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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丰 ：王羲之书迹在唐时期的传播
王羲之书迹自从生成之日起，就得到全社会的追捧。梁武帝萧衍时代就曾广泛地搜集过，所谓二王书迹有一万五千纸以上。梁武帝在鉴别王羲之书法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关于王书的论述集中在与大书家陶弘景往来的书翰中。王羲之书法地位的确定，无疑与梁武帝推崇密不可分。
▲ 传南宋梁楷《右军书扇图》
唐太宗时代的王羲之书迹显然比梁武帝时代少了许多，太宗举全国之力，用心搜罗。并用虞世南、褚遂良辨别真伪，褚遂良编写的《二王书目》，成为后世了解王书的基本文献。为使王羲之书法获得传播，太宗命近臣及专职拓书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赵模、汤普彻等拓模王羲之书帖，分赠宗室、诸子及大臣。世人开始目睹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的面目，并由此传向民间。
唐代初年的一些书迹如《刘德墓志》等已经呈现出学习王羲之书法的面貌，个别字迹，竟一丝不差。王羲之书法传播的区域不仅仅局限在中原地区，敦煌、新疆等地区若干发现，表明遥远的西域人们也在学习《兰亭序》这类名迹，尤其以临习《十七帖》的书法水平为高。
日本遣唐使从唐朝带回了大量物品，其中包含若干王羲之、王献之书迹的临模品。这些书迹传承有序，有的甚至保存到现代。日本著名书家空海、最湛、小野道风等无一不受王字影响。王羲之法书在汉字文化圈的传播，促使高丽、日本等地的汉字书写水平达到相当的高度。日本西川宁以降的诸多学者，已经有了很好的成绩。
▲ 萧翼赚兰亭图卷
经梁武帝搜罗，王羲之书迹基本被网织殆尽。王羲之书写的内容大部分属于私人信件，从刘宋始，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书信开头的前两字来命名书帖，《十七帖》等多是这样的结果。
王羲之的书帖自问世之日起，就与大众形成隔絶，只有乱世兴起，才会从皇宫流出来到民间。当所谓“治世”“盛世”兴起，皇宫内府的藏品会被后世继承，流入民间的王字，也会被当权者不择手段搜罗，重新回到皇宫深藏。著名的“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就是这种轮回的极端垄断思想的产物。
王字书帖的复制水平，在唐代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峰。我对王羲之书帖的探讨，大致沿着两条路径进行。历代关于书迹模写的记载，给我们一条主要线索，使我们大体了解模写书帖的工具、用纸、基本方法。另外，利用现代技术方法观察古代书迹的结果，也会让我们了解，现存的所谓王羲之法帖的响拓本模写的具体方法和技巧。
▲ 萧翼赚兰亭图(局部)
唐代初年，经唐太宗苦心搜集的王羲之书迹，大体上都被记录在案：文皇帝尽价购求，天下毕至，大王真书惟得五十纸，行书二百四十纸，草书二千纸，并以金宝装饰。
其中真书较少，行书次之，最多的是草书，共计二千九百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书，五十纸，一帙八张，随本长短为度;行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四尺为度;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其书每缝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贞观。”天下王书虽可能有所遗漏，大体上也就如此。怀仁集书所依托的王羲之书迹基本上不会超出内府所藏范围。
当然，这些庞大的所谓王羲之书帖中真伪混杂，并不一定完全是王羲之真迹。这一点唐人了解得非常清楚：然滥吹之事，其来久矣，且如张翼及僧惠式效右军，时人不能辨。近有释智永临写草帖，欲乱真。至如宋朝多学大令，其康昕、王僧虔、薄绍之、羊欣等，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书中，多有伪迹，好事所蓄，尤宜精审，傥所宝同乎燕石，翻为有识所嗤也。
虽然这些书迹真假莫辨，但在世俗社会也有一套评估价值的办法，简单易行的衡量标准用真、行、草三体数量分别估值：遂以王羲之为标准，如大王草书直一百。王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编帖则尔。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箴》《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以字数，或千或万。惟鉴别之精粗也，他皆仿此。
著名书法家钟绍京非常喜爱王书，并不惜破产求售。用数百万钱，也仅得王羲之行书五纸，没有获得一字真书。在严谨的书法鉴定家主持之下，搜罗殆尽的王羲之书帖获得进一步筛选。主要有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鉴定其真伪。在褚遂良撰写的《晋右军王羲之书目》中有正书五卷共四十帖，行书共五十八卷，时在贞观年间。可能于草书过于庞杂，一时没能整理出合适的目录。
正、行书已经由当初的七十卷降为六十三卷，可见明显不真的王字已被褚氏剔除。数量最大的草书则不在统计之列，很可能是判别草书的难度更大一些。王羲之法帖中初唐存量以草书、行书为大宗，草书仅识别一项便是由擅长草书的书家完成，更不用说要欣赏草书了。行书、正书应该是一般人欣赏的书体。
虽然褚遂良的辨别能力无可怀疑，但面对庞大的所谓王书真迹，他的审核工作到底精细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如此大规模细致地接近过内府所藏的王羲之书迹，当然也无法推翻褚遂良的审查意见。
▲ 《兰亭序》(神龙本)局部
太宗时期，除收集大量王羲之书迹外，为进一步传播王字而专置拓书人，用于复制珍贵的书法真迹，毕竟这些珍宝不仅与一般民众无缘，即使王公大臣也只有在特定场合才能一睹芳容。何延之《兰亭记》中说，唐太宗得到《兰亭序》之后，“帝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兰亭》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拓书人是朝廷专门为复制书迹而设置的职位，门下省、中书省和太子东宫都有数量不等的专职拓书手。
门下省弘文馆置拓书手三人，《唐六典》称贞观二十三年(649)、龙朔三年(663)，馆内法书九百四十九卷并装进，其拓书停。神龙元年(705)，中书省又置。当然并非只有弘文馆有拓书手，中书省、集贤院亦置拓书手，只是时间稍晚，初置二人在干元殿。开元十四年(726)增加至六人。在东宫崇文馆亦置拓书手二人。太宗将王字真迹响拓之后曾赐房玄龄以下八人。
拓书人汤普彻借拓书之便“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高宗时，又命冯承素、诸葛贞拓《乐毅论》及杂帖书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贞观十三年(639)以后，这些宝物再未被外人得见。武则天听说狄仁杰能书，仁杰奏曰：“臣自幼以来，不见好本，只率愚性，何由能触?”则天便内出二王真迹二十卷。“遣王品中使示诸宰相，看讫表谢，登时将入”，宰相们方有幸目睹。武则天时期王羲之书迹有一次大流散，“太平公主取王帙五十卷，别造胡书印缝;宰相各三十卷;将军、驸马各十卷。自此内库真迹，散落诸家”。
▲ 《妹至帖》
开元十七年(729)，将王书出付集贤院，拓二十本，赐皇太子、诸王学，这项工作大约进行两年，到开元十九年(731)才收讫内府。其方法是“令集字拓进，且依文拓两本进内，分赐诸王”，只是后来可能因卷帧庞大有一百五十卷之多，“后属车驾入都，却进真本，竟不果进集字”。似乎并未按照预定目标完成，不过“集字拓进”的做法，使我们了解拓书时有所选择。“集字”可能便于诸皇子学习。
官方拓书人是推动王羲之书帖传播的中坚人群，毕竟这种专业的技能，并非人人都可以学习掌握。大多数人的学习方法主要是临摹，当然一般书家经过艰苦努力，也可以将王字临习得丝毫不差。有一位名刘秦的翰林待诏的妹妹，嫁于马氏，这位被称为“马家刘氏”的女书家：临效逼斥，安西兰亭，貌夺真迹。如宓妃遗形于巧素，再见如在之古昔。
将《兰亭序》临摹得“貌夺真迹”，显示出非常高超的水平。现存的所谓唐人临摹《兰亭序》，恐怕是有着广泛认知基础之上的产物。而刘秦书冩唐玄宗《第五孙女墓志》也被发现，其具衔为朝议郎、行太子宫门郎、翰林院供奉刘秦书，书冩时间在天宝十三载(754)，文行行书，是翰林书一路。
除去复制以外，另外一些人还伪造王书，李怀琳“国初时好为伪迹，《大急就》称王书及七贤书，假云薛道衡叙，及竹林叙事并卫夫人，咄咄逼人，《嵇康絶交书》，并怀琳之伪迹也。”
▲ 《刘德墓志》与王羲之《兰亭序》行书用字比较
唐《刘德墓志》河南安阳出土，志无书写者，麟德元年(664)文行行书，通篇流畅，值得注意的是志文中的一些用字，经初步比较有32字与《兰亭序》中用字相似。我们比较所用本为传冯承素拓模本。《刘德墓志》书写者应该临习过传王羲之《兰亭序》拓本，这32字相似度很高，甚至完全相同。
尤其是其中的“文”字，连捺画的粗笔都酷似。刘餗《隋唐嘉话》载：“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墨薮》曾言：“尝令拓书人汤普彻等拓《兰亭》赐梁公房玄龄已下八人。普彻盗拓以出，故在外传之。”
如果以拓书人汤普彻盗拓《兰亭》并外传，距《刘德墓志》书写只有三十余年的时间，《兰亭》在民间传播的速度可谓迅速。
当然，在《兰亭》传播史中，有一些记载以为梁朝时《兰亭》流入内府之外，隋开皇年间《兰亭》即已被上石拓印有“开皇本”之说，翁方纲则断然否定类似说法。即从贞观年间由内府流出计，短短三十年中，高手可将此帖学习得如此肖妙，亦可从侧面印证《兰亭序》存在的可能性。初唐时期人们即以此为模板来临习王羲之书法。《刘德墓志》书写者尚以形似为目标，并没有掺杂进自己的东西，至少这30多字给我们留下了可供比较的范例。
▲ 李隆基《第五孙女墓志》
王羲之的《兰亭序》自被发现以后，迅速变成影响最大的书帖，传播范围广阔。敦煌文书P.4764号《书函》中有一段是临习《兰亭序》，当然这种临习随意性较大，与流行行款略有不同，有个别字会有重复书写，如“激”字有三次，沃兴华推测是为了正式书写之前的练笔，目的是为了使下面的文字抄写得更加美观。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王羲之书迹临写本中，《兰亭序》临本最多，已经有九件。这些临本中有的是抄写了全文，如P.2544号，有的临习片段，除P.4764号外，还有P.2622号、P.3194号等;也有一些是单字练习，如S.1619号文书。
▲ P.3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