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河故城 资料图片
一百年来，在我国新疆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出土了成千上万件文献，震惊了世界学术界，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一起，催生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吐鲁番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术史的面貌和走向。
学术界所言“吐鲁番文献”，不只是吐鲁番盆地出土的文献，还可以指整个西域出土的文献。与敦煌文献相比，吐鲁番文献具有更加鲜明的特点。
一是吐鲁番文献发掘更早。早在1890年，英国的鲍威尔就在新疆库车获得了一件写于6世纪早期的梵文医方写本。从1893年起，俄国、瑞典、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和汉学家来到西域考察。可见，吐鲁番文献很早就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注意，这一领域拥有非常深厚的学术人脉和研究基础。
二是吐鲁番文献所记载的时代更早，绵延的时段更长。吐鲁番出土了写有“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写已”题记的《诸佛要集经》，吐鲁番盆地所出文献以十六国至唐前期为大宗，而敦煌文献以唐五代居多，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恰好在时代上形成互补。
三是文献种类更多。吐鲁番文献从出土地看，有佛教洞窟遗址、故城遗址、墓葬遗址，出土地域广袤，且有各种类型的出土文物与文献相映证；从文献载体看，有纸质、砖质、石质、木质、帛质、麻质；从文献色彩看，有墨色、蓝色、朱色；从文献内容看，与当时的现实生活结合更加紧密，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四是吐鲁番文献的精华有不少保存在国内。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考古队对吐鲁番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直到今天，吐鲁番文献还在不断出土，并保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
五是吐鲁番文献还会不断出土，在广袤的西域地区，不知还有多少考古发现值得我们期待，不知还有多少出土文献等待大家整理。
百年来，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呢？今后的吐鲁番学之路应该怎么走呢？我们可以从普查、识读、缀合谈起。
首先是普查。要从事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必须将所有吐鲁番文献进行逐一阅读和比较，将不同体裁的文献进行全面观照和打通。因此，摸清吐鲁番文献的家底非常重要。目前，学者们对国外所藏吐鲁番文献的普查做得较好，有关《总目》已问世，特别是《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依据二书，再借助国际敦煌网站，可以基本了解国外吐鲁番文献的收藏情况。但是，对国内所藏的吐鲁番文献，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总目》出版，我们主要依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年）这样的著作进行了解。对吐鲁番文献进行普查之后，还需要进行统计，我们在撰写《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时，统计目前收藏于海内外公私机构的吐鲁番出土儒家经典共7部113件，它们是：《尚书》7件、《诗经》24件、《礼记》4件、《春秋左氏传》14件、《论语》31件、《孝经》9件、《尔雅》24件。
其次是识读。吐鲁番文献的识读，特别是汉文献的识读，国内学者比国外学者做得好。比如，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就比《大谷文书集成》（法藏馆1984—2010年）识读更为精审。长期以来，由于语言文字学家的缺位，或者由于整理者忽略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以及近代汉字、写本标识符号以及特殊格式对吐鲁番文献识读的重要性，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不免在识读方面出现失误，导致郢书燕说。比如，大谷1036《唐刘□达于某人边举麦契》误将“杂物”录为“难勿”，大谷8056《唐大历十六年（781）六月米十四举钱契》误将“代纳”录为“钱纳”，大谷1505《残契》误将“史
娘”录为“史屯娘”（“”其实是“三”的俗写）。如果我们再去翻翻日本老一辈学者仁井田陞的著作，比如《中国法制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就会发现在识读吐鲁番出土契约时出现的失误更多，又比如，OR.8212/1515M.Tagh.0124《唐遊（？）素岩辩辞》之“仰答”，《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误录为“仰鉴”，由于该著将此字识读错误，从而导致将文书定名为《唐遊素岩残文书》，文书的真实性质被掩盖。因此，我们整理吐鲁番文献，一定要把俗语言和俗文字的基本功打牢实。
再次是缀合。吐鲁番出土文献大多来自墓葬，不少文书已经高度碎片化。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下葬时文书二次剪裁所致。由于埋葬时将文书剪成各种形状，如纸靴、纸帽，致使完整文书变得支离破碎。二是受墓葬内遗体和随葬品的腐蚀所致。三是出土后搬迁等人为损坏。如果散落的碎片出于同一墓葬，内容又相关，纸张、书法、字型规格、行距又一致，文书断裂的茬口也相吻合，我们就可以将其缀合。我们曾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将大谷3101、3103、3104残片进行缀合，再现《唐张某租陶契》之风采，又将69TAM140∶17/3与69TAM140∶17/5-1缀合，从而让《唐张信受雇上烽契》破镜重圆。
最后是断代。文献作为史料，如果年代不明，此件文书几乎无法使用。吐鲁番文献中，像券契、砖志、官文书这样的体裁，往往标明年代、月份、日期，史料价值极强，但由于不少文献高度碎片化，从而失去年代方面的确切信息，这就需要从语言文字学、史学、考古学角度以及文献的载体、书法等角度，对之进行断代，比如69TAM117∶57/2文书，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定名为《某人买葡萄园契》，没有标明具体时代。我们认为这是典型的高昌契券，而且极有可能是高昌延寿时期的，因为文书中“何（河、诃）盗（道）”“依旧通”一类词只出现在这一时期，只要将其与69TAM135∶2《高昌延寿五年（628）赵善众买舍地券》相比较便可得知。
定名就是定性，体现了作者对本件文书最全面、最本质的认识，同时涉及对文书的体裁分类。比如60TAM322:7/4（b）文书：“ [于]□□[乡]人[张] 取银钱□ ”又：60TAM322:7/3-2（b）文书：“ □□□ 赵。若赵须钱之[日] 若延[引]□□□□取（？）”又：60TAM322∶7/3-1文书：“若其延引[不] 若身[东][西] ”。以上三件文书，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只载图版，未见录文，且未定名，只标记为“文书残片”。我们认为以上是三件契约，根据内容及用语均可定名为“唐某人举钱契”。
然后是校勘。吐鲁番文献的书写者来自各个阶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加之多为写本，千人千面，误写、别写、俗写在所难免，所以特别需要校勘。比如97TSYM1∶12古写本《论语·尧曰》注：“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沛。”此处的“沛”，查阮元刊刻《十三经注疏》本作“慢”，又查此件文书第6行注有“沛然自矜庄”语，所以我们认为写本“无敢沛”是涉注而误。
最后是断句。断句就是加上新式标点，它体现了断句者对于正文文意的准确理解。72TAM169∶26（b）之一、之二、之三《高昌书仪》有“题云某省告某唯夏感恩深得去汝言疏慰怀微热汝比信不”，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识读和断句为：“题云某省告：某唯夏感恩（思）深得去，汝言疏慰怀。微热汝巧（引者按：本应为‘比’，图录本误录为‘巧’）信不？”我们认为应断句为：“题云：某省告：某唯夏感恩（思）深，得去汝言疏，慰怀，微热，汝比信不？”
注释体现了文献整理的综合水平，因此，首先需要注释者从语言文字学角度讲准、从历史学角度讲透、从考古学角度讲实。比如64TAM37∶21《唐□□二年曹忠敏租田契》有“曹忠敏于知田朱进明处租取
思廉等上件地”一语，此件文书中的“知”即“管理”，“知田”即管理、勘问管内田亩地段虚实的杂任或杂执掌人员，有时由官府委派当地勋官担任，吐鲁番文献中又有“知埊（地）”（与“知田”义同）、“知镇”“知水”“知冰”“知桥道”，均可资比较。
其次是研究。文献学家的全部工作应该包括文献整理、文献研究、文献传承三个方面，将微观考证、中观比较、宏观研究三结合，在吐鲁番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力争写出《丝绸之路文化史》《丝绸之路军事史》《丝绸之路商贸史》《丝绸之路民族史》。比如64TAM35∶15《武周长安三年（703）曹保保举钱契》，这件契约讲述了一名叫“曹保保”的人，与其“目”姓母亲一起，母子二人向“史玄政”借贷铜钱叁佰贰拾文。曹、目、史三姓均为粟特姓氏，如果撰写《丝绸之路民族史》，此件文书是很重要的史料。
最后是传承。成千上万卷吐鲁番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古人治理吐鲁番和经营丝绸之路的宝贵经验，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撑。比如，中古时期儒家文化在吐鲁番为代表的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为我们今天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借鉴；又比如，吐鲁番文献中有大量关于疾病和灾害防治的内容、唐王朝为丝绸之路上的各界人士提供法律诉讼语言服务的记载，这些都值得我们传承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