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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366年，敦煌，鸣沙山。一个孤独的人影，手拄锡杖，踏沙而来。他是谁？从何而来？要去往何方？

      鸣沙山上的行者，是一位僧人，名叫乐僔。他有一个心愿，要寻一处有缘清静地，钻研佛法。为此，他踏上了目的地未知的苦行之旅。当他登上鸣沙山时，已不知行走了多少里路。走遍林野，究竟心目中的修行圣地在哪里？敦煌的山水，给他送上了一份礼物。当乐僔站在鸣沙山上远眺时，奇迹出。现了：对面的三危山竟笼罩在一片金光灿烂中，仿佛千佛现身，度化众生。乐僔的心，霎时安定下来：脚下这片土地，就是自己苦寻的圣地。

      乐僔看到的金光与千佛，很可能是一种复杂的光学现象。但一心向佛的乐傅相信，这是佛祖的旨意。三百余年后的武周圣历元年（698年），一座记载了敦煌莫高窟是如何营建成规模的《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上，如此记载乐傅的奇遇：“（乐傅）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为何是凿岩造窟？

    石窟也叫“石窟寺”，即以石窟为寺庙，是僧人修行的场所。古印度僧人大多开凿石窟，“凿鲜岩以居禅”，以远离城市的繁华与尘俗的诱惑，潜心佛法。随着佛教的播，石窟也被其他地区佛教徒所接受。龟兹地区在西汉时，就已经出现了石窟。而河西走廊一直到华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尤其重视石窟的开凿。石窟既适宜避世苦修，又是当时当地最盛行的宗教建筑，乐傅就地开窟，也就自然而然了。

    乐傅之后，又有一位从东而来的法良禅师。他深受乐傅故事的触动，于是在乐傅开凿的石窟边上，也造一窟。史籍未载法良开窟的具体时间，据学者考证，其时大概在前秦统治敦煌期间（376-385年）。在两位高僧的带动下，鸣涉山上，伽蓝渐起。震惊世人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在这两座石窟的基础上，终至辉煌大观。

    乐僔和法良开凿的石窟究竟什么样？莫高窟南区中部，一组三个南北比邻的洞窟，颇为引入注目。虽然没有留下具体开凿年代的资料，但学界观点一致认为，它们是敦煌莫高窟现存最早的石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敦煌学研究者马德在《敦煌莫高窟史研究》中说：“从公元366年开始，到公元439年，前后70多年时间里，莫高窟崖面上迄今所见只营造了268、272、275三个洞窟，这三个洞窟几乎是十六国时代的整个莫高窟营建史的全部内容。这就是说，莫高窟的营建者乐傅和尚所凿第一个洞窟和法良禅师所建第二个洞窟，也应在此三窟之内。”

       268窟是一个包括了四个禅龛的多室禅窟。禅窟是僧人坐禅修行之地，印度早期佛教修行者，常常是几名甚至几十名僧人聚在一个禅窟里修行，一僧一龛，这样，除了自己面壁苦修之外，也可以和同伴一起讨论佛理。乐傅为修行而凿窟，所以敦煌第一窟是禅窟的可能性最大。让我们一窥早期禅窟的面貌。马德考察268窟时发现，石窟中“北凉壁画下层又有一层白灰皮，无绘画痕迹”。说明这个石窟开凿后，只磨光了墙壁，没有装饰，壁画是后来增绘的。乐傅在鸣沙山开窟，纯属偶然，不可能带工匠。何况，在石窟修禅为的是远离浮华虚幻，毫无装饰的石窟，才符合修行的本心。莫高窟北区的禅窟，大都没有壁画和彩塑。

    272窟是一个开凿于十六国晚期的礼拜窟，即用以朝拜佛祖的石窟。窟正中石壁上有一个佛龛，里面是一尊弥勒佛像。而前室西壁窟门两侧，还有两个附属的小龛，也是禅室。

    275窟同样是殿堂式的，可能是弘法的讲堂。窟室后壁前，塑有一尊交脚大佛，窟室两侧上部，则开有佛龛。佛龛分为两种：一种如同汉阙一般，对立的双阙之上连以屋顶：另一种则受到了印度佛教艺术风格的影响，为双树龛。建筑学者萧默在《敦煌建筑》一书中指出，275窟的形制“是敦煌的孤例，以后再未出现过”，而268和272窟的形制，“以后虽有采用，但也都有较大的变化”。萧默推断，“这一现象应是洞窟开凿初期匠师们对洞窟形制还在做着多种尝试和探讨的一种反映”。

      敦煌研究院樊锦诗等学者在《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一文中，考察了268窟、272窟和275窟内的彩绘和塑像，他们认为，从艺术风格来看，都是北凉时期的作品。为何是北凉？

    北凉建立于公元397年，其统治者是匈奴支系卢水胡族的沮渠蒙逊。沮渠蒙逊笃信佛教，格外留心石窟的营造，希望可以借山峦为屏障，使佛心永固。沮渠氏营建的石窟皆有佛造像，如唐代编纂的佛教百科全书<法苑珠林》中所载，“或石或塑，千变化”。

    公元421年，沮渠蒙逊占领敦煌，曾与西凉（400-421年）李氏政权有过激烈的交锋。因此，他推崇佛教，有从思想上巩固其统治的目的。可惜北凉对于敦煌的统治实在短暂，以至于武周时期修窟立碑的李克让，在回顾敦煌莫高窟历史时，也把沮渠蒙逊遗忘了。李君碑如是说：“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记窟室一千余龛。”发扬光大了敦煌石窟的“建平”和“东阳”又是何人？

    “东阳”是北魏时期出任瓜州刺史、驻节敦煌的宗室，东阳王元荣。他在孝昌元年（525年）进驻敦煌，直到西魏文帝大统八年（542年）去世，一直是敦煌，乃至整个河西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引发了鲜卑新旧贵族之间的矛盾纷争，敦煌地区也出现暴乱。平息叛乱后，敦煌由镇（北魏在北部边境设立的军事行政区）改州，即为“瓜州”。元荣也决定用佛教教义来安抚饱受动荡之苦的当地百姓。北魏早期曾营建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有龙门石窟，体现了高超的营造技艺。元荣将北魏佛教的新发展带到了敦煌，广译佛经，开窟造像。在佛像慈悲的目光中，百姓暂时得到了心灵的抚慰。而敦煌也渐渐恢复了元气。敦煌现存的石窟中，有十余个窟和元荣关系密切。

    经过考古学家宿白等人考证，“建平”是北周重臣——建平公于义。他镇守瓜州的时间，大约在保定五年到建德五年间（565-576年）。按李君碑记载，于义和元荣在敦煌曾“各修一大龛”。萧默认为，莫高窟“西魏、北周时期规模最大价值也最高的洞窟为现编第285窟和428窟，或系‘备修一大龛’之指”。有趣的是，就在于义管理敦煌期间，还发生了北周武帝灭佛的事件。虽未能留下详细的记载，后人却可以猜想，在灭佛期间保护石窟，是否也是于义对敦煌石窟的贡献之一呢？

    岁月荏苒，至武周时期，敦煌已有“窟室一千余龛”。而石窟营造还在继续。曾出现在乐傅眼前的千佛景象，在一代代石窟营建者的努力下，终从幻影变为真实。而乐傅的造窟故事，则成为了敦煌最神圣的传说，永远流传在这片向佛的土地上。

来源：中华遗产 2019 总第170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