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兵马俑，人们总会想起袁仲一。他是享誉世界的“秦俑之父”、著名考古学家、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己亥新春，袁仲一在家中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3个多小时里，87岁的老先生侃侃而谈，兴致颇高。

袁仲一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韩宏摄

袁仲一寄语：“秦俑是东方艺术的一颗明珠”。（除署名外，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70岁退休后，袁仲一没有闲着，相继出版了《秦陶文新编》《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中国第一位皇帝陵的陶质军队——秦始皇地下宫殿的艺术和文化》（英文版），及80万字的专著《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他拿出《秦陶文新编》对记者说：“这是我和老伴刘钰合著的，她花费了一年半时间收集资料。”

　　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上世纪70年代，袁仲一主持了对秦始皇陵的勘探和试掘，发现和发掘了秦始皇陵兵马俑第一、第二、第三号陪葬坑，出土陶俑2000余件，各种青铜器4万余件。1980年，他主持发掘铜车马坑，出土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成为又一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1987年，秦始皇陵（包括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人物档案】

　　袁仲一，1932年11月生于江苏省铜山县。196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1964年后在陕西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秦俑学研究会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专家，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10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为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主要编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合作)《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秦兵马俑坑》《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秦代陶文》《秦文字类编》《秦文字通假集释》等专著20余部。主编《秦俑学研究》《秦文化论丛》两套丛书。

1974年，袁仲一在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现场。

1980年,袁仲一（右）与考古队程学华发掘铜车马。

袁仲一（左）与考古队航德洲在兵马俑一号坑早期发掘现场。

　　导师教导影响一生，做学问莫学“李闯王”

　　1950年，袁仲一考进徐州师范学校，两年后毕业到徐州市一所小学当了教师，获过市模范教师称号。1956年夏季，他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专业。1960年毕业时，师从著名史学家吴泽和束世徵，留校读了三年半的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那年，他选择到大西北工作。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导师的临别赠言。”袁仲一回忆说，临别时，束世徵先生对他说：“你的路最远，走路不要打瞌睡，把东西看好。”先生还把箱底的两盒中华烟塞给他，“你带上，打瞌睡时就抽上它一支。”吴泽先生则叮嘱他：“做学问，要学八路军建立根据地，并逐渐扩大，最后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不要学李闯王，最后什么也没有。”这些话影响了他的一生。

　　1964年春天，他被分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殷周和古文字特别感兴趣的他，在《文物》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1972年春，袁仲一和屈鸿钧被派到三原县发掘唐太宗叔叔李寿的墓葬。墓中发现了一个龟形的墓志，这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件龟形墓志。由28块青石组成的石椁，有可以开合的石门两扇，门上有把锁。石椁内外布满了彩绘图案。“这个墓出土了很多唐代早期的壁画，种类非常多。”他把两篇文章发表在《文物》上。

　　叩开沉睡2000多年的“地下军团”

　　1974年7月，42岁的袁仲一担任秦俑考古队队长。7月15日，卡车拉着他们到了临潼西杨村，执行一项神秘发掘，因为该村农民打井发现了陶俑残片。到7月底，发掘100平方米后，人力不足，又调来人手。当试掘方扩大到336平方米后，还是找不到坑的边沿。

　　到1975年3月，新开的三个试掘方挖完，一批陶俑、陶马，战车、青铜兵器、车马器相继出土。这时，下河村村民和万春提供“情报”：他10岁时，父亲打井见过一个怪物，把它吊在树上打碎了。

　　他们跑到那里，将探铲打到4.5米，发现陶俑碎片。把两点一连再打探点，发现了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的兵马俑坑，这就是兵马俑一号坑。于是，一个沉睡2000多年的“地下军团”重见天日，“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在探铲下诞生了！根据试掘密度推算，坑中共有陶俑、陶马约6000件。

　　此后又相继发现了兵马俑二、三号坑，分别进行了部分或全部发掘。

　　袁仲一研究认为，一、二、三号兵马俑坑，象征着驻在京城外的军队，可称之为“宿卫军”。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一号坑为“右军”；以战车和骑兵为主的二号坑为“左军”；三号坑是统帅左、中、右三军的“幕府”（指挥部）；未建成的废弃坑（四号坑），应当是拟议中准备建的“中军”。一、二、三号兵马俑军阵有机结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完整的军阵编列系统。

　　“二号坑是整个兵马俑坑的精华！”袁仲一说，二号坑内容丰富而精彩，有陶俑、陶马1400多件，骑兵116件，马116匹，89辆战车，是由战车、骑兵、弩兵、步兵等组成的具有前角后犄的曲尺形军阵。“四个小阵套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曲形阵，可分可合，浑然一体，可发挥多兵种作战的威力。”

　　“数千兵马俑群可以说史无前例，开创了我国雕塑史上大型群雕的先河。8000件兵马俑群雕，千人千面，堪称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的奇迹。”他说，“这种模拟军阵的宏大构图，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它把2000多年前秦军军阵的编列情况再现在世人面前。那十百为群、千万成阵的千军万马，凝聚着摇山撼海之力，是秦人信念、力量和进取精神的体现，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我就是闭上眼睛，也知道它们在哪个位置，是啥模样。”袁仲一说，无论陶俑身上是否刻有工匠名字，他都能说出它们的制造者：“有个没胡子的俑，是工匠‘咸阳敬’做的；那个叫‘宫丙’的陶工做了45件陶俑。”

　　袁仲一曾做过10年秦兵马俑博物馆馆长，接待过许多国家政要。1991年11月5日，在兵马俑一号坑边，第二次来馆参观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对他说：“袁先生，我第一次来时跟你说过，世界上有七大奇迹，兵马俑的发现是第八奇迹。这次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在这个地方，我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遗迹上。”

　　破解古代车马系驾关系“千古之谜”

　　1980年12月，在秦陵封土西侧，袁仲一主持发掘出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其中有两辆铜车、8匹铜马和2个铜御手，15公斤重的金银器散落在坑里。两辆铜车马，为原大的1/2，一辆是警卫乘坐的“立车”，一辆是秦始皇乘坐的“安车”。它们由几千个零部件连接组装而成，工艺复杂。

　　这是继兵马俑坑之后秦始皇陵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也是上世纪考古史上发现的结构最复杂、形体最高大的青铜器物。总重2.3吨，零件共有7000多个，接口近7500个，焊接口1000多个，带纹接口300多个，连接工艺极其复杂。

　　1983年、1988年，两辆铜车马先后完成修复，对外展出后轰动世界，被誉为“青铜之冠”。美籍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观赏后感慨地说：“它结构之复杂、技艺之精湛，以往所出的铜器中没有任何一件可与之相比。”

　　“我花了17年的时间研究铜车马，因为它牵涉到古代的车制、车的种类、车马的制作工艺、组合关系等一系列的学术问题，还有许多个零部件的定名等问题。”袁仲一告诉记者，“清理非常麻烦，碎片达3000多块，变形严重，要研究几千个零件彼此之间的关系，弄清它们都在什么部位，才敢动手，不然就会变成一堆垃圾。清理过后的修复也复杂……”

　　古代车制和车马系驾问题，长期困扰学术界。过去出土的木质车辆的缰绳都已腐朽了。铜车马的出土，首次完整、准确地展示了2200多年前的车马系驾关系。

　　研究后才知道，马怎么拉车、御手怎么驾车。古书上记载“六辔在手”（辔指缰绳），一匹马有2根缰绳，4匹马共8根缰绳，“但御手手里只握了6根缰绳，还有2根哪里去了？”结果发现，中间两匹马的缰绳拴在了轼上，不需要御手来牵引。

　　秦陵铜车马采用“轭靷系驾”，不同于西方的“颈带系驾”。西方是靠马脖子上的颈圈带动车辆前行，马过分用力颈圈就会压迫气管，使马难以奔驰；而“轭靷系驾”使马的承力点落在了肩胛两侧，马奔驰起来不会压迫气管，大大提高了马的承受力和行车速度。

　　秦陵铜车马4匹马共8根辔绳（缰绳）。辔绳的前端分别系结于马口两边的衔环上，其中中间两匹服马内辔绳的末端，系结轼前呈鸡爪形的皮质纽鼻或带柄铜环上，其余6根辔绳的末端握在御手手中。他的每只手各握3根辔绳。当御手牵拉左手握持的3根辔绳，车马向左转弯；牵拉右手的3根辔绳，车马向右转。双手紧勒6根辔绳，则车马徐行或者停止；放纵6根辔绳和策马则车辆疾驰。

　　1998年7月，袁仲一编著的专著《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出版。“我估计，时间越久，这部书价值越高。”袁先生说。

　　秦文字研究的集大成者

　　秦始皇陵附近几乎每平方米都有他的足迹，每次在那转悠都有收获，袁仲一说总能捡上几个陶片片，发现陶器、砖瓦上的文字。

　　他笑着说：“过去，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穿着破烂戴草帽挎黄布包的人，整天在那里翻垃圾。其实，那就是我！路边的烂砖烂瓦，我都翻过。”《秦代陶文》和《秦陶文新编》中的很多文字就是这样翻捡出来的。

　　秦俑学起源于考古，在最早研究秦俑的学者中，首推袁仲一先生。他的专著《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和《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对秦俑和秦始皇陵的各个遗址，进行了系统研究。《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是自成体系的关于秦俑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秦俑学的军事、艺术、科技、建筑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个人见解，许多观点被学人引用。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张文立研究员认为，袁仲一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秦文字，由秦代陶文引申到秦文字，走着小学家的道路，且有所发展。他由秦俑研究扩展到六书之学，在经学的小学中耕耘，为秦文化研究在文字学上填补了陶文、文字通假的空白。

　　1974年以来，袁仲一搜集了秦始皇陵等地出土的陶器、陶俑、陶马和砖瓦上的刻画及戳记文字，汇集整理成《秦代陶文》一书，该书选录了秦代陶文600余种1610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重视。

　　后来，各地接连发现重要秦文字资料。于是他和刘钰合作，吸纳新资料，重新编排整理著成  《秦陶文新编》（上、下两册），其收录陶文3370件，较之《秦代陶文》增加了一倍多。

　　夫妇俩合作出版的秦文字研究著作《秦文字类编》，收录了秦代陶文、金文、简牍、刻石文字共计5676个，这些秦代文字对研究中国的文字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也是一批重要的书法艺术珍品。

　　考古发现的秦文字中，存在着大量通假字，给人们通读全文带来了困难。于是，他编纂出《秦文字通假集释》，用先秦及汉代等金石简牍和古文献资料，补充了有关通假字的例证，以求释读更加准确。

　　作家岳南在其纪实文学中描绘说：“在这个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袁先生的血液里，流淌的绝不只是鲜花与喜悦酿成的殷红，更多的则是人生的沧桑苦难与不屈的精神意志所融汇而成的汁体。”

（图文转自《文汇报》2019年2月27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