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有一个成语叫“坚如磐石”。石窟寺虽历经千年，丰韵犹存，可在遇到柔韧的水、尖利的风以及热胀冷缩、虫咬蚁蛀等交相侵蚀之后，年深日久，也要被渐渐磨蚀掉、淘空了。这大概就是另类的“滴水穿石”、“风沙走石”吧。许多石窟寺，已如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不再有往日的强挺硬朗、雄武靓丽，大都外糙内虚、骨质疏松、蓬头垢面、百病缠身了。然而，石窟寺并非普通石头，她是石化的古代艺术、古代文化、古人的情感、古人的精神，是 ...

　　有一个成语叫“坚如磐石”。石窟寺虽历经千年，丰韵犹存，可在遇到柔韧的水、尖利的风以及热胀冷缩、虫咬蚁蛀等交相侵蚀之后，年深日久，也要被渐渐磨蚀掉、淘空了。这大概就是另类的“滴水穿石”、“风沙走石”吧。许多石窟寺，已如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不再有往日的强挺硬朗、雄武靓丽，大都外糙内虚、骨质疏松、蓬头垢面、百病缠身了。然而，石窟寺并非普通石头，她是石化的古代艺术、古代文化、古人的情感、古人的精神，是承载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和绵绵不断的民族情感的文化遗产。如何让历经千年的石窟寺健康而有尊严地活在当下，既抚慰人的心灵，又服务于社会发展，还要将文化薪火千秋万代流传下去，怀揣着这样美丽的梦，有一群“石窟人”以对石窟文化的至崇至敬，对石窟艺术的万般柔情，不辞辛苦，奔走在祖国的山山水水，前赴后继地探索着。 

　　70年过去了，他们穿梭于大大小小的石窟之间，足迹遍及祖国天南地北的悬崖绝壁。他们用思想和行动、理论和实践，保护着石窟、传承着石窟寺文化，从理念、原则到保护技术，发出了文物保护的最强音，抒写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最美华章。 

　　为了赓续他们的事业，复旦大学成立采访组，联合敦煌石窟、大足石刻、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在大足开启了走进石窟、拜访石窟人的文化之旅。一路走来，辗转于北京、龙门、云冈、莫高窟、兰州、榆林窟、麦积山等地，访问的专家学者大都是高龄的80后、90后。没有见到之前期待、担心，各种各样的想法不断在心里翻滚，而在访谈进行中，先生们带给我们的却是不断的惊喜、震撼。  

　　大足开好头 

　　万事开头难。我们却在大足开了个好头，访问了5位石窟人。3月5日，首场访谈在郭相颖先生画室开始了。郭老先生已是83岁高龄了，是大足石刻博物馆的老馆长，说起话来不急不慢，条理清晰，当年他独自一人守北山，手绘石刻线图做档案，讲解，申遗……随着他的深情回忆，我们穿越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也是其中一员了。

　　马家郁老师是一个特别开朗、活泼的人，潇洒优雅就是他的形象。他大学毕业分到电影制片厂，梦想那浪漫而富有激情的电影业，想想都心花怒放。然而，报到时却被截留在文物局，因为国家科委下达的有关文物保护的科研项目任务通知，需要成绩优秀的学生来承担。他安然接受组织给予的使命，走进了石窟寺，走进了这个需要不同学科的专业人才来呵护的文物领域。经过几十年摸爬滚打，他成了西南石质文物保护开拓者，满肚子故事信手拈来。

　　大足石刻在“文革”中险些被当作“牛鬼蛇神”炸毁！是邓子金老师等发动当地群众成立“群文小组”日夜守护，向红卫兵宣传文物政策，终于使珍贵文物度过险情。

　　黎方银院长是全国劳模，看起来一介文弱书生模样，面对各种诱惑，内心却是那样强大，30余年初心不改坚守在大足。春天的夜晚，他终于放下白天的忙碌，在办公室里和我们谈起了他与大足石刻的不解情缘：人生有多种选择，生命有不同追求，对于他，则是守着大足、研究大足，让大足光辉传播更远。那一字排开的《大足石刻全集》是他领着小组耗时十几年，采用近景摄影测量、考古调查等多种技术手段，对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宝顶山、北山、南山、石篆山、门山的摩崖造像现场拍摄、测量、绘制、记录、研究的成果，沉淀其中的是几代石窟人的激情与执着。

　　上世纪50年代初，尽管刚刚经历了常年战火的新中国经济基础极其薄弱，但国家还是从石窟寺开始，组织专人对文物进行调查、保护，并于60年代调集专门人才成立了石窟保护组。从此，石窟寺保护国家队日益壮大。他们是当年的救火队、消防员，哪里有险情，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幸运地访问了开石窟寺保护先河的余鸣谦先生，极重实践的贾瑞广先生，潜心科技保护研究的陆寿麟先生，还有一辈子心系石窟、现在依然还行走在石窟保护路上的黄克忠先生，他们的身上，闪耀着国家队的风采。 

　　三访世纪老人 

　　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最长者是97岁的余鸣谦先生。首次访谈是3月16日在北京余老居所。因是视频访谈，先生有点紧张，于是有了第二次、第三次访谈。说起往事，先生总是简而概之。1951年，余老第一次去敦煌做调研，3个月就住在窟区前面“一个很普通的土坯盖的房子里，这个房子也有年头了”，他还手绘了当年住所的示意图。

　　1956年夏，余老和他的伙伴们自带测量仪又去了敦煌，完成了249窟到259窟支顶加固的测量与设计。后来，在历时3年的云冈修复工程中，余老仍负责整个工程。余老的小儿子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去是在一个大雨天，父亲非走不可，因为周总理在全世界记者面前承诺了，三年要修好云冈石窟，时不我待呀。

　　在初次拜访时，我们除了聆听余老的故事，还请他为活动题字，这要求很唐突，先生却爽快地答应了，并留言“怀着崇高心情向石窟研究、保护、一切工作人员致意！”令人终身难忘。

　　不知疲倦的行者 

　　黄克忠先生还未走出学校就开始与石窟寺打交道，亲历了石窟寺保护的各个发展阶段，现在依然行走于天南地北的石窟寺之间。整整六十年，思索、实践，再思索、再实践，他与石窟寺保护路上的老中青三代都有交集，名副其实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行者。云冈、麦积山、大足、莫高窟、龙门……石窟寺保护从无到有，和着前进的脚步，经验、教训都不少。保护理念就是在这些保护项目的实践中反复思索，一点一滴总结出来的。在漫谈中，黄老不仅为我们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厘清了不少争议和问题，还梳理了石窟寺保护的发展阶段、成功经验及应汲取的教训。

　　中国文物保护的国际合作是从石窟寺保护开始的。国际合作不仅拓宽了视野，学到了先进经验，也学会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表达自己的愿望诉求，推介中国的实践和理论。几十年的石窟寺保护国际合作，成就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黄老全程亲历了石窟寺保护国际合作，是准则制定、修订两个阶段的唯一参与者。说起其中的蹉跎、跌荡，他感慨再三：准则“对我们工程的实践立下了非常好的规矩，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很遗憾，修订版出来后推广不是很理想。

　　黄老是我们活动的总顾问。启动前我们就登门求教，遇到问题就去求助，他总是有求必应。遇到访问对象婉拒时，他还帮我们沟通。我们还有一位特别可亲的“志愿者”，就是黄老夫人杨阿姨。每次登门，阿姨都热情招待，为我们添茶续水上果子，坐在一旁记下我们的要求，督促黄工“完成”。

　　龙门石窟比儿女还要亲 

　　在龙门，我们拜访了已坐轮椅多年的刘景龙先生。考虑到刘先生身体不好，说话有障碍，原本只是希望拍下几个镜头留作纪念。到其居所后，他不仅欢迎，且表示有话要说。我们喜出望外，于是就“聊”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他的记忆力、说话能力都有限，实际上，我们并不能与他正常交流，只能从耳机里听到他的声音，从他的表情上揣摩、感知他的态度。问及往事，他爱憎分明。谁来过龙门，对龙门做过保护，他点头赞许；谁在保护上起过不好作用，他使劲摇头。临别时，他极其顽强地用那颤颤巍巍的手为我们留下一行蝌蚪似的文字：“龙门石窟的保护是从1966年开始的，从刘景龙到云冈学习石窟保护技术开始的。”

　　他的女儿告诉我们，龙门比他的儿女要亲得多。平日里几乎不开口的他，听说我们要采访他，激动得流泪。翻阅那一大箱子荣誉证书、奖状，以及老相册，他一生于龙门的所爱所系，我们感同身受。

　　终于见到了解先生 

　　在大同，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由黄老带队，我们终于见到了解廷藩先生。黄老和解先生是60年代的舍友，后来在石窟保护中更是结下深厚情谊。老哥俩也有多年没见面了，聊不尽的依然是石窟保护。我国石窟寺的科技保护是60年代从云冈第一窟第二窟的实验开始的，解先生从那时起就是主力参与者，60年代的实验、70年代的“三年大会战”、八五工程……回忆起那奋斗的岁月，老人家思绪清晰，侃侃而谈。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最早的云冈石窟保护的实验方案和报告，还有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奖状。

莫高窟顶的治沙采访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说。 

　　在莫高窟的日子里，每天清晨，独自步入窟区前，伫立在九层楼的栏杆外，静静地等候，等候那微风拂动中响起的清澈铃声。这里是一方净土，播撒着真的意念，飞舞着善的丽质，洋溢着美的力量。尽管这真、这善、这美，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人的眼里，抑或在同一个人的不同时间段里，有着不同的诠释，然而，自古丝绸之路的畅通到“一带一路”的倡议，无不是与人为善，睦邻友好，互相包容、共同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不舍的目光 

　　经过夜晚的安抚，莫高窟的清晨格外澄静、肃默。阳光从三危山上穿过林梢，柔柔地洒在一字排开的窟壁上。九层楼的砖红色重檐斗拱，像那窟中的宝相莲花，庄重而华美。微风掠过，风铃轻轻响起。

　　王旭东院长来了，就在这样一个清晨，和我们分享对莫高窟价值认识的升华。28年前，他在这里看到的不过是一些石头、泥巴和各种颜料，渐渐地，这些客观的物质和化学成分有了文化内涵、有了不朽生命。她们的价值在不断更新、丰富，佛教的、艺术的、文化的、历史的、科技的、建筑的……从单一到多维，再将视野放到整个丝绸之路，放到不同文明交融互鉴背景下的世界，便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见证。

　　即将离任敦煌研究院的王院长，在130窟保护现场、在85窟，为我们讲述28年艰苦奋斗所收获的丰硕成果。从偶然结缘，到在参与各个保护项目中对石窟寺价值认知不断递进升华，反复研究总结出一套系统理论和工艺程序；从改革开放到国际合作，从单一保护到开展以质量为核心，保护、研究、弘扬平衡发展综合体系的建设，传递的始终是石窟人的自豪与欣慰。

　　“敦煌的美在每个人的心中是不一样的，与我们的生活阅历、知识结构、成长背景有关的。莫高窟整个环境是非常美的，洞窟里面彩塑的美，壁画的美，不同时期表现的美是不一样的。但是这种美代表了每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对于美的认识，对于美的向往。这个美可以成就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就要离去的敦煌，王院长内心多有不舍。在85窟访谈结束时，他默默凝视着南壁那铺壁画……与窟外盎然的春意相比，壁画里的绿肥红瘦不仅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上国际邦交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新时代莫高人构筑合作平台，与世界共进共荣的美丽故事。

　　大国工匠的襟怀 

　　在敦煌的采访，有两次前往榆林窟，拜访大国工匠李云鹤先生。第一次是4月16日榆林窟壁画修复现场，87岁的李先生一身的蓝色工作服，带顶阔沿帽，架着一副方形眼镜。老人和我们不紧不慢讲着他成长的经历：青年时代立志去边疆大展宏图，却因顺道探亲而被求贤若渴的常书鸿先生中途“拦截”，于是与莫高窟结下一辈子的缘。他从一窍不通，到不断尝试、摸索、创新，再到技艺炉火纯青，开壁画修复之先河，成为石窟类壁画修复的“一代宗师”， 是国内石窟整体异地搬迁复原成功的第一人，荣膺2018年全国“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先生已功成名就，依然活跃在修复第一线，每天仍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来回六七次，仍然喜欢琢磨。他说，干一项事情就要干好。壁画也是有生命的，搞壁画没有细心、决心和耐心，绝对搞不好。他对自己所做的项目，除了单位验收外，另有自己的十年质量跟踪。这样的要求，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敦煌研究院质量平衡管理体系的建设。这就是一个大国工匠的匠心。

　　九旬青春“葆” 

　　94岁的孙儒僩先生耳朵不太好使，但思路清晰，条理分明，从他到敦煌开始，分阶段为我们讲述他的经历、工作、爱情，他的委屈、徬徨、苦闷，两个多小时讲述只停顿了一次，他吃了颗巧克力，说是“加点油”。真是好可爱！再看他为我们的留言：“当年万里苦追求，相伴赴沙州。岩泉坎坷寻梦，危崖千窟游。事未就，鬓已秋，伴要游，此生将了，祝愿莫高，万载千秋。”这哪是90后老人，分明是90后青年！其实，青春没有什么年龄界限，只要心底有朝气、有阳光，就会有熠熠生辉的青春。孙老就是青春“葆”，那坎坷人生经他娓娓道来，给人一份别致的美丽。

　　燕园里的真性情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在北大燕园，我们见到了“改革先锋”“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先生。说起怎么就去了那个西北，就是这样的一句简单的话。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会说，这不过是豪言壮语，是虚幻的口号；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却是真实的存在。这位60年代从燕园走出的天子骄子，就是以这样的信念从首都奔赴西北大漠，把根牢牢扎在莫高窟，一扎便是一辈子。如今，尽管各种桂冠是那样的闪亮，她却依然质朴而淡然，惦念的还是文物保护与利用。在接受访谈时，不仅自己准备了提纲，还为我们准备了《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及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的重要论述等。谈到有些地方本末倒置滥用文物，只顾眼前短利或个人政绩，将文物放到影视部门管理，她十分生气，痛斥“这是违法、违规的行为，是与中央背道而驰的决策。”她的率真与刚直，让人肃然起敬。

　　妈妈的味道 

　　“四大石窟，风景这边独好，不愧秦地林泉冠；六朝艺术，佳作此地最多，堪称东方雕塑馆。”在张锦秀先生家里，由一副对联拉开了访谈。张先生因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从兰州来到了天水，也成就了他与麦积山剪不断的情缘。先生用心细致，从石窟艺术、加固工程、石窟志撰写等详述当年的故事。就在访谈那天，他还沿着陡陗的栈道，一步一步爬上去，一个一个窟龛察看，因为退休多年没有来了，他要好好看一遍。麦积山是他的骄傲。

　　访谈时，先生的夫人杜阿姨一直在厨房忙碌，要亲自拉面招待我们。真情难却，访谈结束，几个别致的小菜、一碗精致的拉面就上桌了，既有品相又有味道，果然是妈妈的味道，为我们的工作平添了家的温暖。

　　此心安处是吾乡 

　　受敦煌艺术的感染，赵声良院长大学还未毕业就选择了敦煌。毕业一出校门，未及探望日思夜想的爹娘，就背起行囊直接踏上了去敦煌的火车。喝着大泉河里的碱水，咽着南方人不太喜欢的面食。这算得了什么？天天能够享受世界顶级的艺术，与它们对话，了解它们、研究它们、守护它们、传播它们，能不安心、能不快乐吗？温文尔雅的赵院长说起他与敦煌，尽管身在此处，依然一往情深。谈起未来的愿景，虽然任院长的时间还不长，但已然成竹在胸。因为改革开放，才有了敦煌学的振兴和发展，才有了敦煌的影响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敦煌研究院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保护、研究、弘扬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我们要把敦煌艺术对于整个社会、对于全人类的价值发扬光大。”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要坚持这样的方针走下去，继续改革创新，引领敦煌的未来；坚持开放包容，成就世界的敦煌。

　　悲之恸之 最雄老师 

　　李最雄老师是我国文化遗产领域第一位文物保护博士，是莫高窟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敦煌有一批博士逐渐成长起来了，一支强有力的保护队伍逐步建起来了……时间不够，除了工作，家庭、生活一点都不曾涉及。我们与他合影，留下了欢快的瞬间。访谈结束，已到中午，雨下得很大，李老师夫妇坚持请我们午餐，就在小区边上的餐馆吃手抓羊肉，喝法国红酒，真的好开心。没成想，这是我们最后的聚餐，分手一握竟成永别。

　　7月2日接到敦煌的电话：“李最雄老师走了！”真是晴空霹雳！就在几天前，我们还在他温馨的家里聊着敦煌保护的发展、队伍的建设和数字化建设。惊悉噩耗，夫复何言！再读他提供的材料，一位孜孜不倦沉溺于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的学者，一位从问题出发不断提出新课题、新目标、挑战学术高地的智者，一位提携后辈、关爱人才的长者，跃然于眼前，怎能相信如此匆匆就阴阳两隔呢？然而，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

　　想起段文杰先生赠给李老师的话：人海阔，无日不风波。痛定思痛，拟就一副挽联：“穷究一生致力保护，提携后学精炼队伍，树立敦煌旗帜功不可没；从此脱离纷纭人海，抛却功名除去利禄，驾鹤西去天国尽享安宁。”谨以此沉痛悼念李最雄老师，并对李老师的风范致以崇高敬意！

　　最后，谨以此文，向过去七十年以及现在仍然致力于中国石窟寺保护、研究、弘扬等工作的人们致敬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