当具有技术和财政上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2013年9月,迈克尔·佩赛特率领德国ICOMOS的团队修复了一部分巴米扬大佛东佛龛,之后被世界遗产中心叫停。2014年,ICOMOS咨询考察组认为重建巴米扬大佛没有可行性研究,也不适合当时的情况,所以已经建成的东佛龛的需要拆除。


为什么对巴米扬大佛的重建一直存在争议?我认为巴米扬大佛建造的年代正是佛教沿丝绸之路东传兴盛的时期。现在,阿富汗和中亚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改变,成为伊斯兰教兴盛的地区。塔利班破坏巴米扬大佛,虽然不符合人类的基本思想、不符合人类遵从的文化多样性理念,但这一行为值得我们在宗教方面进行思考。现今居住在巴米扬河谷周围的都是穆斯林群体,在这一现实条件下,修复大佛是为了兴盛佛教,还是仅仅满足旅游的需要?在没有信众、也没有周边社区支持的条件下修复大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否可能会遭到再次破坏?所以2011年6月,在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的决定中,对巴米扬大佛保持暂不重建、暂不修复的原则。


2. 自然灾害(Natural Disasters)


2015年4、5月间,尼泊尔加德满都河谷在地震中遭受巨大损失。当年在德国波恩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上,我们提出将加德满都河谷列入《濒危名录》。这个建议基于以往的例子,比如同样在亚洲的伊朗“巴姆城及其文化景观”、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热带雨林”,都是在遭受自然灾害之后,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当时的设想是,列入濒危名录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对这一遗产保护状况的关注,也来支持对遗产进一步的保护。但尼泊尔方面并不赞成。


灾后重建同样也造成损害,并且可能构成更大的挑战。在灾害中受损的建筑构件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而灾后重建一直在进行。加德满都作为一个仍然在被使用着的、活态的历史城市,关于其中文化遗产的重建和复建工作,我们希望当地按照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的相关规定,将这些项目交给世界遗产中心和ICOMOS审议,并非反对其复建。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比如在汶川地震后,我们也进行了重建和复建。


另外一个例子是大家关心的巴黎圣母院,它于2019年4月15日遭受火灾。但关于其复建和重建的问题,在今年7月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没有被讨论。或许因为重建、复建中涉及到很多敏感问题。个人认为,巴黎圣母院重建和复建涉及的不仅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更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媒体等等方面的问题。另外,这一事件发生在目前信息化的时代,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此时保持沉默,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做法。在事件刚刚发生之后,情况依然非常复杂,很难讨论清楚。法国总统在4月17号宣布,要在五年之内完成重建和复建工作。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我们都拭目以待。


当这一目标宣布之后,首先引起了ICOMOS的反弹。ICOMOS也好,我们前任文化助理总干事班德林先生也好,都在不同的媒体发表自己的言论,认为圣母院的重建和复建应保持勒杜克当年修复后的状态。但是现今的技术手段、材质、工艺等能否确实保障这一预期,谁都不敢确定。目前法国有两个团队正在进行相关工作,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在今年12月1号提交一份详尽的保护状况报告。我想到了那时,公众对这个话题应该会有更好的理解。期待在明年7月福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关于这个话题能有更进一步的结论。


3. 冲突情况下的保护(Damage in Conflict Situations)


以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为例,这处遗产在内战中遭到破坏。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都审议它的保护状况,也做出相应的决定。具体以怎样的方式重建,目前仍然在探讨当中。法国和欧盟都已提供人力和财力在做试点。全面的、大规模的重建和复建,仍然是相当困难的。政府更关注的是民生项目,希望尽快解决居民的居住问题。文化遗产保护和人类生存,二者之间如何统筹协调、保持平衡,也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4. 关于城市的重建政策(Reconstruction Policies for Cities)


以乌兹别克斯坦的沙赫里萨布兹(Shahrisabz)为例。在2014到2015年间,已故的乌兹别克总统拨出一笔资金,派出一名副总理到当地作为总监,配合当地市长,用短短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建设项目,将原来两公里左右的历史中心完全重建,形成像主题公园一样的新面貌,完全丧失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对城墙的保护也都使用了新的手段。

由于当地无法提供相关材料,教科文组织通过Google、NASA等合作单位提供的航拍影像,做了从2013年到2016年四年间的对比,很明确地看到了变化。于是在2016年列入了《濒危名录》,但没有被立即除名。一年后,在波兰的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于遗产委员会的组成发生了变化,遗产委员会若干专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认为应从定期报告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但我认为这一观点基本不能成立,因为建设项目已经执行了,对世界遗产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除名仍然是符合《操作指南》的提案。今年的遗产大会上,新派出的高层次访问团也没有推翻2016年12月份我第二次去监测时候做出的结论,即还是除名,可是又给出更长的时间,让该国的文物主管部门来提供详尽的文档(Documentation),再对遗产做出重大边界调整。实际上就是重新提交一次遗产题名(Re-nomination)。

5. 其他类型(Other Types of Heritage)


以格鲁吉亚的巴格拉特教堂和格拉特修道院(Bagrati Cathedral and Gelati Monastery)为例。这一遗产地由教堂和修道院两部分构成。教堂重建之后,遗产地被列入濒危名录,之后重建的教堂被除名,而修道院被继续保留在了世界遗产名录上。


希望以上的案例能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涉及重建和复建不同类型、不同语境的印象。虽然世界范围内都存在重建和复建的问题,但由于亚洲正经历着当今迅猛的经济发展,所以关于重建的话题会在这里更加突出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参考以下列出的文献。我认为它们在重建和复建领域都比较有指导性。


结语


第一,自己的鞋自己穿。对于刚刚讲到的五种不同的类型,相互之间都不能简单套用,需要考虑诸多本地的因素和文化遗产的类型。


第二,当地居民的遗产意识,要通过教育使居民意识到遗产和自己的关系并在重建、复建过程中发挥作用。


第三,遗产地社区应当是遗产保护或重建的主要受益者。


第四,重建和复建过程中应当考虑地区性因素,如防灾减灾、减除贫困,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如果重建和复建对当地老百姓没有益处,无益于民生项目, 我觉得这就很难做。


第五,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一定要遵从相互理解、文化间对话的原则。这样再进行重建、复建,就不会引起更大的或更进一步的冲突。


最后,在重建复建的过程中要重视教育。要告知居民,重建复建为什么有益于当地老百姓。


主讲人:景峰,联合国官员,工学博士,陕西人。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亚洲和太平洋部主任,全面负责《世界遗产公约》在亚太地区47个国家和UNESCO 15个地区办事处的国际合作。


景峰博士先后在兰州大学外语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习。1986年参加工作。曾在中央编译局和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全委会)工作,负责协调《世界遗产公约》在中国的实施,并多次代表中国出席世界遗产大会。自1989年至今,他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几乎全部的世界遗产领域国际合作。1994年在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研修。


1997年起,长期工作、生活在法国巴黎,从事世界遗产领域工作和国际文化合作。30多年年的职场经历,使他既有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研究与探索的理论水平,又有在国际组织工作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


他主要负责监测亚太地区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近270处文化与自然遗产地的保护状况,并向世界遗产大会报告相关情况;审核处理亚太各国提交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申遗项目。他前后主持了教科文组织在亚洲的若干大型文化遗产国际保护项目、自然灾害紧急应变活动(阿富汗巴米扬大佛、柬埔寨吴哥窟、印尼婆罗浮屠寺庙群、伊朗巴姆古城、尼泊尔兰毗尼、中亚丝绸之路等);自2003年起担任丝绸之路系列跨境申遗项目协调员、世界遗产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项目协调员;负责《世界遗产基金》和多个政府间信托基金国际援助项目(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瑞士、韩国等)。此外,他还担任《世界遗产》杂志编委、《世界遗产公约》能力建设活动协调员;管理亚太地区世界遗产二类机构/中心和UNESCO教席,是ICOMOS文化旅游委员会和文化线路委员会专家委员。


此外,他还在中国、欧洲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多次开展访问讲学并在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研究方面著书立说,发表过论文、学术报告和申遗文本60余篇。其中,论文《对教科文组织“保护城市历史景观建议书”的辩析》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景峰博士的专著《丝绸之路文化线路系列跨境申遗研究》,2015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初版,2019年6月再版。他与原中国建设部(现住建部)、国家文物局专家共同编著的《中国的世界遗产》一书,曾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2017年2月,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为景峰博士颁发了法国参议院“法中友谊贡献纪念奖章”。

图/景峰博士专著《丝绸之路文化线路系列跨境申遗研究》,于2015年初版,2019年再版

图/清源讲堂现场

*本文经景峰博士授权发布,文中配图均来源于景峰博士清源讲堂21期PPT。

实录文字整理:解博知,编辑:廷廷、胡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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