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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三十年(黄征)

2020-2-13 16:33|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70| 评论: 0|原作者: 黄征|来自: 北朝考古

摘要: “敦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阐释道:“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第一大重镇,而丝绸之路则是古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就象一条粗劲的红线把龟兹、于阗、楼兰以及我国境外的许多地名牢牢地串在一起。因而敦煌是解开丝绸之路千古之谜的关键。敦煌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汇聚地,四大文 ...



“敦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阐释道:“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第一大重镇,而丝绸之路则是古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就象一条粗劲的红线把龟兹、于阗、楼兰以及我国境外的许多地名牢牢地串在一起。因而敦煌是解开丝绸之路千古之谜的关键。敦煌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汇聚地,四大文化体系在这里留下了灿烂的篇章和深厚的历史沉淀。



“敦煌学”释名



“敦煌学”是二十世纪初兴起的以敦煌文物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性、综合性的学科。


1925年8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讲演时使用过“敦煌学”一词。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学”的概念。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Tunhuangology这个新词。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云: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馀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校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籍末由也。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往岁尝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


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今复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就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八千馀轴,分别部居,稽覈同异,编为目录,号曰《敦煌劫馀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


书既成,命寅恪序之。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


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著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其他如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六朝旧译之原名,藉此推知。


破昏怠法所引龙树论,不见于日本石山寺写本龙树五明论中,当是旧译别本之佚文。唐蕃翻经大德法成辛酉年(当是唐武宗会昌元年)出麦与人抄录经典,及周广顺八年道宗往西天取经,诸纸背题记等,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者而言,共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


若是之众,倘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


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

于右任

于右任《敦煌纪事诗》


仆仆髯翁说此行,西陲重镇一名城。

更为文物千年计,草圣家山石窟经。

立马沙山一泫然,执戈能复似当年?

月牙泉上今宵月,独能愁人分外圆。

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

同拂残龛同赞美,莫高窟下作中秋。

月仪墨迹瞻残字,西夏遗文见草书。

踏破沙场君莫笑,白头才到一踌躇。

画壁三百八十洞,时代北朝唐宋元。

醰醰民族文艺海,我欲携汝还中原。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丹青多存右相德,脉络争看战士拳。

更有某朝某公主,殉国枯坐不知年。

瓜美梨香十月天,胜游能否续今年?

岩当壁殿无成毁,手拨寒灰检断篇。




于右任1941年在莫高窟前写下的这些绝句,至今仍然值得回味。


“敦煌学在中国”的两个含义



“敦煌学在中国”的一个含义是:敦煌学的研究主要在中国。这主要是针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话而言的。


“敦煌学在中国”的另一个含义是:敦煌学在中国境内的研究状况。这主要是学术动态的描述。


对于这两个基本点我们今天都要谈谈。


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术研究迎来了春天,诚可谓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要说“翻天覆地”,最典型莫若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地位的突变。


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应南开大学之邀,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一个敦煌学讲习班,从全国各地来的不少学者和学生包括现已卓有建树的朱雷教授等,都到南开来听讲。当时藤枝晃先生在讲演时说:“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此言一出,激起愤慨,以至于后来简化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两句,藤枝晃先生因此而多年来被学术界、舆论界批评。


《历史研究》2005年04期荣新江教授《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一文:“正好就在大陆敦煌学刚刚重新起步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天津南开大学之邀,来南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并油印发行了《敦煌学导论》。从全国各地来的不少学者和学生,包括现在已经在敦煌学中卓有建树的朱雷教授等,都到南开来听讲,可以说藤枝晃的这个讲座,对于中国大陆敦煌学的复兴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敦煌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藤枝晃在南开讲演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说在京都)。’这话一经传开,就使得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学者十分不满。


笔者曾经向几位当时听课的中国学者询问这话的来历,他们都说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某位先生说的,意在请大家重视这位一般学子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在今天看来,这话无疑是个误传。(注:直到最近,朱雷先生还告诉笔者,藤枝晃的女婿石冢晴通先生还希望他在中国敦煌学界澄清这个误传。)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在1981年的特定时代,那时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确实还不如日本,所以即使是这样说,也并不过分。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把这句话放到1981年那个极具爱国主义热情的时代,它必然反过来激励中国学者在敦煌学方面加倍努力,目的是要赶超日本,这在客观上无疑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中国学术研究曾经确实荒芜一片,敦煌学研究更是“绝学” ,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真的是在日本之下,藤枝晃先生后来虽然辩解自己只是转述,却仍然也还是代表他的正常评价的。只是应该说明的是,他当时是来传播敦煌学的,并无轻视中国之意,是中国学者自己感受到了某种不平。由于敦煌文物文献的早年流失国外,所以中国敦煌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敦煌学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国际上地位高低的一个测量


敦煌学在中国的低迷、落后,就意味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低迷、落后;敦煌学在中国的飞速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国际上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象征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国际上总体有了提高甚至飞跃。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本人从1979年考上大学本科,到1985年考上硕士生、1990年再考上博士生并专业从事敦煌学研究,就一路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迅猛发展。 “绝学”本意是“绝对尖端的学问”,这里是双关语,指其为“行将断绝之学”。

黄征教授与季羡林


季羡林创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在中国敦煌学的复兴之初,季羡林先生出面组织和申请,创建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报告中央,经批复,拨出专款进行敦煌学研究,这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因为在当时,这个学术团体具有政府组织的性质,不同于现在的“松散民间组织”,在凝聚全国敦煌学研究者力量方面担当了主要角色。


1983年8月15日至22日,在兰州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以及“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地区的汉、满、蒙、回、藏、维吾尔等六个民族的19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85篇,并就历史、遗书、考古、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学科和专业分为6个小组,围绕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大会还讨论通过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章程,并聘请李一氓、周林、吴坚、姜亮夫等27位著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担任该学会顾问;选举季羡林、段文杰、唐长儒、张锡厚、金维诺等60名同志组成学会理事会,推举季羡林先生为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后设址北京大学,下设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科技史、体育卫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染织服饰等专业委员会,并有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新疆吐鲁番学学会等团体会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术研究活动,为今天的中国敦煌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敦煌学乃至世界敦煌学,都在季羡林先生的大智慧引导下,三十年来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既切磋琢磨甚至激烈辩驳而又友好合作、团结互敬的学术氛围,使得敦煌学研究者一直都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季羡林先生的跨越西东、高瞻远瞩,他的许多精辟深邃的见解,至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例如在思想理论战线重要期刊《红旗》1986年3 期上的《敦煌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季羡林先生精辟地总结道:“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这对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来说,确实是再重要不过了,因为它不仅揭示了敦煌吐鲁番学的真谛,鼓舞了研究者的信心,指引了研究方向,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地方组织的重视并给与积极支持。


又例如,一直以来就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敦煌学回归中国”、“敦煌学回归故里”之类的话,虽然也有一定得内涵,但是不够开通,积极意义不足,以至于学术界往往会有些无谓的争议。在1988年北京召开的“中国敦煌学研讨会”的大会讲话中,季羡林先生则首次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一下子消释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敦煌学名分上的一个难解疙瘩。


季羡林先生还在《群言》1987年第11期发表《要尊重敦煌卷子,但且莫迷信》,在《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发表《对当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点看法》,以及亲自撰写发表多篇重要学术论文,都对推动中国敦煌学的研究走向昌盛起来重要作用。当然,我们说季羡林先生的特殊作用,也是在我国各领域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才能显示出来的。


常书鸿、段文杰


常书鸿、段文杰创建敦煌研究院



敦煌研究院是中国政府设立的负责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西榆林窟和敦煌西千佛洞的保护、管理和研究的综合性专门机构,其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段文杰先后任所长;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常书鸿任名誉院长,段文杰任院长。然后是樊锦诗、王旭东、赵声良先后继任。


下设保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献研究所、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数字中心、信息资料中心、《敦煌研究》编辑部等,还设有下属企业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并受国家文物局委托管理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该院现有正式职工266人、合同聘用人员250人,已发展成为国内外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遗址博物馆、敦煌学研究基地、壁画保护科研基地。回顾过去,我们深深怀念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先生。20世纪四十年代,常书鸿先生肩负保护世界艺术宝库的伟大使命,毅然离开在法国较为优裕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举家奔赴荒漠戈壁中的莫高窟,无私地把自己的学识、才华和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敦煌这座艺术的殿堂,在敦煌默默工作近40年。


在他的感召和带领下,一批批矢志不渝的有识之士扎根敦煌,痴心致力于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事业,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敦煌研究院的建立,中国敦煌学研究才有了一支“正规军”,才把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艺术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优势一下子夺了回来。这一方面是老一辈敦煌学家的感召,一方面也是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文物实体全部在敦煌研究院的掌管之下,得了天时地利之便。如今在敦煌壁画、彩塑等的研究和临摹、创作方面,虽然国外也有高手,但是总体上水平和人员数量都已无法与中国匹敌。


相比而言,常书鸿虽然是最享誉世界的敦煌艺术家,并且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敦煌的事业,但是却未能象段文杰那样轰轰烈烈做一番自己想做的敦煌学研究事业。这主要不是常书鸿先生个人有什么问题,而是他时运不佳,一辈子只看守着莫高窟,却没有很多机会进行研究和拓展事业。等到改革开放开始了,大展宏图的机会到来了,他却年事已高,不得不退居二线,他所想要做的事业都由继任者段文杰来实施完成。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三十年可是实实在在的三十年,能够赶上这三十年可以谓之“预流”,错过机会的就属于“未预流”。——常书鸿赶上“敦煌学”草创时期,算是“预流”;没有赶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好时光,则又属于“未预流”。他的年富力强时期,都给了天天挨斗受批判。我手上有一批档案资料显示,就是他的“亲密战友”或者直白说是下属,把他关于敦煌艺术的各篇文章汇为一编,然后大字标上“批判资料”,在上面密密麻麻地批注着各种侮辱性的话语,大会小会拿出来劈头盖脸批一通。


姜亮夫、蒋礼鸿


姜亮夫、蒋礼鸿主办敦煌学讲习班


1984年,我导师姜亮夫、蒋礼鸿先生受教育部之命,在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主办了一个敦煌学讲习班。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先生就是学员之一。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讲习班,因为我要到1985年才考上硕士研究生跟姜亮夫先生学习。虽然未曾亲历,可是受导师影响,我后来就一直从事敦煌学研究至今。


当时姜先生年事已高,一般不亲自授课,我听得最多的是郭在贻先生的课,郭先生也是著名敦煌学家。1990年,我又随蒋礼鸿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而蒋先生也是著名敦煌学家。这三位导师的学问和为人,始终影响着我,引领我在敦煌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上不断前进。因为三位先生不仅是敦煌学家,也都是语言学家。敦煌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必须与某个学科结合才能产生新颖深邃的新学问。


姜亮夫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是王国维的研究生入室弟子,民国时期曾自费前往英法等国学习和考擦。当他看见许多中国文物,特别是敦煌写本,都陈列在博物馆、图书馆中,可以免费阅读,就亲手抄录,以及用节衣缩食的方式省下来的钱翻拍照片,然后博士学位也不要攻读了,就直接带着珍贵资料回国进行研究,后来完成了二十四卷本《瀛涯敦煌韵辑》并出版发行。


姜先生特立独行的爱国主义举动,深深感动了许多中国学子,早在中国的学术界确立了很高的地位。台湾著名敦煌学家潘重规先生,据他自述,就是在东北任教时受姜先生影响而开始研究敦煌学的。


1984年教育部委托姜先生负责主办一个“敦煌学讲习班”,目的是培养一支有素养的敦煌学研究队伍。


这期讲习班由姜亮夫先生主讲。姜先生此前曾经出版过《敦煌——中国文化的宝库》一书,对于普及敦煌学知识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那个时候内容相似的书很少,所以姜先生的这本书几乎就是中国学子敦煌学入门唯一可读的书。在1984年的讲习班上,姜先生除了以此为教学教材之外,又口述成一份讲义,经助手整理而印发给学员,并且在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取名为《敦煌学概论》。来自甘肃、新疆、吉林、辽宁、四川、湖北、湖南和浙江八个省的高等院校、有关研究机构的讲师和助理研究员们,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完成了原定的学习计划。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先生在评介姜先生的这部书时说:“在我国老一辈的敦煌学家中,姜亮夫先生不仅是第一位撰写普及敦煌文化与敦煌学知识读物的名家(这有1956年出版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为证),也是第一位在高校开办敦煌学讲习班的大师,这本《敦煌学概论》就是根据他在1983年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的。《敦煌学概论》是我国第一本讲述敦煌学的简明教材。


姜亮夫先生以自己走上研治敦煌学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入题,娓娓道来,饱含爱国主义的情感与对年轻一代的热切期望,推本溯源,深入浅出,从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评述敦煌学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价值,又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敦煌文献与艺术品的丰富内容,讲授了如何研究敦煌写卷的方法。一本不足八万字的小书,其内涵之丰富,学问之广博,感情之充沛,均非一般的高头讲章之所能及,也决不亚于一些煌煌巨著。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本小书是姜先生一生教学与研究敦煌学的结晶,也是他治学精神与人格魅力的集中体现。姜老生前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他对普及敦煌文化与敦煌学知识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因为没有普及,提高便失去了坚实的基础;没有普及,人才的培育就缺乏充沛的营养。姜老开设敦煌学的讲习班,撰写普及性的读物与教材,既开了我国高校培养敦煌学专门人才的先河,也是让更多的学人感受‘世界学术新潮流’的有益尝试,这在敦煌学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1]


正是由于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著名敦煌学家的亲自授课,使得这个讲习班的学术内容非常深厚,许多经过讲习班培训的学员后来都走上了学术道路,有的则走上了领导岗位。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他领导国家教育部出资建立的这个敦煌学研究基地,每年都出版、发表不少论著,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大的影响。[1] 见柴剑虹先生为《敦煌学概论》2004年版的出版而作的前言。




中国敦煌学的四个时期



中国敦煌学的发生发展,我归结为四个时期:


(一)中国敦煌学的创立期(1908-1931年);

(二)中国敦煌学的发展期(1932-1966年);

(三)中国敦煌学的停滞期(1967-1977年);

(四)中国敦煌学的繁荣期(1978-2010年)。





01


中国敦煌学的创立期(1908-1931年)


中国敦煌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建立,要从真正发表研究论著的1908年算起。但是,敦煌学的发轫则要从1900年6月22日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以后算起,虽然此前已有《敦煌杂抄》和《敦煌随笔》(皆常均著,1742年)、《敦煌县志》(苏履吉编,1830年)等书刊行。


因为敦煌学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敦煌莫高窟文物尤其是藏经洞文献忽然出土而引发的。在国际上,最早引用莫高窟文物、文献出版的书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所编的《中亚的十种汉文碑铭》(1902年,巴黎),对《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唐李氏再修功德记》等重要史料作了译注并附录真迹。


嗣后,苏州籍金石学家叶昌炽出版了《语石》(1909年)一书,收录了敦煌县城与莫高窟所存古碑拓本十馀种。同年,王仁俊编了《敦煌石室真迹录》,罗振玉编了《敦煌石室遗书》(其中还包括《流沙访古记》、蒋斧的《沙州文录》、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都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所提供的敦煌文献照片中整理刊布了一部分珍贵资料,使敦煌学的研究突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接着,一批重要的敦煌学著作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


从这期间出版、发表的敦煌学论著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一、中国学者与法、英等国学者都是最早的敦煌学研究者,共同奠定了敦煌学的基础;


二、敦煌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国际性的,它的材料遍布全世界,研究者星罗棋布。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评“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二十馀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三、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科学,涉及许多学术领域,谁也无法垄断所有的研究;


四、这个时期以叙述考古发现和刊布、评介敦煌文物、文献为主,而以陈寅恪先生在1931年3月出版的陈垣《敦煌劫馀录》的序言中提出“敦煌学”专名为敦煌学创立的标志。





02


中国敦煌学的发展期(1932-1966年)


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其速度可谓“突飞猛进”、“一日千里”。老作者如叶昌炽有《缘督庐日记》(1933年),罗振玉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39年)、《贞松老人遗稿》,都有很高的水平。新敦煌学家的大量涌现,特别是中国学者在许多方面赶超外国学者,是这时期的重要特点。


例如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史岩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1947年),姜亮夫的《瀛涯敦煌韵辑》(1955年),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1955年),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1955年),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年),王重民等六先生合编的《敦煌变文集》(1957年),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1958年)、《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苏莹辉的《敦煌学概要》(1964年),等等,都是代表作。这时期的欧美、日本学者在敦煌文献编目方面取得突破性成就。


03


中国敦煌学的停滞期(1967-1977年)

1966年,很多学术研究活动停滞不前。


如果要说这时期还有什么敦煌学研究成果可以一提的,那就只有把台湾的研究成果都算上,因为大陆轰轰烈烈搞运动之时,彼岸台湾却仍然可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例如潘重规先生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1976年)。不过,由于台湾的敦煌学家为数不多,所以还难以弥补大陆的总体上缺失。


04


中国敦煌学的繁荣期(1978-2010年)


季羡林先生中指出:

“建国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敦煌学研究的情况,没有多少改进。……一直到最近的十几年来,情况才有了改变。如果稍微夸张一点的话,应该说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有一批中青年的敦煌学者脱颖而出,他们业有专精,术有专务,融汇中西,通今博古。较之我们的先驱者,他们目光开阔,资料丰富,同并世的英、法、德、日、俄等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同行们,关系紧密,互相往还,切磋琢磨,共同进步。……”

[1]这表明敦煌学进入了繁荣期。[1] 见《〈敦煌愿文集〉序》,1995年岳麓书社出版。


因为只有中国学者真正投入了敦煌学的深入研究,敦煌学才可能在规模上与深度上达到空前的水平。外国学者虽然有着良好的学术条件,但由于语言的隔阂,尤其是敦煌文献的写本识读属于高难度研究,中国学者大多都觉得困难,外国学者更不容易了。如今的敦煌学,外国专家只有在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美术、宗教等研究领域可能稍有优势,绝大部分研究领域已是中国学者的天下。


例如潘重规主编的《敦煌俗字谱》(1978年),

敦煌研究院编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980-1982年),

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1981-1986年),

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年),

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成》(1983年),

苏莹辉的《瓜沙史事丛考》(1983年),

姜亮夫的《莫高窟年表》(1985年),

段文杰主编的《敦煌壁画》(1985年)、《敦煌彩塑》(1989年),

饶宗颐的《敦煌书法丛刊》(1985年),

朱凤玉的《王梵志诗研究》(1986-1987年),

阎文儒的《中国石窟艺术总论》(1987年),

姜伯勤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1987年),

萧默的《敦煌建筑研究》(1989年),

郭在贻等的《敦煌变文集校议》(1989年),

项楚的《敦煌文学丛考》(1991年),

林聪明的《敦煌文书学》(1991年),

李正宇的《中国唐宋硬笔书法——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写卷》(1993年),

郑阿财的《敦煌文献与文学》(1993年),

张广达、荣新江的《于阗史丛考》(1993年),

常书鸿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1994年),

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1996年),

张涌泉的《敦煌俗字研究》(1996年),

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1997年),

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1998年),等等,不胜枚举。




除了大批敦煌学研究著作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个时期的敦煌文物、文献图版资料的全面公布,也是值得特别称道。敦煌写本以往分藏世界各地,即使在中国境内的也分藏在几十家博物馆、图书馆和各种收藏机构中,通常情况下都如同收藏古董,秘不示人,敦煌学家们无法正常阅读这些资料,更不要说拍照、影印。可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出面与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达成协议,共同刊布敦煌文献,事情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如今,《英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14册,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1995);天津文物公司藏品《敦煌写经》1册,已由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甘肃藏敦煌文献》6册,已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浙藏敦煌文献》已由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1册已由中国书店2007年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50册,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起陆续出版,估计年内可以出全。


其它地点收藏的敦煌文献,主要收编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这套总名为《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大型资料丛书,使流失海外长达一个世纪的藏经洞文献大部分通过出版的形式回归祖国。藏经洞文物总数大约近6万件(每一个编号为一件)。国内收藏近2万件,流失海外的大约为4万件左右。其中最主要的四大藏家,除中国外,还有英国、俄国、法国。上海古籍出版社从1989年开始同当时苏联列宁格勒的东方研究分所进行《俄藏敦煌文献》的谈判,开始了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筹备工作,并组建了专业编辑室。经过10年努力,古籍出版社共派出赴俄、法工作小组10批,共29人次,目前已经出版《俄藏敦煌文献》17册、《俄藏敦煌艺术品》5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2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4册、《俄藏黑水城文献》17册、《英藏黑水城文献》4册等,影印出版了流失在俄国、法国的敦煌资料绝大部分。


《俄藏敦煌文献》的收藏总量,理论上为各藏家之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是海外收藏敦煌文献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俄藏敦煌文献》为举世罕见的秘籍,按每件文献的编号统计为19000余号,内涵极为丰富,其中有历代刻本《大藏经》未收的佚籍,有可与英藏敦煌藏品联缀合璧的著名变文,有《诗经》、《论语》、《史记》、《老子》、《庄子》等传统古籍,还有数百件官私文书。唐大历六年抄《王梵志诗》、出六臣注外的《文选》及唐抄本《玉篇》等,均极为珍贵。《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所收的敦煌文献80号及附收唐宋写经11号,均为首次正式发表,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为法国伯希和的收集品,出版包括全部汉文和非汉文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此外,《吐鲁番出土文书》4册,已由文物出版社1992年出版;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2册,已由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还有敦煌壁画、雕塑等艺术资料,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了《敦煌莫高窟》5册,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1998年起陆续出版了《敦煌石窟艺术》22册,其它出版社也有多种大型敦煌画册出版,此不一一介绍。还有《敦煌研究》、《敦煌学》、《敦煌学辑刊》、《敦煌学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唐研究》等期刊,多年来发表了大批有关论文,很好地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国外的敦煌学则主要有日本学者的研究,超越了前期成就,如《讲座敦煌》(1980-1992年)、《大乘佛教·敦煌卷》(1989-1992年)等。欧美的敦煌学研究基本上与前期相当。


在这个敦煌学研究的繁荣时期,本人正好是个见证,或者说是个直接参与者。我在1985年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之后,即随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专门从事敦煌学的研究,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一直以来乐此不疲,出版、发表了《敦煌变文集校议》(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校注》(黄征、张涌泉合著)、《敦煌愿文集》(黄征、吴伟)等合作著作和《敦煌语文丛说》、《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敦煌俗字典》等个人著作,还有数百篇论文。这些论著,与我的同行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成就,但是我确实感觉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对我敦煌学研究的重大作用和影响。



我的敦煌学研究道路



我从1985年就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起正式开始学习与研究敦煌学,1988年起连续发表敦煌学论文。从发表论文的那一年到如今的2013年,恰好25周年。中国新时期敦煌学的研究,如果以1983年季羡林先生创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算起,今年恰好是30周年。我大致上就是紧跟着季羡林等老一辈敦煌学家的步伐走上了敦煌学研究的道路。


我走上敦煌学研究的道路,主要受我的三位恩师影响。这三位恩师分别是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他们都是著名的敦煌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因此我也亦步亦趋,在这三方面努力学习和研究。


敦煌学的入门,导师作用非常突出。没有导师的引领和悉心指导,要进入敦煌学研究领域有着特殊的困难,因为这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需要掌握较多的综合知识。


01

我的敦煌学研究初步


王梵志诗是我最早研究的敦煌学内容


我在《敦煌研究》、《杭州大学学报》发表了王梵志诗校释的专篇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我的学位论文大约只花了一周时间撰写并亲手刻印。


《儿郎伟》是我研究的第二项敦煌学专题


我在《杭州大学学报增刊》和香港饶宗颐先生主编的《九州学刊》专辑分别发表了《儿郎伟》辑录校注的论文,得到饶宗颐先生称赏。


《佛说生经》是我敦煌学研究第三项内容


佛说生经》是佛经,当时大家忽略佛经研究,我从俗字、俗音、俗语词角度对这个敦煌古本佛经作了精心研究,指出了钱钟书先生没有注意到的这项文献有重要学术价值。


变文是我敦煌学研究走向巅峰的最高台阶

敦煌变文是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形式,唐五代宋初俗语言的典型,语言学界极其重视。历来学者对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六位大家的校录深信不疑,我与张涌泉师兄在郭在贻先生的指导下逐篇逐句逐字拿敦煌原卷缩微胶卷校对,发现数万条值得订补的字词,一时引起学术界的轰动。我们的研究得到了季羡林先生的称赏。


02

我的敦煌学研究模式创新


1998年杭州大学并入浙江大学,1999年我应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而离开杭州来到南京。


我在南京继续研究敦煌学,出版了《敦煌俗字典》等著作,细心琢磨如何在电脑中把Office、Photoshop与ACDSee三个软件同界面一起操作,把敦煌写本字形直接剪切插入文档,使得每一个剪切字形与所在的文句相呼应。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模式创新意义,后来很多人来向我学习操作方法。


我在细心辨识每一个字的每一笔每一画的过程中,掌握了鉴定敦煌写本真伪的最佳手段。我成功鉴定了南师大文学院藏卷、南京艺兰斋藏卷,以及后来在嘉德拍卖会、得宝拍卖会、博古斋拍卖会出现的敦煌卷子,还有一些私人收藏的敦煌卷子。最成功的例子则是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鉴定与考证。例如下面这些常见的字形,都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具有重要鉴定依据价值。


03

开拓敦煌学研究新天地


2000年以来,我也把学术眼光投到了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上,开展了栖霞山彩绘飞天的鉴定与时代考证,主办了一场中日韩学者的专题研讨会,主编、出版了《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与敦煌学》一书。

黄征教授与栖霞山园林管理处王俊一起考察隋代飞天彩绘

2010年以来,我又对陕西神德寺塔藏经洞作了深入考察,出版了《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四大本。我对一批被许多文物专家误判为金元或明清时期的出土文献作了鉴定、考证与整理出版,证明属于唐五代宋初的文献,并确认存在一个神德寺塔藏经洞。

黄征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博物馆鉴定

神德寺塔出土文献为唐五代宋初珍稀文献

这就是从“大敦煌”拓展到了“小敦煌”。我觉得“大敦煌”是个参照系,研究“大敦煌”积累的资料和见识、经验,用来研究“小敦煌”,具有非常好的效果,往往能让我得到“二次发现”的快乐。


在1983年以来这个敦煌学研究的繁荣时期,本人正好是个见证,或者说是个直接参与者,出版、发表了《敦煌变文集校议》(郭在贻、张涌泉、黄徵合著)、《敦煌变文校注》(黄征、张涌泉合著)、《敦煌愿文集》(黄征、吴伟)、《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黄征、王雪梅)等合作著作和《敦煌语文丛说》、《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敦煌俗字典》等个人著作,还有三百篇论文。我确实感觉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对我敦煌学研究的重大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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