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及其附近地区，遗存许多汉魏北朝外来商品，尤其是北朝外来商品，透露出晋阳与丝绸之路千丝万缕的关系。晚清时期，入华西人曾在灵石县发现罗马古铜钱16枚，钱币的文字，表明是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所发行的钱币。它们在灵石的发现，也许与灵石贾胡堡的外商有一定关系。在太原唐代墓葬中，曾发现过波斯银币和古罗马金币，显然也是由外商携人中国的。

 

　　还有些外来的日常用品如胡床、茵褥等，汉代后期已经出现，并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如《后汉书》志13《五行志一》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到北朝时，随着入华胡人数量的剧增，《汉书》中所载的胡帐、胡床等更普遍了，具体实物也在北朝墓葬中出现了，如在太原北齐徐显秀墓葬壁画中就有关于这些的画面。在徐显秀墓室西壁的壁画中，有一群女扮男装的侍女，其中一人左肩扛一胡床（即现在所谓的“马扎”），其身后一人为最矮的女扮男装者身高1.42米，腋下就夹着一个茵褥。

 

　　茵褥在《洛神赋图》中也有，唐代已经普及，在李凤墓壁画及李寿墓石椁线刻图中均有，仅李凤墓壁画中就见有几个，也是挟在侍从腋下，或搭在手臂上，有人称此为衾绸，孙机先生指出是茵褥作对折状，此物可垫于坐处”。

 

　　在徐显秀墓壁画中还有许多明显的外来因素，墓室西壁壁画正中为一红色骏马，挺立于人群之中。马颈下挂一缨子，为蓝色竖条纹，充满了萨珊风格，一望而知源自丝绸之路。在这匹马的鞍袱下沿有一行连珠纹人物图案，外是一圈连珠纹，内是戴花冠的人头图案。

 

　　在并州地区北朝墓葬的随葬品中还可见到表层施釉的绘着粟特人和狮子图像的扁壶、玻璃器等，这些器物，也都是粟特人携带到晋阳的。从丝绸之路来的男女装饰品也有不少，北朝最常见的是外来戒指，在山西、河北、陕西、内蒙古、河南、新疆、宁夏等地，都出土过北朝外来戒指，如在太原徐显秀墓中，出土一枚蓝宝石戒指，形制复杂，由黄金戒托、戒指环与蓝宝石戒面组合而成，重约为23.443克，用指环量规测量，戒面到戒指环的外径长轴,28.9毫米。

 

　　戒指环在靠近戒托的两端各铸有三分之一的纹饰，纹饰为在中亚常见的似龙非龙似狮非狮的怪兽首，整体造型及神情颇为凶猛。仅就这种造型而言，在中原传统造型艺术中极为罕见，显然与中亚、西亚艺术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蓝宝石戒面被镶嵌在黄金戒托表面中部，图案中人物头戴一顶很大的近似狮头的兽首形头盔，深目高鼻，上身穿紧身圆领半袖衫，下身着紧身裤脚登皮靴，双手倒提着两件上有装饰的杖形器。该人物为立像，膀宽腰细似在舞蹈，又似在举行某种特殊的祭祀仪式。尤其是双手所持之物，既像是代表权力的权杖又像是交通神灵的法杖。

 

　　该戒指图案中人物造型与衣饰以及指环上的连珠纹、两兽首相对之形，皆非中原传统式样，显然均来自西域。

 

　　大量粟特人生活并活跃在并州，促进了并州的文化和生产，典型例证就是推动了并州葡萄种植业的发展，带来葡萄酒酿造业。

 

　　早在汉代张骞通西域，就将葡萄种植业带回中原。但只在宫苑种植，为皇家观赏植物。一直到东汉，葡萄酒都是非常珍贵的礼品，最著名的事例是有人以一升葡萄酒送给主持朝政的中常侍张让，便得到郡太守之位。司马彪著《续汉书》卷记载“扶风孟他以蒲萄酒一斛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刺史。”此事在历史上很有名，一直到唐代写《晋书》时，史臣还在《晋书》卷末以此事讥剌道“自东京丧对之形，皆非中原传统式样，显然均来自西乱，吏曹湮灭，西园有三公之钱，蒲陶有一州之任，贪饕方驾，寺署斯满。时移三代，世历九王，拜谢私庭，此焉成俗。”

 

　　蒲萄、蒲陶即今天的葡萄。讥剌是讥刺，不过确实表明葡萄在当时的特殊价值。

 

　　葡萄的大规模引进路线应是由今新疆地区进入甘肃，即所谓北朝河西地区，北魏太武帝平定西凉，从凉州迁徙到京畿地区大批人口和各种人才，其中当不乏精于种植葡萄者。葡萄的种植技术进入并州，很可能是在此段时间。从凉州内迁的人口有凉州人也有粟特人，粟特人与凉州人就是葡萄栽培技术进入并州的传播者。

 

　　种植葡萄的主要条件是技术与合适的地理环境，这两大条件在当时的并州均具备。一是以后的山西葡萄种植史证明，山西的地理、土壤、光照等条件，都适于葡萄的成长。二是北魏太延年后，粟特人大量进入并州，许多人与虞弘家族一样，在并州世代居住。这些人喜饮葡萄酒，有人随着商贸或者其他原因奔赴并州各地，长期居住后，在各处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

 

　　北齐时，葡萄的种植已很普遍。北齐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就专门谈到了葡萄的种植法、摘取法与保存法。其书种植法云：

 

　　种植法：“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安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即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

 

　　摘蒲萄法：“熟者一一零叠摘取，从本至末，悉皆无遗。世人全房折杀者，十不收一”。

 

　　作乾蒲萄法：“极熟者一一零叠摘取，刀子切去蒂，勿令汁出。蜜两分，脂一分，和内蒲萄中，煮四五沸，漉出，阴乾便成矣。非直滋味倍胜，又得夏署不败坏也。”

　

　　藏蒲萄法：“极熟时，全房折取。於屋下作荫坑，坑内近地凿壁为孔，插枝於孔中，还筑孔使坚，屋子置土覆之经冬不异也。”

 

　　这些关于葡萄从栽种到收藏和加工过程的详细记载，说明葡萄种植已是北齐农家生产中的重要组织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提到葡萄酒的制作技术。不过也可理解，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主要是与农家有关的事情，葡萄酒的制作技术这时极可能没有普及，还掌握在少数人特别是粟特工匠手里，秘而不宣地藏在专门生产葡萄酒的作坊。

 

　　晋阳居住着很多粟特人，虞弘就是在北齐时入华来到晋阳的。太原虞弘墓、西安安伽墓、史君墓出土石葬具以及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安阳墓出土石葬具、日本博物馆所藏北齐石葬具图像中的许多葡萄叶蔓和成串的葡萄，既是粟特人喜爱的图案纹饰，也是北齐、北周种植葡萄的反映。虞弘墓石堂图像和甘肃天水出土石葬具图像中的酿造葡萄酒图，实际上正是当时并州和凉州粟特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生活在隋末唐初的并州大诗人王绩在《题酒家五首》（一作《题酒店壁》〉中也写诗赞叹过并州的葡萄酒：

　　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

　　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

 

　　有唐一代，葡萄酒成为晋阳特产，只有凉州葡萄酒可以与并州葡萄酒齐名，一直是名闻天下的贡酒。《新唐书》卷《地理志》：“太原府，太原郡。本并州，开元十一年为府。土贡：铜镜、鐡镜、马鞍、梨、蒲萄酒……”

 

　　以上诏令，是晋阳生产优质葡萄酒的最好旁证。

 

　　一直到元代，太原葡萄酒还是享有盛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政府供职17年，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也专门记载太原葡萄酒说“（太原府）那里有好多葡萄园，制造很多的酒，这里是契丹省唯一产酒的地方，酒是从这地方贩运到全省各地。”这里契丹省，泛指全国特别是北方。

 

　　本世纪，法国学者童丕研究，山西的葡萄种植业是北朝粟特人的遗存，一直到元代山西的葡萄酒仍是全国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地。

 

　　晋阳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不仅吸引来大量粟特人和商品。还带来许多艺术和服饰。

 

　　中亚艺术方面最醒目的是乐舞，大量的中亚乐器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在晋阳北朝墓葬发现许多中亚乐器图形如在娄睿墓、徐显秀墓、虞弘墓壁画和雕刻中在北朝许多造像碑和石刻上都有中亚乐器图像。仅在虞弘墓石堂上和现藏日本Miho博物馆相传出自太原的北齐石床榻上，就雕刻或彩绘着数十件乐器有琵琶、蹙篥、箜篌、横笛、铜跋、腰鼓、号角等，使用最普遍数量最大的是琵琶和横笛。

 

　　这些中亚乐器原来主要在入华粟特人之间使用，但最晚到北齐时期，巳经在全社会普及开来，我们在娄睿墓、徐显秀墓壁画中看到的中亚乐器，就是普及后的情形。达官贵人多喜欢外来的乐器，以至于在该时期官僚墓中几乎看不见传统乐器。

 

 

　　外来舞蹈在北朝也特别流行主要有胡腾舞、胡旋舞和枳枝舞等，在前述虞弘墓雕刻中和日本Miho博物馆北齐石床榻上都有胡腾舞的形象。胡腾舞是流行于中亚地区的一种男性舞蹈多是单人表演，热情奔放，最精彩最标准的“胡腾舞”见于学虞弘墓石堂雕绘中特别是在石堂后壁正中墓主人宴饮观舞图中在主人和侍者前面，是一幅舞蹈图。一块较大的场地上，有六名男乐者分左右跪坐于两侧，每侧各跪坐三人手中各持一种乐器。左右乐者中间，一个男子正在舞蹈，舞蹈者和他人长相一样，深目高鼻，上着半袖衫，肩披一条极长的帔帛，下穿紧身裤赤脚，腰间系一长软带，脚下铺小圆毡，左脚着地，右脚后翘，肩上帔带和腰间软带在空中飘舞着，表现出舞蹈者舞步的急速，他的两臂一上一下一种明显地来回翻动的舞姿，身首扭转正在蓋急速地跳着胡腾舞。舞蹈者表演的舞蹈，就是由粟特地区东传来的“胡腾舞”，这种表演“胡腾舞”的景象在普通人家是不会存在的，间接反映出墓主高贵的地位和身份。

　　日本Miho博物馆藏北朝石床榻图像中，也有类似舞蹈一男子在中间挥臂抬腿，急速舞蹈两侧有十来个乐者，手持箜篌、琵琶、横笛、铜钹等乐器。

 

　　这种舞蹈也见于西安出土北周粟特人墓葬中如安伽墓、史君墓和康业墓中石葬具上，都有跳胡腾舞的形象。

 

　　在北朝时，这种舞蹈已经传到中原其他民族中，如在北齐厍狄迴洛墓中，就有“胡腾舞”的图像，如东壁一幅图像为四男人并列，身材大小相等。靠左一人，头部泥皮已剥落从残存部分看，上身袒胸露腹，下着灰短裤，脚胫以红带扎结，赤足。作右手伸臂，左手按膝，右足上举，左足独立姿势俨然是一个舞蹈人物图像。旁有观者三人。

 

　　除舞蹈外，杂技也在这时传入晋阳，在榆县北魏石棺图像中，就有一群人表演杂技的场面。

 

片治肯特2号遗址出土的壁画
 

 

南朝梁元帝萧绎曾有《职贡图》局部
 

 

 

　　服饰是民族文化艺术的具体表现，是该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物，中亚民族的服装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在撒马尔干遗存古代壁画、片治肯特2号遗址出土壁画和出土于花刺子模的托克—卡拉遗址一个盛骨瓮图像中和入华粟特人墓葬雕绘中均可见到具体服装样式图像，中亚诸国和民族之间，各自的服装也有所差异。如南朝梁元帝萧绎曾有《职贡图》，画使臣二十二人，有文有图，既有某国使臣的形象，又有该国的介绍，是非常珍贵的服饰史资料由此可见中亚诸国的服饰差异。在敦煌石窟158窟有一幅《举哀图》壁画，时代为中唐时期。该窟正面是一个释迪牟尼涅槃泥塑右边脚后绘着一幅《举哀图》，画着各国男女吊唁者粟特人居多其大同小异的服饰也可供参考。

 

　　通过文献记载和图像我们知道当时中亚服装与中原人服装的异同，以男子为例，相同之处是，男性都是头戴巾或帽，上身穿长袍，下身着长裤，足登靴或鞋。差异之处是，汉族和鲜卑或着巾或戴鲜卑帽，粟特人多是毡帽或尖顶帽；中原人的长袍宽松，圆领，袖子较宽，左衽或右衽，腰部宽松。粟特人的长袍腰部较紧，比较贴身，有翻领和圆领两种，袖子较窄，中衽近似现代风衣；中原人的裤子较宽松，粟特人的裤子较窄；女性服装也有差异，中亚女性裙装为窄袖细腰，中原女性长裙袖宽腰松。另外，中亚的半臂衫、随身的搫囊、女性惯用的披帛等也传入晋阳并流行开来。

 

　　丝路开通后，中亚服饰图案也随着粟特人进入中原，在中原受到青睐，先是在上层，而后又在下层流行起来。在太原北齐徐显秀墓中，还有不少西来的服饰，如男女主人身旁各有一侍女头梳双髻，身着红色长裙，裙腰及胸，上窄下宽饰以联珠纹，联珠纹内绘有对兽。这种带连珠纹的纺织品，就是所谓的波斯锦。墓室东壁的牛车后有一内着白色长裙的侍女，裙边饰有花瓣，裙上饰有连珠纹，连珠纹内有一头戴莲花冠的人头像，这也是域外流行的图案。这些外圈为联珠纹内为人头像的纹饰在丝绸之路中亚段和西亚段也出土过。

 

（文章来源：《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