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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人1876年的巴蜀观察

2017-11-15 11:42| 发布者: IICC| 查看: 280| 评论: 0|原作者: 冉云飞|来自: 冉云飞博客

摘要: 外国人拍摄的晚清巴蜀照片。日本人是何时进入四川的,现已难详考。蜀道难不只是难着大批的中国人,也难着许多外国人。他们要想进入四川,除了像诗人陆游、范成大以及1908年67岁的英国女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一样利用峡江水道入蜀与出蜀、像地理学家王士性与诗人俞陛云利用古蜀川陕大道入蜀外,很少有另外的选择。像1846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一样,由北京而内蒙、西藏,经过川藏茶马古道而进入四川的人,可说是比较少的特例。日 ...

外国人拍摄的晚清巴蜀照片。


日本人是何时进入四川的,现已难详考。蜀道难不只是难着大批的中国人,也难着许多外国人。他们要想进入四川,除了像诗人陆游、范成大以及1908年67岁的英国女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一样利用峡江水道入蜀与出蜀、像地理学家王士性与诗人俞陛云利用古蜀川陕大道入蜀外,很少有另外的选择。像1846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一样,由北京而内蒙、西藏,经过川藏茶马古道而进入四川的人,可说是比较少的特例。

 

日本人之大批来到中国,与187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建交有关。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胜利过后,日本的扩张野心,以及中国为强盛自己而大量聘请日本教习有深刻的瓜葛。来华的人中,若粗加分类,大抵有间谍(含常规情况刺探物产、军事分布等)、政治家、外交官(竹添进一郎等)、旅游者、僧侣、军人、浪人、学者(如内藤湖南、仓石武四郎、青木正儿等)、作家(芥川龙之介)、如工程师(如铁路与矿产等)、商人、藏书家(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等)、机构(如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日清留易研究所等)所组织的人员等。从1870年代以后,进入中国的日本人逐年增加,即至抗日战争达至高潮。日本人的足迹不仅遍及中国各个角落,而且偏僻难行如在下的家乡酉阳,也有他们勘查之记录。冯天瑜先生主编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版,系“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丛书),就有日本人勘探至吾乡酉阳的记载,一方面日本人求真吃苦的精神为我所深佩,另一方面为他们窥嗣中国的祸心不寒而栗。

 

进入巴蜀的日本人虽然逐年有所增加,如1906年日本重庆领事馆记载在四川的日本人就多达71人,其中以教习与商人为多(山川早水《巴蜀旧影》),但并非每一个日本人对其行止都有记录。据巴蜀史地研究专家蓝勇统计,日本游记里对四川有记载的计有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1876年)、安东不二雄《中国漫游实记》(1892年)、山川早水《巴蜀旧影》(1905年)、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1910年)、中野狐山《中国大陆横断游蜀杂俎》(1913年)、上冢司《以扬子江为中心》(1925年)、高山庆一《长江漫游日记》(1926年)、神田正雄《从上海到巴蜀》(1935年)、神田正雄《四川省综览》(1936年)等十几部书籍。而竹添进一郎1876年进入四川所记的日记,可能是最早的日本人对彼时巴蜀情形之记载。


外国人拍摄的晚清巴蜀照片。


外国人拍摄的晚清巴蜀照片。

 

 

1871年,中日两国正式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标志着中日两国正式建交之始,1873年正式交换生效,从此两国人士的交往便有所依凭,这便是1876年竹添进一郎从北京游历巴蜀的时代背景。竹添自幼习中国古代经典,四岁诵《孝经》、五岁学《论语》、七岁读《资治通鉴》,及长更是遍读中国古代典籍,博览群书,了然于胸。作为中国人,我们看他每到一地,熟练地参引古代典籍,如郦道元的《水经注》、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等书,便会感到一点惭愧。他刊行《栈雨峡雨日记》时能请到著名学者俞樾、彼时重臣李鸿章作序,非只是浪得虚名之借重。

 

竹添进一郎虽然是名学者,但其职业却曾是驻朝鲜与中国的外交官,与各类名流颇有往还。1874年竹添进一郎随日本驻中国公使至中国,1876年1月抵北京,甫一到任,就因使馆精简工作人员,而失去工作,他便趁机与另一位日人津田君亮相约同游巴蜀。对于巴蜀,虽然他熟读陆游的《入蜀记》与范成大的《吴船录》,也终究是纸面得来,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研究。很巧的是,他在北京日本使馆数月期间,常常听人说起巴蜀之雄奇壮丽,引发了作为壮年的他之游兴。“余从森公使航清国,驻北京公馆者数月。每闻客自蜀中来,谈其山水风土,神飞魂驰,不能自禁。遂请于公使,与津田君亮以九年(明治九年,1876年)五月二日治装启行,即清光绪二年四月九日也。”(见张明杰整理、竹添进一郎著《栈云峡雨日记》、股野琢著《苇杭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下引如不说明,均引自本书)从这个自序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游历四川的兴趣,除了在书本上的了解外,主要是才游历者神采飞扬的描绘。而这些壮巴蜀之雄奇的人,恐怕不会全是中国人,里面或许也有日本人。只是竹添进一郎并无特别的说明,而这些游历者亦无书籍保存下来,所以我们不敢断定竹添进一郎入蜀前必有日本人进入过巴蜀。

 

外国人入巴蜀,日本人是比较晚的,究其原因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还并不是个开放的、眼光向外的国家。虽然与中国文化渊源深厚,但巴蜀地区从来不是儒学中心,不像齐鲁大地那样受到他们虔诚的朝拜,不像北京那样作为清朝首都因政治、经济的优势受到的瞩目,亦不像江南那样人文荟萃,颇得地利,出入随意且方便。外国人进入中国广大内陆腹地有诸种动力,如跋涉探险、猎奇旅行、采集动植物标本等,但没有一种动力可超过宗教传布的力量。因此当我们看到英、美、法、德诸国传教士因信仰问题频繁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引发不少事端时,日本并没有进入这些事件的中心。因为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不像西方传教士那般执著,尽管中日建交后曾有日本僧侣到中国来建佛寺,但其影响较小,远不足以与西人在中国传教引起的冲突,其影响如此深广。日本人对西人传教之认识,也并不比中国人高明多少,哪怕像竹添进一郎这样博学之人,也不例外,“府中(指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市——冉注)天主堂且二十八宇。盖二京十八省,皆建教场,法郎西国人来驻,教诱妖教,共用心可谓毒矣。”(5月12日)复次,这个时候,日本对中国尚有一定的崇敬之心,其自信及野心,还不足以远及中国内陆腹地,无论是从探险、旅行还是一定意义上的科考,都尚属鞭长莫及。故以我们的推断,竹添进一郎之入巴蜀,应该算是有记载之首次旅行。

 

当1846年一月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到达西藏,在西藏待了不到三个月后便驻藏大臣琦善匆匆请出西藏,由西藏入川(见古伯察所著之《中华帝国纪行》);同年九月西班牙传士陆怀仁私入湖北,被捕遣回时,中国与日本内部则还是另一番情形。同年七月,清朝命盛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海防练兵。同年正月至二月,日本仁孝天皇死而孝明天皇践祚,法国船只自流球来、美国船只自浦贺来,皆请通商,不许,幕府与中国的海防边疆大臣一样奏陈外国事。中国与日本处于同样不可理喻的内耗之中,视那些带来货殖利益的商船为不祥之物,将虚骄其表、怯弱其里的民族情绪发挥到极致。1846年,我们故事的主角,将是第一位进入巴蜀的竹添进一郎才四岁,还在鸿蒙之中,但早慧的他已在诵读《孝经》。当他于1876年游历巴蜀的时候,瞬忽已过三十年。1876年中国四川南充等县发生教案,英国怡和洋行建淞沪铁路,旋由中国收购拆毁。而日本同年遣使与中国交涉朝鲜事,不久迫使朝鲜签订修好条约,国内则制定有华族惩戒法、命元老院起草宪法、设立幼稚园。两国的情势,已大有不同。


外国人拍摄的晚清巴蜀照片。

外国人拍摄的晚清巴蜀照片。

 

 

1876年5月2日,竹添进一郎、津田君亮,雇北京人侯志信为向导,从北京出发,历河北、河南、陕西而四川。沿途经历的名胜古迹,风土民情,气候物产,皆能征引文献,详明古今。经过50天的行走,于6月21日由川陕古道进入四川境内之筹笔驿亦即神宣驿,费时十一日,经剑阁道,抵达成都,其所花费的时间与明朝地理学家王士性所走之苍溪、阆中、盐亭、潼川、绵阳、德阳、新都大略相同。虽然两位系相隔两百多年后在同一道路上旅行,但在道路没有质的改善的情况下,正如法国著名诗人保尔瓦雷理所说:“拿破仑的行军速度与尤利乌斯.凯撒同样缓慢”。

 

古蜀道危险之情状,素来为人所乐道,竹添进一郎也不例外。他在用浅白文言道出此中苦辛外,不时征引古人诗文来支持此一印象,如过神宣驿之葱岭,引杜甫的“途危石滑”来加强其闻见。观千佛岩时,他在描述佛像各异之形态后,像他一惯所斥之庙宇遍地的现实一样,“愚氓喜怪,犹可恕焉;官而诱之,何与?”(6月22日)四川人“俗素信佛,挽近则駸駸入于祆教,全省盖教会数十万云”(7月3日),“余初在成都,闻重庆有祆教之变,至则已平矣”(7月21日)。竹添进一郎不愧深浸儒家思想的人,不语怪力乱神,很得韩愈“谏迎佛骨表”的真谛,其对佛教乃至任何宗教没有好感,可谓一脉相承。除了对宗教的排拒有些偏执外,他认为当官的如唐代利州刺史韦杭镌佛像就是不该的行为,因为这是民脂民膏,而且不符竹添进一郎比较崇尚科学的信念。竹添对中国世风颓败,沿途见生民吸食鸦片之风,多有讥评。过上亭铺亦即琅珰驿,到七曲山,见文昌庙,他对立庙以求考学,就像今日高考去烧香进佛,颇不以为然,“正学之不讲,人心之卑污,可胜叹哉!”(6月28日)他在成都见着支矶石时,竟失望而生气,“黝然淡黑,不过一顽石也。乃相传以为天上物,立祠奉之。人情喜诞,往往乃尔”(7月5至7日)。但他遇着高兴之事,也是不惜表扬之辞的,如从绵阳到罗江,“适有驱犊至者,放歌一声,响震林表,顾余而笑,岂沮溺之流欤?”(6月30日)一个放牧人无忧无虑的歌声,让他想起长沮、桀溺两位曾经规劝过孔子的隐士。

 

6月23日宿昭化,竹添进一郎看见昭化正在修筑道路,而且发生了一路上没有发生过的“夜有盗夺衣物去”的事,可见彼时川北民贫盗滋的情形。本来前日可以从距昭化135里的朝天镇坐船而下一日即至昭化,但竹添说“然大险矣”(6月21日),清末嘉陵江的水势之大及航道之险,由此不难想见。在昭化因雨受阻一日,想必于城内曾见龙门书院、费公祠等遗迹,至于祀丁建业、丁保桢之父子之丁公祠——丁建业曾任昭化县令,而丁保桢则诞生于昭化——则在其路过的三年后的1879才建,自是未及见。而丁保桢之督四川亦是在1876年的下半年,故竹添一行与丁家竟不曾发生一点关系。从昭化下来,剑门之奇,让竹添大呼过瘾,“余自得剑山,步步呼奇叫快,不觉轿中倾轧之苦也”(6月25日)。而对剑阁县城的评价则是,“山左右合,而城适当其洼,狭而卑,其势宜攻而不宜守”(6月26日),真可谓简洁而准确。如今新县城因官模官样的政绩工程,而展迁至绵广高速公路旁,而老县城则依旧“狭而卑”地破旧不堪,好在鹤鸣山上的承隋唐佛像尚存,差堪告慰。

 

我们见惯不怪的事,外人倒觉新鲜,这也是异地情调的吸引作用。许多第一次从陕西入四川的人,都有特别惊叹的感受,古之杜甫等人固不免,今之贾平凹、余秋雨亦如是,对于竹添进一郎这样的域外人士,就更是如此。他到了梓潼后说,“顾望来路,惟见群山万岳翔于云际,恍然疑从九天飞下吧”(6月28日)。过魏城驿,他写道:“湿云低处一鸠鸣,十日曾无两日晴。满地桑阴深又浅,吹为绿雨到绵城”(《过魏城驿抵绵州》),令人想起唐代诗人罗隐过魏城驿所写的的“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到罗江,“夹路秧田,方经新雨,苍翠染衣。山回溪转,松竹深窈,茅舍八九,乍见乍隐,随风摇曳”(6月30日),好一派惬意的田园风光。抵德阳时更进一步,“自此西南广袤千里,土厚水深,真天府也”(7月1日)。南北两地人物风光之别,在秦岭的横阻之下,显得非常的特别而突兀,因之特别容易引起外来者的感慨。这感慨里面,当然有着实的成份,但也不无讶异之处。竹添说,初到西安,获稻米不易,加之蜀道虎豹出没,道途狭险,想到一路上不容易吃到大米。但出乎意料的是,进入四川,山地之间无不种植稻米与小麦,到处是鸡犬相闻,牛羊载路。“路之险者,凿而辟之,栈之危者,磴而栏之,宛为康庄,两骑联走矣。都邑则繁盛,客店则闳壮,肩舆络绎,昼夜不绝。小站亦皆炊膏梁以待客。吁!天下之事,每出意料所不及,非深于阅历者印字机可与语之哉?“(6月28日)在糟糕的专制制度之下,四川虽亦久撄贫病之苦,但因地利之馈赠,土壤之肥沃,风雨之调顺,物产之饶富,人民之勤劳,竟亦使日人乍见之下,而大兴意外之叹。


外国人拍摄的晚清巴蜀照片。


外国人拍摄的晚清巴蜀照片。

 

 

晚清的成都,随着近代周边场镇的兴起,货物之流通,人口之云集,而各方面都得到相应之发展,呈现出自明末清初之衰颓以来,难得的复兴景象。虽然这复兴的景象远不及唐宋时成都之繁盛,然地利并不因朝代的变迁而有大的变化,要的只是岁月静好、人物平安,统治者稍忍盘剥之巨手,那么现实的繁盛则可期而至。我认为成都从明末清初的隳败之局走出来,其复兴的标志便是,从乾隆中后期,江西旧书商到成都贩书开始。因为有口饭吃,是人生存之基本,但这不是一切。但没有这基本,就不可能衍生出对文化的热爱,命将不保,指望到处都是“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是不现实的。

 

1876年7月初,竹添经历跋涉到了成都,就且停留几日,休憩身子。他因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自是要到古旧书铺一观。其时,清末民初四川文化的勃兴,刚开始发芽,尊经书院因张之洞之主政四川,并延请王闿运当山长,而得以培育出许多英才。但在1876年,许多后来驰骋的人物,都还小,尚没有成蔚然之局。即令彼时正当年的人物如廖季平(24岁)、顾印愚(21岁)、杨锐(19岁)、吴之英(19岁)、宋育仁(19岁)、张森楷(18岁)、刘咸荥(18岁)等,皆处锥中,竹添进一郎自是无法也不想认识他们,他认识的是名重已久的俞曲园一辈人物。但与上述同龄的人中,有一位竹添进一郎应该有机会见,但可能见了,他在书界羽翼未丰,亦未必有交道。这人便是后来名重成都士林的版本学家、旧书商周达三。周达三当时20岁,后来曾为张之洞、吴棠等彼时在四川的要人刊刻书籍,晚年曾任四川商会会长。学者廖季平在其殁后曾撰有《周达三先生墓志铭》。竹添进一郎不愧深爱中国文化的人,到得成都之第二日,即“过骨董铺”,但“书画玩具无足者。书肆则所在布列,卧龙桥前后最多。青编缥帙纶乎庋阁间,文学之盛可知也”(7月3日)。书是很多,但能入竹添法眼的好书不多,但“文学之盛”则是他从书籍的繁多里,已经窥出大概了。因为有读者,才有市场,这个推断是大致不差的。

 

竹添来川之前,似乎也看了不少关于四川的书籍,因此日记用一定篇幅引证四川之所以为四川的诸种成因。他认为巴蜀地区的人,“民质直而剽悍,然五方杂处,匪类亦多”(7月3日)。“自入川省,每县有务政坊,每闾有节孝坊”,竹添分析说,这是因为好官太少,世风浇薄所致,“抑亦见古今世道之变也”(7月19日)。但再博学,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巴蜀的专家,因之四川之来历便弄错,而此点整理者张明杰也没有什么说明,大抵他也不清楚。“所谓四川者,盖取名于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也”(7月3日),其实四川是在宋代由益州、梓州民、利州、夔州为治所的“川峡四路”,简称而来。弄错了四川的来历,也不妨碍他在成都玩得尽兴。在成都时,虽然没有会到前述那些将来在四川文化界有影响的人物,但刚卸任的新繁知县、江安人陈锡鬯的来访,还是让他很感高兴。陈之来,没有任何交待,不知是谁人介绍予他。竹添在书中记录了一些类同小说家言的东西,如陈给竹添言其父亲在道光末年即测知天下将大乱,并说了“不出数岁国难必起,惟楚材足以靖之”的话。这个难逃事后诸葛之讥的说法,善于怀疑的竹添竟深信不疑,不亦怪哉?

 

竹添在成都的十天里,大多为雨天,范成大谓“蜀中无梅雨”之说,他认为“未必然也”。以今日观之,其游武侯祠,无特殊可记录者,但杜甫草堂里,“祠西成渠引池,有鳖数十,浮出水面,见人无畏避之状”,今日无由得见。青羊宫里则设剧场,“商贾云集,百货山积,人雷汗雨”,说明交易之旺,气候之炎热,于竹添这样不做买卖的旅游者说,“殊为可厌”(7月5至7日)。十天之后,“议买舟东下,时水大涨,江路危险,乃取陆路”(7月11日),其时这个理由也未必成立,因为水路最险的路段也不是成都到重庆。早晨六时从成都出发,陈锡鬯送他们一行至渝,八日即达重庆。除民俗风情外,路上所记者,竹添特为加意的是,一为井盐,二为甘蔗,竹添经世致用之心可谓厚矣。竹添在详述各种管理井盐买卖的方式后,他说,“余则以为赠产盐之地,计置灶若干出盐若干,以收其税,听商民就场卖买,随便转贩,不必给引,则商民均赖其利,官亦庶免乎亏盐课之忧矣”(7月16日)。他这样近乎市场经济,自由买卖的见解,高出彼时很多中国人。


外国人拍摄的晚清巴蜀照片。

 

 

竹添进一郎一行在重庆并没有停留,但他在日记里记叙重庆刚刚敉平的一场祆教与当地民众的冲突。祆教冲突在当时的四川此起彼伏,1873年有遂宁之变,1876年则有重庆江北之乱,教徒与民团之间的争斗,可谓激烈。一方面是民众焚神像,另一方面是教徒烧民居,投毒于水井。总之,扰攘不休,刚有承平之象。复次,竹添不愧有心之人,因用范成大《吴船录》来证实重庆瘴气和水井之关系,“范记云:‘盛夏无水,山水皆有瘴。’询之,曰:‘瘴气大减于昔时。但井不可食,特充洗涤之用而已。’”(7月20日)

 

陈锡鬯因送他们至重庆,遂结下较深之感情,因此分手时,竹添进一郎写道:“乃告别锡鬯,相揖而祝曰‘一路平安’,盖是邦送行常语也。嗟!余自入蜀,即纳交于锡鬯,肝胆相投,呈辄咨询,依以为西道主人,锡鬯亦自任不辞。今乃遽然分袂,真所谓‘别离已异域,音信若为通’者。口叙常语而诚发自中,黯然久之”(7月22日)。竹添游历大半个中国,也只有遇着陈锡鬯这样的一位耿直重情之人,因之走笔不免动情。“一路平安”之口语,今犹常用,百十年间,口语无有变化,但这句话见证过多少生离死别,阅历过多少沧桑巨变,阅竹添此段感慨,不免令我等后人感慨复感慨也。

 

甫到船上,竹添即看到船老大鞭笞拉纤者,“顷之创痕层层交背,旁观亦为酸鼻”。再者晚间歇船上,则臭虫叮咬,令人不耐,“后闻虫性怯油,寝藉油布则无患”,此等生活小窍门,今日读来,依旧感到亲切无比。舟行三峡,竹添记录之文字雅洁可喜,不让明清小品,其神情清俊,态度可爱。“抵皮石,即楚蜀过脉处。南岸有小聚,茆舍瓦屋相间,颇楚洁,可就而买醉也。舟行一转,忽得奇岩,曰铁棺峡,以形似得名。不知何物黠仙,藏体魄于绝壁,千年不朽,以云烟为墓田,猿鹤为吊客,使过者不觉仰首惊叹也”(7月30日)。到得楚境,他除了论述防洪和海关问题,尚有关涉四川的数处。“过东市,川省木材多聚焉。木材之出于川省者,缚作大筏,上又构屋,资生之具皆备。多者至六七户,或有作圃种菜蔬者。候水涨顺流而下,盖东坡所谓鱼蛮子类也”(8月4日)。与今日尚存之富春江上渔户生活竟有几分相似(见《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6期有文述此)。苏东坡所谓鱼蛮子者,可用此漂泊江上,逃繁重之赋税,“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鱼蛮子》)。而“武昌、汉阳一带,有川米来而价减之语,则知方今楚人皆待济于川省矣”(8月16日)之记载,在今日恐怕已是陈迹。

 

竹添进一郎游历巴蜀,其记录可谓巨细靡遗,但我只能挑一些他人记录不详,或者他观察角度比较新鲜的地方,来加以论说。他沿途进行各地风物之比较,比如有“而后入巴蜀,饱啖荔子肉”(《南十里铺题壁》),大抵彼时荔枝产区虽不及唐宋,但可能比今日只有合江一地能产,要宽广些,从中也可以看出气候变迁。到了鄂西,他记述了我们土家族的一首诗,特别感动我:“久为巴蜀客,又向楚天过。村古蚊声集,江开月色多。淫词仍陋俗,夜舫自蛮歌。搔尽星星鬓,羁愁奈汝何”(《泊邓家沱》)虽然是百多年前的一首诗,但至今读来,仍鲜活如在目前。竹添进一郎作为一位日本人对巴蜀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更加丰富细致地认识巴蜀的历史,而不是粗枝大叶地看待我们祖先过往的生活痕迹和文化历史。

 

2007年4月之杪于成都

 

本文转载作者冉云飞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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