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刘瑞:新中国秦汉考古七十年回顾

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秦汉考古几乎从无到有,田野考古、综合研究、考古教学三者相互依托,学科体系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相结合的具有历史考古学和现代考古学特点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初步形成。坚持田野考古为基础,基本建设考古和主动性考古并重并举,在城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各方面不断获得重要发现。以考古发现为基础,紧紧围绕秦汉多民族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秦汉考古几乎从无到有,田野考古、综合研究、考古教学三者相互依托,学科体系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相结合的具有历史考古学和现代考古学特点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初步形成。

坚持田野考古为基础,基本建设考古和主动性考古并重并举,在城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各方面不断获得重要发现。

以考古发现为基础,紧紧围绕秦汉多民族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对外交流等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各地考古分期和编年基本建立,城市和聚落、丧葬制度、手工业生产、简牍文字、画像艺术、丝绸之路和中外交流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为中国考古学的繁荣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秦汉考古学科

建立于1950年代后期,

至20世纪80年代取得巨大成就

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的起点,一般认为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殷墟发掘,但从北京大学考古系资料室1991年编辑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00-1949》看,无论是田野发掘报告还是考古学专论,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的重点,都以夏商周和新石器时代为主,有数的战国秦汉时段的考古基本都是日本人开展,“古不考三代以下”是当时考古情况的恰当反映,可以说1949年之前尚未形成独立的秦汉考古。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考古的时代版图发生巨大变化。
刘庆柱、白云翔先生2010年在《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绪论中指出,1957年《长沙发掘报告》和1959年《洛阳烧沟汉墓》的出版表明,秦汉墓葬考古的发掘和整理已走上近代考古学轨道,1956年开始的汉长安城考古为代表的主动性考古工作,在明确学术目的和技术路线支持下不断取得丰硕成果,成为秦汉考古学形成的重要标志。

长沙发掘报告

与此同时,秦汉考古的理论框架逐步构建。2014年北京大学刘绪教授将苏秉琦先生1960年编写的《战国秦汉考古》讲义整理出版,“60版《中国考古学》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以来,第一部经过长时间积累和修改的中国考古学教材,……20世纪70年代重新编写试用讲义时,仍以《中国考古学》教材为基础”。1960年版《战国秦汉考古》讲义的完成,代表着秦汉考古学科理论框架已完成搭建,与之相应的历史时期考古方法取得巨大发展。
这样,从1949年开始,经10年左右时间,到1950年代后期以《长沙发掘报告》《洛阳烧沟汉墓》为代表的墓葬考古,以汉长安城为代表的遗址考古,以苏秉琦《战国秦汉考古》代表的考古理论的三位一体推动下,秦汉考古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和成长。

▲洛阳烧沟汉墓

秦汉考古的建立和发展,与夏鼐、苏秉琦、俞伟超三位先生有密切关系。曾在西北考古并撰写《新获之敦煌汉简》的夏鼐先生,1949年后不仅主持了大规模长沙汉墓发掘,其所完成的《长沙发掘报告》更开创了汉墓报告新体例,同时还直接规划、指导了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中心的一系列秦汉考古工作,不断推进着秦汉考古发展。
1949年前参与发掘并整理出版《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苏秉琦先生,在1952年到1965年间担任了北京大学秦汉考古课程的教学(1962至1964年由俞伟超代授)。他不仅是北京大学第一任秦汉考古教师,也是新中国首位秦汉考古教师。他1958年组织编写《秦汉考古》,1960年编写的《战国秦汉考古》讲义,是之后秦汉考古教材的基础,切实推进了秦汉考古学科的建构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1958年《秦汉考古》和1960年《战国秦汉考古》讲义的“战国”部分由苏秉琦先生完成,而秦和汉代部分则由俞伟超先生执笔。到1970年代初,俞伟超先生在1960年《战国秦汉考古》基础上编写的新版《战国秦汉考古》讲义,直到1990年代中期还广为使用。
刘绪先生指出,受“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概念影响,1980年代初之前的秦汉考古包含战国考古。如《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就同样只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同样将战国与西周春秋分开置于封建社会一样。不过到1984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出版,战国就被列入第三章“商周时期”,第四章“秦汉时代”自然从秦开始。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辑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49-1966》《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71-1982》,1949-1966、1971-1982年间的战国秦汉考古,无论在田野发掘报告数量,还是考古学专论数量,都远超其他各时段考古。不过随着1980年代初战国与秦汉考古的“分手”,秦汉考古才略逊于夏商周考古并基本延续至今。

遗址考古



都城、城市和聚落是不同等级的聚居地,是秦汉考古工作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中都城作为中央集权政治下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交流中心,更是整个社会和时代的缩影,是秦汉考古的最核心内容。70年来无论秦都咸阳、阿房宫,还是汉初首都栎阳、西汉及新莽首都长安、东汉首都洛阳等都城考古,都取得空前进展。

▲阿房宫遗址
秦都咸阳城内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宫殿建筑进行了大面积发掘,手工业作坊、居民生活区陆续清理。阿房宫考古不仅确定了遗址所在,更证实司马迁《史记》“阿房宫未成”无误。为确定阿房宫范围开展的秦汉上林苑遗址考古,及多次开展的昆明池考古,是秦汉宫苑考古的最重要内容。栎阳城考古不仅确定了秦献公秦孝公的栎阳所在,还确定了汉初栎阳的位置。
汉长安城的都城布局与结构已基本究明,未央宫、桂宫、长乐宫、武库、南郊等重要建筑的发掘成果及时公布。长安城北中渭桥发掘揭露出古代世界的最大桥梁。上林苑锺官铸钱遗址、窝头寨遗址考古,揭示了出官营铸钱的组织和工艺。东汉洛阳城基本结构大体明了,城外明堂、辟雍、灵台、刑徒墓地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但因洛阳在魏晋之后长期使用,东汉都城布局尚存缺憾。
▲汉长安城霸城门遗址

秦汉行郡县制,郡、县(道、邑、侯国)治所考古开展较晚,目前虽发现六百余座秦汉城址的半数左右可定为郡县治,但除汉洛阳县城、秦酉阳城、秦汉番禺城、汉长沙城等工作较多外的大多数地方城市考古均甚有限。西北边塞和长沙城内不断出土的简牍,大大促进了秦汉史研究。

秦汉底层聚落遗存考古从早期开展的辽阳三道壕、江苏高邮邵家沟,到后来的内黄三杨庄,都为了解当时不同地区基层社会提供了珍贵资料。

▲秦汉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三号建筑遗址

帝陵和墓葬


历年经考古发掘的秦汉墓葬,无论墓葬数还是考古资料数,在中国考古都占绝对地位,“天下墓葬半秦汉”是这种情况的部分反映。墓葬考古和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秦汉考古的最重要工作。
70年来秦始皇陵的形制、内涵、布局及墓葬结构日渐清晰,兵马俑及封土周围及陵园内外其他地点的各类陪葬坑的发掘,一次次突破、更新着人们对完成统一大业秦始皇的既有认识。西汉十一陵中各陵位置已基本确认,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宣帝杜陵、景帝阳陵等等汉代帝陵的情况越来越清晰。东汉洛阳城外南北陵区的系统调查、勘探和重要遗迹发掘,不断提供着东汉帝陵新认识。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
从1960年代满城汉墓开始,汉代诸侯王墓的发掘不断引起巨大轰动,楚、梁、江都、长沙、中山等诸侯王陵的发掘,和广州南越王墓为代表的边疆地区大墓发掘,揭示出西汉高层墓葬的丰富内容。然因可辨识东汉诸侯王陵数量有限,研究进展较小。菏泽定陶哀帝母丁后墓是迄今所见最复杂黄肠题凑墓,具明显帝陵特征,是西汉帝陵陵内结构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满城汉墓出土长信宫灯

汉代集权序列中诸侯王下一等为列侯,目前可确认的列侯墓虽数量较少,但如长沙马王堆軑侯家族墓、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安阳曹操墓的发掘和确定,不断丰富着对汉代高等级墓葬的认识。

70年来,由于有了数以万计乃至十万计的秦汉官吏与平民墓葬资料,各地陆续构建并不断完善着当地的秦汉编年,与此相关的区域研究不断深入,深刻揭示出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文化的差异和融合,揭示出秦汉统一王朝内各地发展的差异和趋同。

▲南越王墓出土丝缕玉衣

秦汉考古的初心与方向

秦汉时代的最重要特征,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形成空前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秦虽短暂,然其开创的一系列维护统一的措施和对庞大地域有效管辖的众多制度,对后世产生长久影响,因此毛泽东主席说“百代皆行秦政治”。而秦汉考古,正是针对和围绕这一伟大时代的,对其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遗存为对象的考古工作。

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出《关于建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重要学术任务草案(初稿)》,对包括战国在内的秦汉考古提出解决物质文化发展、铁器生产工作发生发展、各阶段城市建筑和复原城市生活、生产面貌、要解决农业发展、手工业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等等的六方面任务。

如把这看作秦汉考古“初心”,那在70年秦汉考古辉煌背后的不足亦很明显:物质文化研究还多停留在器物描述,优秀的深层探索成果不多;铁器研究取得重要成果,但与铁生产相关的研究进展缓慢;不仅地方城市考古有限,还基本未能从考古上复原城市生活和生产面貌;在很长时间里农业、手工业考古都未引起足够重视;学者已很少以考古资料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与发展研究。这些问题当然需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解决。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车马器纹饰展开
就苏秉琦先生而言,虽在将北京大学秦汉考古教学任务交给俞伟超先生后,就将精力转移到类型学、区系类型、文明起源等等的考古学重大理论问题,但他仍不断的强调秦汉考古的重要性。在1979年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他明确指出要通过考古学开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要将研究的时限从距今万年左右延伸到西汉晚期的距今二千年左右。而1991年他所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中的“帝国”,当然即为秦汉。
▲凤翔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地貌环境与结构布局
1990年代中期之后夏商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都取得令人羡慕的高速发展,这与相继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密切关系。但在秦汉考古方面,却长期一直没有类似的重大课题,来推进各地分散开展秦汉考古力量的整体前进,秦汉考古中跨单位、多学科研究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大型课题设置上,再次回到了“古不考三代以下”。
考古学的研究要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服务,面对统一时代的秦汉考古,当尽快走出“天下墓葬半秦汉”的工作现状,在国家大型课题的引领下,不断凝练中国两千多年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为文化自信等贡献更多的考古力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原文标题:新中国考古事业70年 | 刘瑞:考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始,阐两千年制度文明之根——新中国秦汉考古七十年回顾

来源: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wenbozhongguo)

编辑:姜 旭| 审核:贾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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栎阳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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