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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段清波:汉长安城轴线变化与南向理念的确立

2019-10-15 12:47| 发布者: IICC| 查看: 560| 评论: 0|原作者: 段清波|来自: 历史真有趣

摘要: 汉长安城轴线变化与南向理念的确立——考古学上所见汉文化之一汉长安城并不是一次性设计建造实施的产物,期间经历草创、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在汉长安城存续期间,先后存在着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轴线①。前期的轴线为霸城门至直城门大街,西汉后期轴线为安门大街。南北向轴线形成于王莽时期,三大标志性建筑:南郊礼制建筑群、三原天齐祠、子午道的建造或更名,意味着贯穿长安城的南北向超长基线的确立,同时也意味着汉文化中最重要的


汉长安城轴线变化与南向理念的确立

——考古学上所见汉文化之一

汉长安城并不是一次性设计建造实施的产物,期间经历草创、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在汉长安城存续期间,先后存在着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轴线①。前期的轴线为霸城门至直城门大街,西汉后期轴线为安门大街。南北向轴线形成于王莽时期,三大标志性建筑:南郊礼制建筑群、三原天齐祠、子午道的建造或更名,意味着贯穿长安城的南北向超长基线的确立,同时也意味着汉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南向理念、南北郊祀、左右对称、轴线意识的最终形成[1316-342

一、汉长安城建设过程

包括建章宫在内的汉长安城,前后经历了高祖、惠帝、武帝以及王莽四个时期的建设。汉高祖时期主要建设内容是长乐宫、未央宫和武库②。惠帝时期主要建设内容是四周城墙③。武帝时期主要建设内容是北宫、桂宫、明光宫以及建章宫、昆明池等④。王莽时期于元始四年(4年)在长安城南郊建造明堂辟雍、官稷、灵台、太学等,地皇元年(20年)又拆除长安城西侧的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等⑤,在长安城南郊兴建了九庙。加之王莽之前在长安城南郊建造的官社⑥,由这些单体建筑构成了系列的礼制建筑群,至此长安城的规模和布局始告完成⑦。

此前有学者对汉长安城的朝向问题进行过讨论,大体上有坐北朝南、坐南朝北、南北向、坐西朝东、同时具有朝东朝北向等五种意见⑧。本文的看法与刘瑞的意见一致,即西汉晚期的儒家思想再改造、礼制变化,导致都城朝向发生从东西向到南北向的变化。东西向时代以直城门至霸城门为中轴线,南北向时代以安门大街为中轴线。

二、汉长安城轴线的变化

汉长安城的轴线和朝向在200年间曾发生过由东西向到南北向的巨大变化。

(一)东西轴线和都城东向

汉长安城直到王莽时期之前,东西向轴线特征是比较明确的。

1.城阙位置

文献上虽然没有关于汉长安城城阙的记载,但考古资料显示,长安城东侧自北向南的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三座城门外侧,均发现向外凸出的夯土基址,推断可能为三出阙基址,而其他侧面的门址外侧没有发现同类现象。宣平门外的双阙,基址为东西向,各自与城墙东西相接,宽度为25米,南侧的基址长度为35米,北侧的基址长度仅余14米,西距门20米,现存高8.2米,东西13.8米、南北11.7米[2]。霸城门外的双阙基址宽10米,长40米[3108110121122

2.宫阙位置

宫阙在文献上有较多的记载,计有未央宫北阙、东阙⑨,建章宫东阙、北阙⑩,长乐宫东阙、西阙11,北宫圆阙。唯独不见各宫设南阙的记载。

未央宫东阙位于东司马门外,属夯土高台木构建筑,遗址仅存两座夯土台,东司马道南北各一座,间距150米、东西各长32米、北阙宽18米、南阙宽14米[48北阙未见资料报道。

长乐宫西阙曾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汉书·刘屈毛氂传》:“戾太子引兵去,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长乐宫东西两阙未见考古资料报道。

建章宫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建造的,“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12凤阙位于建章宫前殿以东700米,两阙址间距53米,西阙址底径17米,高11米,东西并列,阙间有一条南北路。据《史记·孝武本纪》载凤阙“高二十余丈”,合40多米;《三辅黄图校正》记载它的高度“三十五丈”,合80.85米。凤阙虽被时下称为阙,但是在当时人们对这一集合了观和阙两种形制的建筑物还是有些微词的,《水经注·渭水》引:“故繁钦《建章凤阙赋》曰:秦汉规模,廓然毁泯,惟建章凤阙,岿然独存,虽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观也。”北宫门外另有北阙,又称圆阙,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占长安时毁于战火,圆阙和双凤阙的高度相近,高二十五丈,上面均装置了铜凤凰13

秦和西汉间皇宫大门外虽设有阙,但很少见设置南阙的记载,仅甘泉宫南门外设有一组独立的双阙,间距50米[5]。从东汉开始在都城、宫城门外设阙成为一种制度,洛阳城的城门及宫门均设有阙14,都城朝向为南向,宫城都城的南门更具有象征意义,南门外的阙规模更大,象征意义更加明确,如北宫南门外的朱雀阙15,南门成为正门的概念已经确立16

3.城阙、宫阙位置与功能

自独具中国特色的建筑——阙出现以后,其高贵性从没有发生过变化,也慢慢地形成以城阙指代都城、以宫阙象征皇帝的观念17,城阙和宫阙的位置不言而喻具有明确的政治与皇权的含义[6]。

汉长安城三座东门外的城阙和各宫城多数宫阙的位置,说明西汉时期东侧城阙与宫阙的重要性高于其他方位的阙,相应地说明东门的重要性大于其他侧面的门,也说明西汉晚期之前汉长安城朝向为东。昭帝去世后昌邑王奉命来京继大统行经的路线[72764,也能看出宣平门的重要性。昌邑王乘舆车到东都门,按照“奔丧望见国都哭”的礼仪要求,他以“我嗌(咽喉)疼,不能哭”来敷衍大鸿胪;到宣平门后仍然以同样理由拒绝行哭仪;直到未央宫东阙下,才向阙而哭。继位的太子受命入都所经过的城门并不是率性而为,昌邑王虽说来自东方,入都经过宣平门是最便捷之途,但合乎礼仪要求是最重要的,他行经的路线也说明,宣平门、未央宫东阙具有符合大统朝仪的象征意义。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继位时也发生过和昌邑王进京相似的故事。明武宗去世因无嗣,慈寿皇太后和大学士杨廷和商议后,派遣太监谷大用、大学士梁储、定国公许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等前往安陆迎奉13岁的兴献王。到京城南郊后,一等大臣们请兴献王参加即位皇太子的大礼,皇太子以“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8]为由拒不参加;大学士杨廷和等请兴献王按照礼仪从东安门入城然后登基,未获允可,最终从大明门入城继位。大明门是明北京城皇城的正南门18,它和皇城正门、禁城正门为皇城中轴线上的三大中门,除国家大典外大明门常年不开,只有皇太后慈驾、皇帝乘舆、祭天、出巡、皇帝大婚时才从三大中门依次通过,昭示皇权的天威神性。

同样,宫门前的阙以及它所对应的宫门也具有异乎寻常的政治意义,先秦以来所形成以宫阙称谓代替王或皇帝的习惯在秦汉一如既往地存在。从汉长安城的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三座最主要的和皇帝日常活动密切相关的宫区东门外均建有东阙的现象来看,东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

未央宫双阙的功能和作用各有不同,“诸侯来朝入自东阙,市民上书则诣北阙”。诸侯朝请是关乎国家纲纪的大事,也代表皇帝的绝对权威性,从东门进入表明东门为未央宫的正门。而未央宫的北阙为官吏“上书奏事”谒见之门,具有办理正常公务的性质,不具备特殊的政治含义。长乐宫的东门和东阙也许在惠帝筑造城墙之前是该宫的标志性建筑,惠帝之后西阙则成为进出该宫的主要通道,地位也高于东阙。惠帝居住在未央宫时,为避免到长乐宫朝请太后跨越安门大街烦扰百姓而曾在武库南侧修建复道,从行走线路看当时是从西门进入长乐宫的。

到西汉晚期南向理念确立后,历代宫城、都城才遵从以南门为正门的观念,从东汉洛阳城的北宫南门、南宫南门以及都城平城门均属最高等级通道的规制上可以看出这一理念的存在19

4.东西轴线位置

轴线是指由观看对象的视线方向、运动方向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一条假定的直线,大建筑群平面中统率全局的轴线称为“中轴线”。汉长安城有没有轴线,这条轴线是南北向还是东西向呢?

长期以来,长安城没有发现一条将东西城门贯通的大道,这也为学者们讨论都城的朝向、布局等问题时造成相当的困难。刘瑞认为,原判断属霸城门西、长乐宫内发现的、且与直城门贯通的东西向大道,并不属于长乐宫内部的大道,而是长安城的东西向骨干大街,长乐宫的北界在这条大街的南侧,大街北侧为明光宫[915-25这条大街是20世纪80年代发现[2],东西向,东端连接霸城门,西端连接直城门,路土宽4560米,路面分为三道,中道路较平,两侧路面略呈弧形。这条道路的形制、结构与此前发现的安门大街、宣平门大街、清明门大街、雍门大街、直城门大街的形制与结构一致,应该是中间为皇帝专用的驰道、两侧为普通人通行的道路的形态。这条大街的形制、规模和长乐宫、未央宫内的道路并不一致,作为宫内道路显然存在规模和交通规则上的问题[10109

这条大街为西汉晚期之前长安城东向时的轴线,这条轴线,建章宫、未央宫、长乐宫的东阙,以及东侧城墙上的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及各自门外的阙,构成汉长安城东向时代的轴线与基本框架。汉长安城东西向轴线和东向时期,并不妨碍各单体建筑的南向建造,这种选择仅属于北半球季风性气候条件下人们的自然诉求,无涉礼制。

如果说这条道路诚为贯穿长安城东西的大街,那么,不仅霸城门名正言顺地成为长安城东出的主要城门,明光宫位置相对南移,长安城161闾里也就有所安置,更重要的是,这条东西贯通的大街一跃成为长安城东西向轴线也就能够解释得清楚。

5.西汉帝陵的朝向

西汉十一陵的布局和结构概况经过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已基本上探明。西汉帝陵陵园以帝陵为中心(未必一定是形态上的绝对中心),形成多数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帝后各有一座基本呈方形陵园的格局,“亚”字形帝后陵墓的东墓道最长最宽,帝陵的东司马道也最长最宽,陪葬墓一般被安置在陵园外帝陵东司马道的南北两侧。对于西汉帝陵的朝向,学者们基本上认同其为东向20,朝向上继承了秦陵的传统21

不仅仅是秦和西汉有崇东的原则,先秦亦如此。从《公羊传》中能看出来,在宗庙中太祖的牌位布置就是东向的。《公羊传》载:“禘祭之礼,审谛昭穆,诸庙已毁未毁之主,皆于太祖庙中以昭穆为次序。父为昭,子为穆。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孙从王父,以次而下。”

在崇东原则的支配下,坐西向东不仅在秦汉帝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处处得到尊重。鸿门宴时几位赴宴者的座次安排上即显示尚东习俗,“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11312

(二)南北向轴线和都城南向

到了西汉晚期,长安城的朝向发生了由东向到南向的变化,与此同时轴线也由东西向的霸城门到直城门转换到安门大街(图一)。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西汉晚期开始的以儒学理论为基础的郊祀体系和宗庙体系的改革。

1.南北向轴线的确立

5.5千米、宽4556米的南北向安门大街是长安城中规模较大的一条主干道,它和其他东西向的四条大街宽度一致。在都城朝向为东的时期,因为出了安门即为上林苑的范围,平民百姓不能来,官方也没有重要的活动需要在这里举行,安门的交通作用和政治地位也决定其很少出现在文献记载中。

进入西安门后是未央宫的南墙,因交通和皇家禁地,在南郊礼制建筑兴起之前,西安门并不是主要的通道。

王莽于元始四年在安门大街延长线以东建造明堂辟雍、灵台、太学等,于公元20年在西安门大街延长线以东修建九庙、以西修建官稷后,汉长安城南北轴线,或西安门至横门间的南北轴线,或安门大街南北轴线始得确立。

汉长安城南向期间同时起作用的轴线是一条还是两条,或者前后两条中是否存在从安门大街到西安门轴线变化的过程,由于涉及南郊礼制建筑的文献记载语焉不详,也因为考古发现关于中组建筑遗址(或称为王莽九庙遗址)、东组建筑遗址(或称为明堂辟雍)及西组建筑遗址(或称为官社官稷)性质的认识就现有的资料还无法达成一致,因此,长安城南向时期的轴线数量和位置也就难以形成定论。

由于西汉中后期宗庙制度和祭祀制度经历过复杂的变化,影响到今人对南郊礼制建筑属性的判断。中组建筑遗址既有王莽九庙说,也有汉宗庙说,还有明堂说等三种认识22东组建筑遗址既有明堂辟雍说,也有或明堂或辟雍说,还有太学说;西组建筑既有社稷说,也有明堂说[929-30在诸说并存的情况下,似乎两条轴线都有其合理性。

假如我们认可中组建筑遗址为王莽九庙、西组建筑为社稷,按照“左祖右社”的原则,则王莽时期长安城的轴线为西安门至横门的延长线;假如我们认可东组建筑遗址为明堂兼具祖庙、西组建筑为社稷而忽略晚建的中组建筑,则安门大街的延长线当为西汉晚期南向阶段的轴线。考虑到后文所涉及的、从最北端的天井到最南端的子午谷之间的长安城超长基线的位置,西安门大街、未央宫、横门之间的轴线明显地偏西,似乎构不成西汉晚期都城的轴线。

2.陵墓

东汉以后历代帝陵的陵园、主墓道基本上均为南向,而秦和西汉帝陵的陵园及主墓道则为东向,这一变化是从西汉晚期开始的。西汉中后期帝陵中,陵园方向变为南向是从渭陵开始的,渭陵大陵园长宽比1816而陵园内部分陪葬墓的方向也开始变为南向,如渭陵陵园内东北方的“二十八宿”陪葬墓园[1222-34,105,成帝延陵陵园西北方向的陪葬墓亦是如此23康陵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方向0.5,南北长1691.51696.5米、东西宽14181420米,陵园面积约2.4平方千米。其四墙距汉平帝陵现封土的距离分别为东侧736米、南侧668米、西侧430米、北侧760米。康陵陵园四周有夯筑园墙,墙外有围沟环绕。帝陵陵园平面近方形,陵园四周环绕垣墙,除北侧园墙破坏严重外,其余墙址保存相对较好。园墙东长328米、南长360米、西长325.4米[1350-63在陵园四墙正对帝陵墓道位置各有一处门址。康陵陵园由东西向长方形变为南北向长方形,而且仅在大陵园南侧开有一门,其陵园可能由原来的坐西面东变为坐北面南。陵园及陵墓方向发生由东向南变化与汉长安城轴线变化同步,说明西汉晚期的儒学改造运动也波及陵墓制度。

三、汉长安城超长基线的形成

自汉元帝开始的儒学改造浪潮直至汉末,一直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一批批受过儒学教育的学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重要的话语权,在社会实践变化和儒生群体的努力下,经过改造的儒学价值观成为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这一切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进程,汉文化的核心内容至此逐渐形成并得到固化。

西汉晚期的儒学改造运动是从匡正西汉建国以来的祭祀系统和宗庙制度开始的。

自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之后24,承统者视南北郊祭天地为社稷大事,通过定期的天南地北的郊祀,从而获得上天的认可,使得人世间皇权的合法性得到肯定。但自东周以后,祭祀天地的仪式和地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至秦和西汉,祭祀天地的祭祀系统呈现出反复和混乱的局面,何去何从在受不同儒学经典传承的儒生们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经过对典籍的再整理以及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宇宙观确立后,成帝时有深厚儒学背景的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提出的主张被广泛赞同,元始五年(5年)他们认为“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建议皇帝“宜于长安定南北郊,为万世基”[71269获得成帝认可后,拉开了以儒学理论为宗旨的宗庙礼制、郊祀制度改革序幕,这一改革直到王莽时期得以完成。

在理论建设取得共识后,王莽们的具体行动就是元始四年、地皇元年在长安城南郊或复建或新建一批合乎天地阴阳观的礼制建筑,以南北郊设坛祭天地代表皇权独尊的意识最终形成,《周礼》中“兆五帝于四郊”在王莽时也得到实施[71268,此时安门大街的南北向轴线或西安门、未央宫前殿、横门轴线也开始凸显出来25

南向理念是王莽时期儒生在先秦儒学经典中“南面而王”的思维基础上形成的。先秦时儒家认可“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和“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观念[14144“南面”,是人们在北半球自然环境下,为避风向阳在高等级建筑中开门窗于南侧的自然选择,此时的最高统治者坐北向南或站北向南发号施令。而到王莽时期,儒生们将自然环境下的面南和南向结合起来,形成南向理念,首次具有承统和独尊的意味(图二)。

(一)关于“匠人营国”

《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是人们讨论汉长安城布局的基本文献。长安城旁三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布局似乎完全符合《考工记》的要求,于是多数学者以为,汉长安城是按照《考工记》的营城原则来建造的。

王莽托古改制所依的《周礼》,其成书的时代向有春秋、战国、秦、西汉等说;康有为最早提出该书是西汉晚期才最后成书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成书于汉武帝时期26我以为至少关于宫城、都城建设方面的文字,是王莽、刘歆们根据长安城南郊已经形成礼制建筑情况下的长安城布局,为其托古改制寻求依据附会编纂而成的27也正因此,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规划原则:祭天地于南北郊,兆五帝于四郊,南郊的明堂辟雍、灵台太学等规划原则得以由此确立并在此后时期得到遵守。事实上,《考工记》中所述的营国原则,不论是夏商西周,还是东周列国的都城,没有一座呈如此布局,其虽被称为齐国官书,但即使临淄故城的布局也和它记述的原则大不相同。只有西汉晚期的长安城及之后的历代都城布局,才符合《考工记》的都城营建原则。

王莽之前的汉长安城的朝向为东向,只有到都城朝向为南向时,才会形成“面朝后市”的方位,说明《考工记》成书时间确系王莽时期。

(二)超长轴线的形成

在长安城南向观念以及南北轴线形成之中,王莽们为了从理论、文化和实践上坐实这条轴线,大约在同时,于长安城以北的三原县修建天齐坑和五座高台祭祀建筑,还将原长安城南侧翻越秦岭通往陕南的通道进行修缮,命名为子午道。“西汉时期曾经存在一条超长距离的南北向建筑基线……总长度达74公里,跨纬度4707″”[154-15在秦建明等人富有智慧性认识的基础上,我认为子午谷、子午线、天齐祠均是王莽时期而不是汉初形成的,只不过王莽们赋予了这一轴线及子午道超出南北方向自然地理意义之外的、代表正统的政治学和文化学上的特殊意义,昭示南向理念的彻底确立。

1.天齐祠

位于三原县嵯峨乡天井岸村的天齐坑和五座礼制建筑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其后秦建明等经过研究,认为该遗址为祭天的“天齐公”祠,时代为汉初。

天井岸遗址由天井和五座高台建筑构成,二者相距约500米。天井为人工形成,呈圆形坑状,现上口直径260米、底部直径170米、深32米,据勘探该坑初始深约40米;坑的北侧分布有大量的汉代绳纹筒瓦及板瓦。位于天井东侧约480米的五座夯土高台建筑呈东西南北中“十”字状分布,间距550米,其中最北侧的夯土台基已经消失;存留的台基底边1021米、高48米,夯层厚0.08米左右,台基周边分布汉代高等级建筑遗址常见的石质柱础、铺地砖、排水管道、卵石散水、云纹瓦当、绳纹筒瓦及板瓦等,文字瓦当有“千秋万岁”和“长乐未央”,筒瓦内侧饰布纹,不见麻点纹,分布在五座高台建筑周边的瓦片颜色似乎有所不同,其外围是否筑有围墙不得而知。筒瓦和板瓦的形态显示其时代早于东汉,不见麻点纹的特征显示该遗址不属于西汉早期,我们推断其时代为西汉晚期,也即王莽时期,也许和子午道的命名同时。

文献中鲜见描述该遗址的记载,仅《汉书·地理志》在涉及该遗址汉代所在地谷口县时,记载到:“谷口,九嵕山在西,有天齐公、五床山、仙人、五帝祠四所。”宋敏求《长安志》卷二十中曾记述到这里为天齐原,原上有天齐祠,晚出的乾隆《三原县志》也称该原为天齐原。从三处文献均有“天齐”并结合遗址形态看,秦建明等推断该遗址为天齐祠当可采信28,该组礼制建筑可能为两汉之际祭祀“天齐”(天脐)的场所。

这组建筑包括天井,为王莽时期建造。目的是为固化由他及追随者推崇的具有正统尊崇意义的“南北”理念,之所以后代文献上极少见到,估计是因为受王莽在中国古代史上负面评价的影响所致。

2.子午道

从关中越秦岭去陕南的道路自东向西有武关道、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散关道等,位于长安城正南的子午道开通于秦汉之前,但直到西汉晚期王莽时才有“子午道”之称,此前或称为蚀中道29,其后又称“荔枝道”等,秦汉之后还开有子午新道。公元前2074月,刘邦率数万将士“从杜南入蚀中”去南郑就汉王位,所行经的道路就是后来的子午道,这条道路从杜县向南入子午谷,出口在洋县午口,沿途经长安、宁陕、石泉、西乡到洋县,全长300多千米;子午道与子午谷的得名,当与这条河谷及从长安南行开始一段道路的走向基本取南北方向有关。

子、午概念出现的时间较早,作为计算时间周期含子、午的天干地支至迟出现在商代,殷墟中即出土了帝乙时以干支完整计日的六十甲子甲骨文,此阶段包括子、午在内的甲乙丙丁等为单纯的计数符号。子、午后来又被陆续赋予了方位和时间的概念。开始时为时间,后来又增加了方位,讲时间时,子为每天的23点到1点,午为11点到13点;讲方位时以北为子、称南为午。虽然还不清楚以子午代表南北方位出现在什么时期,但大约应该出现在完整的五行概念前后。而这些一旦和代表宇宙运行体系的五行相联系,便蕴含了丰富和神秘的象征意义。

刘邦从关中翻越秦岭的道路本名“蚀中”道,只是到元始五年秋才改称“子午道”。将蚀中道改名子午道,缘于“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经汉中”[74076虽说是通,并不是新建,而是在蚀中道的基础上完善而已。一条在汉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栈道,被重新命名后,所蕴含的意义竟然上升到和王莽时期在南郊所建造的明堂、辟雍、灵台、四郊等礼制建筑等同的地位30,由此看来,“子午道”的名称并不仅是指一条南北向的道路那么简单,而这又和“皇后有子孙瑞”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和子午道名称同时出现的是同年在长安城南郊所建的一批礼制建筑,计有明堂辟雍、灵台、太学等;加之此前从成帝时就开始的南北郊祀制度(祀五帝)经过反复,平帝时在王莽等89位儒生的建议下得以复现31可见“南北”这一方位名称,在王莽前后有儒学背景的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强烈的正统、独尊、正义、奉天命等意义,而不仅仅是南北方位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此时的儒生们在整理宗庙制度、祭祀制度时心仪不已的原因所在。成帝初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所谓的“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说辞32,是西汉晚期儒生们推行郊祀制度的理论依据,以南、北象征天、地,是阴阳、天地和皇权之间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

作为西汉最后一位皇帝的汉平帝刘衎,公元3年,时年12岁,取王莽之女为后,公元5年,皇后“时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33女儿作为皇后初次来潮,于王莽而言不论是作为人父,还是为汉家社稷着想,拟或为自己政治前途着想,都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自成帝开始皇室没有合适继嗣人选的状况,使得皇后出现“子孙瑞”昭示了更加重要的意义。于是乎,“子午道”的得名和女儿的“子孙瑞”相结合,承大统、正统、社稷、独尊等含义便一目了然。

3.汉文化主要因素的形成

自董仲舒创造性地提出天人感应说,为皇帝作为世俗的统治者在宇宙体系中提供了一个公认的位置后[16],皇权时代的汉文化开始形成。西汉后期,随着儒学的当代阐释,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相克说进一步丰富起来,相生相克概念第一次既矛盾又和谐地统一起来。以公元前51年石渠阁会议的召开为标志,儒家传统开始真正地逐步深入到执政理念、国家政策和百姓生活中,御史大夫萧望之以及刘向、匡衡等有儒学背景的人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绝对的支配作用。

西汉晚期的儒学改造运动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在南向理念确立、轴线意识形成、大地观测理论与技术进步等综合因素作用下,汉长安城形成北达三原天齐坑,经长陵、安门大街、南郊礼制建筑,南及子午谷的南北向超长基线,南向理念与这一过程相辅相成。

南北郊祀、南向、南郊礼制建筑,加之轴线、左右对称的观念逐渐成为都城建设的规划原则,这一原则形成的理论前提是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天子的居住地所要能体现出唯一性和绝对权威性,而建筑的形态和布局,成为皇权理念下能够在政治上和哲学上形成对这一理念的支持和强化。

作为汉文化构成要素之一的都城规划原则,在东汉时几乎被全盘接受并传承下来。方坛四陛的北郊神坛,以南北向的平城门大街为轴线,灵台和明堂、辟雍、太学分置于平城门外大街的东西两侧,“左祖右社”的宗庙社稷,一如汉长城晚期的布局,这一规划原则在其后的时代都得到遵循,直至明清北京城,概莫能外,彰显出其悠久的文化魅力。

注释

①本文中的轴线并不是指类似明清北京城那样规矩的中轴线,中国古代都城建设规划中的中轴线出现的时间不早于东汉,曹魏邺城是最早确立中轴线布局的都城。参见朱海仁:《略论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布局的几个特点》,收入《邺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②《史记·高祖本纪》“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5页。《汉书·高帝纪》“七年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4页。③《史记·吕太后本纪》“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注引“汉宫阙疏‘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8页。④《汉书·武帝纪》“秋,起明光宫”,第202页。⑤参见《汉书·王莽传》,第4161页。⑥《汉书·高帝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第33页。⑦《汉书·郊祀志下》,“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第1269页。⑧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相关学者具体论述见史念海、徐卫民、周长山、王社教、杨宽等。⑨《史记》“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4页。⑩《史记·武帝本纪》,“前殿度比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2页。赵岐:《三辅决录·三辅故事·三辅旧事》“北有圜阙,高二十丈,上有铜凤凰,故曰凤阙”,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8页。11《汉书·宣帝纪》“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第267页。12从该条文献看,似乎建章宫西门外建有神明阙。《汉书·郊祀志》载“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陈直:《三辅黄图校正》载“左凤阙,阙上有金凤,高丈余”“建章宫周回三十里。东起别凤阙,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远”,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43页。13李遇春:《汉长安城建章宫东阙及宫阙研究》,《中国文物报》,200238日。《三辅黄图校正》“又于宫门北起圆阙,高二十五丈,上有铜凤凰”,第43页。刘庆柱编:《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关中记》“建章宫圆阙,临北道,凤在上,故曰凤阙也”,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14《后汉书·礼仪志中》“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阙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31页。《后汉书·百官志一》引《古今注》“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府开阳城门内”,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58页。《后汉书·百官志一》引《汉仪》注“司徒府与苍龙阙对”,第3560页。15《后汉书·礼仪志中》引《汉仪》注“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阙、德阳”,第3131页。16《后汉书·百官志二》公车司马令,“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徵诣公车者”,第3579页。17文心工作室:《庄子·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秦代之后人们常以阙、阙下、宫阙等用来代称皇帝或朝廷。18明北京城外郭城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才建造的,此前大明门即北京城的正南门。19范晔:《后汉书·五行志一》“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第3274页。20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183页。焦南峰、马永赢、王保平:《汉帝陵汇聚咸阳原的隐秘》,《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第6期。21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22王恩田:《“王莽九庙”再议》,《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姜波:《汉唐礼制建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刘瑞:《汉长安城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230页。认为是汉宗庙的有王恩田,认为中组建筑中的F12为明堂有姜波,认为是地黄新庙的有刘瑞。23资料现存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4罗竹风:《汉语大辞典》卷一〇《孝经·圣治》“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唐玄宗注:“周公摄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年版,第616页,。《后汉书·张纯传》“有周之盛,成康之间,郊配封禅,皆可见也”,第1197页。巫育明:《张九龄学术研究论文集》(上)“《请行郊礼疏》,内云:‘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之义,盖敬天命而昭圣功也’”,珠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25认为汉长安城为南北向轴线的有刘运勇、贺业矩、孟凡人;认为汉长安城南北轴线线为经过西安门横门的有刘庆柱、王社教等。韩国河认为南北向的汉长安城轴线存在由安门大街向西安门大街变的变化。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页。孟凡人:《汉长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几个问题》,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贺业矩:《建筑历史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刘庆柱:《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页。王社教:《论汉长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纪念陈直先生文集》,《试论秦汉都城规划模式的基本形成》,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韩国河:《汉长安城规划思想辨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26华觉明:《中国科技典籍研究――第一届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论文集》,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124页。李峰:《<考工记>成书西汉时期管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陶正刚:《晋都新田与<考工记·匠人>城建的比较》,《第一届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论文集》,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27王仲舒、李峰此前也表述过相同的意见。28秦建明等推断该遗址中的五座夯土建筑为祭祀东西南北中的五帝坛,因无更多的资料可以佐证,本文对此判断存疑。29《史记·高祖本纪》“从杜南入蚀中”,第367页。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公路志》:“《史记集解》云:‘蚀,入汉中谷道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东汉的摩崖石刻《石门颂》记“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即刘邦南去汉中时走的是子午道。30《汉书·王莽传》“(居摄元年十二月)莽白太后下诏曰:故太师光虽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丰,轻车将军邯,步兵将军建,皆为诱进单于筹策,又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开子午道,与宰衡同心说()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为同心侯,王林为说德侯,光孙寿为合意侯,封孙匡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户”,第3086-3087页。31《汉书·郊祀志下》“谨与太师光、大司徒宫、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议,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称地祇曰后土,与中央黄灵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称。宜令地祇称皇地后祇,兆曰广畤。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墬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奏可,于是长安旁诸庙兆畤甚盛矣”,第1268页。32《汉书·郊祀志下》“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阴位也”,第1254页。33《汉书·王莽传》中颜师古注引三国人张晏语,第40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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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自中原文化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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