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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古阳洞杨大眼龛龛楣浅议

2020-2-13 16:31|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43| 评论: 0|原作者: 张雪芬|来自: 北朝考古

摘要: 杨大眼龛位于龙门古阳洞左壁上层,编号第228龛,是古阳洞中最早开凿的像龛之一。其龛为外尖拱形龛楣、内圆拱龛,龛内造一佛二菩萨。主尊佛像结跏趺坐于束腰叠涩方座上,波浪状肉髻,面部清秀,双耳垂肩,双肩略宽厚,着袒右袈裟,袈裟一角披覆于右肩外,双手于腹前持禅定印,造像整体保持了浓郁的云冈特征,但主尊头光内雕刻一结跏趺坐佛,面相圆润,双肩 ...
杨大眼龛位于龙门古阳洞左壁上层,编号第228龛,是古阳洞中最早开凿的像龛之一。其龛为外尖拱形龛楣、内圆拱龛,龛内造一佛二菩萨。主尊佛像结跏趺坐于束腰叠涩方座上,波浪状肉髻,面部清秀,双耳垂肩,双肩略宽厚,着袒右袈裟,袈裟一角披覆于右肩外,双手于腹前持禅定印,造像整体保持了浓郁的云冈特征,但主尊头光内雕刻一结跏趺坐佛,面相圆润,双肩斜削,所着袈裟双领下垂,袈裟一角搭左肘,有“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特点。按杨大眼龛左侧的造像题记,一般认为该龛完工于北魏正始初[1](504~508年),因题记中有“路迳石窟,揽先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等内容,历来被当作龙门石窟肇始之重要判断依据为学界所重视。
杨大眼龛两侧有立柱,柱上二龙向背,构成内龛圆拱形龛梁主体。尖拱形龛楣中部自龛梁顶部始雕“二龙缠须弥山” ,两侧各有一人坐于坐骑之上,左侧为大象,象背上人为右舒坐,有裙摆飘于象身外侧;右侧似为狮子,狮背上人似为骑坐,左臂前伸,似在牵缰绳。须弥山顶的庑殿顶楼阁前有护栏,阁顶立金翅鸟,阁内帐形龛中雕一结跏趺坐佛,左手抚膝,右手持无畏印,帐形龛周围环绕云气。楼阁右侧屋檐下立一比丘,面向坐佛,袈裟向身后飘动。阁楼右侧有众菩萨群立于云气上,多面向阁楼,双手于胸前合十或持莲蕾等,菩萨群像足下有两组双龙缠绕,龙口正向上、下吞云吐雾。龛梁之上有一排千佛小龛,均为外尖拱内圆拱形龛,龛内为结跏趺坐佛,着双领下垂、搭左肘式袈裟,双手持禅定印。(图一)

图一 古阳洞杨大眼龛龛楣(焦建辉提供)
楼阁左侧内容为晚期补刻,现存一横长方形龛(本文暂编号为228-1)。其左侧有三个小龛及少量线刻图像,分布凌乱。 

一、龛楣左侧被破坏的年代及背景 
龛楣左侧晚期补凿的造像以228-1号龛为最早,其雕凿时代反映了杨大眼龛龛楣被破坏的时间。该龛顶部装饰垂帐、莲瓣及一排小千佛,龛内方台上雕五个长方形小龛。中间小龛内雕一结跏趺坐佛,左手抚膝,右手于胸前持无畏印,身下未见台座。左侧第一龛内雕一立佛,着双领下垂、搭左肘式袈裟,立佛右下角有一童子跪伏于立佛脚侧,头触地,似表现燃灯佛授记之“布发”因缘。左侧第二龛内一佛倚坐于方台上,左手抚膝,右手似持无畏印,台座下蹲坐二狮子,二狮中间有一力士胡跪,龛坐上角有一身飞天。右侧第一龛内雕一立佛,着双领下垂、搭左肘式袈裟,双臂略屈肘垂于体侧,立佛右下角有三童子,一人跪地,一人立于其背上,双手似捧物交于立佛右手,还有一人立于这二人身后,用手扶着站在背上之人,即表现“阿育王施土”之因缘故事。右侧第二龛内雕一左舒坐思维菩萨,坐于方台上,右下角有蹲狮,右上角有飞天与左侧第二龛左上角之飞天相对称。方台前有双狮、香炉及供养人群像等。香炉位于方台前中部,双狮蹲立香炉两侧,两侧各有四身供养人,均戴冠、披帛带,或持莲蕾,或双手拱(或为合十)于胸前。(图二)

图二 杨大眼龛龛楣左侧横长方形小龛(《龙门二十品——北魏碑刻造像聚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值得注意的是,横长方形龛右下角龛缘有明显避让“二龙缠绕须弥山”内容的现象,据此可判断两组图像的相对早晚关系,即“二龙缠绕须弥山”图像的雕刻时代早于横长方形龛。 依据温玉成先生对龙门北朝小龛的考古类型学分期排年结果,第228-1号长方形龛的“下部即龛基部分增加了附属壁面,其上刻供养人或博山炉、狮子等”(AⅡ式)的样式在龙门有纪年最早者为魏字洞内北魏正光四年(523年)田氏造观音像龛[2]。此外,第228-1号龛龛楣采用帷帐加宝装莲瓣装饰,下面雕一排尖拱龛小千佛,这种布局在龙门并不常见。参考魏字洞主尊台座下有一周瓣尖朝下的宝装莲瓣装饰,结合第228-1龛内造像所着双领下垂、搭肘式袈裟以及千佛龛内多数着通肩袈裟的情况,推测第228-1龛的年代在520~530年。 按文献所载,北魏孝文帝正始四年三月或四月间,因钟离之战大败,杨大眼一度被贬为营州兵。宣宗永平(508~511年)中复起用,延昌四年(515年)孝明帝继位,因其年幼,胡太后临朝称制。这年的冬天,杨大眼受命与南朝作战,以“决淮堰之功”加平东将军,并以本将军出任荆州刺史,二年后去世于任上[3],由此我们推测,其去世时间在518年前后。 据《魏书》记载,杨大眼死后,由于发生家族纷争,杨大眼原配潘氏所生的三个儿子射杀了杨大眼庶女女婿,并逼杨大眼怀有身孕的夫人元氏跳河。事后,三个儿子携杨大眼尸体投奔南朝。“遂取大眼尸,令人马上抱之,左右扶挟以叛。荆人畏甑生等骁勇,不敢苦追。奔于襄阳,遂归萧衍。”[4]此外,《梁书》也记载了这一叛逃事件。“杨华,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为魏名将。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华后累征伐,有战功,历官太仆卿,太子左卫率,封益阳县侯。太清中,侯景乱,华欲立志节,妻子为贼所擒,遂降之,卒于贼。”[5] 从文献可以确知,杨大眼的儿子杨甑生(即杨华)等在其父死后即投奔南朝,如果事实如《梁书》所载,杨华是为了逃避胡太后而投奔南朝,那么此时的杨家不仅坐实了通敌叛国之罪,还会直接惹怒当时“临朝称制”、掌握实权的胡太后。据此,笔者推测,杨家此次背叛或许是杨大眼造像龛楣被破坏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也与第228-1号龛的雕刻年代相吻合。然而毕竟杨大眼自己终生为北魏朝廷征战沙场,且立下过汗马功劳,战功无数,加之该龛造像本是为孝文皇帝所造,因此该龛造像并没有被进一步破坏,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二、双龙缠须弥山 
在古阳洞两壁的北魏造像龛中,中部装饰“双龙缠须弥山”图像的杨大眼龛龛楣显得与众不同。“双龙缠须弥山”装饰也可在云冈、义县万佛堂等北魏洞窟中见到。云冈第10窟前室北壁(通道)门楣上侧壁面雕刻的“双龙绞缠须弥山” ,山间有众多供养菩萨及鸟兽,双龙缠绕须弥山中部,两侧供养菩萨跪坐,双手于胸前捧莲蕾合十,图像两侧各有一尊三头四臂之阿修罗像,戴冠,上部两手托举日、月,下部一手于胸前握莲蕾,另一手压于膝部。(图三)宿白先生依据金碑推断,云冈第9、10双窟的雕凿时间为“太和八年建,十三年(489年)毕工”[6]。此外约在太和初年完成的云冈第1窟中心柱上方与窟顶交接处也雕了龙缠须弥山,但保存较差,内容已不可细考。

图三 云冈第10窟前室通道上部双龙缠须弥山(《云冈石窟》第七卷,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辽宁义县万佛堂西区第1窟为中心柱窟,开凿于北魏,年代相当于云冈二期偏晚至云冈三期偏早阶段,即495~505年[7],时代略早于杨大眼龛,中心柱四面开龛,四个转角处各雕一组“双龙缠绞须弥山”,须弥山上为方形单层塔,侧面开拱形龛,龛内为一尊结跏趺坐佛,塔上装饰三花蕉叶及宝珠,双龙昂首张口,整体构图与杨大眼龛龛楣最为接近。(图四)此外开凿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的万佛堂第5号窟右壁龛左侧也有龙缠须弥山装饰,但仅见一条龙。

图四 义县万佛堂西区1号窟南面(《义县万佛堂石窟》,科学出版社) 
关于“龙缠须弥山”图像的解释,阎文儒先生曾推测其表现的是《大楼炭经》及《长阿含经》中描述的须弥山上阿褥达龙王故事的变象,首次将双龙交缠与须弥山联系在一起[8];刘建华先生进一步提出云冈和万佛堂石窟中的“双龙缠须弥山”可能来源于三国吴时支谦所译的《龙王兄弟经》,主要记载释迦弟子目犍连降伏二龙王故事。 据经文可知,受阿难邀请,释迦佛及众弟子打算从须弥山上虚空中到舍卫国阿难处就饭,这就要从难头、和难两龙王头上飞过,龙王认为佛及众弟子的这种行为冒犯了自己,“何等沙门,欲飞过摩我头上”。于是二龙王龙身绕须弥山七匝,头覆须弥山,吞云吐雾使得须弥山上云雾遮日、白昼如夜。目犍连奉命去降伏二龙。在与二龙王的神通比试中,目犍连不仅“变化出烟”、施行分身术,而且还化为龙身,“绕两龙十四重”,令二龙王恐惧不已,二龙王欲出水淹没天下,目犍连威吓二龙,称自己可以将二龙及须弥山“令碎如尘”,二龙最终向目犍连稽首认输。于是“目连复沙门身,两龙化作人,为目连作礼悔过,目连将至佛所”,二龙受戒而去。当佛告知阿难目犍连降服二龙王事后,阿难叹说“我从今日始,请佛及比丘僧,宣扬目连功德”[9]。 与云冈、义县万佛堂相比,杨大眼龛楣处的“双龙缠须弥山”内容丰富,几乎完整地再现了《龙王兄弟经》内容,不仅雕刻出常见的双龙缠绕须弥山,还特意雕出二龙吞云吐雾、云气完全笼罩须弥山以及云雾环绕的庑殿顶佛阁,连释迦和众菩萨、罗汉也都身处云雾之中,尤为特别的是在佛阁右侧雕刻出沙门形象的目犍连。 从经文可知,得知二龙王作乱后,曾有罗汉爱波主动请缨,但被释迦以“此龙有大神威,汝行者必当兴恶意”为由拒绝。但当目犍连请战时,佛则言“大善”,可见释迦对目犍连能力的信任,而事实证明,目犍连不负佛所重托,不仅降服二龙,还促使其皈依受戒。 杨大眼效力于孝文、宣武、孝明三朝,是北魏著名的武将,擅于骑乘奔走,作战骁勇,“当世推其骁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10]。在跟随孝文帝南伐期间,杨战功卓著,屡获擢拔,自此声名鹊起。南朝徐州刺史裴叔业曾被杨大眼吓得弃城而逃,可见其勇猛之名威震南北。宣武帝景明初年,“裴叔业以寿春内附”,杨大眼与奚康生等率先迎纳,并因此功获受“安成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除直阁将军、寻加辅国将军、游击将军,出为征虏将军、东荆州刺史”[11],即杨大眼造像龛题记中所刻大部分官职均来自此次功勋。从文献看,杨大眼是在跟随孝文帝南伐中确立军中地位的,其对孝文帝的感情非常深厚,故而见到孝文帝主持兴建的古阳洞造像时,才会“路迳石窟,揽先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瞩目彻霄,泫然流感”[12],并于古阳洞中为孝文帝开龛造像。 结合文献及造像题记,我们知道杨大眼开龛的时机恰为正始初某次南伐归来,此时携胜而归的杨大眼意气风发,与龛楣中降服两恶龙的目犍连有暗合之意。此处雕刻的“双龙缠须弥山”之所以比其他同题材图像丰富,尤其是特意刻画出沙门形象的目犍连以及双龙吞云吐雾作乱须弥山等场景,或许是为了暗喻杨大眼之与孝文、宣武二帝即目犍连之与释迦佛。

三、文殊骑狮、普贤骑象 
龛楣中部“双龙缠须弥山”图像两侧,各有一人坐于兽背。早期认为这组图像是“二仙人骑象、虎”[13],台湾学者潘亮文在讨论文殊图像时,认为这是一组“文殊骑狮、普贤骑象”的组合[14]。 从文献看,普贤骑象图像出现较早。两晋时期法华经典的盛行,对“普贤菩萨乘六牙白象”图像的确立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即“普贤造像及绘画,应该在关于普贤的经典尤其是法华类经典翻译完成之后就开始出现”[15]。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普贤菩萨骑象形象的出现与鸠摩罗什(344~413年)所译《妙法莲华经》(下简称《法华经》)中的《普贤菩萨劝发品》(下简称《劝发品》)有密切关联[16]。 按《劝发品》所言,当有人诵读《法华经》时,普贤菩萨“乘六牙白象王,与大菩萨众,俱诣其所,而自现身,供养守护……是人若坐,思维此经,尔时我复乘白象王,现其人前……”,可以说《劝发品》为“普贤乘白象”形象的出现提供了直接来源。到了5世纪中叶,汉地开始常见“普贤骑象”造像: 《弘赞法华传》卷一《图像第一》记载,刘宋路昭皇太后曾于大明四年(460年)命“白马寺比丘昙标造普贤菩萨像一躯,驾乘白象,六牙拥纤,七枝平满……到大明八年(464年)又造普贤寺”[17]。《高僧传》卷七《道温传》也有相关记载,“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贤像成,于中兴禅房设斋”[18]。此外还见于唐代道世著《法苑珠林》第十七卷[19],这也是目前文献中关于普贤乘象实物图像较早的记载。 高僧慧基(412~496年)也曾于会稽龟山宝林精舍造“普贤并六牙白象”,“元徽中,复被徵诏……乃于会稽龟山立宝林精舍……基尝梦见普贤,因请为和上。及寺成之后,造普贤并六牙白象之形,即于宝林设三七斋忏”[20]。另,释普明以为普通信众忏诵为业,当他诵读《法华经》时,“每诵至《劝发品》,辄见普贤乘象,立在其前”[21]。 从文献看,南北朝初期汉地上至皇族下至平民,普贤菩萨信仰基础已然具备,对普贤骑象形象的认知逐渐成熟。 实物资料中,目前则以杨大眼龛龛楣处骑象普贤时代最早,稍晚可见于庆阳北石窟165窟中的普贤骑象,目前学术界多认为该窟为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由奚康生主持兴建[22],奚康生为河南洛阳人氏,与杨大眼为武将同僚,二人曾数次协同南伐作战[23]。西魏大统年间的造像碑中,普贤骑象图像开始常见。如西安未央区出土西魏大统三年(537年)有“普贤”题记的造像碑[24]、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藏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有“文殊骑狮、普贤骑象”的造像碑[25]、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藏西魏大统十七年有“普贤”题记的艾殷造像碑[26]等。这一时期的普贤造像在造像碑中常独立成龛,与其位置对称处出现的题材并不固定,主要有弥勒、观音、思维菩萨等。 较之普贤菩萨在南北朝前期已确立的《法华经》护法地位,最常见的文殊菩萨造像是作为经变题材的一部分出现在窟龛中。以云冈一、二期及龙门北魏时期的造像为例,现存有大量以《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为基础雕刻的“文殊、维摩对坐说法”场景。这组图像常常出现在龛楣两侧或龛内顶部两个转角,居士装的维摩手持麈尾,多坐于榻上,对面的文殊着菩萨装,身下常有台座,但未见有坐狮背者,这一组合成为北朝窟龛及造像碑中最为流行的组合题材之一。然而,无论是从经典内涵还是造像题记分析,都会得出“文殊菩萨在维摩变中地位要弱于维摩诘”的结论。两晋时期玄学之风盛行,《维摩诘经》中维摩诘以在家居士身份与佛教中以智著称的文殊对坐论法,毫不逊色,实际上是“把在家佛徒的地位提高到诸大出家菩萨之上”[27],因而,维摩无疑才是六朝时期崇信佛教的士大夫阶层所崇拜的偶像,即文殊的存在更像是为了衬托维摩而设。实物证据可参见河南浚县佛时寺造像碑[28],其中的“维摩变”造像题记直接记为造“维摩大像”,对于其中的文殊菩萨,只字未提。 除了作为“维摩经变”的一部分,云冈石窟及敦煌莫高窟中还保存有胁侍菩萨性质的文殊像。云冈石窟第11窟太和七年(483年)造像龛最下层有三尊菩萨坐像,从左向右依次为“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29];敦煌莫高窟西魏大统初年的280窟东壁有“无量寿佛”说法图,两侧胁侍四菩萨,右侧第一尊为“无尽意菩萨”、第二尊为“观世音菩萨”、左侧第一尊为“文殊师利菩萨”、第二尊为“大□志菩萨”。如无题铭,这些菩萨单从衣着装饰上无法辨认各自尊格。潘亮文先生在讨论285窟文殊像时,提出“文殊菩萨造像对当时敦煌地区的人们而言,应当尚未形成其图像特征”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初唐以前的文殊菩萨像在敦煌并不是一个流行的造像题材,不是一尊广为世人知晓的信仰尊像”[30]。从现存资料看,南北朝时期的文殊菩萨在民间信仰中尚未确立“众大菩萨之首”地位,反映在造像中,类似观音、弥勒、普贤等被单独供养的文殊像几乎不见,且受限于《维摩诘经》的广泛流行,文殊菩萨更多被安排用来反衬维摩诘,对其自身信仰的确立及更广泛的流布或有不利影响。莫高窟第285窟中四菩萨从外形上均无法辨认其尊格,其中也包括了南北朝时有广泛信仰基础的“观世音菩萨”,由此可见,古代艺术家或工匠在处理胁侍菩萨群像时,并不一定会考虑到造像的尊格特征。 从目前梳理的情况看,文殊骑狮图像出现的最早实例即为杨大眼龛楣这组“文殊、普贤骑乘像”,稍晚者为芝加哥藏西魏大统十七年造像碑。该造像碑正面分上下三层,第二层有左右两龛,其中左侧龛内为菩萨倚坐像,身下台座为两头大象背对,菩萨戴项圈,“X”形璎珞交叉穿璧;右侧龛内倚坐菩萨坐于方台上,装束及龛内结构与左侧相似。第三层为单层方塔式龛,龛形体量在整个造像碑中最大,装饰也最为华丽。龛顶有覆钵及相轮、塔刹,塔刹与塔四角悬绳并挂铃铛,塔角装饰三花蕉叶,塔内悬帐,两侧悬挂帐穗,内雕佛坐像及弟子、胁侍菩萨、力士、供养人、双狮、香炉等。塔刹两侧有文殊骑狮、普贤骑象自虚空中向塔飞来。(图五)与杨大眼龛龛楣二菩萨相背构图、刻画生涩呆板不同,芝加哥藏造像碑中二菩萨相向骑乘的构图似乎更受欢迎,其艺术表现手法更为成熟,敦煌莫高窟初唐时期洞窟中大都采用了这一构图,如敦煌石窟331窟东壁窟门上部“法华经变”、220窟北壁“药师经变画”,此外初唐莫高窟68号、332号、340号窟中也有类似组合图像,可见这一组合经过北朝晚期的发展,到了初唐时已经发展成熟,模式基本固定。在唐代华严思想盛行的背景下,“文殊骑狮、普贤骑象”这一组合开始出现在各类造像中,成为全国范围内非常流行的雕刻题材,特别是在四川地区的唐代窟龛两侧壁或窟外两侧常常可以见到它们,成为四川唐代造像的特征之一[31]。

图五 美国芝加哥博物馆藏西魏大统十七年 “合宗并诸乡秀士等造佛碑像”局部(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97页)

[1] 曹社松,焦建辉,刘洵. 龙门古阳洞杨大眼龛雕凿年代考察. 中原文物,2016,(2).从古阳洞135号高树龛(完工于景明三年五月)对杨大眼龛的避让可知,杨大眼龛的规划必然早于景明三年(502年)。

[2] 温玉成. 龙门北朝小龛的类型、分期与洞窟排年//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75,184.

[3] 魏收. 魏书:卷七三:列传第六一. 北京:中华书局,1989:530下栏.[4] 同[3]:531上栏.

[5] 姚思廉. 梁书:卷三九:列传第三三. 北京:中华书局,1989:191下栏.

[6] 宿白. 平城实力的聚集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宿白. 中国石窟寺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7] 刘建华. 义县万佛堂石窟.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17.

[8] 阎文儒. 辽西义县万佛堂石窟调查及其研究. 文物参考资料,1951,(9).

[9] 大正藏:第 15 册:No. 0597 :龙王兄弟经. 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83:131.

[10] 同[3].

[11] 同[3].

[12] 古阳洞杨大眼造像题记:“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 皇帝造□像□记/夫灵光弗曜大千怀永夜之悲□踪不遘叶生唅靡道之忏/是以如来应群缘以显迹爰暨□□□像遂著降及后王兹/功厥作辅国将军直阁将军□□□□梁州大中正安成县/开国子仇池杨大眼,诞承龙曜之资,远踵应符之胤,禀英奇/于弱年,挺超群于始冠,其□也,垂仁声之未闻,挥光也,摧百/万于一掌,震英勇则,九宇咸骇,存侍纳则,朝野必附,清王衢/于三纷,扫云鲸于天路。南秽既澄,震旅归阙,军次□行,路迳/石窟,览先 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瞩目彻霄,泫然流感,/遂为孝文 皇帝造石像一区,凡及众形,罔不备列,刊石记功,示之云尔武。

[13] 刘景龙,主编.龙门二十品——北魏碑刻造像聚珍.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4] 潘亮文. 敦煌唐代的文殊菩萨图像试析. 敦煌研究,2013,(3).

[15] 章宏伟. 普贤形象与玄奘“印普贤像”——《玄奘“印普贤像”质疑》商榷. 历史文献研究,2014,(1).

[16] a. 徐文明. 早期法华信仰与普贤感应//魏道儒,主编. 普贤与中国文化. 北京:中华书局,2006:215~239. b. 张风雷. 《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与《普贤观经》中“普贤形象及普贤行法”之比较//魏道儒,主编.普贤与中国文化. 北京:中华书局,2006:430~446.

[17] 大正藏:第51册:No.2067. 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14(上栏)

[18] 慧晈. 高僧传:卷七:宋京师中兴寺释道温. 北京:中华书局,1992:288.

[19] 道世,著. 法苑珠林:卷十七. 周叔迦,苏晋仁,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3:554.

[20] 慧晈. 高僧传:卷八:齐山阴法华山释慧基. 北京:中华书局,1992:324.

[21] 慧晈. 高僧传:卷第一二:宋临渭释普明. 北京:中华书局,1992:464.

[22] 甘肃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著. 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上).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30.

[23] a. 萧子显. 南齐书:卷五七. 北京:中华书局,1989:305上栏. b.魏收. 魏书:卷七一. 北京:中华书局,1989:511下栏.

[2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46.

[25] 金申. 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97.

[26] 同[25]:99.

[27] 杜继文,主编. 佛教史.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4.

[28] 河南博物院,编. 河南佛教石刻造像.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280.

[29]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 云冈石窟.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3,PLATE30.

[30] 同[14].

[31] 丁明夷. 四川石窟杂识. 文物,1988,(8).



作者:张雪芬(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朝考古发布(beichaokaogu)

综合整理出品|转载请注明来源

来源 丨《华夏考古》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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