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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考古候选项目|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圆满完成

2020-1-16 12:06|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98| 评论: 0|原作者: 崔勇|来自: 文博中国

摘要:   “南海Ⅰ号”沉没地处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也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其蕴藏的信息总量极为庞大。显示出宋代高度发达的 ...

  “南海Ⅰ号”沉没地处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也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其蕴藏的信息总量极为庞大。显示出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到海外贸易体系当中,再现了南宋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其发现及发掘打捞工作前后历经近三十年,也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我国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水下考古学科领域的发展历程。


  “南海Ⅰ号”沉船1987年发现于广东省台山、阳江交界海域,其船体较好地被海泥封存,船载货物非常丰富,发现时即出水大量精美瓷器和金银器等遗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结构又完整的水下遗存,在相关的文物、船体、社会关系、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蕴藏的极其丰富的古代信息,对于开展我国古代造船技术、海外航运、对外贸易中的物质文化交流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碰撞研究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先后组织开展过多次水下搜寻、物理探测、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等工作。2007年在多次水下考古工作基础上,我们以空前的整体打捞方式,完成钢沉箱静压下沉和水下穿梁后把5500吨的钢沉箱包裹的“南海I号”古沉船及其船货整体起吊出水,最后采用气囊拉移的方法平稳移入专门为之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

▲“南海I号”整体打捞出水

然而,整体打捞后沉船保存环境的不断改变及沉箱结构材料的力学性能和承重能力受严重威胁等原因,迫使我们必须尽快进行考古发掘及相关保护。经多方努力,2012年即开始组织场馆改造,建设发掘平台,架设机械运载天车,引入现代化车间工程管理运作系统,架起光源稳定可控的平行光源灯阵,采用最先进精确的测绘技术和各种影像、三维模型等数据采集模式,建设了配套现场考古发掘的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建成世界最大最先进的现代化考古实验室。2013年年度,“南海I号”保护发掘工作全面启动。


▲沉船埋藏堆积剖面图

2014年已完成沉船本体及船货以上的堆积清理,其中:第1层为2007年整体打捞沉船作业期间灌沙形成的回填黄沙土层,遍布全沉箱,不同区域厚度不同。第2、3层为沉船沉没后的晚期黄褐和灰黑色黏质海泥自然淤积,第2层以下开始暴露沉船凝结物较高区域的上表面。第4层为早期海泥淤积层,主要为沉船沉没过程中及之后被扰动而形成的海泥淤积,该层出土大量被扰乱的残碎瓷片、碎木块、凝结物残块等。其中,4a层为晚期散落漂移原位的大量瓷片层,4b层为散落的铁钉、铁锅、瓷片、木块及大量海生物分泌物和残骸腐烂钙化凝结而成,其下的灰褐色黏质淤泥夹杂散木和瓷片、细小海贝层为4c层。第4层以下已暴露的船货堆积主要为原位保存的突起较高的铁钉铁锅类凝结物和摆放整齐的瓷器及木船体。此间的清理用田野考古的发掘方式见证了沉船沉没下压,到海水激荡冲击扰乱,海生物侵蚀,淤泥掩埋,再到意外发现,水下调查、发掘,到最后打捞的整个过程,同时也为水下考古沉船考古甚至陆地田野考古发掘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对比借鉴和经验。


▲桅座

▲桅面梁

▲舵孔1

▲舵孔2

清除上部淤泥和部分凝结物后,沉船表面轮廓基本暴露,船体结构较为完整,船型扁肥,船艏平头微起翘,两侧船舷略弧曲,艏艉部弧收,具有一定的型深,但艏艉部分受损残缺,舵楼等上部建筑、日用生活物品和舵杆、桅杆等断裂散落,右后部微倾斜下沉。残长约21.91米、最大船宽约9.87米,分布轮廓面积约179.15平方米。左右两舷侧板为多重板搭接结构,主要为三重板结构,左船舷强力甲板或称舱面甲板结构保存较好,船内各隔舱板也有不同程度暴露,已发现14道木质隔舱板,舱壁板上部残损,下部保存较好,已发现13道横向隔舱。隔舱最宽的是艏舱1.93米,最窄的是第十三舱0.83米。在隔舱间还存在以舵、桅为中心左右对称的两道首尾纵向小隔舱和货物隔板。沉船表层舺板绝大多数无存,部分隔舱间保留有舺板痕迹,如第十舱左半部残存一片约2×1.68平方米的疑似舺板。第六舱有保存较好的桅座以及厚重的桅面梁,第十三隔舱与尾舱间的隔舱板中部发现舵孔一处,残存部分呈半月形,较厚重,外孔径0.66米、内孔径0.26-0.36米,两侧尾封板为倾斜结构。尾部左右两端发现装载瓷器船货的小舱室各一处,以舵孔为中心呈对称布局,分别距离舵孔1.5米,整体呈燕尾状结构。从已发掘暴露的船体结构判断,该沉船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是宋代造船史上不可多得的活标本。


▲2019年船货清理完成再后期处理去掉支护沉箱和船体的钢梁、钢管后的正摄影像

发掘提取的文物种类丰富,主要有陶瓷器、铜铁器、金银器、漆木器、钱币、朱砂、动植物残骸、植物果核等。同时还包括反映埋藏环境与沉船关联的大量海洋生物残骸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遗留物。清理发现的金银器、铜环、钱币、锡器、漆木器、朱砂和部分瓷器等散落于各舱室上表面及四周,原有装载位置和方式不明,且数量相对较少的漆木器、金银饰品、锡碗等,是否为贸易船货,值得关注。因而,其中既有船货,还有船上的生活用具及旅客所携带的贸易用具或随身物品等。船艏至船艉各船舱表面显露的船货主体状况较为清晰,除甲板以上主要装载铁锅和铁钉外,舱室内主要为码放整齐的各类瓷器,部分舱室上部码放铁锅和铁钉。


▲2019年11月清理的竹笼及鹅( T0301④:临003竹笼,T0301④:临003-1鹅共4只)

▲金缨络胸佩(T0201②:0084)

▲金手镯(T0302③:0002)

▲“韩四郎”金叶子 T0201:0054

▲银铤(T0506④:0054)

▲铜镜(T0402②:0236 )

▲漆盘(T0501③:0012)

▲刻花螺壳 (T0501④C:0484 )1

▲刻花螺壳 (T0501④C:0484 )2

▲刻花螺壳 (T0501④C:0484 )3

▲胡人献珠石雕 (T0501④:0445)

截止至2019年4月29日,共发掘文物171600件套,其中瓷器约158600件套,金器188件套约2.8公斤,银器198件套约300公斤,铜器196件套(部分为铜钱铜环),铁器13件套,铅锡金属器60件套,竹木漆器98件套,石玉玻璃器26件套,材质不明274件套。另外提取船木139块,标本2931件(木材标本389件、铜钱标本663件约23000枚(另有一大块凝结物未拆解)、骨骼标本446件,朱砂标本303件、铜环标本123件、果核标本337件、种子标本26件、漆器标本79件、珠子标本403件、杂项标本162件),铁器凝结物124吨。


▲墨书褐釉执壶 (T0502④:0035)1

▲墨书褐釉执壶 (T0502④:0035)2


▲木盒套装天平

▲2014年5月清理出来的凝结物及青层碎瓷片分布

▲2015年底暴露的沉船基本轮廓及各船舱货物

▲青白釉婴戏纹碗(C11c①:1925)

▲青白釉印花碟(T0201②:0125 )1

▲ 青白釉印花碟(T0201②:0125 )2

▲ 青白釉印花碗(T0302③:0329)

▲青釉菊瓣碗 (T0502④:0519)1

▲青釉菊瓣碗 (T0502④:0519)2

▲青釉划花碟(T0102②:0008 )1

▲青釉划花碟(T0102②:0008 )2

▲青釉划花碗(C14a①:1098 )1

▲青釉划花碗(C14a①:1098 )2

▲白釉印花仰莲纹军持(T0402②:0065)

▲白釉印花罐及内装喇叭口瓶(T0402④:0064-0068 )

▲青釉刻花盘(T0501④c:0850 )

▲绿釉褐彩长颈瓶 (T0402②:0080)

▲绿釉印花碟(T0302③:0033)

▲“癸卯”纪年青白釉印花双系罐底墨书(C10b①:0068)

船内各舱货物品种及装载具有一定的规律,已提取出来的船货基本面貌越来越清晰,且新发现了一批器物类型。船货构成丰富,瓷器种类、样式、窑口等在原来出水发现基础上更加充实,几乎囊括了当时南方主要窑口与瓷器种类,大部分产自江西、福建和浙江,为南宋南方瓷器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年代性质明确的标准器。金银铜锡和漆木器等其他发现也更加引人注目,尤其以一些器形较为特殊的外销瓷器、浓郁异域风格的金饰品和剔犀、剔红漆器等更加值得考究。


▲“淳熙元宝”铜钱(C06c①:1202)

“南海一号”沉船发现的铜钱中最晚年号为南宋早期孝宗时期(1174-1189)的淳熙元”款,而金页和银铤铭文都与国内出土的南宋时期同类货币一致,瓷器中的景德镇窑青白釉婴戏纹碗与江西出土南宋嘉泰元年(1201)“青白釉孩儿戏水纹碗”南宋中期纪年瓷相同 ,福建晋江磁灶窑酱黑釉和绿釉器物的大部分为土尾庵、蜘蛛山等窑址的南宋晚期产品 ,部分器物也与南宋晚期的“华光礁Ⅰ号”等沉船出水品相一致,据此推测该沉船应属南宋中晚期。其后又发现一件德化瓷罐上有“癸卯”年墨书,南宋淳熙癸卯年为1183年,可推测该沉船出航年代应在此时。恰又与福建“九日山”1183年石刻遥相呼应,其中关联有待考究。


  十世纪以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外交流已极为频繁,海上丝路开始进入极盛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使得在中国南部形成了持续发展的南海海洋文明,由其建构的南海海洋文明圈成为联系东西方的桥梁和窗口。“南海Ⅰ号”沉没地处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也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其蕴藏的信息总量极为庞大。大量的贸易瓷器是为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外销品种,而不同文化的审美、器型、工艺等也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铁器、铜器、丝绸等手工艺制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业已成为输出的主要货物;大量金、银、铜币的出现,显示出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到海外贸易体系当中,再现了南宋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其发现及发掘打捞工作前后历经近三十年,也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我国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水下考古学科领域的发展历程。


  (“南海I号”考古队)

  编辑:韩旭川

  审核:贾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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