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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北魏“瓦削文字”新考

2016-12-21 11:37| 发布者: IICC| 查看: 218| 评论: 0

摘要: 作者简介:九喜,本名鲁东彬,学者,著名金石学家、碑帖收藏家、书法家。盛世收藏论坛“瓦当、古砖、石刻、陶文”版块版主。2008年注册为盛世收藏用户,累计在线时间2,040小时。洛阳汉魏故城出土的有文字残瓦,最早在上世纪20年代即被发现,1930年,文素松编著《瓦削文字谱》,收录散见的瓦文120种。此后,黄士斌选取140块采集的标本,撰成《汉魏洛阳城出土的有文字瓦》(以下简称《黄文》)一文,对瓦文的内容及所属时代进行了讨 ...

作者简介:九喜,本名鲁东彬,学者,著名金石学家、碑帖收藏家、书法家。盛世收藏论坛“瓦当、古砖、石刻、陶文”版块版主。2008年注册为盛世收藏用户,累计在线时间2,040小时。

洛阳汉魏故城出土的有文字残瓦,最早在上世纪20年代即被发现,1930年,文素松编著《瓦削文字谱》,收录散见的瓦文120种。此后,黄士斌选取140块采集的标本,撰成《汉魏洛阳城出土的有文字瓦》(以下简称《黄文》)一文,对瓦文的内容及所属时代进行了讨论。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对汉魏洛阳城南部的一号房址进行发掘,出土有文字的残瓦911块,其中刻文瓦868块,印文瓦43块,在《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以下简称《简报》)一文中,参照其他出土遗物,对残瓦的年代进行了确认,并进一步分析了瓦文内容和北魏制瓦手工业情况。

此外,张克的《北魏“瓦削文字”考》,(以下简称《张文》)结合前述资料,从名词考释、北魏制瓦业的工艺与分工、组织与管理等多个角度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邵友箴《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削文字补谈》则对一些文字进行了重新辨识。

王恩田《陶文图录》也收录41例“瓦削文字”,但该书未对出处进行说明。

洛阳汉清阁自2001年以来,陆续征集到一些刻有文字或印压文字的残瓦片(以下简称“汉藏”),至2009年,其总数接近1000块,残瓦的形制及附带文字与之前所见的汉魏洛阳故城出土的残瓦接近,应出自相同遗址。

现就“汉藏”的这批残瓦,结合以前公布的资料,再对汉魏洛阳故城有文字的瓦片进行介绍。

一、定名及属性

因瓦文中出现有大量的“削”字,文素松便将此类残瓦定名为“瓦削”,这个定名对后世影响极大。而实际上,削只是制瓦流程中的一个环节(此点将在下文讨论到),“瓦削”两字不足以涵盖这些残瓦的所有属性,所以从《黄文》开始,学者们便改称“有文字的瓦”,或如《张文》,虽沿用旧称,但已经加了引号,表示对旧称并不赞同。

关于残瓦的年代,《简报》根据同时出土的其他遗物,推断应当出自北魏时期的建筑遗存,并进而推测其绝对年代为北魏定都洛阳的四十年间。北魏太和七年(493年)自平城迁都洛阳,东魏天平元年(534年)又迁都邺城,迁邺后数年后,洛阳城即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东魏元象元年(538年)候景围金墉城,“景悉烧洛阳内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残瓦所属的建筑是否这期间被焚毁不得而知,但基本可以确定这些建筑是在北魏定都洛阳的四十年间所营造,这些陶瓦亦在此时期内烧成。

这些残瓦,分板瓦与筒瓦两种。刻划类的文字多出现在板瓦的正面、侧面或筒瓦的瓦唇、侧面,极少数刻写在筒瓦的内部。压印类的文字则多出现在板瓦的正面或筒瓦的瓦唇上。刻划及压印均在瓦坯未干时完成。

陶瓦上刻写文字,仍旧是“物勒工名”的范畴,山东、河北、陕西等地出土的战国及秦汉时期的瓦文都属于此类。而洛阳汉魏故城出土的瓦文,既标示造作时间,又列明不同工序的制作人,则表明整个工程是有组织、有分工的进行,并且还可能有严格的监督检验,这些都为研究当时的手工业管理制度提供宝贵素材。

与这批残瓦烧造时间接近的尚有两批资料可作对比。其一为稍早的北魏平城明堂瓦刻文,其刻文内容多为单字,应当为制瓦工匠的标识。其二为稍后的东魏、北齐时期邺城瓦文。前者较为简单,后者则与洛阳汉魏故城瓦文比较接近。
东魏自洛阳迁都邺城,相关的手工业制作者也可能追随迁邺,同时,洛阳、邺城两地地理位置相距不远,制瓦的原材料和制瓦工艺都应该没有太多区别,邺城陶瓦制作应该延续了北魏时期的工艺和风格。近些年来出土了的大量邺城残瓦,无论陶质、形式都与洛阳汉魏故城出土的北魏残瓦极为相似。

邺城残瓦保留有大量的戳记,或作一印,记录“军主某匠某作头某”,或者“军主某”、“匠某”、“瓦匠某”单作一印,并列压在瓦上。据考证,军主、匠、瓦匠应该是负责制作陶瓦的不同级别的官员或工匠。从内容上看,这些戳印与洛阳汉魏故城的北魏瓦文非常类似,只不过前者出自压印,后者刻划而成。

二、制瓦工序及瓦文内容

西汉中期,轮制技术开始应用到制瓦业中,泥条盘筑法逐渐被淘汰,所以北魏时期的陶瓦,也应该使用轮制技术制作而成,其先后工序大约是:1、将泥坯置于轮车上,转动轮车,使泥坯成筒状,同时刮削多余的泥团,使筒壁厚薄均匀。2、以凹点纹的印模垫衬在内里,同时进一步对筒壁外围进行拍打刮削。3、用竹刀将筒坯切割为四等分或二等分。4、对切割成型的瓦坯进行最后打磨。5、晒干后装窑烧成。

板瓦与筒法的制作方法大体相同,区别在于板瓦将筒壁四等分,而筒瓦是二等分,另外,板瓦初始制成的筒径较大,一般为40-50厘米,而筒瓦的筒径较小,约在15-20厘米间。
洛阳汉魏故城的瓦文分刻划和压印两类,压印类的内容较为简单,如“王世”、“石”、“师郑柳”、“吏邓永”等,“这是瓦工之上各级负责者的图记”,“‘师’可能是掌管烧窑的师傅,‘吏’可能是总负责的官吏。”

刻划类瓦文容稍丰富,包含以下要素:时间、各工序的不同职司称谓、制作者的姓名,这些基本完整的署名,标示出不同的工序由不同的责任人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

瓦文中出现的时间,均没有纪年,仅记某月某日,月份从4月始,至11月结束,集中在7、8、9月的最多,说明了陶瓦的烧造时间集中在一年之内。各工序的不同职司称谓与制作者姓名连用,这些称谓与制瓦的分工及流程有密切关系。

兹将瓦文中出现的各工序职司列表如下:

《简报》曾对以上名称进行解释,《张文》则根据制瓦工序,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两文对 “轮”、“削”、“昆”的定义基本相同,而对“随主”、“匠”的考释,则区别较大。

隤主

瓦文中出现的“左耳走之贵”字,按辽代字书《龙龛手鉴》,“(左耳走之贵)同隤,本作頹。”《简报》认为“隤主”即烧瓦窑的主管人。并且指出,“隤主有杨伏生、李龙两人,均刻在瓦面正中显要部位,下划一直线或‘工’字,与匠、轮、削、昆人截然分开。”

《张文》解释说“隤有包义。‘隤主’之‘主’则应是制瓦的内范,是以泥包主,为制瓦中一道工序的称谓。”

《张文》又对《简报》中提到的隤主与其他工匠署名中间的横线提出质疑,认为“可能是无意划痕”。

我们注意到“汉藏”中有两例刻划横线的瓦文,“□□/匠代连、轮头亓熹、削人伏□”和“□□广兴/□、匠□、轮□”,第一例横线上的文字损去,推测应为“隤主某”,第二例参照其他刻划方法,横线上的文字应为“隤主广兴”。而横线明显不是无意划痕,是有意识的将其区别于匠、轮、削的其他署名。

“隤主”的设置并无史料可稽,但邺城瓦文中出现的“军主”一职,同样排列于“匠”、“瓦匠”等工匠之前,属于监管制作的官员称谓。《简报》将“隤主”定义为烧瓦窑的主管人基本可信,但“隤主”的设置及职掌尚需进一步讨论确认。


《简报》解释为制瓦工匠,属匠师一类。而《张文》则认为是“制作和维修‘主’(木质内范)与‘轮’等工具和设备的木工。”

按《说文》曰:“匠,木工也”,“匠”的本义专指木工,但至少在东汉,词义已扩大,可泛指一切工匠,故《论衡•量知》曰:“能剒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穴凿穴埳谓之土匠;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

同样,邺城瓦文中也出现了“匠”及“瓦匠”两种称谓,“匠”或者为“瓦匠”的省称,或者为级别低于“军主”、而高于“瓦匠”的一个职位,都参与实际的手工制作。而洛阳汉魏故城瓦文中的“匠”可能并不参与实际制作,而只负责设计或工艺上的技术指导,类似现在的工程师。

“隤主”既为烧瓦窑的主管人,管理工匠但不会在烧制过程中参与轮、削、昆等技术工作的监督,所以,“匠”的功能除负责设计之外,也对整个制作流程进行技术上的监督,职位上应低于“隤主”而稍高于其他工匠。


应该是利用轮制技术,将泥坯制作成圆筒状瓦坯的工序。工人自称“轮头”。


拍是制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步骤之一,工人自称“拍人”。泥坯放置转轮上,初步制作成圆筒状以后,还需要工人将泥坯拍实,这道工序操作起来相对简单,但拍击的效果直接影响到瓦的质量。洛阳汉魏故城出土的残瓦,胎质细密坚硬,应该是反复捶击拍打形成的结果。

之前公布的资料从未提及瓦文中“拍”,“汉藏”则有两例“拍人”署名。第一例为“贵下拍人租削人□”,“拍人”在“削人”之前,也正符合拍、削这两道制瓦工序的先后。第二例为“张下拍人□”,“拍人”的姓名缺损,由此例瓦文的前两字“张下”推测,第一例中出现的“贵”应该是某人姓氏,但“贵下”、“张下”究竟所指为何,尚不能明确。

也有议论者,将“下拍人”看作是从事拍击瓦坯工人的自称。但“下拍”义不可解,并且结合“削人”、“昆人”等署名来看,称谓“拍人”似乎更加恰当。


凡筒坯分割成瓦都需要用刀削开,“汉藏”中出现一例“□周削坯”,很明确的标示出削的对象为瓦坯,而大多数署名则简称为“瓦削人”、“削人”或径称“某某削”。


昆同混,工序过程全称为“混磨”,工人自称“混磨人”、“昆人”或径称“某某昆”。昆的过程是将分割好的瓦坯,打磨成规格齐整、厚薄均匀、表面平滑的瓦,是装窑烧造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张文》以《简报》中“混磨”仅一例,“混”字的水字旁“可能是‘昆’字左侧有泐痕”,从而认为《简报》中出现的“混磨”应为“昆磨”。在“汉藏”中,我们同样发现一例,“混磨人武□”,“混”字清楚无误,说明此工序本称“混磨”,刻写时省作“昆磨”或“昆”。

师、吏

《张文》认为“‘师’可能是掌管烧窑的师傅,‘吏’可能是总负责的官吏。”邵友诚认为“师”是制瓦的工师、“吏”是监造瓦削的官吏。无论如何,师、吏均不参与实际的手工操作,以印章署名,或许是工匠制成瓦后,由师、吏来进行验收的一种标识。

三、署名及其顺序

由于瓦片残损严重,无一完整,目前所见的大多为一行或数行文字残存,“一号房址”所使用的每片陶瓦上是否都刻有署名呢?

如果需要每片瓦上都记录署名,那么在现存的这些残片上,“隤主”、“匠”、“轮”、“拍”、“削”、“昆”、“师”、“吏”等字样出现的频率应该相差不多,而实际上,与削这个环节相关的署名出现次数最多,其他署名则较少见。所以,我们推测,虽然整个生产过程是有组织、有分工,并且在相关人员的监督下进行,但作为“物勒工名”的署名,并不需要刻划在每片瓦上。

另外,制作陶瓦的整个流程是纵向的,需要不同的工匠在不同时期依照顺序逐次完成。那么,汉魏洛阳故城所见的这些残瓦署名,其各自署名的顺序又如何呢?《张文》认为在各工序完成时便刻划上名字。例如削人姚子尒在完成削制过程后,便在瓦上署名“六月廿八日姚子尒削”。而通过辨别署名前是否出现年月,及署名的位置,结合各工序顺序,可以看出署名情况各有区别。

第一类:统一署名(追加署名)

此类署名包含年月和各级职司,出现在板瓦的正面,如“四月七日隤主杨伏生、匠范僧得、轮头卿、□□□□”、“□□七日隤主龙、轮清、削人□”等。因为混磨是最后一道工序,如在混磨前刻成,必将在混磨过程中模糊,所以,此类署名应该是在完工验收后统一所记,之前的轮、削、昆的工序,无法准确记录时间,所以没有单独标记日期。

第二类:标记时间的单独署名(即时署名)

标记时间的署名通常刻在筒瓦的瓦唇、瓦内,或板瓦细窄的两个侧面,究其原因是刻此署名的时候尚未完全完工,刻在相对隐蔽、不需削磨的地方,以便不影响后续的工序。如在板瓦的侧面刻“六月卅日张始上削”、“六月十三日削人宋”等,这里所记的时间即是相应工序完成的日期。

昆作为最后一个工序,按道理可以在瓦的正面署名,但凡有月日的昆人署名,仍然都在瓦唇和侧面位置,恐怕是尚没有最后验收合格的原因。

第三类:没有标记时间的单独署名(追加署名)

此类最多,通常在瓦的正面,应当属于验收后的最后署名。削磨的过程完成后,削人、昆人均没有即时署名,而在最终验收合格后补刻署名。削人、昆人未必掌握当时准确的施工时间,只能省去制作时的日期,而仅记姓名。

四、书法特征

北魏时期是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典范,掌国者是鲜卑人,但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制”后,在文化艺术上所表现的,完全是对汉文化的继承。书法也不例外,这时期的各字体演变并没有出现大的突破。

通常大家会以“斜划紧结”作为北魏书法的终极描述,但这仅适用于洛阳时期的碑志书法,不适用于当时的民间书法,也不适用于迁都洛阳前的平城时期书法。

洛阳汉魏故城出土的瓦文,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属于民间的工匠书法,其二是先锲后烧。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瓦文,以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不同字体风格出现,其中有行笔极为流畅的,也有极为生拙的,造成这些区别的原因大概与刻写者的文化水平有关。同时可能有的工匠不会写字,需要他人代刻,所以很多不同内容的署名,类似出自一个人手笔。

“先锲后烧”即是在未干的瓦坯上刻划文字后再烧制,由于瓦坯柔软,可以运笔自如,所以形成的文字较石刻墓砖等更接近书写者的真实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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