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璞

（玉门市博物馆 甘肃 玉门 735211）

内容提要:自1907年外国人斯坦因来到玉门考古开始,玉门有了考古的历史，玉门百年考古，有许多重要收获，有火烧沟文化、骟马文化的发现，火烧沟遗址被中华文化遗产协会评为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100项考古发现，本世纪以来，又有了古董滩遗址、官庄子纸画、毕家滩晋律、天津卫墓群等一批重要发现。本文介绍玉门百年考古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反映玉门历史的深厚文化底蕴。

关键词:玉门 考古 100年概说

玉门地处丝绸之路，文化遗迹较多，也有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重大考古发现。2010年，甘肃省60年重要考古发现，就有玉门的火烧沟和毕家滩的考古发掘被列入，甘肃省博物馆进行了文物展览。玉门以地名命名的古文化有火烧沟文化、骟马文化两个，玉门在史前考古当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酒泉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本土的古文化就诞生在玉门，火烧沟文化是四坝文化的代表，骟马文化是仅分布在酒泉的一支特有的地域文化。火烧沟文化遗址被中华文化遗产协会评为我国100项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考古发现。

玉门的考古发掘大都在国家大型工程或者是当地的小工程建设当中发现并发掘的。1956年的兰新铁路建设，1976年清泉中学建设，分别发现了骟马文化、火烧沟文化，轰动一时。20世纪以来的10多年当中，玉门境内大型工程建设频繁，疏勒河农业综合开发工程、西气东输、嘉安高速公路、高铁等项目工程的过境，考古发掘也频繁进行，也有一批有较大影响的考古发掘。

玉门考古始于20世纪初，距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了，这100余年的考古历史笔者将其分为20世纪前半叶(民国时期)、20世纪后半叶、本世纪三个大的阶段。

一

20世纪前半叶（民国时期）

玉门的考古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国时期，国力贫弱，科技落后，许多考古都是依靠外力进行。

一、英国学者斯坦因。1900—1934年，先后4次在西北“探险”，沿新疆罗布泊、甘肃敦煌、安西、玉门、酒泉、金塔的汉长城烽燧遗址及沿途文物进行“探险”盗窃。据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记载，第一次到玉门是1907年，斯坦因从万佛峡（榆林窟）出发，到昌马，到玉门县，途中记载了昌马大坝旁边的烽燧的存在。斯坦因的考察，在他所著的《中亚与中国西域考古记》及《亚洲腹地考古记》两本书中有纤细的记载。

1913年开始第三次中亚探险。1914年4月开始对瓜州、玉门、金塔汉塞进行调查，掘得汉简166枚，其中玉门就有140枚。1915年又调查了汉塞，玉门汉长城及烽燧最早的调查者就是斯坦因，总计调查有编号的29座烽燧，采集了大量文物。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礽骧编著的《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记载，采集情况如下：

T41o（斯坦因编号），清代名“十八墩”，黄闸湾乡政府西北15公里，采集晋简1枚（见《敦煌汉简》2317号）。

T43a，清代名“四墩”，位于“四墩门”测量三角架西北2.65公里，青山农场东北16.8公里，采集汉简3枚和封泥柙、五铢钱等。据此燧出土的2320号简（见《敦煌汉简》），汉代或名“林中燧”。

T43f，位于“四墩门”测量三角架以东5.95公里的戈壁沙砾包上，采集汉简1枚。

T43g，位于“四墩门”测量三角架以东6公里的沙滩地上，采集汉简4枚和铜镞、铜镜残片、五铢钱等。

T43h，当地名“白疙瘩”，位于花海镇双泉子西北6.9公里的红柳沙包中，采集王莽残铜钱1枚、汉简20余枚、人面画 等遗物。据出土的2326号简（见《敦煌汉简》），此燧或名“万年燧”。

T43i，清代名“二墩”，位于花海镇双泉子西北6.2公里的戈壁上，采集汉简39枚，其中有释名者9枚（见《敦煌汉简》2339--2347）。

T43j，位于花海镇双泉子西北5.75公里的软戈壁上，采集汉简24枚，其中有释名者22枚（见《敦煌汉简》2348--2369），人面画杙1件。

T43k，位于花海镇双泉子西北5.4公里的软戈壁上，采集汉简20余枚，其中有释名者20枚（见《敦煌汉简》2370--2389），以及漆器残片、木梳、人面画杙等。据出土的2371号简，此燧或名“僧胡燧”。

T44a，当地名“柴墩子”。花海镇所在东偏南约31公里的戈壁上，西距芦草井约5.7公里。采集汉简8枚，其中有释文者4枚（见《敦煌汉简》2391--2394），采集五铢钱1枚、铜镞1件。

T44b，位于花海镇所在东南约33.5公里的盐碱沼泽地中，西北距“柴墩子”约5.5公里，西偏南距疙瘩井井约6公里。斯坦因1915年采集汉简20余枚，其中有释文者18枚（见《敦煌汉简》2395--2412）。1977年8月，嘉峪关文物保护所采集简牍、削衣等共计93枚(释文见见《敦煌汉简》1448--1538）、素简12枚、竹制毛笔杆和笔套各1件、木槌1件、木耙1件、门关、门臼、转射等木构残件，以及泥弹丸、残麻布衣、鞋、兽皮等。据出土邮书课，此燧或名“禽寇燧”。

二、中瑞科学考察。1923---1932年，民国中央研究院组成“中瑞科学考察团”，对玉门大黑山北麓红石台、宽滩山、骟马河等地进行了地质考察，据新民堡村曾经当过向导的杜生堂老人回忆，民国十七年（1928）4月，考察团来到新民堡，起先就宿于老乡家，考察骟马河、古坟沟（有史前人类墓地）、火烧沟、天生墩、下水沟一带地质，后来转移到大黑山西面的黑峡河、红柳沟、红石台一带考察。还考察了骟马河西面的刺玫花泉子、宽滩山，考察了甘新公路以南的白杨河、石油河、大黄沟煤矿、老君庙、鸭儿峡、妖魔山、旱峡煤矿等地。大黑山西面的红石台，海拔1856米，地形独特，雄伟壮观，酷似古代城堡，引人入胜。清代、民国常有人在这里挖金子，沿山沟两侧有40余处被废弃的坑道。在红石台考察20天，从砖红色地层中挖了很多龙骨。反复进行了三年，挖了许多标本。瑞典人布林在下水沟岔古坟沟打了深11.5米、高1.85米的石洞。

1927---1935年，“中瑞科学考察团”考察了汉长城及烽燧遗址。瑞典学者贝格曼在1939年发表的《新疆考古研究》一书提到，1927年，中（国）瑞（典）两国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随斯文.赫定前往中国西北考察的瑞典地质学家布林博士和贝克塞尔博士在玉门发现彩陶，但材料至今未见发表。后安特生见过这批东西，他介绍说，上述发现包括一件近乎完整的彩陶（应为彩陶盆）和一些彩陶片。其中，陶碗与他在狄道（今临洮）购买的一件器物特征非常相似。陶片也符合他所了解的马厂居址所出陶器的风格，因此他认为这批遗物属马厂期。但这批遗物究竟性质如何？至今仍然是个谜。但在玉门发现有马厂文化或“马厂类型”的遗存是完全有可能的。

三、民国政府考察。1942年5月---1944年12月，民国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向达（觉明）、夏 （座铭）、阎文儒（述祖）等学者赴西北调查，其中河西汉、明长城为重点，玉门也是其中之一。

二

20世纪后半叶

这个时期发现了玉门的两个古文化，成果丰硕，影响深远。主要进行了骟马文化遗址和火烧沟文化遗址考古和发掘。

一、骟马文化考古。骟马遗址1956年发现，1986年调查，2007年再次调查，时间跨度50年。遗址位于玉门市清泉乡白土良村南500米，海拔1785米。

玉门的考古工作到20世纪50年代修建兰新铁路时才有新的发现。1955年修建兰新铁路时挖出数座墓，出土骟马类型陶罐和铜器等。1956年，在清泉乡清泉村三组骟马河西岸一侧出土一批很有特点的陶器，其陶器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许多罐、盘上带有乳钉，且其陶罐的双耳和单耳都较火烧沟陶罐宽一些，有的还从画纹发展为手工压纹。其彩陶图案和纹饰都比火烧沟类型精细，文物种类丰富，后被命名为“骟马式陶器”。对研究西部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进一步认为，它是距今约3500年-3000年，分布于丝绸之路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一种青铜文化。玉门市政府1995年公布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河西史前考古队曾三次前来调查，其中有两次是为了寻找骟马遗址。第一次是10月8日，河西史前考古调查队在酒泉市博物馆冯明义、郭俊峰带领下前往火烧沟遗址调查，返回途中，沿兰新公路北侧白杨河（现为季节河）向北调查至骟马城城址一带，此地距嘉峪关45公里，西距玉门镇75公里。

白杨河西岸的白土良一带，后曾发现大片的汉魏石器墓地。由白土良向东北500米即骟马城。

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光济介绍，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发掘火烧沟遗址时，曾在骟马城附近发现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并清理了1座，墓内也有木棺，随葬品仅有一件红色夹砂陶圆腹小罐。骟马城附近出土1件异形器，泥质灰陶。此器上有小口，下面无底，上下贯通，另有横向贯通的穿孔。

1986年9月末，考古队在玉门镇文化馆（现在为玉门市博物馆）发现一批收藏遗物：

陶器：夹砂双耳罐8件，捏塑乳突，双耳饰刻划相对斜线编织纹，另一件连续折线纹；夹砂高耳罐2件。

铜器：牌饰1件，此器前半部类似铜兵器鏚，顶端为雄鹰展翅造型；锤斧1件；镜（阳燧）1件；联珠纹牌2件；扣饰9件；铜铃2件。这批铜器非常重要，他们极有可能是与骟马文化陶器共存的遗物，即属于骟马文化的铜器。如是，这也是骟马文化铜器的首次发现。

2007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联合组成环境考古队再次考察了骟马城遗址，并采集少量遗物。石权杖头1件。

经初步研究，酒泉赵家水磨、瓜州兔葫芦、敦煌古董滩和马圈湾等遗址属于骟马文化。前不久，在敦煌西土沟、玉门古董滩和火烧沟遗址南侧、肃北马鬃山等地也发现了骟马文化遗址，进一步加深了对该文化分布面的了解。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乌孙居住于酒泉、敦煌间，主张该文化的族属为乌孙。

骟马文化的分布东起张掖、酒泉，西至敦煌迤西，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00年。该文化与四坝文化的分布面重合，但还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丝毫的瓜葛，况且年代缺环比较大。骟马文化是使用陶鬲的，其陶鬲造型与沙井文化的同类器比较接近，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文化互动？值得关注。

玉门骟马文化是与龙山文化相类似的文化遗存，其对比的主要资料，陶器的形制、制作方法和纹饰布局与组成花纹图案的基本字母体等许多方面，都有一脉相承和继往开来、递次演变发展的线索，是具有人类文明初创时期的共性的。

二、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新中国成立后，玉门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精神，为摸清玉门文物资源分布情况，于1956年9月组织实施了第一次文物普查，普查范围为昌马石窟、骟马城遗址、上回庄、下回庄、汉长城等文物点，参加此次普查的人员有省博物馆张鲁章、党国福、玉门县文化馆李立天。

三、全省文物普查。1972年，全省各地组成文物普查队进行文物普查。197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罗布泊以东和敦煌、安西、玉门、酒泉、金塔等县的汉长城及文物进行系统调查。此次调查除以上文物点外，对红山寺、砂锅梁、西域城、黄花营汉长城等文物点进行了调查，参加调查的人员为省博物馆馆长吴玉如、省文化厅王勤台、酒泉专区文化局局长芦逢奎及酒泉专区各县主管文物的同志、玉门市文化馆王伟等十四人。

四、火烧沟文化考古。1976年，玉门市清泉乡修建学校发现了火烧沟墓地。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前往发掘，先后清理四坝文化墓葬330余座，出土了大批珍贵的文物。

1986年9月，河西史前考古调查队从安西县（今瓜州县）转入玉门镇调查。根据当地文化馆提供的信息，工作队先后在玉门境内调查了昌马乡拱柏滩、清泉乡火烧沟和骟马城、花海乡砂锅梁等遗址，采集一批遗物。此外他们在玉门镇文化馆（现玉门市博物馆）发现一批当地收藏的文物，并进行了绘图、拍照等资料收取工作。

36年过去了，发掘报告未见发布。出土文物绝大多数存放于现在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部分在甘肃省博物馆、肃州区博物馆、玉门市博物馆收藏和展出。酒泉、嘉峪关、玉门、兰州、北京的一些个人还收藏有1000件以上的文物。一些网上都可见到出售的火烧沟文物。

对于四坝文化的去向还缺乏了解。河西地区晚于四坝文化的有东部的沙井文化和西部的骟马文化，但他们均与四坝文化有年代差距，也看不出丝毫的文化联系。20世纪70年代在内蒙额济纳旗发现既有彩陶又实用陶鬲的残存，其双耳罐、器盖和彩陶的风格与四坝文化非常接近，为寻找后者的去向提供了线索。另在新疆哈密市发现了四坝文化的墓地，可见向新疆移民也是四坝文化居民的一个选项。但为何四坝文化居民向西迁移？四坝文化的居民是否全部西迁走了？如果不是的话，滞留在当地的四坝文化又发展去哪里了？这些都是将来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近年来，火烧沟文化的研究文章也很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的文博考古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一些考古研究机构的一些学者都对火烧沟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多有研究文章发表。我国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火烧沟文化研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火烧沟文化为我国冶金技术起源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实物。火烧沟文化遗址被中华文化遗产协会评为我国100项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考古发现。

五、花海出土汉武帝遗诏。1977年8月，在花海公社一座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木简和其他文物。经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清理，发现有字木简91枚，无字素简12枚，和一件七面棱形觚。经专家鉴定，这批汉简当属汉代酒泉郡北部都尉的文书档案.原简现藏嘉峪关市长城博物馆。七面棱形触（以下简称六棱触），该舰长３７厘米，有字２１２个。文字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１３３字，是抄录某诏书的一部分；后半部分７９字，是汉代西北边睡戍卒练笔的书信。这个汉代六棱觚并不是真正的武帝遗诏。武帝猝崩，幼主新立，燕王、广陵王觊觎皇位大搞阴谋，朝野内外人心浮动，霍光等人为了扶住幼帝渡过政治危机，拟武帝口吻制作的所谓“武帝遗诏”。它的出台并公布全国，对稳定昭帝当时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六、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1987年4月至10月间，玉门市政府又对全市二镇六乡四十六个村进行了第二次普查，普查了全市70%的地区，复查22个文物点，新发现87处文物点。普查登记文物109处。此次普查玉门市文化馆副馆长王伟、文物干部李文君、少年之家美术辅导员关振国及乡镇文化专干周树林、张富贵、董红文、吴纪元、罗文学、康作宏、孟生贵等参加了此次普查。

七、砂锅梁遗址。位于玉门市中部偏东，小金湾乡五村西500米。遗址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50米，占地面积约30000平方米，地面散落大量陶片。出土器物以红陶罐为主，此外还有石器、骨器、铜器。甘肃省政府198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砂锅梁遗址属青铜时期遗存，对研究新时期时代西北地区的历史有重要作用。

1986年河西史前考古调查队前往该址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并在《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作了详细记述。据判断，砂锅梁遗址属于典型的四坝文化性质。从遗址分布范围及其遗物散落情况分析，这里应是一处聚落遗址，附近一带有葬地。

采集到的石器以打制品居多，主要有石斧、石槌、石球、盘状器、环形穿孔石器等。还采集一批细石器，石料以燧石、石英为主，器类有石叶、尖状器、镞、刮削器和石核等。磨制石器主要是石刀，制作不甚精良，有单色单孔、双孔之别。此外还采集到玉石权杖头残件、玉斧和绿松石饰件等。大型石磨盘较多，均系花岗岩质地，形制多为圆角长方形，磨面因长期使用呈马鞍装；另发现有石臼等工具。采集到的彩陶片有装饰花纹，多为刻花纹、压印纹、凹选紋、乳钉和附加堆纹等，器形以各类造型的罐、壶和器盖居多。石刀16件，均系磨制，大多打磨不很精细，石质亦不佳。

玉门市博物馆藏有玉器：玉斧1件、白色泛淡蓝色粗玉，通体磨制十分精细，器形小巧；穿孔玉器1件，黑色玉器，通体打磨精细；权杖头2件。石器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三类。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甘肃省从洮河流域的东乡族自治县迁徙大批移民至此，在当地组建了东乡族乡，致使花海一带人口增加，砂锅梁遗址被移民新村包围遗址所在地成了村内的一个广场，破坏较为严重。2007年6月下旬，甘肃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联合组成河西走廊环境考古队，再次考察了砂锅梁遗址。2007年被当地人盗掘，挖得15个陶罐，犯罪分子落网，文物部门收回了文物。

八、小金湾墓群。墓群位于玉门市小金湾乡五村玉花路西二支渠南20米。小金湾墓群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东西长360米，南北宽180米。墓群中心地面有一片墓葬偷盗挖掘后留下的盗洞和许多红陶片。1994年该地移民哄抢挖掘文物时，该墓群才被发现，后从移民手中收回22件文物。根据出土的陶器、陶片等出土物，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初步判定其年代早于火烧沟。墓群已遭到当地村民盗掘盗窃的严重破坏。2005年5月中旬，小金湾乡农民要在该墓群上开地，墓群所在地早已被当地乡政府划分给农民，玉门市政府拿出10万元钱从农民手中买回了这块地。

九、大墩湾遗址。位于玉门市清泉乡清泉村火烧沟遗址甘新铁路正南50米的台地上。遗址南北长52米，东西长42米，面积2184平方米。地面上散落着一些红陶片和少量彩陶片、石斧、石杵和许多打磨得又光又圆的石弹丸。据专家分析，该遗址和火烧沟遗址属于同一文化形态，应为青铜时期的遗址，其与火烧沟遗址处于同一范围区，对研究火烧沟文化有较高价值。遗址地面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在遗址西北侧邻近的山丘上还发现有少量残陶片，洪沟两侧有零星的残陶片

199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周广济等在玉门进行调查时发现。2007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单位再次进行调查，并采集一批遗物。

根据这次调查的资料，王辉编的《河西走廊史前遗址调查》作了详尽的记录。遗址所在的戈壁台地中央高，四周低，范围不很大，地表遍布大小不等的砾石，随处可见红陶和彩陶片，文化层内土质松软，夹杂兽骨、陶片和碳渣等。地表遗留有碎铜渣、打制石片等。从采集的陶片可知，这里应该是个聚落遗址，陶器个头普遍较大，陶胎较厚，火候高，属于日常生活的实用器，与酒泉三坝洞子的内涵接近，属于四坝文化。地表所见石器不多，仅发现一件石磨盘残件。

大墩湾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其所处地理位置特殊，而且涉及周边的地理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如今在这种戈壁滩环境下，没有水源，很难生存。遗址所在台地东面断崖下是泄洪河道，两侧断崖可见明显的水平沉积层，河道东侧断崖距地表1---1.5米深处有一层炭黑色湖相泥炭沉积。显然历史上这里曾有座湖泊，因此形成河湖相沉积。可以推测，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附近有座湖泊，人们曾在湖边营建聚落。该址所在地距北面火烧沟遗址直线距离约1000米，因此，不排除这座遗址与火烧沟墓地属于配套的聚落之可能。或许当时有人将居址选择在大墩湾一带湖泊周围，将墓地安置在北面的断崖上。

采集到的遗物主要有动物纹彩陶片、变形鸟纹彩陶片、几何纹彩陶片等。

十、拱柏滩遗址。位于玉门镇西南70公里的昌马乡、疏勒河上游（昌马河）河谷。1986年10月，河西史前考古调查队在玉门镇文化馆搜集资料时，文化馆馆长王维介绍，在昌马乡昌马石窟对面的黄土台地上曾发现有火烧沟遗址类似的遗物。后来，在酒泉市博物馆郭俊峰陪同下，河西史前调查队发现少量汉魏泥质灰陶片。另发现还有时代不明的3座陶窑，未见任何早期的遗迹和遗物。

十一、昌马旧石器遗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昌马地区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

十二、昌马岩画。在昌马香毛山等地，发现有昌马岩画，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玉门市文化体育局将香毛山的一块2平方米左右的岩画拉到文化大楼进行展出。

三

本世纪10多年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来，国家极为重视文化遗产工作，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疏勒河农业综合开发工程、西气东输工程、嘉安高速公路、兰新高速铁路等工程，在玉门境内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2003年对蚂蝗河墓群的发掘，2004年对清泉乡火烧沟（骟马文化）遗址的发掘，并新发现了大墩湾四坝文化遗址。从2007年，又进行了5年的第三次文物普查，2010年又进行了长城普查工作。

（一）毕家滩晋律的发现

2002年，一批在地下沉睡了1600 多年的前梁时期古墓群在玉门市花海乡西北1 0 公里处的毕家滩地区正式开始发掘。在葬墓群中发现衣务疏、丝绸等重要文物，其中，在一葬墓棺板上写有数万字，经释读初步判定是晋律。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晋代法律史研究的空白。毕家滩考古发掘成为甘肃60年重要考古发现之一。

此次考古发掘是配合工程建设的考古发掘，疏勒河管理局在花海乡毕家滩进行农田开发时，发现有葬墓，省考古研究所获悉后，于６月初至６月底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达１．０５万平方米，共发掘了５３座葬墓，这些墓规模普遍较小，距地面较浅。经初步断定，这些葬墓属于公元３６０年至４００年之间的西凉和北凉时期，与以往在河西发掘的这个时期的带有茔圈和风土的葬墓不同的是，这些墓是土坑墓。一葬墓中，在一块由三四片木板钉在一起的棺板上，发现写有５万余字，是正规、漂亮的写经体，从已释读的５０００余字初步判定是晋律，主要有三种法律：诸侯律、捕亡律（即追捕的法律）、系汛律（即打官司的法律）。《晋书》中记载了公元２６８年颁布了晋律，但有关晋律的全文早已遗失，《晋书。刑法志》又过于简略，这使得后世的晋律研究缺乏律条的分析，多带有推测的成分。此次在M24的棺板盖板里侧发现贴有《晋律注》的纸文书，久遗的晋律得以重见天日。残存只有4234+289字，但仍然是这次考古发掘中最有价值的重大发现。发现的晋律不仅有正文，还有注释。此次发现的晋律比晋律颁布时间晚了１２０多年，而公元３６０年至４００年，中原地区由于五代十六国战乱，早已不用晋律，说明当时河西地区还继续使用晋律。

玉门花海出土的《晋律注》是本世纪中国法制史资料上的重大发现，有利于了解晋律的真实面貌。

发现的衣务疏有完整的９块，对随葬品有具体详细的记载，还记载了当时埋葬的时间；在一女葬墓中发现有保存较好的丝绸，有长衣、内衣，其中刺绣着凤凰图案，图案风格与新疆发掘的中亚图案不一样，接近中原风格，但由于中原发掘的丝织品大都腐朽，故没有对比物，其丝绸的具体织法以及是哪种丝织物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还发现有小孩的特殊埋葬方法---瓮棺葬，即把小孩放入瓮中埋葬。在一棺板上还有伏羲、女娲的彩绘图案。目前，甘肃省考古所研究人员对所发掘的文物正在进一步做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该考古发现对研究西晋十六国时期文化交流、法律制度、民族变迁等具有重要价值。

（二）官庄子纸画的发现

玉门官庄古墓群位于玉门镇西北16．5公里的柳河乡官庄村南1公里、玉门镇农垦局西干渠南400米的戈壁滩上。墓群范围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30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为配合西气东输管道工程建设,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3年7月对管线所涉及的该墓葬区的北部边缘地带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 共清理墓葬5座,出土陶、铜、铁、木器等30 余件。

考古人员在清理古墓群时，意外发现了一幅纸质绘画。据专家考证，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最早的纸质绘画。

这幅纸质绘画是在官庄魏晋墓群的一木棺上被发现的，出土时裱糊在棺板之上。整幅画长约80厘米，宽约40厘米，纸质洁白，色彩艳丽，上绘一身着彩裙、头戴尖顶高冠的出行胖妇，前有人牵一高大黑马，后有牛驾双轮篷车相随，形象地展现了魏晋时期中国西部边疆的一个世俗生活场景。从同墓出土的器物判断，该画可能绘于距今1600年左右。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魏晋时期的绘画作品在甘肃河西走廊以及新疆地区多有发现，但它们不是绘在绢、丝、布、帛上，就是画于木板或墙壁上。20世纪以来，考古人员曾先后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掘出土过同时期的纸质文书，但其中也没有发现过专门的绘画作品。这次发现的纸质绘画作品对研究中国人物画有重要资料价值，其作品内容还是研究中国魏晋时期西部边疆民族、服饰、民俗生活的宝贵资料。

（三）白土良的三次发掘

白土良是玉门市清泉乡的一个小村，在原来的国道边，现在的高速公路经过这里，向西距离火烧沟文化遗址5公里,这里是玉门甚至是河西走廊先民最早居住的地点之一,遗留的文物古迹较多,这里的墓群较多,墓群多为汉墓,也有魏晋时期的.墓群有坚穴土坑墓、带墓道土坑墓和石板墓，石板墓是用条石板堆砌而成，圆顶长方形，多为单室。

21世纪以来,这里因为西气东输、嘉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修建进行了三次发掘。

2003年白土良第一次发掘。2003年7月,为配合“西气东输”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队对管线涉及范围内的玉门白土良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白土良墓群位于玉门市清泉乡白土良村二组东北部约1公里的白土良台地上。墓地东临骟马河，南靠312国道，北部为骟马城。发掘领队是赵雪野，发掘人员还有毛瑞林、李永峰、孙明霞。

这次共发掘清理墓葬9座，其中偏洞室墓1座，竖穴土坑墓2座，洞室墓6座。有3座洞室墓被盗。出土随葬品39件，其中陶器35件，五铢钱4枚。器类有陶器和五铢钱，器形有陶、罐、盘、仓、灶等。

白土良这批墓葬的时代在东汉晚期到魏晋时期。这批墓葬为河西地区魏晋时代墓葬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2005年白土良第二次发掘。2005年5月，为抢救嘉安公路经过之地的文物，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广济、毛瑞林等一行8人，于4月6日至7月5日在清泉乡火烧沟、白土良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挖掘工作。

在火烧沟发掘遗址一处，面积200平方米，遗址为100多个大大小小的灰坑，其中最大直径1.5米，16座古墓，墓葬埋藏较浅，且均不完整，未发掘出完整人体遗骸，出土完整陶器5件，体积较小，从灰坑中清理出大量残陶片和动物遗骨、石器，残陶片和动物遗骨有待进一步修复和作动物种群研究。据周广济介绍，该处可能为火烧沟先民堆放生活垃圾之所，未发现明显的生活聚落遗痕，时代是新石器时期，出土器物不足10件。

在白土良探明古墓28座，发掘25座，有3座在农田里无法发掘，发掘面积500亩。墓葬为魏晋时期石板墓和土坑墓，出土器物175件，主要是灰陶器和铜钱，其中陶器119件，铜镜3面，其余为铜币，以五铢钱为主。

考古发掘工作完成后，经过市政府与省文物局协商，将白土梁出土的文物170件移交玉门市博物馆收藏，5件文物由省考古研究所留作研究标本，火烧沟出土的残陶片和动物遗骨交由省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研究。

2010年白土良第三次发掘。2010年7月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高铁项目，由吴红带队进行发掘，20座墓，有大有小，还有石板墓，还有合葬墓。省考古所在白土粱发掘20座，出土文物75件，全部在省考古所。

发掘现场

发掘陶罐

（四）古董滩矿冶遗址

位于玉门市柳湖乡小康村四组北500米。砂锅梁遗址以北20公里的大沙漠南缘，由此北行20公里即可进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马鬃山飞地，东北与内蒙额济纳旗相望。

分布范围呈长方形，面积为34960平方米，东西长184米，南北长190米。遗址中有一条东西走向长100米的城墙遗址，高2.1米。墙体用沙土夹红柳夯筑，省考古所在遗址东南角挖掘一灰坑，显示有3个文化层。遗址上堆积有大量的残陶片，根据地表遗存物初步分析为四坝文化的城址，城址内发现有许多炭渣和少量铜渣，表明该遗址可能有烧制铜器的冶炼作坊。

该址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200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前往该址调查,采集一批遗物。随后不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前往该址调查,并再次采集一批遗物和土样，遗物包括陶片、石器、铜矿石、铜炼渣等。

据考古队调查，古董滩城址位于沙漠南缘，四周环绕沙丘和成片的怪柳，南侧已被开垦城农田，地表散落大量遗物。遗址四周地势略高，似有墙体环绕。从保存现状看，推测该址中心区是村落房屋集中的地方，除东面外，其余三面可能都建有房屋，形成一近乎封闭的聚落环境。现在西面和北面已暴露出部分房屋建筑，有的房屋保存很好，包括高近2米的土坯墙体。已暴露的一座房屋为土坯半地穴长方建筑。另有一些房屋被沙土掩埋。在遗址北侧一段似为墙体，上面暴露有一排茅草，很象是屋顶铺设的茅草，下部暴露出塌落的大量土坯碎块。遗址南侧遭到破坏，也有一道类似墙体的建筑，但未见土坯，是否有房屋，或已被破坏，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从暴露出的层面看，其文化堆积层厚达1米以上，土色灰黑，极其干燥松软，包含物有碎陶片、兽骨和炭屑等。遗址东侧一带比较空旷，或许是有意而为之，将西、南、北三面封闭，东面开放，有利于阻挡西北的寒风。遗址中心部分地势平坦，无任何建筑遗迹迹象，似为一村落内的小广场。

调查发现，随着近年来当地涌入大量移民，已将土地开垦至遗址南测边缘，并有可能将遗址南侧墙体及部分文化堆积破坏，已有部分文化层被拖拉机开垦扰动，调查时就在翻出的土内采集到石器和陶片。

2007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组成的河西走廊冶金考古队，在该址调查采集一批遗物。

石器：石斧1件，利用自然砾石打片制成；石球2件；砍砸器1件；石占1件。

陶器：双耳罐1件夹砂灰褐陶；罐口3件；器耳1件；器盖1件；器腹残片2件；异形陶片2件。

2007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河西走廊环境考古队再次考察了古董滩遗址，在该址调查采集一批遗物。

石器：石容器残件1件，青灰色石质，表面打磨相当精细。

陶器：均系陶片，以泥质和夹砂的褐陶和灰陶为主，少量红褐陶和黄褐陶，火候普遍较高，质地坚硬。以罐类器最多，多为带耳罐、瓮、钵和盆等。绝大多数为素面陶，未见彩陶，装饰花纹主要有刻划、压印纹及附加堆纹。器口残片7件、双耳钵口1件，器口沿片1件，器腹残片4件；器耳6件，表面略打磨，压印规整的重叠“人”字纹；夹砂灰褐陶，胎内夹有一铜珠；鸡冠耳4件；纹饰陶片2件；

铜器：炼铜坩埚残片1件。

根据以上采集遗物特征的观察的观察，可知古董滩遗址属于骟马文化，其文化面貌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火烧沟遗址以南、公路南侧发掘的遗址性质相同。古董滩遗址采集陶器均为日常生活用具。该遗址有可能是一处四周建有土围子的青铜时代村落遗址。

（五）金鸡梁发掘

金鸡梁墓群是近几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玉门市抢救性发掘的一处重要文物点，金鸡梁墓群地处戈壁，墓群南有座山，远望像金鸡，山的北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古人把墓修在这里，确实很有气势。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9年2～4月对西气东输二线工程管线经过的玉门市清泉乡金鸡梁及其附近的墓葬进行了清理发掘。墓群分布在茫茫戈壁上,3座、4座或5座墓葬组成一组,呈南北向一线分布,地面未发现茔圈。共清理墓葬24座,分为砖室墓、砾石洞室墓、砖石混合墓等几种类型。在个别木棺盖板内绘有伏羲女娲图像。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铜器、铁器、竹木器、丝织品、刻画砖等。在木棺挡板及出土的木封检、文字砖上分别有

"建兴"、"升平"纪年文字,可确定这批墓葬的年代为十六国前凉中晚期。

此次考古发掘面积达10000平方米,有单葬、合葬、多葬三种葬式,其中双室砖室墓5座,单室砖室墓6座;砖土结构墓5座;土坑墓8座。出土器物种类丰富,以彩绘砖、刻画砖、铜器、陶器为主,器形覆盖了当时所有用具,做工精美,纹饰清晰,充分代表了当时的生活特色。出土了绘有伏羲、女娲的彩绘图案的棺板、有纪年的木签、绘有人物形象的画像砖,对研究墓群的年代、墓主人身份提供了大量的佐证。经初步断代,金鸡梁墓群属于公元360年至400年之间的西凉和北凉(魏晋)时期。

发掘工作结束后,省考古所研究人员对发掘出土的文物做了初步的保护、整理、绘图、拍照和资料收集工作后,将其中一小部分器物留存用于进一步研究外,其余171件文物移交玉门市博物馆收藏。此次考古发掘对研究西晋十六国时期人文、地理、历史、文化交流、民族变迁等具有重要价值。

该墓群是一座家族墓,属魏晋时期,墓葬排列规整,多为砖石墓,墓内有画像砖,色泽鲜艳,画像精美,与嘉峪关魏晋墓的"地下画廊"可以媲美,具有较高的文物研究和观赏价值。

金鸡梁墓群发掘两年后，2011的《文物》杂志第2期刊登了发掘简报，作者是吴荭;王永安;张存良;魏美丽;马智全;谢焱;李平乐;马力乐;李建云;孙明霞。其中李建云是当时玉门市博物馆派出的工作人员，因为参与了发掘，因此成为简报的作者之一。

同时，该期杂志还刊登王策、吴荭《玉门金鸡梁出土的木牍和封检》一文。由于这诸多的发掘成果，金鸡梁墓群于2011年年底入选了甘肃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20个重要新发现之一。

（六）收缴天津卫墓群文物

2006年6月5日，玉门市赤金镇金峡村发现一处古墓，经过文物专家勘察后，初步认定是一处青铜时代晚期的墓地，玉门市文化出版局、公安局和赤金镇政府联合行动，共清缴流散出土文物83件。

据了解，居住在玉门市赤金镇金峡村的个体承包商俞滋没，在花海干渠总干所以西约100米处取土时，铲出一处古墓，发现人体遗骸和陶罐。次日即有村民开始挖掘，但被总干所职工劝阻并报告了当地文化部门。玉门市文化出版局立即派人赶赴现场，依法保护现场，树立保护标志，并派人日夜看护。经过玉门市博物馆专业人员进行现场勘察后，初步认定是一处青铜时代晚期的墓地，地处戈壁滩上，地表无任何痕迹，墓葬埋藏较浅，一些出土文物已散落到村民手中。

随后，当地文化出版局、公安局和赤金镇政府联合行动，到摸底排查出的15户村民家中收缴文物，多数村民主动上交了文物，个别不愿交的村民经工作人员多方动员也最终交出了古墓的出土文物。经过统计，共清缴流散出土文物83件，其中陶器64件，石器9件，骨器4件，铜器5件，木器1件。这批文物已移交当地博物馆妥善保管。 　

（七） 第三次文物普查

从2007年开始，历时5年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玉门市组建文物普查队伍，进行了全面普查。调查后重新登记126处，复查88处，新发现38处，消失9处，5处不可移动文物收归馆藏。古遗址76处，古墓葬13处，古建筑8处，石窟寺及石刻、壁画6处，近现代重要史迹、代表性建筑21处，其他类文物2处。普查了 11个乡镇辖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走访了 54 个行政村，3个社区，入村率达100%，行程达9000多公里，

（八）长城普查新发现墙体2400米

2010年，国家进行了长城普查工作。玉门境内的汉长城由嘉峪关和玉门市文博工作人员组建的甘肃省第五普查队伍进行普查。普查历时3个月。

7月，嘉峪关市文物局和玉门市文化出版局联合组成甘肃省早期长城调查小组，在玉门市境内开展早期长城调查工作。调查组新发现墙体一段2400米，烽火台4座，关堡一座，壕堑一段。

新发现墙体位于干海子东南10公里的沙丘间，为红柳根和梭梭木垒筑而成，局部段保存较好，残高4米，垒筑墙体的红柳根直径达30厘米，梭梭木直径8至15厘米，垒砌规整。

新发现的4座烽火台其中有2座烽火台位于干海子长城1段南侧，距离墙体5至75米不等，外部为红柳夹沙分层叠筑，内部填充沙土，烽火台残损严重；另2座烽火台分别位于北石河长城1段南侧125米处的沙丘间，以及北石河长城2段南侧550米处的沙丘间的风蚀台地上。

据调查组工作人员介绍，这次早期长城调查发现，部分长城痕迹消失。在调查时，工作组先在航空影像上查出疑似长城痕迹，再查看周围的地形，查出坐标，根据坐标利用GPS导航寻找长城痕迹。

玉门市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境内的汉长城从金塔县沙枣园子和玉门市花海镇干海子交界处进入玉门市境内，长城墙体为红柳（芦苇、胡杨枝）夹沙分层叠筑和红柳根梭梭木垒筑而成，长约110公里。长城沿途区域多为戈壁荒漠、灌丛沙滩和盐碱地带的干旱荒漠区。

玉门汉长城的新发现，一时轰动各界，各大媒体纷纷争相报道，引来了考古界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九）石窟考察的三个重要发现

近年来，随着玉门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省文物局开展的甘肃省中小石窟的调查，玉门境内的石窟寺有了几个重要的新发现。

一是红山寺石窟发现唐代壁画，红山寺石窟开凿年代始于北朝年间，比原来上推1200左右。二是昌马石窟开凿年代始于北魏，比原来主流的五代、宋初说提前500年；三是在红柳峡丹霞地貌新发现石窟寺。

昌马石窟开凿年代始于北魏。2011年，甘肃省文物局计划出版《甘肃省中小石窟》一书，委托敦煌研究院对河西走廊石窟进行考察。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永增是我国石窟考古领域的著名专家，是留日博士。8月底、9月初，他带领人员来玉门进行考察，随行人员有所长助理张小刚，是武汉大学的博士生，还有做测绘的赵蓉、数字中心的宋利良、做摄影的金良。经过调查，昌马石窟开凿年代始于北魏，比以前的五代、宋初又早了500年。

红山寺开凿年代提前了1200年。2012年6月27日至28日，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永增一行4人来玉门，这次考察人员除了2011年的刘永增、张小刚外，还有摄影的吕文旭，司机张春汉。对玉门市赤金镇境内的十佛洞、红山寺、红柳峡、积阴功台4座石窟寺进行了考察。调查获得重大发现，红山寺石窟发现唐代壁画，不仅将红山寺石窟建造年代向前推进了至少1200年左右，还填补了玉门境内唐代遗迹的空白。

唐代千佛

红柳峡石窟寺是玉门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于2008年新发现的，当时是由玉门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去普查积阴功台石窟的路上，进入红柳峡时发现的。

红柳峡石窟寺就位于丹霞地貌的山上，山体是红的。有洞窟16个。壁画破坏较为严重，攀爬洞窟的路很陡。洞窟内有好多到此一游的人题上了自己到此一游的题。功德簿是壬申年的，捐资较多的达到了3000文，货币单位是“文”，应该是清末的壬申年，应为1872年，根据功德簿及题记，判断为清末洞窟似为合适。

据玉门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红柳峡石窟位于玉门市赤金镇朝阳村五华山红柳峡南峡口西侧山壁。石窟分两层排列，上层6间排列于山腰，下层10间排列于山脚。上层从南数第一间石窟门底离人能站立的地面有3米高，门下山壁上有一列上窟脚窝，但人很难攀登上去。第二间石窟内有千手观音壁画。第三间石窟内有建窟捐款人名单。第四间石窟内南北两侧墙上有壁画。底下一排从南数第六间石窟最里面靠西墙有一睡佛，睡佛背靠墙面朝里侧睡，头南脚北，只存头和脚。红柳峡石窟始建于清代，解放后“破四旧”中，佛像被砸毁。在洞窟前的河岸边有一排土炼铁炉。后人在洞窟内挖掘，对石窟造成了极大破坏。该石窟是研究清代石窟建筑的重要资料。上面一层石窟比下面一层石窟保存得稍好一点，洞窟完整，壁画有损坏。下面一层石窟从南数第1、2、3、6、10窟基本完整，第5、8、9窟半存半毁，第4、7窟基本损毁。

参考文献：

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遗址调查》

2、《玉门市志》（1990年）

3、《酒泉田野文物---第三次文物普查报告》（2012年）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礽骧编著《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