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庭故城城墙唐朝的北庭都护府位于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县北，雄伟的城池迄今还有部分城墙耸立在那里。北庭地处北方突厥人的游牧范围内，原来是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南北王庭之一，又叫“可汗浮图城”，城中有其最高首领可汗所立浮图（即佛塔），故称【1】。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国，在此地设庭州，与内地州县体制相同。太宗去世后，高宗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酋长阿史那贺鲁举兵反叛，攻陷庭州。经过反复争夺，唐朝在

北庭故城城墙

唐朝的北庭都护府位于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县北，雄伟的城池迄今还有部分城墙耸立在那里。北庭地处北方突厥人的游牧范围内，原来是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南北王庭之一，又叫“可汗浮图城”，城中有其最高首领可汗所立浮图（即佛塔），故称【1】。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国，在此地设庭州，与内地州县体制相同。太宗去世后，高宗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酋长阿史那贺鲁举兵反叛，攻陷庭州。经过反复争夺，唐朝在显庆三年（658）平息了叛乱，重新恢复了庭州的建置。龙朔二年（662），唐朝为了对付西突厥余部，稳定天山以北地区的局势，在庭州设金山都护府，以强化并扩大庭州刺史的权限。到长安二年（702），唐朝在金山都护府的基础上建立北庭都护府，取代庭州建置，扩大职权范围，加强兵力，使北庭成为唐朝在天山北路的政治、军事中心。到开元以后，随着节度使体制的逐步建立，北庭都护改作北庭节度使，都护府也变成节度使下辖的军镇。安史之乱后，唐军主力入中原勤王，势力衰弱。贞元六年（790），吐蕃一度占领北庭，后为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击败，回鹘人成为包括北庭在内的天山地区的新主人。

北庭都护府南枕天山，北望草原，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向西经过弓月（在今霍城一带）等城镇可以到达中亚楚河流域的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贝西姆城）；南面越天山各个不同的谷道可与焉耆、高昌、伊吾相连，并由这些地方进入塔里木盆地或河西走廊、甚至远到巴蜀地区；向正北方是游牧民族的中心之一金山（今阿尔泰山）地区；东北则有“回鹘路”通到漠北的回鹘可汗牙帐。这样四通八达的道路枢纽，使北庭成为北疆地区的一个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也汇聚了多种丝绸之路的文化要素，使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植根、开花、结果。

相对于天山南面气候干燥的吐鲁番盆地来讲，北庭地区雨水较多，古城遗址周边发现的纸本文书很少，文字材料只有一些碑刻残片和回鹘时期佛教寺院的题记，因此保存的史料较少。我们过去对北庭都护府的了解大多数是一些军政建置和不同势力之间的战争。本文勾稽吐鲁番文书和当地出土碑刻残片，更多地关注丝路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

可汗浮图城原是西突厥可汗所设的“北庭”。作为西突厥汗国的一个重要城镇，这里文化的主流当然是突厥人的游牧文化，即使到了贞观十四年唐置庭州，甚至显庆三年天山南北的宗主权从西突厥转归唐朝以后，这里仍然生活、游牧着大批突厥系的部族，如处月、处蜜、沙陀等，与金山地区的三姓哥逻禄等几乎连成一片。

过去我们从蒙古发现的属于突厥木杆可汗时代的粟特语碑铭（即布古特碑），知道突厥人的文秘人员是由粟特人来承担的【2】。最近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我们整理出一组唐龙朔二、三年西州都督府处理哥逻禄部落破散事宜的案卷，主要内容是说哥逻禄步失达官部落被漠北铁勒部落打散，有一千帐百姓从金山南下，来到庭州附近的沙陀部所在的金满州一带（今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城北方）停住。在平定漠北的叛乱后，唐朝从西州派使者前往金满州，与沙陀的金满州刺史一起，安排哥逻禄部返回金山地区【3】。在同组的文书中，有从沙陀的金满州寄到西州的一封粟特文书信，是粟特文秘人员代沙陀的金满州刺史所写，表明粟特人也是西突厥余部中的文秘人员【4】。这些善于经商的胡人，也善于外交，而由于商业的原因使粟特文成为丝路上的国际通用语，这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庭州地区的粟特人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突厥的影响。

擅长经商的中亚粟特人，曾经在公元3至8世纪之间大批东来兴贩贸易，建立了商业网络，并进而垄断了丝路上的国际贸易，他们当然不会放过庭州这样一个重要的商业据点。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贞观廿二年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文字如下：

贞观廿二 [ ]庭州人米巡职辞：

米巡职年叁拾，奴哥多弥施年拾伍，婢娑匐年拾贰，驼壹头黄，铁勤敦捌岁，羊拾伍口。

州司：巡职今将上件奴婢驼等，望于西州市易，恐所在烽塞，不练来由。请乞公验。请裁，谨辞。

“巡职庭州根民，任往西州市易，所在烽塞勘放。怀信白。廿一日。”【5】

文书的内容是：在贞观二十二年某时，已经在庭州著籍的粟特人米巡职向官府打报告，要求前往西州（吐鲁番地区）去做生意，在报告中他按庭州官府的要求列举了本人的姓名、年龄年（30岁），他所带的奴婢的名字和年龄（奴隶哥多弥施年15岁、女婢娑匐年12），以及携带的牲口（骆驼一头，黄色；铁勤敦马，8岁；羊15口）。他希望获得官府发给公验，以便经过路上的烽燧时，不被扣留，奴婢、牲口等也予放行。文书后面有庭州官员怀信的判词，说“巡职庭州根民，任往西州市易，所在烽塞勘放”。从巡职的姓来看，他原本应是中亚粟特地区米国（Maymurgh）的粟特人，但是到贞观二十二年时，他已经是“庭州根民”，此时距唐朝占领其地只有八年，所以米巡职可能在西突厥时代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到贞观十四年变成唐朝庭州的合法居民，他利用此后一段和平时期这一大好形势，仍操旧业，前往西州地区做买卖。他所携带的奴隶和牲口，除驮马可能是运载工具外，其他应当是要出售的商品。

正是因为米巡职是在和平时期出行，所以没有依靠粟特人经常组织的商队前进，而是一个人出来做买卖。其实，米巡职只是当时许多粟特商人中一个留下了记载的例子，像他这样的庭州粟特商人应当不在少数。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收藏有一件《唐开元十六年（728）庭州金满县牒》，记载了开元十六年时庭州下辖的金满县总共有1760户，当县所管百姓、行客（从内地来的各类流动人口）和兴胡（粟特商胡）各占三分之一【6】。我们知道，金满县是庭州下属三县中的郭下县，户数占庭州总户数的二分之一强，而其中粟特人户约占三分之一，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这里的粟特人数之众，他们应当也像其他地区的粟特人一样，形成了自己的聚落。

粟特人不仅仅经商贩易，他们也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带到东方。粟特人的传统宗教是发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之为祆教）。我们虽然没有确切的庭州粟特人的祆教信仰史料，但我们知道，分布在整个丝路沿线的粟特聚落，往往都有粟特人的信仰中心祆祠相伴随。对于庭州其他地区的情况，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所获《唐开元四年（716）李慈艺告身》透露了一点信息：唐朝瀚海军的李慈艺等人在庭州附近战斗时，曾破河西阵、白涧阵、土山阵、双胡丘阵、五里堠阵、东胡祆阵等六阵，并于凭洛城与贼斗战，朝廷准开元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敕，对这些将士根据各自战斗的情况论功酬勋【7】。《元和郡县图志》记凭洛镇属庭州，在州西370里。而《新唐书·地理志》则记庭州西60里有沙钵守捉，又有冯洛（即凭洛）守捉。王国维《唐李慈艺授勋告身跋》据里程计算，以为凭洛镇、城、守捉同在一地，位于庭州西约一百五、六十里，而《告身》所记六次战阵就在这一带【8】。可见凭洛是庭州以西一个战略要地，“东胡祆”这一地名的地理坐标很可能就是凭洛。凭洛地当北庭至碎叶的丝绸之路上，是粟特人东来的道路之一。这个“东胡祆”的地名或许表明凭洛城东立有供奉胡祆神的祆祠。有意思的是，高昌城和敦煌城的祆祠都立在城池的东面，凭洛城的这所胡祆祠也在城东，这不知道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粟特祆教徒的特意选择。

随着唐朝对西域统治的加深，内地的汉文化也随之传播开来。大谷探险队曾在北庭都护府故城中发现一些唐朝的汉文碑刻残片，虽然已经无法连缀成文，但其中保留着“龙兴寺”、“白鹤观”的名字【9】，从字体来看，应当是唐朝前期所立的碑铭。龙兴寺的存在说明唐朝内地的汉传系统的佛教进入北庭地区，并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更进一步来分析，我们知道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的统治结束，政权从“武周”转归“李唐”，于是唐中宗命天下诸州各置“中兴寺、观”以作纪念。但后来觉得此名不妥，于是在景龙元年（707）二月，“敕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10】。这应当就是北庭龙兴寺的来历，而从唐朝大多数州的情况来看，龙兴寺往往就是一州最重要的官寺，为当地最高僧官所驻锡。这些碑刻碎片上的佛教词语和僧官名称，可以让我们依稀看到当地汉传佛教流行与汉寺运作的一些痕迹。

同样，白鹤观在北庭的出现，更是李唐王朝大力推行道教的结果。唐朝最早在天下普建道观大概是在乾封元年（666）高宗封禅大典完成以后。在离开泰山前，高宗下诏：“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封峦、非烟、重轮三寺。天下诸州置观、寺一所。”【11】兖州所置的三座道观名称是来自封禅时的所谓祥瑞，我们不知道庭州的道观是否是因为乾封元年的诏书而立，也不知道白鹤观是否因封禅的祥瑞而来，但此时天下各立道观一所，因此也不排除北庭因诏书而立白鹤观的可能性。至迟在神龙元年时，北庭应当建有道观，即与后来的龙兴寺同置的龙兴观前身。从西州的情形看，玄宗即位后，道观在西州迅速增加【12】，估计一山之隔的北庭，情况也应当大体相同。

至于这些道观的活动情况，敦煌文书S.2703《唐天宝八载（749）十二月敦煌郡典王隐牒》记录了从敦煌郡发遣出去的九道“文解”：

1 合郡廿三日应遣上使文解总九道

2 一上北庭都护府为勘修功德使取宫观斋醮料事

3 一牒交河郡为同前事 一牒伊吾郡为同前事

4 一牒中书门下为勘修功德使墨敕并驿家事

5 一上御史台同前事 一上节度使中丞衙为同前事

（中略）

9 右各责得所由状，具上使事

10 目如前。

11 牒件状如前，谨牒。

12 十二月 日，典王隐牒。【13】

其中的“一上北庭都护府为勘修功德使取宫观斋醮料事，一牒交河郡为同前事，一牒伊吾郡为同前事”，就是西域地区的三个直辖郡在朝廷所派“修功德使”的监督下进行道教斋醮活动的情况，而玄宗派出的“修功德使”其人，往往是由两京地区的高道与宦官共同出任。

北庭处于丝路要道，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河西后，一些唐朝僧人为了躲避战乱，从印度返回时，要绕道“回鹘路”。像贞元时的悟空，就是自龟兹东行，越天山到北庭，遇到于阗三藏法师戒法（尸罗达摩），于是拿出印度求法所得梵夹，请其作为译主，悟空证梵文，合作翻译出汉文本的《十地回向轮经》【14】。同时，唐朝内地的一些经本，也传到北庭，包括汉僧自己编纂的一些著作。日本石井光雄积翠轩文库所藏的传为敦煌发现《神会语录》，题记说：“唐贞元八年岁在未，沙门宝珍共判官赵秀琳，于北庭奉张大夫处分，令勘讫。其年冬十月廿二日讫。”【15】这里的张大夫应当是以御史大夫兼节度留后或节度使的张姓某人，僧宝珍和判官赵秀琳奉其命校勘著名的菏泽神会的语录，表明唐朝内地的禅宗典籍也在北庭流行，而且受到节度使这样高级官员的支持。

　　

在吐蕃阻断西域经河陇到中原的通道以后，西域的唐朝军队仍坚守了十多年。786年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始向西域进军，唐朝的西域守军在漠北回鹘汗国的帮助下，奋力抵抗。791年，吐蕃与回鹘在北庭发生激烈的争夺战，回鹘先败后胜，将吐蕃逼到西域南道于阗、鄯善一线，而回鹘汗国则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北沿，从北庭、高昌直到焉耆、龟兹、拨换、疏勒，都纳入漠北回鹘汗国势力范围。于是，回鹘汗国也把自己信奉的摩尼教的势力，推广到这些新占领的地域。

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发掘的一件中古波斯语文的双抄页写本，内容是抄写《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āmag）的跋文，由于其重要性，而被编为摩尼文第一号（M 1）。跋文中罗列了保义可汗时期（808—821年在位）漠北回鹘的王族成员（可汗和王子们）、与王族密切相关的宰相权臣，以及北庭、高昌、龟兹（包括佉沙/疏勒和拨换）、焉耆、于术等地一些官员、贵族或地方首领的名称，其中有些人带有摩尼教徒的“听者首领”（niyōšāgčān）称号，但大多数人是一般的“听者”，即普通的摩尼教信众【16】。

在北庭（Bišbalïq、别失八里）部分的名当中，提到的人物有“北庭城主、匐呼诺鸡（Qwnkyy）大将军节度使”，这位名叫呼诺鸡的最高军政首脑，既有西域传统的“城主”名号，又有新的统治者回鹘人的官称“匐”（bg，伯克），还保留着唐朝北庭节度使和大将军的头衔。以下的是带有突厥高级官称“阿波”的移健（yg’n’）和咄录（twrlwg）以及散悉波若（s’nsz p’c’g），后两人拥有摩尼教“光辉的听者”的名号；再后是五位普通听者们（nywš’g’n）的名字。我们根据语言学家的还原工作，可以知道这些名字的语言归属，从而可以判断这些人的种族甚至某些家族信仰情况：蜜始延（mšyy’n）是阳性粟特人名，义为“密斯拉/太阳神的恩宠”，给他起名的人应当是祆教徒；摩诃罗阇（mh’r’c）是阳性印度式称号，意为“大王”；轧褐力（’rqlg）是阳性突厥人名，意为“有力的”；座利佑（z’rywδ）是阳性粟特人名，意思不明；咄勒（或突勒，Twrk）是突厥人名，意为“强有力的”【17】。由此可见，随着北庭为漠北回鹘汗国所控制，这里的上层统治者已经转换成以突厥人和粟特人为主，当然也不排除有汉人和印度、西域等其他族系的人，其实不论是突厥、唐朝还是回鹘统治时期，像北庭这样的多民族聚集区，统治者也是由多种民族共同组成的。在这里最重要的现象是，摩尼教得到当地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有的学者认为，这件跋文所列举的北庭、高昌、龟兹、焉耆、于术这五个地点，很可能是9世纪上半叶摩尼教利用漠北回鹘汗国的支持，在新的占领地设立的新教区的名字【18】。

840年，漠北的回鹘汗国被北方的黠戛斯部击溃，部众西迁。866年，北庭出身的回鹘首领仆固俊攻占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地，创建“西州回鹘”王国，或称“高昌回鹘”，以高昌为都城，以北庭为夏都。摩尼教原本就在北庭、高昌地区建立了教团，随着回鹘的西迁，被回鹘立为国教的摩尼教教会主体，也随之西来。北庭地区的摩尼教一度更为盛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件回鹘语文书（编号P.3071）的背面，抄录的是摩尼教赞美诗和摩尼教教会神职人员的名表，它与M 1的“听者”名单不同，而是一份摩尼教正式选民的名表，其中有一位慕阇和他属下的六位拂多诞：

神圣的大德Yišo（夷数、耶稣）Yazd Kw慕阇

神圣的大德Šad Frazint拂多诞

大德Adda Fuxar拂多诞

大德Wahman Šahryar拂多诞

大德āwš’y Adda拂多诞

大德Wispu Yad拂多诞

拂多诞Wispuhr，五别失八里宗教的首领。【19】

因为文书中出现有“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这样一句佛教色彩浓厚的文句，所以可以推测文书大约写于10世纪下半叶。参考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摩尼教文书和柏孜克里克石窟的摩尼教壁画，我们知道整个西州回鹘王国的总教主是摩尼教最高首领慕阇（Možak），他手下有一些摩尼教教阶第二等级的拂多诞（Aβtadan），这里列举的前五位可能和慕阇一样住在高昌，最后一位拂多诞是北庭摩尼教会的最高领袖，名叫Wispuhr。

北庭的摩尼教势力从9世纪初开始，至少一直延续到10世纪下半期。随着西州回鹘整个范围内强大的佛教势力的重新恢复，摩尼教走向式微，佛教再次成为这里的主流宗教信仰，我们今天在北庭西大寺壁画上看到的回鹘可汗供养佛教的形象，就是这以后的反映。

【1】éd.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ks) occidentaux, St. Ptersbourg,1903, p. 305. 一说“浮图”来自地名“务塗”，有关讨论参看嶋崎昌《可汗浮图城考》，《隋唐时代の东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171－252页。有关东西突厥人的佛教信仰，参看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144－164页。

【2】关于此点，参看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179－181页。布古特碑文转写研究，见Sergej G. Kljastornyj and Vladimir A. Livšic, “The Sogdian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 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 26. 1 (1972), pp. 69-102；森安孝夫等编《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大阪：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1999年，122－123页。

【3】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13－44页。

【4】Yutaka Yoshida, “Sogdian FragmentsDiscovered from the Graveyard of Badamu”，《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45－54页；吉田豊《ソグド人とトルコ人の关系についてのソグド语资料2件》，《西南アジア研究》第67号，2007年，49－52页。

【5】《吐鲁番出土文书》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306页。参看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187－188页。

【6】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354页。参看沙知《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小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187－195页。

【7】告身录文见小田义久《德富苏峰记念馆藏〈李慈艺告身〉の写真について》发表的新文本，载《龙谷大学论集》第456号，2000年，128－129页。

【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七，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册，877－881页。

【9】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国华社，1915年，史料（25）。

【10】《唐会要》卷四八“寺”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992－993页。

【11】《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90页。

【12】参看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7－144页。

【13】《英藏敦煌文献》第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202页。参看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133页；雷闻《国家宫观网络中的西州道教——唐代西州道教补说》，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121－122页。

【14】《悟空入竺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卷，980页。

【15】图版见川濑一马编《石井积翠轩文库善本书目》，覆刻版，临川书店，1981年，图26；石井光雄编印《燉煌出土神会录》，东京，1932年，64—65页。录文见铃木贞太郎与公田连太郎校订《燉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东京，1934年，67－68页；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315页，No.923。

【16】F. W. K. Müller, “Ein Doppelblatt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nenbuch”, APAW V, 1912, pp. 1-40; M. Boyce, 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Parthian. Téhéran-Liège: Bilbliothèque Pahlavi and Leiden: E. J. Brill, 1975,pp. 52-53; H. -J. Klimkeit,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Parables, Hymns &Prayers from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93, pp. 274-275; D. Durkin-Meisterernst,“Late Features in Middle Persian Texts from Turfan”, Ludwig Paul (ed.), Persian Origins-Early Judaeo-Persian and theEmergence of New Persian.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Symposium, Göttingen 1999(Iranica VI), Wiesbaden, 2003, pp. 8-9;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西域文史》第2辑，129－153页。

【17】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136－137页。

【18】参看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9, 1938, p. 567, n. 15; 森安孝夫《增补: ウィ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夺战及びその后の西域情势について》，流沙海西奖学会编《亚洲文化史论丛》第3卷，东京，1979年，214－215页; W. Sundermann,“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Concerning the Turfan Region”,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ed. A. Cadonna，Firenze 1992，pp. 71-72。

【19】J.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I, Paris, 1986, pp.57-58；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公元3－11世纪）》，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6年，52－54页。

　　刊陈春声主编《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3月，6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