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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捷:唐代《曹怡墓志》有关入华胡人的几个问题

2016-11-29 08:36| 发布者: IICC| 查看: 261| 评论: 0|原作者: 张庆捷

摘要: 2016-11-27丝绸之路考古唐代《曹怡墓志》有关入华胡人的几个问题张庆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008年晚秋,我赴汾阳参观新发掘的宋金墓群,顺便参观市博物馆,喜见馆藏本地所出墓志二百余方,其中唐代墓志就达130余方。我对北朝唐代中西文化交流颇感兴趣,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曹君墓志》内的“萨宝府车骑骑都尉”八字立刻引起我的注意。两年前,《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出版,首篇即是《曹君墓志》,遗憾的是,这方墓志可能 ...

2016-11-27 丝绸之路考古

唐代《曹怡墓志》有关入华胡人的几个问题


张庆捷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2008年晚秋,我赴汾阳参观新发掘的宋金墓群,顺便参观市博物馆,喜见馆藏本地所出墓志二百余方,其中唐代墓志就达130余方。我对北朝唐代中西文化交流颇感兴趣,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曹君墓志》内的“萨宝府车骑骑都尉”八字立刻引起我的注意。两年前,《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出版,首篇即是《曹君墓志》[1],遗憾的是,这方墓志可能还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至今无人做过探讨。《曹君墓志》涉及北朝唐代的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涉及到北齐隋唐胡人的几个问题,价值很大,应该充分重视。本文抛砖引玉,谈谈我对该墓志的认识。


汾阳博物馆王仲璋馆长赐告,《曹君墓志》出土于原汾阳城外西北角的农修厂内,2007年10月,汾阳城改造扩建,于此地修建胜利路,在该街西段农修厂的厂址上,发现一座残损严重的唐代砖室墓,除出土一盒墓志外,还出土有鸡首龙柄壶、瓷罐等器物和十几个陶俑。汾阳博物馆闻讯,立即派人进行抢救性清理,将所有出土器物收归库房。


《曹君墓志》质地为红砂石,长约45厘米,宽约43厘米,厚约18厘米。分志盖和志身两块,志盖作盝顶形,四刹素面,边沿有些残损,顶部为一“田”字型,内有四个篆文,即“曹君墓志”,每字约12厘米。墓志大小与志盖一样,志文排列是由上到下,由右至左。先细线刻好方格,然后刻字其中。共竖行15行,满行15字,楷书,每字约2厘米稍强,总共219字(见图一、图二)。


现将碑文全录如下:

曹君墓志

君讳怡,字愿㦡,隰城人也。曹叔振铎,周文之贻,建国命氏,即其后也。祖贵,齐壮武将军。父遵,#皇朝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君秉灵海岳,感气星辰,家著孝德,国彰忠烈。起家元从,陪翊#义旗。后殿先锋,殊功必致。于是授公骑都尉,用旌厥善。汪汪挺黄宪之度,谔谔含周舍之风,乡塾


挹其轨仪,僚庶(奭)其俯仰。宜应享其多福,锡以永龄。天不憗遗,遽沾风烛,粤以永徽六年六月景辰奄卒私第,春秋七十有五。遂年十月一日葬于城西北二里。賵襚接䟼,赴吊如林,缨冕悽伤,缁素哀悼。其词曰#言契诗书,动符礼乐。门笃义方,家崇文学。岂谓梦洹,泣瓄湌玉。醼赏停欢,歌钟罢曲。[2]


通览墓志,概述了墓主曹怡的家世演变,突出其祖父曹贵、父亲曹遵以及墓主曹怡的官职与卒年,虽只有寥寥数语,却蕴涵着史书不见的多方面信息,很值得细究。


 墓主的民族属性


墓志首句是“君讳怡,字愿㦡,隰城人也。”,乍看墓主姓曹名怡字愿㦡,是地道的汉人名字。实际上,曹家不是汉族,从墓志后文提到其父担任“介州萨保府车骑骑都尉”一职为据,可知他是一个入华九姓胡的后代,因家族久居汉地,故采用汉族名字。他的真正籍贯,也不是“隰城”,应当是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河流域的曹国,详见下文。


西晋至唐,汾阳曾名隰城。墓志称曹家籍贯为“隰城”,表明曹家在隰城定居很久,至少延续了两三代,无意再返故国,因此才自称“隰城人也”。从墓志所载曹怡卒年推断,他死于唐代永徽六年,终年75岁。据此往前推算,他生于581年,即北周与杨隋兴替之际。以虚岁计,至永徽六年,他正是75岁。


墓志第二句紧接首句,在介绍其名字籍贯后又介绍其姓氏由来,是“曹叔振铎,周文之贻,建国命氏,即其后也。”意指其家族出自周文王子振铎,史载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把他弟弟振铎封在曹国[3],人称曹叔,为以后华夏曹姓始祖,即墓志追述的“曹叔振铎”。墓主后人这样追述,是有意攀附古代华夏曹氏,拉近本家族与华夏曹姓的距离。实际上,墓主曹家来源与“曹叔振铎”风马牛不相及,同姓不同源,反而与北齐的“曹妙达”同源,其姓来自遥远的西域曹国。曹国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西北和东北,属于汉唐粟特地区。


《隋书·西域传·曹国条》载:“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胜兵千余人。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何国百五十里,东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4]


曹国乃康国旧地,听从康国号令,甚至没有国王时,也由康国派人管理,可见双方关系密切。《隋书·西域传·康国条》记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恆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城多众居。大臣三人共掌国事。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幪以皁巾。丈夫翦发锦袍。名为强国,而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有胡律,置于祆祠,决罚则取而断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贼盗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5]


结合康国的记载,就更清楚曹国和康国的关系了。曹国也是“昭武九姓”之一,风俗习惯多同于康国。康国“有胡律,置于祆祠”,说明祆教在康国占有较高地位。曹国信奉的“得悉神”,经多位学者考证,就是祆教的神灵之一。1990年,在新疆焉耆七星乡老城村曾出土一件银碗,其碗沿下刻一圈粟特铭文,林梅村教授请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释读了这行铭文,翻译为汉语,意为“这件器物属于得悉神……达尔斯玛特神,银重30斯塔特”,并指出该神名带阴性词尾,表明该神是女神。林教授认为:粟特人以火祆为国教,得悉神当是粟特火祆教神,因此这件提到得悉神的粟特银器可能是粟特火祆教徒的祭器[6]。从得悉神在曹国的地位,推知祆教在曹国也有较高地位。


康国人“善于商贾”,曹国人也善于商贾,《康国传》提到的“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等昭武九姓人都善于商贾。从北魏通西域开始,大量昭武九姓人离家入华,从事商贸。昭武九姓之人,都是以具体国名为姓,曹国者姓曹,康国者姓康,安国者姓安,因此在古代也被称为“九姓胡”[7]。因粟特也位于此地区,有时现代史家又泛称此地区人为“粟特人”[8]。在北朝唐代的晋阳城内外,散布着大量九姓胡聚落,长期在此,几代下来,与当地人互为婚姻,逐渐汉化。北朝唐代鼓励丝绸之路贸易,九姓胡入华非常方便,因此大量九姓胡移民入华。汾阳曹家也是随着该时期的入华潮流,由曹国进入北朝,定居并州的。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得知曹家一脉的民族属性、原属国籍以及入华后逐渐汉化的情况,对于理解北朝唐代的开放程度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广度非常有帮助。


曹贵官职和北齐政权“西域

胡化”


曹怡祖孙三代为官,后人引为自豪,故将三代人的官职罗列于墓志中。炫耀家世、扬善掩过、提升家族地位的词句,普遍存在于古代墓志,毫不奇怪。查其职官,祖孙三代的官品都在五品上下,并不太高,可是对于乡邑或者后人来讲,已经深感殊荣。从三人官职而论,各有特色,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如以其祖父姓名及其官职为例分析,曹贵的名字业已汉化,单从其名“贵”看,纯粹汉文化意味,不见九姓胡文化痕迹。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入华的第一代胡人很少改名,一般从第二代、第三代起,名字开始汉化。例如出土于宁夏固原的隋代《史射勿墓志》,他家被认为是从父辈入华的[9],他应是第二代移民。在他的墓志中,他的名字是“公讳射勿,字槃陀”,是原汁原味的胡名。墓志述及他有七子,除长子名珂耽,保持胡名味道外,其余六子则分别名长乐、安乐、大兴、胡郎、道乐、拒达[10],改为汉名。循此胡人名字汉化规律,曹贵名已汉化,因此断定他是入华九姓胡的后代,他们家在北齐前入华,北齐时他踏上仕途。


曹贵官至北齐“壮武将军”,据《梁书》、《陈书》、《南史》记载,南朝初设“壮武将军”,始见于萧梁,陈又沿袭,军职,如杜怀宝、韦爱、裴之礼、羊侃、徐敬成、韩子高诸人,均任过壮武将军。《梁书》卷四《简文帝纪》载:“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梁书》卷三九《羊侃传》载:“(大同)九年,出为使持节、壮武将军、衡州刺史。”《陈书》卷一二《徐敬成传》载:“(光大)二年,以父忧去职。寻起为持节、都督南豫州诸军事、壮武将军、南豫州刺史。” 《陈书》卷一二《韩子高传》也载:“(天嘉)二年,迁员外散骑常侍、壮武将军、成州刺史。”但是北朝诸史没见壮武将军的记载。由此墓志,知悉北齐曾设有“壮武将军”,弥补了北齐职官记载之阙。


此外,曹贵作为外来胡人后代而在华入仕做官,反映了北朝官场多胡人的时代特色,也是北朝胡人地位上升的真实写照。史载当时许多入华胡人被封官拜爵,典型人物如西域商胡出身的和士开,《北齐书·和士开传》:“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迁中书舍人。”[11]从其父开始,和士开一家由商晋官,父死子继,上下弄权,执掌朝政。


入华胡人做官途径不一,多数以武功升迁,少数靠“恭敏善事人”等手段,甚至有的是靠善于乐器表演,如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流,后者形成北齐政权一大特色。《北齐书·恩倖传》载:“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又有史丑多之徒胡小儿等数十,咸能舞工歌,亦至仪同开府、封王……至於胡小儿等眼鼻深险,一无可用。”[12]《隋书·音乐志》叙述北齐音乐概况也载:“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13]陈寅恪先生对此评论:“曹、安等皆西胡氏族也,北齐之宫廷尤其末年最为西域胡化”[14]


北齐政权“西域胡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从宫廷蔓延到朝堂和各级官府,时强时弱,一直延续到唐五代后,总共达四五百年,陈寅恪在《论唐代之番将与府兵》一文中考证指出,从唐到五代,都有不少粟特人担任将领[15]


很多出土碑刻也证明了陈寅恪先生的论断,仅就有关山西的胡人墓志,如《隋翟突娑墓志》、《虞弘墓志》、《唐石善达墓志》、《龙润墓志》、《大晋何公墓志》等[16],都反映了墓主和家人数代在华为官的情况。本文所谈的曹怡家族,最晚从曹贵起,就在“西域胡化”的历史背景下转为北齐官员。


曹遵官职与萨保府职能


曹怡父亲曹遵的官职最令研究者注意,他一度担任“皇朝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萨宝府即萨保府,萨宝府是中国古代以外国读音设置的官府,是北朝唐代针对大量胡人流寓国内而特设的官府。研究北朝唐代历史的学者都知道,从迄今为止发现材料看,与中央各级官府不同的是,所谓萨宝府官员,高至萨宝,低到属员,一般都是由入华胡人任职,为的是便于专门管理入华胡人事物。因此从曹遵有资格出任“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一事即可表明,他家是入华九姓胡。


曹遵为介州萨宝府官员的时间需要搞清。具体时间墓志不载,但通过考察介州兴废有助于搞清这个问题。介州在北朝唐代是时设时废,《太平寰宇记》汾州条载:“后魏于西河郡兼治汾州,取汾河为名。北齐又改为南朔州,后周改曰介州,隋初亦如之,大业中废州后为西河郡。”[17]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在介休县条云:“义宁元年于县置介休郡,武德元年改郡为介州,贞观元年废介州,以县属汾州”[18]。《旧唐书·地理志》汾州条也载:“隋西河郡。义旗初,依旧领隰城、介休、孝义、平遥四县。其年,割介休、平遥二县属介休郡。武德元年,以介休郡为介州,西河郡为浩州。三年,改浩州为汾州,仍割并州之文水来属。贞观元年,省介州,以介休、平遥二县来属。文水还并州。”其下“介休县”条又云:“汉县,武德元年,于县置介州。贞观元年,州废,以介休、平遥属汾州。”[19]


据以上记载,介州是屡设屡废,北周始设,隋初沿用,隋大业中改西河郡,唐代武德元年又改郡为介州,贞观元年再次被废。排比下来,唐代介州之名主要存在于武德年间,即618-626年,次年即被废。由介州在唐代存在时间推定,曹遵在介州萨宝府的时间,也当在唐代武德元年至贞观元年,即618-627年之间。武德共九年,武德二年,刘武周趁天下未定之机,占据并州,介州沦陷。武德三年春天,李世民率军东渡黄河,迫敌退介州。两军展开决战,收降尉迟敬德,“于是刘武周奔于突厥,并、汾悉复旧地。”[20]由是观之,介州真正为唐朝掌握,实从武德三年夏季开始,曹遵在介州萨宝府的时间,当在武德三年之后。


就曹遵担任萨宝府官员推析,他家尽管在多方面汉化较深,但是在宗教信仰方面,墓志没有确切记载。中亚人宗教信仰较为复杂,信奉祆教者较多,依惯例来看,萨宝均信奉祆教,其他在萨宝府任职者,如长史、骑都尉等,也当是信仰祆教。


分析墓志,还可以得到如下认识:一是证明介州的确有萨宝府,除墓志本身记载清楚、可作信据外,还有太原出土隋代《虞弘墓志》作为旁证。《虞弘墓志》记载:虞弘“大象末,左丞相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宝府。”[21]这段话表明,虞弘在北周大象年间,一度在左丞相府管辖下,既兼领并州、代州和介州三州的乡团,也兼领三州的萨宝府。两块墓志互为补充,可证北周、隋唐在并州、代州和介州都设有萨宝府,这些萨宝府至少从北周大象年间延续至唐朝。反过来说,萨宝府的存在,表明在这三州,居住着大量胡人。


北周以南朔州改名为介州,治所就在隰城县,说明隰城不仅有萨宝府,而且还可能有祆祠。附近的介休市有宋代始建的祆神楼,据姜伯勤先生考证,这与此地流传的祆教有密切关系,“渊源于北宋仁宗年间文彦博征贝州一事而建立的祆神庙及祆神楼的再发现,向我们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宣布毁祆以后,在北宋至元代,山西地区的祆神信仰仍然不绝如缕。其中,宋代是一个高潮,元代是另一个高潮”[22]。在毗邻的灵石县,隋唐之际,有个很有名的“贾胡堡”[23],贾胡即商胡或胡商,意指这里原是胡商居住之堡。该堡地处西去长安要道之侧,面积很大,可以屯驻大军。《元和郡县图志》灵石县下载:“贾胡堡,在县南三十五里。义宁元年,义师次于霍邑,隋将宋金刚拒不得进,屯军此堡。”[24]晋阳城之北,专门建起“捍胡城”[25],顾名思义,是防御胡人之城。晋阳附近,还遗存着人死后饲鸟兽的天葬风俗,《旧唐书·李暠传》:“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该天葬风俗,据学者考证,“这正是粟特祆教葬俗的孑遗。”[26]。在汾阳之西的汉代离石县旧地,“周宣帝大象元年于此置定胡县,隋因之”[27]。定胡县,显然也与安置胡人有关。这些事例,从不同层面反映出,该时期在太原盆地周围,聚集着很多入华胡人部落。


二是“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的官名首次出现,“车骑骑都尉”之职,不见史书记载,古代与此相近的职官,一是“车骑将军”,二是“车骑都尉”,三是“骑都尉”,没有这样重叠相连的官名。出现这种情况,不像是史书缺载,倒像是书刻墓志时的笔误。分析原因,我认为,墓志原拟记载的不会是“车骑将军”,因为车骑将军是朝廷要官,萨宝府小庙,无权设置这样的高官;也不是“车骑都尉”,同理,车骑都尉是朝廷要职,不可能成为萨宝府属官;剩余下的只有“骑都尉”一职了。汉武帝初设“骑都尉”,历代沿置,初为实职,唐代降为勋官。如《唐代史铁棒墓志》记载:“父大兴,皇朝上骑都尉”[28]。《大唐故朝散大夫上骑都尉郭君墓志》也记载“武德草创,守固赤诚,催弥群雄,殊功莫婫,乃授朝散大夫,又加上骑都尉。”[29]上骑都尉也是勋官,比骑都尉高一级。《旧唐书·官氏志》载:“凡勋,十有二转为上柱国,比正二品。十一转为柱国,比从二品。十转为上护军,比正三品。九转为护军,比从三品。八转为上轻车都尉,比正四品。七转为轻车都尉,比从四品。六转为上骑都尉,比正五品。五转为骑都尉,比从五品。四转为骁骑尉,比正六品。三转为飞骑尉,比从六品。二转为云骑尉,比正七品。一转为武骑尉,比从七品。凡有功效之人,合授勋官者,皆委之覆定,然后奏拟。”唐代授骑都尉者极多,因此墓志中最应该出现的是“萨宝府骑都尉”。骑都尉主要授给“有功效之人”,由曹遵被授“萨宝府骑都尉”,可知他也是在反隋兴唐过程中取得军功的。


“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也好,“萨宝府骑都尉”也好,皆是一个陌生的官职,它的出现暗示,萨宝府不单单负责入华中亚人的商贸、居住、生活诸事项,还要负责某些与军事有关的事务。与萨宝府有关的军务,必然与入华胡人有关系。入华胡人参与军务,不外两条途径,第一条是直接参加政府军队,成为职业军人;第二条是平时主要从事商业或生产活动,闲居或有情况时,参加地方政府召集的军事训练和维护地方治安等。这样类似民兵的组织,就是《虞弘墓志》提到的“乡团”。从曹遵经历看,似乎不论以哪种途径参与军务,凡在战场上立有军功的胡人,得到政府的认定和颁奖,即可归萨宝府管辖。曹遵虽然只是一个勋官,却是唐朝功臣,有朝廷给他的级别和待遇,有资格成为萨保府一员。


曹怡官职与胡人反隋兴唐


墓主姓曹名怡字愿㦡,从名到字,均是汉族色彩,寻不到胡名踪影,可见曹家人在隰城定居数代后,业已融入当地社会,完全汉化,抹去外乡客的所有痕迹。


墓主曹怡也是依靠军功授官的,而且时间有可能与他父亲同期或接近。他父亲在萨保府时间前面已经考订,当在唐代武德年间,即618-626年。墓志记载得很明白,曹怡曾随唐高祖起兵反隋,“起家元从,陪翊义旗。后殿先锋,殊功必致。于是授公骑都尉,用旌厥善。”当李渊父子晋阳起兵时,晋阳周边许多指望军功起家的青壮年云合影从。仅《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一书所收唐代墓志中,就有几例唐初参加起兵获得战功官职的事例,如《杨君墓志》记载:“九五之初,幸蒙攀附,起家元从,……特敕授以上轻车都尉”[30]同书的《大唐故朝散大夫上骑都尉郭君墓志》也记载郭君“武德草创,守固赤诚,催弥群雄,殊功莫婫,乃授朝散大夫,又加上骑都尉。”[31]


起兵行列中,不乏流寓本地的胡人,如太原《龙润墓志》记载龙润发家入仕,靠的是“义旗西指,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萨宝府长史。”[32]又如洛阳《安度墓志》记载安度”以大唐□义之功,帝授陪戎之职。”[33]曹怡的经历与龙润、安度、杨君、郭君相似,都是凭借军功起家。曹怡生于581年左右,李家晋阳起兵,他已经是壮年,墓志说他“起家元从,陪翊义旗,后殿先锋,殊功必致”的记载可信。推翻暴虐隋朝,大唐建立,必然封赏有功将士,曹怡被授“骑都尉”,就是封赏军功将士的结果。骑都尉是勋官,他的骑都尉与其父的萨宝府骑都尉是否相同,是否也属萨宝府管辖?因为史料过少,只能暂付阙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曹怡、龙润和安度等胡人参与反隋兴唐的个人经历中,可以看出隋政权对胡人的压迫和对汉族人一样,暴政如虎,所以李家父子首倡起义后,胡人也纷纷投身到反隋队伍,构成隋唐改朝换代巨变中的生猛力量。


墓志后半段内容不太重要,几乎尽是古代墓志常见的套话,多为赞誉品行,词句优美而内容空泛。唯墓志记载的埋葬时间和地点值得注意,由时间我们知道了曹怡的生卒年代,由地点“葬于城西北二里”知道墓葬位置在唐代汾阳城外西北,现在墓葬出土位置在汾阳改建前老城外西北角,与墓志记载正相吻合,可知汾阳改建前的老城位置与唐代汾阳城基本一样,没有大的变化。对于研究地方史和汾阳城沿革来说,应有重要参考价值。


注释

[1] 王仲璋主编《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年,1页。

[2] 志文中有#号处,乃空一字,特此说明。

[3] 《史记》卷三五《世家第五》:“封叔振铎于曹”,中华书局标点本,1570页。

[4]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855页。

[5]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1848-1849页。

[6] 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汉唐西域与中古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161-162页。

[7]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3页。

[8] 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9页。

[9] 毕波《史射勿墓志》,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91页。

[10]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18页。

[11] 《北齐书》卷五〇《和士开传》,北京:中华书局,686页。

[12] 《北齐书》卷五〇《恩倖传》,685-694页。

[13] 《隋书》卷一四《音乐志》,331页。

[14]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2页。

[1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96-310页。

[16] 张庆捷《胡商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年,36、69-73页。

[17]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四一,台北:文海出版社,336页。

[18]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汾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379页。

[19]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475页。

[20]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25页。

[21] 张庆捷《隋虞弘墓志考释》,《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592页。

[22] 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281页。

[23]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3页。

[24]《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汾州》,399页。

[25]《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汾州》,365页。

[26] 韩伟《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文物》2001年第1期,94页。

[27]《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汾州》,399页。

[28]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211-213页。

[29] 王仲璋主编《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11页。

[30] 王仲璋主编《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7页。

[31] 王仲璋主编《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11页。

[32] 《龙润及妻何氏合祔墓志》,张希舜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8页。

[33] 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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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14年8月13日至14日在银川举办的第二届丝绸之路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的会议论文,后正式刊印于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644-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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