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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古的用人困境与发展趋势(朔知)

2020-1-14 15:58| 发布者: IICC| 查看: 28| 评论: 0|原作者: 朔知|来自: 亚洲考古

摘要:   在中国每年数亿人次的流动人群中,有一群貌不出众、数量不足万人的小群体,他们总是行色匆匆,穿行于轰鸣的工地或寂静的山村之间,在房前屋后寻觅、在田间地头刨土……这是一群背行囊四海为生的技工,携电脑四处 ...

  在中国每年数亿人次的流动人群中,有一群貌不出众、数量不足万人的小群体,他们总是行色匆匆,穿行于轰鸣的工地或寂静的山村之间,在房前屋后寻觅、在田间地头刨土……这是一群背行囊四海为生的技工,携电脑四处实践的学生,握手铲穿行城乡的领队和队员,其中不乏学术精深的白发老者,稚气未脱的青年学子,但都是以田野为工作场所,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保护地下文物,开展考古研究而走到一起。这群人,便是通称的考古工作者。

  这个小群体,担负着全国大部分的田野考古任务,常年的流动和超负荷运转,其实反映了田野考古用人的一个困境。

  

  用人的困境——绕不过的话题历史上的解困方式

  人员不足现象在几个大的时期都曾存在过,也都有不同对策。可概括为五种:短期培训模式、大会战模式、专业单位配合模式、短期招募模式、师生团队模式。

  短期培训模式:最为典型的有两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没有大学设考古专业,为应对第一次大规模建设高潮,1952 年 6 月,开始北京大学受托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为期3 个月,一半室内讲学、一半野外实习,被业内称为“考古黄埔班”,为缓解考古工作压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之后数所高校陆续开办了考古专业,基本满足了当时的需求,但到“文革”时专业停办。

  

  二是 1972 年考古工作恢复后,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影响,为了强调劳动人民的地位和智慧,同时缓解考古工作压力,通过“亦工亦农”培训班,培养了一批能够使手铲、分地层的人员, 并从中产生了一批训练有素的考古技工,作用十分明显。一些针对这类培训(实际上主要对专业人员)的讲义纷纷编写出来,并通过非正式出版物的方式广为传播,1978 年还正式出版了《工农考古基础知识》。

  偶尔开展的文物系统内各种“田野考古培训班”也属这种模式,集中在一个考古工作地点边培训边工作,一方面解决了用人之急,另一方面培训了一批业务骨干。

  

  大会战模式:自 1950 年代中期后,原有的大区文物工作队(如华东文物工作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各地陆续成立了博物馆内设的考古队或文物工作队,负责辖区内考古工作,形成了划地为界的工作方式,除中央考古机构和高校外,各地工作互不相关。但遇有大型或重要遗址的发掘,人员不足问题立即显现,大会战模式开始出现。如 1975 年湖北江陵纪南城的发掘,便成立了以省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集结了全国近 20 家高校或专业单位人员,才得以完成工作。改革开放后,考古工作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大多数省级和少数市级都陆续成立了独立的考古研究所或文物工作队,大批高校毕业生成为当时的主力军,技工培养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人员补充手段,一时满足了各地考古工作需求。但划地为界的工作方式,随着 1994 年三峡工程考古工作的大规模需求,再度出现了专业人员紧缺问题,经全国几十家专业单位参与,超过 10 年的集中会战,才最终完成。近年南水北调工程中的考古工作、上海市因城市扩张而导致的广富林遗址大规模发掘也是典型案例。

  大会战的作用十分明显,但操作难度较大,需要较高层面的行政参与。

  专业单位配合模式:一般为规模不大的考古工作。由上一级专业单位派出少数人员,到工作之地的下级文物部门抽调人员配合。这一模式也曾被广泛地使用,但随着近年文博事业大发展, 各地文博单位本身的工作日益增多,人员抽调渐趋困难,该模式的作用正在逐渐降低。

  短期招募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员自由流动的限制性条件减少(如生活必需的粮油管理制度松动等),建设工程急剧增多,划地为界的各区域内人员不能满足工作需求,1980 年代以来日趋流行这种模式。早年被招募群体以技工为主,近年则出现了学生加入的趋势,因此形成了一个流动的小群体,并越来越成为一种主要的人员使用模式。

  师生团队模式:是一种相对特殊的模式,常与前几种模式复合,局限于有考古或类似专业的高校。以往主要是为满足教学或学术研究的需要,随着建设工程考古项目的增多,也逐渐参与到其中。其特点是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人员的稳定性。

  

当前的现状

  大规模建设使大量地下遗存暴露出来,学术繁荣带来了大量研究课题,以及社会关注度提高, 使考古日益成为一项引人注目的工作。面对数倍增加的工作量,原有工作模式受到了很大冲击, 尤其是人员结构模式,从 1980 年代以来一个明显变化的现象是:从数名专业人员同在一个工地→一个专业人员负责一个工地→一个专业人员负责数个甚至十余个工地,尤以基本建设考古最为突出,由此带来考古发掘质量明显下滑,考古人员也疲于奔命。一个领队加几个技工(或学生) 成为普遍的人员结构模式,挂名领队与执行领队也频频出现。

  为了加强管理,确保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文物局在 2007 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已承担主动性发掘或涉及省级以上文保单位的发掘项目、面积超过 2000 平方米及其他重要发掘项目的领队,不得同时担任其他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而确因工作需要,需同时担任多个考古发掘项目领队的,发掘项目不得跨地市、跨工程, 且发掘面积总量不得超过 3000 平方米,项目数量不得超过 3 个。这一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发掘的低质量现象,但同时也表明人员严重不足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行政部门的认可。

困境的原因——先知而后解客观原因

  1.考古对象。国内考古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土遗址,堆积厚、成因复杂,工作难度较大,人员需求较多。

  

  2.经济发展。有三方面因素导致人员不足。

  (1)大建设带来的考古工作任务数量多,时间短,多数建设工程中未重视考古工作前置问题或前置期短,超出了各专业单位正常的业务能力。

  (2)经济繁荣带动的社会需求。如对当地历史文化的重视、提升当地知名度、发展文化旅游等,利用古代遗存(包括名人故里或墓地)常为首选,随之而来的是对考古工作的需求。

  (3)经济发展可供支持的各种研究课题和经费增多。

  3.学科发展。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科本身的发展和多学科合作的大跨越,使研究内容大大增加,同样的工地较以往相比工作量成倍增加,这从 1984 版到 2009 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变化便是最好说明。

  4.制度限制。包括人员编制与考古工作准入制度的限制。一方面专业单位人员编制有限,另一方面非专业编制内人员不能从事部分工作。

主观原因

  1.划地为界的现实。虽然大会战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状况,但因行政关系及各单位内部管理制度等限制,各地专业单位之间人员短期流动难以进行。而在不同季节(如南北工作季节的差异)、不同工作强度(任务多与任务少)的前提下,有序、有限的短期流动既可缓解人员问题,还可扩大专业人员视野和潜在的研究深度。

  2.划圈为界的意识。“圈”分为两部分:一是行业圈,即考古圈内与圈外。二是技术圈,即技术人员(包括技工)与非技术人员(包括社会各界有兴趣者及高校的非本专业学生)。划圈的重要标准是田野技术,而潜意识中一是不需费心指导,来即可用;二是对技术掌握的难度过于夸大;三是对考古工作的分工概念模糊(详见后文)。

  3.依赖技工的传统。几十年来的技工传统为中国田野考古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形成了强烈的依赖性,尤其是理念上的原因:即技工可以完成工地上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技术工作。随着时代的变化、法制的完善,社会就业、大众生活的多元化,与考古技工待遇、生活质量偏低形成反差, 技工培养与使用受到了多方面限制,目前主要问题一是技工总量减少;二是年龄老化;三是因为地域经济的不平衡性,流动性增强。

解困的趋势——寻找新途径已有的新途径

  1.兴办技工学校或专业。目前只有极个别公办高校和民办学校兴办,与高校偏重理论培养不同,专门针对目前的实际需要培养学生动手能力。随着全社会用工理念和政策的改变,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2.专业人员合同制。这是一种打破目前编制的方式,符合全员聘用制用工发展趋势。其对象主要是高校的专业毕业生和具有实践经验的技工。但双轨制多少会影响到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性,如职称问题、待遇问题。

  3.钻探市场化。以往的人工钻探大都由主持单位直接完成,但随着钻探规模、时间、质量要求的改变,该方式已难以满足需要;加之市场经济发展和准入制度的松动,现阶段绝大多数都由主持单位设计方案,提出要求,由具有充足钻探人员的钻探公司完成。这种方式的前提是主持单位必须派人员现场负责,否则难以监管。

  4.发掘——新途径与问题。多数单位都在努力解困,并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工地,但也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是“抢”。因各单位培养技工的热情和年轻人甘当技工的愿望都不足,至今部分工地上仍有 1970 年代培训的技工,需求与技工总量明显反差,导致各工地为完成短期工作,互相挖人,“抢技工”现象频频发生,目前已达到一种无序状态。其对考古工作的负面影响最重要的在于频繁“跳槽”造成工地无法稳定正常地开展工作,并由此导致质量下滑。

  二是“放”。少数工地的领队长期不在现场,并且缺乏具备足够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员现场负责,实行“放羊式”发掘。这种“挖宝”不仅导致发掘质量低下,更贬低了考古学的学术性,让公众认为考古人人可为之,破坏考古学的学术基础和社会尊重感,不利于考古学的健康发展。

  三是“转”。就法理而言这是不能允许的行为,但由于没有专业人员可调配,在个别工地中已事实上出现。具体表现为:有资质单位承揽任务后,转由不具备团体资质的其他文物部门完成, 是一种系统内部的调剂,类似于挂名领队性质;直接或变相转给拥有若干技工的公司,一切工作基本是由乙方完成,它与招募技工模式的不同在于主持的主体发生了变化。

他山之石

  境外考古工作由于工作对象、理念以及文物所有制的差异,用人方法有所不同,但可以作为参考(因信息渠道有限,可能会与实际有差异,敬请谅解)。

  据了解,台湾的史语所人员较少,不同时期也有不同方式。发掘工作除了主持人和少量专业工作者外,大都借助大学的力量,包括在校学生,此外也有主持人自己培养技工的方式。香港在1990 年代末开始的大量集中发掘,曾采取借请大陆专业人员参与的方式。

  日本的考古发掘工作量大,但每次发掘面积较小。发掘人员主要来自专业考古单位或大学, 协助人员有博物馆或其他相关机构的人员,偶有学生兼职打工。目前也有拥有大量 worker(类似技工)的发掘公司参与,但多为抢救性发掘,且评论利弊参半。一些著名研究机构(如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一般是由本单位人参加,人手不够也可能配备少量技工,而学生只能以个人方式参与, 没有经验的爱好者一般不接受。整理则需要请技工,多为画图和修复环节,人员多数为附近略有绘画功底的家庭妇女,经培训即可工作。

  欧盟国家的发掘除专业机构外,大学也是主要力量,以主持人加学生为主。因为部分大学要求学生参加素质教育实践,考古发掘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学生来源不一,有自身培养的专业学生,也有其他院系甚至其他欧盟国家的学生。如法国雷恩第一大学发掘旧石器时代莫奈-德黑岗洞穴遗址时,便招募了多个欧盟国家的不同专业学生参加。

理念的转变

  1.工作理念的转变

  苏秉琦先生曾说:“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作为一个行业,其服务的对象不仅是专业工作者,更是整个社会,近年来公众考古的开展已使考古从神秘走向了公开,因此,考古工地除了文物因为安全等因素而限制公开外,其他各方面都可有序、有限地公开化。

  2.工作定位的转变

  国内的考古工作一直徘徊在保护文物与考古研究之间,导致了研究院所究竟是考古所还是研究所或是兼顾的尴尬定位。高校人才培养同样如此,虽然近年有专业硕士招生,但目标定位仍然模糊。

  明确工作定位,面临的是专业的分化与分工。探索性工作(考古研究)与程序性工作(抢救文物)之间有明显区别,在对地下遗存的类型与特征有足够了解之后,可以实行专业化分工,与之匹配的是资质多样化(如勘探资质、抢救性发掘资质、遗址发掘资质等)。

  3.从考古队到考古团队

  田野考古工作的内容可分专业工作与非专业工作两部分。考古队是一个专业概念,其核心即考究古代文物,但缺乏分工的含义,领队及成员都是全能的个体,承担了多种职能。而团队概念则有明确的分工,配以各方面人员,各司其职,就如医生与护士各司其职一样,可以减轻专业人员的工作压力,并可产生分工的更好效果。

短期招募模式—— 有待拓展的途径

  由于体制、内部制度等各方面原因限制,加之工作量大,单个工地时间短,短期招募模式将越来越突显其优势,并成为目前缓解用人困境的主要方式,同时也可满足被招募者的学习需求, 达到“双赢”效果。在理念转变的前提下,其拓展可进一步考虑以下问题。

  1.人员来源多元化

  按照团队工作细分的原则,可根据不同工作需求招募人员。这方面近年已有一些成功案例, 例如:

  

  成都平原区域系统调查项目,因专业技术背景要求较高,采取了招募专业单位中的专业人员方式,并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了集中培训。中国科大科技考古系承担繁昌窑发掘项目时,在遗迹不复杂、以科技研究为主要目标的前提下,结合本校学生素质教育的要求,分批招募本校的外专业学生参与发掘,由专业人员负责核心技术工作并辅导学生操作。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的凌家滩周边区域系统调查,鉴于调查对专业技术的实际需求并不高,采取了以专业人员为核心,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具有考古知识背景的学生,经过培训后开展调查;在凌家滩遗址发掘时,则对招募对象有无发掘经验提出了要求,而无发掘经验的人员则可从事短期辅助工作。

  这些案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方面解决了用人困境,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一批正在或将要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员,促进了交流。

  2.招募方法网络化

  以往的招募一直是以项目主持者的人脉关系为基础辗转联系,覆盖面窄,信息传播不畅。而网络的特点是信息传播迅速,覆盖面广,将成为招募的一种主要途径,虽然招募对象的来源复杂, 但通过流程的规范即可解决。比如凌家滩考古项目每年通过网络公开招募,报名者均十分踊跃, 证明此种方法的有效性。但是,目前的网络招募刚起步,还存在缺乏可靠、稳定的平台问题。

  3.操作流程规范化

  这是急需考虑的问题。主要是招募主体是单位还是项目主持人、招募对象资格认定途径及相关手续、人员安全防范、现场培训、工作结束后证书或证明的出具等各方面。

  4.“志愿者”——公众考古的扩展

  志愿者是已被社会广泛使用的方式,但考古界还大都属于“一日游”式的临时活动。由于考古工作的特殊性,志愿者的引入有三个担忧:一是发掘出土文物的安全;二是工作过于专业;三是时间长、工作量大。三个担忧自有其合理性,但也并非不可解决。

  文物安全问题其实在以往各种用人模式特别是短期招募模式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并非志愿者的方式所独有,通过有效管理可杜绝这一可能的现象发生。过于专业问题也是一个理念上的误区, 如果明确了考古团队的概念和考古工作的分工,除专业核心工作外,部分合作工作中和全部辅助工作只要人员具备简单专业知识,完全可以胜任,将极大地减轻核心人员(领队、探方发掘者) 工作量,提高工作质量。在工作分工的认识下,辅助性工作可以随时更换人员,时间长、工作量大的问题分解后可以有效解决。

  实际上,各行业的志愿者既不是谁都可参加,也不是来即可用,其选用过程都包含前期资格认定、岗前和岗中培训、岗中管理等程序。考古工作志愿者也当如此,但对基础知识、品格的认定更加注重。

  志愿者的参与,其意义不仅是解决用人困境,而更是公众考古的扩展,将对增强考古学科发展的社会基础,增加全民对古代文化的认知起到积极的作用。

  让人有序地流动起来,将使田野考古的用人更加灵活,使考古工作的基础更加广泛。

  感谢郑龙亭、王冬冬等诸位提供的境外用人介绍

- 完-

亚洲考古发布(Asian archaeology)

综合整理出品|转载请注明来源

来源 丨中国文物报201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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