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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交流:通道、物资与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六组)

2017-11-14 20:28| 发布者: IICC| 查看: 11| 评论: 0|来自: 川大藏学所

摘要: “汉藏交流:通道、物资与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六组) 2017-11-03 川大藏学所 2017年10月22日下,“汉藏交流:通道、物资与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六组如期进行。该组由刘志扬教授担任主持、玉珠措姆副教授任评议人。陕西商人与明清时期陕藏茶叶贸易研究由于第一位发言人刘立云博士未能到场,四川大学杨信良博士代为发言,杨博士以“陕西商人与明清时期陕藏茶叶贸易研究”为题首先进行发言。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研 ...

                     “汉藏交流:通道、物资与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六组)

2017-11-03 川大藏学所

2017年10月22日下,“汉藏交流:通道、物资与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六组如期进行。该组由刘志扬教授担任主持、玉珠措姆副教授任评议人。

陕西商人与明清时期陕藏茶叶贸易研究

由于第一位发言人刘立云博士未能到场,四川大学杨信良博士代为发言,杨博士以“陕西商人与明清时期陕藏茶叶贸易研究”为题首先进行发言。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研究背景、内容及意义;二、明清私营茶马贸易中的陕西商人;三、明清陕西商人的茶叶经营。明清时期,“茶马互市”连接了陕西、四川和乌斯藏。陕西商人利用明代“食盐开中”与“茶马贸易”的政策,依托地缘、资源优势,以血缘、乡党关系为纽带逐渐形成区域性商人集团。依托商人集团带动物资流通,市场范围逐渐扩大,促进沿线城镇发展。因此对陕西商人集团在康区活动加以关注,除具有经济史、商帮史层面意义外,亦能丰富对汉藏贸易通道的认知。

接下来,他指出明清时期,从事西南边茶贸易的陕西商人主要来自关中地区,大致分两批进入康藏。一批是明代户县牛东乡的“牛东帮”(又称“河南帮”),集中于康定“陕西街”,有80多家贩茶的陕商字号,以户县“徳泰和”茶庄为代表,有600年经营历史。另一批是清代泾阳、三原的“泾阳帮”(又称“河北帮”),集中于雅安“三元街”,以泾阳于桥苗家办的“义兴”茶号为代表,有500年经营历史。

在西康的陕商茶号“义兴”号和“天增公”号两家几乎垄断了川南边茶一半以上业务。茶号雇佣背夫沿茶马古道翻二郎山将茶砖运至康定,再由康定派伙计或交由藏商将茶砖运至巴塘、理塘、昌都、拉萨,全程二千余里。随着大量茶叶运至藏区,汉地的茶、绢、绸缎、布匹、铁器、铜器、纸张与藏地的马匹、食盐、红椒、红缨、毛布、药材、畜皮进行着以物易物的交易,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扩大了汉藏经济交流。

紧接着,他分别就明、清两代陕西商人茶叶经营进行阐述。明初,为了安抚制羁西北边外的少数民族,实行“茶马交易”政策,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这一官运官销的“榷茶”制度,实施至成化五年(1470年),茶叶生产开始走上商品化道路。明弘治三年(1490年)又进一步“开中边茶”,遂使陕茶走上大现摸商运商销阶段。正德三年(1509年)设紫阳县,统一经营,遂使陕西紫阳茶区逐渐形成。清初,由于统一全国战争对军马的需要,促使清承明例,恢复“茶马法”,推动陕西植茶。乾嘉后,由于清廷实行放垦秦巴政策,川楚各省流民纷纷入山垦植,茶区人口激增。总而言之,明清两朝的政策催生出陕西种植茶叶之风,为陕西商帮从事边茶贩运提供了直接条件。

作者举陕西泾阳茯砖茶兴衰一例,以此深入理解陕西商人茶叶经营方式。泾阳地理位置在秦陵北,此地不产茶,作为茶叶贸易中转站。泾阳茯砖茶经历了由陕西“紫阳茶”到湖北安化“红茶”(以下简称“湖茶”)的演变过程。湖茶占据市场有以下原因:一是湖茶量多且廉价,二是口味适宜,三是湖茶便于压制和运输。泾阳茯砖茶交易经历了兴盛,在清末民初由于政府政策影响及交通条件改善转而进入衰落期。

对于未来的展望,作者指出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及最近几年“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倡,泾阳茯砖茶产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泾阳大力继承和创新茯砖茶生产、保护并传承茯砖茶文化,以期在未来的五年建成产业园,形成自身品牌。

 

清代早期确立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原因探析

第二位发言者是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田茂旺,发言题目为:“清代早期确立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原因探析”。作者首先以时间顺序展开讲解并提出问题。宋明时期,设立茶马司,在西北主要采取官营茶马贸易。清朝建立后,在西北和西南推行了两套截然不同的官营茶马贸易和商营(民)边茶贸易制度。顺治年间,面向甘青藏区,在西北继续沿用宋明旧制,由政府主导经营,乾隆初年予以废止。康熙年间,面向康藏地区,在西南确立边茶商营贸易,通过打箭炉(康定)开辟边茶市场、设置榷关,茶商自由营运。那么清代早期在四川推行南路边茶商营贸易其背景和原因何在?

接下来作者探讨康熙年间确立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前提。主要有两方面:一为南路边茶产地社会状况。经历明末清初战争,南路边茶主要产地川西雅属区域呈现社会残破、经济凋弊、人烟断绝。清朝于顺治九年七月开始进入川西地区,断断续续至顺治十六年清军才彻底肃清南路边茶产区南明军残部。可以看出,清朝在顺治十六年前未能在南路边茶主产区实行有效统治。另一方面,顺治十六年后清朝势力深入打箭炉,并在此区域设置塘汛,布置兵力,建立了有效的统治秩序,并于康熙三十五年开辟边茶互市口岸,为南路边茶商营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

紧接着,作者论述康熙年间确立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原因。首先,他认为康熙帝治国理政呈现出重商思想,并举出《清圣祖实录》中两则史料予以佐证。据《清圣祖实录》第97卷载:“商民是四民之一,富民亦国家所庇,藏富于民,不在计此铢两。以后有首告,应不准行。”《清圣祖实录》第124卷载“重困商民,无裨国计。种种情弊,莫可究诘。朕思商民吾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正须易辙改弦。所有现行例收税溢额,即升加级纪录,应行停止。”其次,宋明两代官营茶马贸易促使商营贸易萌芽。宋明两代相继实施茶引制和开中制,将茶商推向汉藏茶马贸易前台,出现了官茶商运、官商分利的局面,打破政府垄断格局,为茶商专营边茶创造有利条件和官营向商营贸易转变奠定了基础。第三点原因为趱湖茶入西北易马。湖茶入西北易马,压缩了南路边茶向西挺进的销路,迫使南路边茶在专销川藏上投入主要精力,从而促进了川西藏区汉藏边茶贸易的兴起。

最后,作者总结道:康熙年间确立南路边茶由民间商人运销,不仅与康熙皇帝的重商思想、宋明两朝官营茶马贸易及趱湖茶入西北易马相联,且与清王朝政治经济总体战略布局有密切关系,已超出简单的经济和集市范畴,而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和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

 

             清末民国时期康区贸易发展及其特征研究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卢征良,以“清末民国时期康区贸易发展及其特征研究”为题展开演讲。首先他进行了背景介绍,康区贸易可以追述到唐朝,唐宋两代内地与康区贸易以茶马互市为主。明清时期,交易范围逐渐扩大,除茶叶和马匹之外,增加许多生活必需品。但当时康区统治者垄断当地贸易,普通民众没有自由经营商业的权力。

接下来,作者指出清末民初康区商业发展的原因主要是商业政策优惠及交通条件改善两点,并对此两点展开介绍。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时将通商列为经边六事之一,西康商业获得良好发展机会,各地来康经商者日渐增多。1937年抗战爆发后,川康交通得到恢复,产业日趋发展,内地商人对康区商业表现出浓厚兴趣。在这期间有两次发展低潮期,分别为民国建立后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西康地处偏远,加之边事众多,政府无暇顾及,康区商业出现过短暂的萧条。

紧接着,作者从康区贸易特征展开介绍。首先,他认为商品输出入总体呈现低端化。内地输入西康的商品基本上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如茶、棉布、药类、鸦片、书籍等。在这些输入商品中,边茶所占份额最大,这与西康地区居民嗜好边茶有很大关系。康区输入的产品主要包括金银、虫草、贝母、大黄等药材,皮毛等畜产品、手工业品和土特产品为交换媒介。其次,商业贸易经营自由化程度逐渐加强。明朝时期,川藏间的贸易受到严格控制,贸易商品限制在茶马互市方面。随着藏区与内地联系加强,朝贡中贡赏物品互换和以朝贡为掩护的采购活动成为主要贸易方式。清朝康熙、雍正时期,在西南、西北进藏诸路设置粮台、驿路。粮台、驿路的设置,使得内地与藏区贸易活动发展起来。在改土归流后,赵尔丰采取招徕和保护商业政策,促进藏区与内地物资交流。第三个特征为商品交易媒介的改善。19世纪末期,康区经济交换方式较多表现为物物交换,金融发展非常落后。清中叶以来,随着汉藏商贸关系的发展,汉藏商人开始以银锭为交换媒介。1939年西康省成立,在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及当地金融界人士的努力下,西康省在金融界实现现代转型,实现了货币统一,建立起现代金融网络。第四个特征为经营贸易主体多样化,西康尊重商人,商人地位仅在官吏与喇嘛之下。同时,贸易主体较丰富,按族别分为康藏商与汉商两种。康藏商主要包括寺庙商、土司商及平民商。汉商可分为陕商、川商青商与甘商,其中以陕、川商人势力最大。

综合以上,作者最后总结道,明清以迄近代,康区贸易获得一定程度发展,特别是在贸易交换媒介和市场自由化方面取得很好的成果,这对汉藏民族间贸易往来具有促进作用。但应该注意到,由于工业发展滞后,康区进出口产品依然很低端。商业经营主体还是掌握在寺庙商和土司商手中,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康区贸易发展。


“国茶藏销”格桑泽仁与抗战时期的西南边茶贸易

第四位发言人是来自四川大学的邹立波副教授,以“‘国茶藏销’格桑泽仁与抗战时期的西南边茶贸易”为题进行讲演。他首先提出其研究问题,格桑泽仁一直是20世纪上半叶康藏重要政治人物,那么在抗战时期西南边茶藏销贸易活动中格桑泽仁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并以此分析近代边疆政治人物在沟通和协调国家与边疆、地方与地方及汉藏经济交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紧接着,他主要从复兴滇藏北路边茶贸易与“关茶合并”风波两个事件出发展开论述。民国初年以来,边茶藏销贸易长期疲滞。滇茶藏销主要有两条运销路线,北路(“下关紧茶”)及南路(滇藏新商路“佛海紧茶”),南路为主商路。而格桑泽仁对于滇藏新商路即南路采取抵制态度,从他致电云南省府函的文件可以看出。滇康边区会议主席格桑泽仁暨代表六十八人致云南省府函:“窃查腾商洪盛祥,结联藏商邦达昌,垄断滇康藏商业,更以紧茶由印运藏,而抵制我边区茶商,致我边区茶商多数歇业……请备函警告鸿盛祥制止锦茶由印运藏,函请西藏达赖活佛,限制邦达昌,勿垄断藏康滇商业呈请省政府转令洪盛祥制止紧茶由印运藏。”格桑泽仁这么做主要是由于印茶仿制滇茶流通到藏区的利权问题,多数滇茶转售印商,印商垄断市场,滇商利润过低。

面对以上问题,格桑泽仁开始办茶厂,掌握茶叶经营、销售的主动权。他以蒙藏委员会委员名义创建云南康藏茶厂,这也标志着国民政府开始介入和统制西南边茶贸易。关于格桑泽仁创建茶厂的意图,作者在查询档案的过程中找到相关记载:“(格桑泽仁)对于近年川滇两省藏销茶叶应如何经营及藏中茶荒急待救济诸问题,备承教益……格桑先生对于增加生产及恢复原有销路,维系政治经济之关系,至为关切,乃弟格桑悦喜与藏中巨商邦达昌有密切联系,甚易商得合作办法……此事关系国茶藏销,至为重要。——郑鹤春函”。该茶厂采取的经营原则为:“官商合办、产销合作”,官代表的是云南中茶公司,商则是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康藏商贾。

接下来,作者主要探讨“关茶合并”风波。茶厂建立后,政府开始统制边茶购销,以复兴“国茶藏销”、抵制印茶侵藏。格桑泽仁积极采取“统制藏销茶叶”的政策。他采用官商合办、入股等形式合并下关茶厂。但这么做却引起张(元春茂)赵(复瑞昌)联合反抗,在当地茶商压力下,“关茶合并”事宜宣告失败。作者指出在“关茶合并”中值得注意的是格桑泽仁的身份问题,格桑泽仁在此期间亦商亦官,充分展现了自身人格魅力。1942年,康藏贸易公司成立,格桑泽仁任常务董事,开始转向川藏贸易。紧接着,作者开始介绍川滇边茶藏销合作计划及实践。民国时期川(康)、滇边茶存在“竞销”关系,而且川茶藏销贸易出现衰败之相,川茶在西藏之销售仅占十分之一份额,滇茶占半,印度茶占十分之四。面对如此之势,政府实行合作计划,责令滇茶外销,将所占份额归并于康茶,同时摒除省籍界限,货畅其流。格桑泽仁此时提出西陲经济计划,指出由中央直接统筹,以云南丽江为根据地,联络康藏富商、贵族、官绅、富僧,组建西陲企业公司与内地茶叶公司合作,大量运销川滇茶叶,销行西藏。计划制定后,格桑泽仁积极推进川滇边茶藏销合作实践,实行川滇两省产销合作,仿照藏销川茶旧样,制造紧茶、砖茶。

总结阶段,作者指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边茶筹藏”,与康藏地方人士建立特殊合作关系,为格桑泽仁等提供可资运用的契机和平台,塑造出格桑泽仁亦“官”亦“商”身份。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充分展现了格桑泽仁的“官商”思维,他以国家“利权”为核心,融洽汉藏经济、政治关系,抑制私商之弊,复兴藏销“国茶”。抗战时期藏销贸易格局变动下,格桑泽仁首次提出由中央统筹西南各省之间的区域(省际)经济合作,他也由“地方自治”转变为“国家代理人”,破除区域间壁垒,实现国家对西南省区重要战略物资贸易的统筹协调。


四位发言人发言完毕,玉珠措姆副教授进行了精彩的评议。关于“陕西商人与明清时期陕藏茶叶贸易研究”一文,她指出文中关于“泾阳帮”的阐述很有启发意义。同时,余论部分与当前“一带一路”政策相呼应,这种结构很巧妙。玉珠措姆教授也补充道:“四川巴塘、丹巴等地区的汉商绝大多数都是陕商,这些也值得探讨”。关于田旺茂“清代早期确立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原因探析”一文,玉珠措姆副教授认为,题目以小见大,选题巧妙。关于南路边茶兴起与康熙治国重商思想相联系,这是很有价值。玉珠措姆副教授也提出疑问:“胡茶”西北易马有没有更加详细的资料进行说明?第三位发言人卢征良讲演的“清末民国时期康区贸易发展及其特征研究”一文,玉珠措姆副教授认为其综述了康区贸易的发展及特点,极具价值。同时她也针对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商贸交易过程中交易媒介主要有哪些呢?针对第四位发言人邹立波的“‘国茶藏销’格桑泽仁与抗战时期的西南边茶贸易”一文,玉珠措姆副教授指出该文运用档案文献做研究的方法,值得大家学习。同时该文章从人物出发,探讨格桑泽仁在康藏交流中的政治、经济作用,这是很有创建的。玉珠措姆副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股份制公司到底在民国期间是如何运作呢?

针对评议人的评议,四位发言人分别进行回应。田旺茂指出顺治年间将胡茶纳入边茶,《清代档案史料论丛》中有此方面记载。卢征良认为商贸自由度没有办法衡量,但商贸应该是逐步比原来更加自由。拿交易媒介来说,从早期的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作为媒介,交换的手段逐渐现代化。邹立波指出股份制应该是民国当时普遍采纳的方式。就个案来说,商和股改的运作主要是通过产销合作的形式予以实现的。

四位发言人回应完评议后,进入互动环节,在场的师生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向发言者提问。至此,本次“汉藏交流:通道、物资与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六组发言圆满结束。



       (张磊供稿;周雅玲供图;王凤琼校对。

注:文中引用参见作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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