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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尚永琪 | 狼头纛与古代草原民族的狼裔传说考

2017-6-20 21:49| 发布者: IICC| 查看: 245| 评论: 0|原作者: 尚永琪|来自: 边疆时空

摘要: 尚永琪1969年生,甘肃张掖人,现任《社会科学战线》副主编,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摘要:古代欧亚草原民族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匈奴人、乌孙人、突厥人、蒙古人的起源传说与狼密切相关。萨尔马提亚骑兵与突厥可汗使用的金狼头纛和考古发现的突厥狼头碑,证实了突厥狼图腾之自我认同;狼作为一种祖先传说,在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活动的匈奴、乌孙、高车、回鹘、蒙古民族中都有着或隐或现的深刻印记。这样的传说或崇拜,一定是跟 ...

尚永琪

1969年生,甘肃张掖人,现任《社会科学战线》副主编,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摘要:古代欧亚草原民族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匈奴人、乌孙人、突厥人、蒙古人的起源传说与狼密切相关。萨尔马提亚骑兵与突厥可汗使用的金狼头纛和考古发现的突厥狼头碑,证实了突厥狼图腾之自我认同;狼作为一种祖先传说,在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活动的匈奴、乌孙、高车、回鹘、蒙古民族中都有着或隐或现的深刻印记。这样的传说或崇拜,一定是跟某个特定部族而不是广义上的匈奴、突厥共同体有关,最大的可能是跟“突厥”这个集合体的早期主体部落有最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狼头碑 狼种 狼头纛 萨尔马提亚人 突厥 乌孙 狼裔认同

狼同草原民族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匈奴人、乌孙人、突厥人、蒙古人的起源与历史密切相关。驰骋于斯太普草原上的突厥人自称为“狼种”;乌孙人的祖先据说是喝狼奶存活下来的;中古北方草原上的高车人据说是老狼与匈奴公主的后代,所以他们引颈长歌时声类狼嗥;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黄金家族传说是苍狼的子孙;距离东方世界万里之遥的罗马城的创建者也是受狼奶哺育的孩子;母狼为人儿哺乳之场景,甚至出现在中亚古代城市建筑的壁画中。因而,比较系统地梳理这些“狼裔认同”起源的传说,对于认识古代欧亚草原文明的东西传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狼头碑与突厥王族的起源传说

自6世纪开始,突厥作为北方草原上的马背民族,开始接替匈奴成为中原王朝的外患强敌。540年,“突厥”一词始见于中国史书,《周书》记载所谓突厥者,“盖凶奴之别种……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552年,突厥部落建立汗国,逐渐统一柔然、铁勒等部,占据整个漠北地区,势力扩张到大兴安岭到咸海之间的土地。583年,以阿尔泰山为界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二部。629年,唐太宗命李靖统兵10万,分道出击突厥。李靖出奇制胜,在定襄大败突厥,突厥颉利可汗西逃吐谷浑,途中被俘,东突厥灭亡。657年,唐朝远征西域,打败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此后,西突厥的突骑施、乌古斯、葛逻禄、钦察等部落也活跃于中亚与西域地区。679年,唐朝统治下的东突厥各部上层因不满于朝廷的征调而滋生复国思想,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突厥酋长响应他们,部众共达数十万人。自此进入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直到8世纪中叶。

在6—8世纪的200多年间,突厥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上纵横驰骋,是中古时期亚欧大陆政治、文化格局的主要铸造者。

在汉文文献中,突厥人曾被称之为“狼头”,如唐代诗人王涯《从军行》即云:

燕颔多奇相,狼头敢犯边。

寄言班定远,正是立功年。

诗中之“狼头”就是指南犯唐境的突厥骑兵。而唐人所著《广古今五行记》所录传奇,更是直接将臣服于突厥的薛延陀部呼之为“狼头人”:

贞观年,突厥沙多弥可汗驭下无恩,多有杀戮,国中震恐,皆不自安。常有客乞食于主人,引入帐,命妻具馔。其妻顾视,客乃狼头。主人不之觉。妻告邻人,共视之,狼头人已食其主人而去。相与逐之,至郁督军山,见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当灭,我来取之。”追者惧而返。太宗命将击之,其众相惊扰,诸部大乱。寻为回纥所杀,族类殆尽。

这则记载荒诞不经,乃小说家之言,但是它直称薛延陀为“狼头人”,则反映了突厥族源传说与部落标帜方面独有的文化背景。

王涯《从军行》称突厥军为“狼头”、唐传奇将薛延陀部呼之为“狼头人”,是因为突厥可汗的军旗就是以“金狼头”为标帜的——这代表的是突厥人的自我认同——他们是狼的后裔。

《周书》卷50《突厥传》云:

突厥者,盖凶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隋书》卷84《北狄·突厥传》载: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儿,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欻然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

这两段关于突厥族源的文献记载中,前者谓突厥出自匈奴,后者云突厥出自“平凉杂胡”,虽然略有不同,但都一致追溯突厥乃是“狼种”,其发源地在高昌国山中洞穴。

这种以动物为其部族起源的传说是人类认知自身早期历史的一种常例,不同的部族在不同的地域将其祖先之起源归之为狼、鸟、熊、狮子等动物。

古代汉语文献记载中明确地将突厥的族源归之为狼血统的民族。但狼毕竟是与草原民族的生活有害的动物,游牧民族豢养的牛、马、羊都是野狼掠食的对象。尤其是羊群,是欧亚草原民族所用皮毛、肉食和奶脂的主要来源,而狼对羊群的袭击是经常发生的。鉴于此,其实突厥对于狼的感情也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

从威慑外敌的角度,狼是欧亚草原上最凶残、最有存在感和令任何人都时时刻刻能感知到的一种暴力威胁,所以,以狼做部族图腾,不但可以激发斗志,加强部族归属感,而且是从心理和声势上震慑外敌的最好象征。

从草原生存法则来讲,日常生活中的狼又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对象,其凄厉的嚎叫声和对家畜的袭击,使得牧人时时刻刻都必须提防野狼。

正是因为狼在草原生活中所处的这种矛盾文化现象,所以除了在突厥的旗帜上有明显的狼标记之外,我们很难在文献或现存突厥文物中发现更多狼的影子。蒙古人更是把狼很隐晦地称作“天狗”。在草原金银器和遗留的其他有图像的文物中,更多的动物形象是鹿、羊、虎。因为前两者是主要的生活来源,后者则是与日常生活较远的一种大型野兽。

古代欧亚草原民族对于狼的族系认同,形成了他们以狼来命名其可汗号的传统。据罗新教授的研究,中国中古文献记载中的突厥“附邻可汗”、“步离可汗”、“步利设”,“匈奴符离王”、“蒲泥王”,以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字“佛狸”,都对应着突厥词语“bori”即狼。[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6-171页;罗新:《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这就说明,不仅仅是突厥,在匈奴、鲜卑等民族中,其民族起源文化中都有着狼系认同的观念。

目前我们可见的具有狼图腾符号的典型突厥文物,就是“狼头碑”。

  

典型的突厥狼头碑有2块:一是位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布古特碑,一是保存在吉尔吉斯斯坦的Ak-Beshim佛寺狼头碑。

布古特碑为突厥第一汗国佗钵可汗(571-581)纪功碑,此碑在布古特佗钵可汗陵园内,位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哈奴依河平原布古特以西10公里处。该碑使用了粟特文和婆罗谜文两种文字,石碑残破不全,立于龟趺之上,碑高1.98米,厚0.2米,底部基座宽0.7米。碑头损毁严重,但是从保存完整的碑头一侧来看,整个碑头应该是由2只垂首的狼组成。2只狼的身体拱起形成碑头中间的圆弧部分,狼头垂在两侧,狼爪拂过碑身正面。2只狼的身体随着碑头的弧度被拉升为龙或蛇的身体那样圆融细长的形状,相互纠结在一起。

  

Ak-Beshim佛寺狼头碑现存于吉尔吉斯托克马克(Tokmak)附近巴拉沙衮(Balasagun)古城遗址的Burana宣礼塔旁边的一个简陋的小博物馆之内。这可能是佛寺造像碑上面的一件碑头,它出土于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到伊塞克湖之间的Ak-Beshim佛寺遗址,这件浮雕是一件典型的狼头碑,两头狼纠结成碑头上方的纹饰造型,两边是下垂的狼头。此佛寺遗址所在Ak-Beshim被认为就是唐代的碎叶城,位于托克马克西南8公里处,是6—10世纪突厥领地的首府。这件狼头碑碑头完整,可以看出来,狼的两个前爪护佑着碑头正面的圭头形区域,通常这个部位是要刻上碑额文字或图像的。在这个圭形上面,是2只狼各伸出一个后爪来护佑着一颗摩尼宝珠之类的宝物。

对于狼头碑,需要商榷的是,由于Ak-Beshim佛寺狼头碑仅仅是一个残存的碑头,缺少碑头以下的部分。此碑虽然藏在古城巴拉沙衮宣礼塔旁的一个简陋的小博物馆内,但是相关信息却并不清晰。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博物馆介绍Ak-Beshim佛寺的展品中也没有此碑的信息;而对于Ak-Beshim做专门研究的学术著作也并没有提及佛寺中出土了此碑。因而,此碑也不排除就是出土于Ak-Beshim一带的突厥贵族墓葬碑铭,可能是与布古特佗钵可汗陵园狼头碑同样等级的墓碑。

这两通狼头碑是突厥狼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地域分布上,Ak-Beshim佛寺狼头碑处于突厥的西部统治区,布古特佗钵可汗陵园狼头碑在突厥东部统治区,由此可见,狼作为图腾在突厥部族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地位。

二、突厥的金狼头纛沿革考

突厥可汗所用军旗“金狼头纛”,是将狼作为一个部族的标志性形象或图腾,然而突厥并不是“金狼头纛”的最早使用者,这说明他们的“狼祖传说”也有着更早的源头。

现有的记载中以活动于欧亚草原上的萨尔马提亚人为最早,他们的军队最早使用金狼头纛。

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是继斯基泰人(Scythians)之后的另一个强悍的草原部族,萨尔马提亚人与斯基泰人同源,都属于北方游牧的伊朗种人。在萨尔马提亚人鼎盛时期,其部落分布在西到维斯瓦河和多瑙河、东到伏尔加河、北到神秘而寒冷的北极、南到黑海和里海的区域内。有关萨尔马提亚人的重要的考古发现都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境内。他们是钦察人的族源,乌孙与铁勒也与他们有关。

公元前4世纪,他们在乌拉尔山南部放牧,曾经协助斯基泰人抵抗大流士一世的远征军。到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渡过伏尔加河,侵入俄罗斯草原,驱逐居于黑海北部的斯基泰人,把斯基泰人赶回了克里米亚,占据了其势力范围。

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的军队中曾大量雇用萨尔马提亚人作为辅助骑兵征战四方。萨尔马提亚人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多次进入罗马帝国境内掠夺。3世纪后, 萨尔马提亚人的势力开始衰落。4世纪中叶后,黑匈奴人大举西侵,导致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萨尔马提亚人随著日耳曼民族西迁,各支族四分五裂。

萨尔马提亚人和斯基泰人有很明显的不同,斯基泰人是马上弓箭手,他们戴防风御寒效果极好的尖顶萨迦帽,穿宽松的皮外套;而萨尔马提亚人则是持长矛者,他们头戴圆锥形帽子,身披鱼鳞似的铠甲。他们的重装骑兵曾威震欧亚,战马也用鱼鳞甲遮盖得严严实实,只留出眼睛和口鼻。

萨尔马提亚人的重装骑兵,就是在狼头纛的引导下纵横驰骋在古代的欧亚草原上。

  

狼头纛是草原游牧部落或军队的标帜,其造型并不是布帛类的旗帜,而是以铸造的金狼头安装在旗杆上,狼头上连接着皮革或兽毛一类的风向标,宛如龙身一般随风飘扬。

狼头纛的最早实物形象,在古罗马图拉真凯旋柱的浮雕图像中有所刻画。图拉真凯旋柱位于意大利罗马奎利那尔山边的图拉真广场,为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所立,以纪念图拉真胜利征服达西亚。该柱由大马士革建筑师阿波罗多拉(Apollodorus of Damascus)建造,于113年落成,以柱身精美浮雕而闻名。

图拉真纪功柱上的第31号场景,表现的是达西亚人(Dacians)针对罗马防御军营的一次袭击,在达西亚军阵中,有3位穿着鱼鳞状铠甲的萨尔马提亚(Sarmation)重装骑兵,在这三个骑兵的身后,是一位高举狼头纛的萨尔马提亚旗手。对此,中亚考古学者也据此有复原的彩绘图像。正是因为萨尔马提亚人的影响,罗马军团后来也接受了狼头纛,以之作为军旗。

  

以狼头纛作为部族或军队的旗帜,我们在与萨尔马提亚人关系密切的乌孙等部族文化中找不到丝毫相关信息,但是在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退出历史舞台的6世纪以后,崛起于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匈奴系突厥人部族却继承了这一传统,将金狼头纛作为其可汗所在的标志。

按文献的记载,突厥人是狼种,因而打出金狼头纛作标志是顺理成章的,也可能这是萨尔马提亚人文化因素影响所致。

突厥狼头纛的最详细记载来自《周书》卷50《突厥传》:

兵器有弓矢鸣镝甲矟刀剑,其佩饰则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从图拉真纪功柱上的第31号场景上所刻画的萨尔马提亚狼头纛来看,其旗纛之主体是铸造的那个金狼头。而《周书》所言突厥可汗的狼头纛也是“旗纛之上,施金狼头”,这跟布帛或皮质的中原旗纛完全不同。对此,我们还可以拿唐代诗人高适《部落曲》中对突厥旗帜的描述作一个佐证:

蕃军傍塞游,代马喷风秋。

老将垂金甲,阏支著锦裘。

雕戈蒙豹尾,红旆插狼头。

日暮天山下,鸣笳汉使愁。

此诗描述突厥旗帜,云“雕戈蒙豹尾,红旆插狼头”,所谓“旆”,《说文》释之为“旆,继旐之帛也。”其本义乃是古代旐旗末端形如燕尾的垂旒飘带。当然,“红旆”也可以代指红旗,但是在高适的这首诗中,“红旆”理解为本义可能更为恰当。就是说,突厥可汗的狼头纛,同萨尔马提亚人的狼头纛完全是一致的,是金狼头加上了风向飘带。

突厥金狼头纛首先是可汗所在的标帜,这是不容置疑的,相关文献都很明确地指向这一点。《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云:

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门树金狼头纛,坐常东向。

此处之金狼头纛显然不是一般军队或分支部落的标志,而是表明可汗王庭所在。不但突厥可汗是以金狼头纛作为标帜,回纥可汗也是使用狼头纛的。

据《新唐书》的记载,在唐肃宗即位后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过程中,回纥请求出兵相助。756年,唐代大将郭子仪与回纥兵合兵平定河曲叛军,郭子仪到呼延谷(今内蒙古包头市附近)与回纥兵会合。回纥可汗自恃兵强马壮,“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这就是给了郭子仪一个下马威。

从这种“拜狼纛”的行为可以看出,“狼纛”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旗,而是回纥部族的象征,是可汗王权的象征。

回纥之族源,《新唐书》云:“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 回纥曾“臣于突厥,突厥资其财力雄北荒”。回纥既然“臣于突厥”,而突厥可汗又有赐狼头纛与可汗号给臣服者的习惯,所以回纥可汗使用狼头纛,应该是受突厥的影响。

另外,在隋末的战乱反叛中,隋王朝北方边疆地区的叛将往往勾连突厥实力以图自强,而突厥也往往封他们为可汗,并赐予“狼头纛”以作标帜。

此事有两例。617年,隋将刘武周趁隋末天下大乱之机,杀死马邑太守王仁恭,开仓赈贫,驰檄境内,得兵万余人,自称太守。为了立稳脚跟,他派遣使者依附于突厥。突厥始毕可汗为了扶植地方割据势力,以战马赠与刘武周,并册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送他“狼头纛”。

618年,代郡豪族梁师都起兵反隋,杀朔方郡丞,建梁国,依靠北方突厥势力,自称皇帝。突厥始毕可汗则“遗以狼头纛”,赐号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

上述“狼头纛”都是作为草原可汗的标帜而出现,至于突厥的一般官员如叶护、特勒、俟利发、吐屯发等职,是否也用狼头纛,文献记载不明确。但是大唐太子李承乾造狼头纛的事情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是一个相当优秀的皇族子弟,虽然最终因为宫廷争斗而没能继承大统,但是李世民对李承乾的培养确实是不遗余力的。李承乾有个爱好,就是迷恋突厥胡风,虽然一再受到批评,也没能让其罢手。其中最著者,就是在其住地造狼头纛模仿突厥可汗,《新唐书》记其事云:

(承乾)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

李承乾是将其府中“貌类胡者”选出来25人,以5人作为一个组织单位,然后让他们住在毡帐中,代表5个突厥部落,给每个部落造一杆狼头纛。可见,李承乾所模仿的,一定是突厥现有的组织形式,虽然人数与部落数只是象征性的,但从5部落造5个狼头纛来推断,当时突厥王庭下属的各个部落应该是都可以有狼头纛的,而不仅仅是王庭。

最有可能的是,在突厥王庭或代表可汗的是“金狼头纛”,而其他的就不一定是金的了——包括回纥可汗和刘武周、梁师都之流所得到的“狼头纛”也不一定是金的,因为文献中也并没标明突厥可汗赐给他们的是“金狼头”,而只是说“遗以狼头纛”而已。

历史上,突厥是唯一明确将祖源归之为狼血统的民族。虽然匈奴、乌孙之祖先都有类似与狼亲密相关的传说,但都没有突厥的祖先传说这么直接、清晰。在6世纪以前,狼头纛的出现与萨尔马提亚人密切相关;6世纪以后,狼头纛的使用与突厥密切相关。突厥衰败后,与斯基泰人相关的中亚或欧洲部族、与匈奴和突厥相关的蒙古与契丹部等族,再也没有使用狼头纛的记载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阿拉伯历史学家马苏第在论述古代巴比伦国王世系及其统率的军队时,曾经指出,他们的那些分为左中右翼的军队,其军旗上绘着大象、龙等体型庞大动物的形象,而其下的小支军队的纛旗的标志,则是体型很小的野兽如豹子和豺狼的图像。因而,以狼作为旗纛之标志,显然是就其可以威慑敌手、自壮军威的功能而起,是古代军队中比较普遍的。而直接以金狼头作标志,虽然比较独特,其具体功能也不外如此——可以解读为“虎狼一样的勇敢之士”,可能跟图腾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关系。

【注】(文章刊登于《形象史学研究》201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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