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敦煌宝藏发现之初，人们对遗书中各类写本的题记就予以了足够的重视。伯希和向胡适说他当时挑选敦煌经卷的三个标准，其中之一就是看有无题记可供考订。一九三六年，许国霖采用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卷编成《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胡适作序称收录的四百多条题记“是一组最有趣味又最有历史价值的材料”。后来陈寅恪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作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以史学家的眼光，论述了题记的价值所在。此后，

在敦煌宝藏发现之初，人们对遗书中各类写本的题记就予以了足够的重视。伯希和向胡适说他当时挑选敦煌经卷的三个标准，其中之一就是看有无题记可供考订。一九三六年，许国霖采用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卷编成《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胡适作序称收录的四百多条题记“是一组最有趣味又最有历史价值的材料”。后来陈寅恪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作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以史学家的眼光，论述了题记的价值所在。此后，收藏于各地的敦煌写本题记大多已经整理刊布，被研究者利用，至于学郎题记，则有李正宇先生的《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收罗最为完备。敦煌学郎诗主要是以题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这些题记记录抄写时间、抄写者身份等项较为明确，有关其作者问题似无可怀疑，因此一直为大家所忽视。

较早注意到敦煌学郎诗的是胡适，他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中引《写书不饮酒》、《写书今日了》二诗，称之为“书手的怨诗”。一九六二年王重民先生作《记敦煌写本的佛经》，论及“写经生”时，列举了斯六九二《秦妇吟》卷末张友盛写的《今日写书了》诗，说“他在辛苦的写书中，悟到了穷人只有靠自己的手”。一九六九年吐鲁番出土了卜天寿抄本《论语》，卷末有卜天寿抄诗数首，郭沫若先生等对其中一些诗的作者归属发表了意见。

总而言之，各人所表述的主要观点都是认为抄写者与诗作者为同一人，即将题记中诗作的创作权，归到题记作者名下。这一观点，至今已被学术界接受，近年问世的有关敦煌文学论著均沿袭此说，认为学郎诗大都是学郎们信口信手的即兴之作，以抒发个人抑郁不满的情怀，其中不乏调侃戏谑，反映出当地抄书人的真实情怀。

那么，这些诗的作者与这些写本的抄写者到底是否为同一人呢？这些诗真如论者所言，是抄写者的信口信手之作吗？这一看似很小的问题不仅仅是诗的作者归属问题，还是一个涉及整个敦煌学郎诗的性质的带普遍意义的问题。

弄清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唐五代敦煌的文化面貌，认识敦煌诗歌的真实状况，研究文人诗作与民间俗诗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的衍化现象及过程等，均有一定的价值。笔者有机会对敦煌诗歌作了初步清理，现就所见结合有关文献材料，对这一问题略呈浅见。

一

这里不妨从世人所熟知的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几首诗说起。

卜天寿《论语郑氏注》抄卷后诗词杂录

卜天寿《论语郑氏注》抄卷一九六九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唐墓，在长达177行的《论语》写卷后有“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口（抄）”的题记，其下并抄有《十二月三台词新》及五言诗六首。据诗末杂写，我们可以知道，抄写者卜天寿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凤里义学生”，年仅十二岁。

关于这些诗词，郭沫若先生作有《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一文来专门考论，认为《十二月三台词》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五言诗六首中《百鸟投林宿》等五首为“民间流传的旧诗”，极有见地。唯《写书今日了》一首，郭沫若先生认为“无疑是卜天寿自己做的”。此后，龙晦先生又有《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研究和校释》等文，指出郭沫若先生对《他道侧书易》一首的校勘错误，并结合敦煌写卷中的《补日写书了》、《写书不饮酒》等学郎诗，论证《他道侧书易》一首是卜天寿所作。

先看《他道侧书易》诗，原卷下端略有残损，缺一、二字，诗如下：

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

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

郭沫若先生将“侧书”校作“札书”，龙晦先生已订其误，但龙晦先生同时说：“卜天寿这个小孩子可能如郭沫若同志所说，比较调皮，字虽写得好，可能姿势不正，甚至有侧起写字的习惯。所以他说：‘你说侧起写字容易吗？我说侧起写可不容易啊！侧起写还要侧起读，还要你侧起看呢！’”看起来似乎真是卜天寿信口信手的即兴之作。但我们在敦煌写卷中可以找到一首与此诗极为相近的诗，写于伯3189《开蒙要训》卷末题记之后，题记云：“《开蒙要训》一卷，三界寺学士郎张彦宗写记。”诗如下：

闻道侧书难，侧书实是难。

侧书须侧立，还须侧立看。

比较这两个写本，其差别仅在于字面的少许不同，一、二句在表达上略有差异，一个用反驳句式，一个用递进句式。但不难看出这种微小的差异，只是同一首诗的不同传本而已。再看卜天寿所抄另一首《写书今日了》诗：

写书今日了，

先生莫咸（嫌）池（迟）。

明朝是贾（假）日，

早放学生归。

郭沫若先生说：“这首诗无疑是卜天寿自己做的。十二岁的孩子便能做诗，而且平仄韵脚大体上合乎规律，首句如改为‘今日写书了，’那就成为正规的绝诗了。”在敦煌写卷所存的学郎诗中，“写书今日了”正作“今日写书了”，请看这首《今日写书了》诗：

今日写书了，

合有五斗米（麦）。

高代（货）不可得，

环（还）是自身灾。

这首胡适、王重民一再称引的诗，写在斯692《秦妇吟》卷末，题记云：“贞明五年已卯岁四月十一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郎安友盛写记。”再看下面这首《竹林清郁郁》诗：

竹林清（青）郁郁，

伯（百）鸟取天飞。

今照（朝）是我日，

且放学生郎归。

此诗为伯2622《吉凶书仪上下两卷》卷末所写十首诗之一，原卷有题记云：“大中十三年四月四日午时写了。”由于所存文献的限制，我们未能找到与《写书今日了》相类似的完整诗作，但从这两诗与它的相同之处看，已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

显然，轻率地认为卜天寿所抄五言诗《他道侧书易》、《写书今日了》等为卜天寿所作，是不够准确的。反之，敦煌写本中的《闻道侧书难》也未必是张彦宗所作，《今日写书了》也未必就是安友盛的创作。这些诗广泛流传于当时的敦煌吐鲁番地区，充分表现出它的集体性特征。这些诗从这一个人传到那一个人；从这个地方传到那个地方。有的人加进了一点，有的人润改了一点。我们很难确知其创作者和确切的产生时间。可以认为，这些五言通俗诗极有可能是唐五代间流行于西域地区学仕郎中的一种儿童语体诗，相当于今天的儿歌童谣。

二

对于上述结论，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三首敦煌学郎诗得到印证。一首是《写书不饮酒》：

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干。

且作随宜过，即与后人看。

此诗见于北位字68号写卷，许国霖《敦煌杂录》收入。又见于伯2621《事森》卷末“戊子年四月十日学郎员义写书故记”的题记下，全诗除“随宜”写作“随疑”外，余全同。另外还见于伯2937《太公家教》卷背，题记云：“维大唐中和四年二月廿五日沙州敦煌郡学士郎兼口口军除解口太学博士宋英达。”诗的一、二两句全同，三、四两句作：“但作须宜过，留作后人〔看〕。”差异极小。这首诗出于员义、宋英达等三位学郎的题记中，当然不能确定为其中某一人的作品。

另一首是《今朝好风光》：

今朝好风光，骑马上天堂。

谁家好女子，嫁娶何家郎？

此诗在敦煌写卷中至少三见：伯4了87、伯3319、斯3713。三个抄本之间存在的极小文字差异，多是因为形音讹误所至。再如北6811卷背的一首叠字诗《高山高高高入云》：

高山高高高入云，真僧真真真是人。

青水青青青见底，长安长长长谓君。

这首游戏诗又见于伯3597卷乾符四年灵图寺僧所抄杂诗中，仅两、三字有异，“高山”作“高僧”，涉第二句致误，第三句“青”均作“清”，是。第四句“谓君”作“有君”。

从以上举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诗大多抄于一些童蒙读本和应用文范上，如《论语》、《开蒙要训》、《太公家教》、《孝经》、《事森》、《吉凶书仪》等，都是学仕郎日常习诵的读本。这些通俗诗作应该是他们日常吟咏在口，而随手记写留下的。

长沙窑所见青釉瓷注子上的诗文

我们这样说，还可以从出土文物中找到极为有力的佐证。如伯3597杂诗中有《春日春风动》诗云：春日春风动，春来春草生。 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此诗即见于1967年长沙铜官镇瓦渣坪五代宋初窝址出土的青黄釉瓷注子腹部，又见于最近在长沙郊区望城县唐窑出土的唐代酒器上，诗云：

春水春池满，春人饮春酒，

春时春草生。春鸟哢春声。

所不同的仅第一句，显然为同一首诗的传异。

再看《白玉虽为宝》一首：

白玉虽未（为）宝，

黄金我未虽（须）。

心在千章至（张纸），

意在万卷书。

此诗见于伯3441《何晏论语集解》卷六背面，有“大中七年十一月廿六日学生判官高英建写记”的题记。另外伯2622《吉凶书仪》卷末诗中也有此诗，如下：

白玉非为宝，黄金我未口（须）。

口竟千张数，心存万卷书。

这首诗同样也见于长沙唐窑发现的瓷器之上，诗作：

白玉非为宝，忆念千张纸，

千金我不须。心藏万卷书。

非常明显，此三者亦同为一诗。 《春日春风动》和《白玉非为宝》两诗，不但见存于敦煌学郎笔下，流行于西北边睡，而且还见于唐五代瓷窑出土之酒器，流行于长江中游的湖南。可以证明，敦煌学郎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间盛传之通俗诗歌，某种程度上已超出了儿歌童谣的范围。

三

从现存的敦煌学郎诗和相关的题记看，敦煌学郎诗还有着一些相对固定的程式：

（1）伯2746。请看下面一组题记和诗：《孝经》卷末翟䫹题诗：

岁至庚辰，月绕秋季，日逮第三，写诗（书）竟记。后有余纸，辄造五言拙诗一首，翟䫹。读书须勤苦，成就始似虎。不词（辞）杖检（捶）体，愿踢荣躯路。

（2）伯3192张口题诗：

书后有残纸，不可到时归。虽然无手笔，且作五言诗： 三十余年在战场，百生千死位（为）军（君）王。形（雕）弓岁岁恒看月，金钾（甲）年年镇被霜。

（3）伯3322庚辰年正月乃大庆题诗：

书后有浅（残）纸，不可别将归。虽然无首（手）笔， 低（抵）作五言书（诗）：明招（朝）游上远（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莲（连）夜发，莫伐（待）晓风吹。

诗前的题记，内容基本相同，第（1）首“后有余纸，辄造五言拙诗一首”是用叙述性的语言，第（2）（3）首的题记“书后有残纸”则显然是非常固定的四句五言诗的形式。

从上面题记中“后有余纸，辄造五言拙诗一首”和“虽然无手笔，且作五言诗”看，似乎这些诗确实是抄写者的即兴创作，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

第（3）首《明朝游上苑》诗为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证明，此诗见于《全唐诗》卷五则天皇后名下，题《腊日宣诏幸上苑》。关于这首诗，宋乐史《广卓异记》卷二记有较详的本事，现迻录如下：

则天天授二年腊月，卿相耻辅女君，欲谋杀则天，诈称花发，请幸上苑。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曰：“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于是凌晨名花瑞草布苑而开，群臣咸服其异焉。

这个被后人用作小说素材的宫庭政变故事，在唐代相当盛传，以至被西北边睡的学郎吟泳乃至抄录。第（2）首《三十余年在战场》也显然为一首文人诗作，另从（2）（3）首诗中抄写者留下的错别字看，也可以肯定它们都不是抄写者的创作。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斯361卷背《朋友书仪》末，题记“维大唐乾宁二年岁次乙卯三月廿三日李”后所抄《日落影西山》诗：

日落影西山，

姑（孤）界留与君。

煎（剪）刀口楼赤（柳尺），

煎（贱）一妾且遂（随）身。

含礼（匣里）口庄类（妆粉），

留口与后人。

黄泉无用处，

度兰（徒劳）作徽陈（微尘）。

这首诗又见斯5381残卷，即题“康大娘遗书（诗）一道”，略有异文，第一联作“日落西山昏，孤男留一群”，末联前多“有情怜男女，无情亦任君”一联。据刘铭恕先生考证，此诗又与孟架《本事诗·征异》第五所载相类，《本事诗》录唐开元中幽州衙将张某亡妻孔氏诗云：

不忿成故人，掩泪每盈巾。

元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

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

黄泉无用处，恨作球中尘。

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

欲知断肠处，明月照孤坟。

与康大娘遗诗《日落影西山》对照，内容虽有差异，但二者间’渊源关系却非常明显。 敦煌学郎诗中的文人作品，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证。如斯361“康大娘遗诗”后又抄有五言诗四句：

长行（信）穷（宫）中草，

年年愁处生。

惟亲（侵）珠口口，

口（没）事（使）玉皆（堦）行。

这首诗抄写讹脱较多，但我们仍不难辨认出即崔国辅的名作《长信草》：“长信宫中草，年年愁处生。时侵珠履迹，不使玉增行”。（《河岳英灵集》下）此诗也见于长沙唐窑出土瓷器，可见唐时极盛传。另如伯2566《妙法莲华经》卷端抄有这样一首七言绝句：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万物兹（滋）生于此日。

江南有（鸿）雁负霜运，

水底鱼儿带冰出。

卷末有题记云：“开宝玖年正月十六日抄写《礼佛忏灭寂记》，书手白侍郎门下弟子共押衙董文受记。后有人来，具莫怪也。”诗与题记及卷背《礼佛忏灭寂记》笔迹相同，知即董文受所抄。董文受又见于英人韦勒《斯坦因所获敦煌画解题目录》第三号《双身观音》题记：“信弟子兼技（伎）术子弟董文受一心供养。”知董文受为沙州伎学院学生。这首极通俗的诗被今人误为《景教创世颂》，实际上是晚唐五代著名诗人罗隐的诗，《甲乙集》卷九即载有题为《京中正月七日立春》的诗：

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芽是今日，

远天归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冰出。

再如伯3666《燕子赋》卷背文德元年十二月至大顺元年十二月的有关杂写之间，抄有以下一首七绝：

直上青山望八都，白云飞尽月轮孤。

荒荒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

此诗《全唐诗外编·续补遗》卷八据《弘治黄州府志》卷七收作白居易佚诗，题《东山寺（在黄梅县）》：

直上青霄望八都，白云影里月轮孤。

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

其实此诗亦非白居易佚作，《全唐诗》卷八五八收入吕岩名下，为《绝句》三十二首之十四，又见《重刊道藏辑要》室集《吕帝诗集》，诗如下：

独上高峰望八都，黑云散后月还孤。

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

这三首诗仅一、二句存在着很小的差异。吕洞宾诗较为复杂，后人伪托、他人作品杂入较多，不能论定，但这里完全足以说明绝非出自敦煌学郎的创作。

经过上面的举例和论证，我们可以发现，敦煌学郎诗实际上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童谣儿歌式的语体诗，属学郎集体创作；（2）民间流传之通俗诗，属学郎日常吟诵者；（3）民间俗诗的改作，此类作品中或许包含有抄写者（学郎）即兴创作的成份；（约文人诗作。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全部敦煌学郎诗中存在着学郎的即兴创作，但学郎诗中的绝大部分应该属于我们以上分析的四种类型，这个结论当与事实相距不远。

1991年12月一稿，1993年3月改定

刊《文献》1994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