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丨罗丰宁夏是长城遗迹分布较多的省份，贯穿整个南北全境。从2007年开始，宁夏考古工作者组成五支田野调查队，对境内的长城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宁夏早期长城调查报告/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反映的是以上田野调查、之后的室内整理以及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宁夏境内长城的墙体及相关设施情况、边防体系、修筑历史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

作者丨罗丰

宁夏是长城遗迹分布较多的省份，贯穿整个南北全境。从2007年开始，宁夏考古工作者组成五支田野调查队，对境内的长城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宁夏早期长城调查报告/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反映的是以上田野调查、之后的室内整理以及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宁夏境内长城的墙体及相关设施情况、边防体系、修筑历史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罗丰教授代作前言。

01.秦人与戎人

《孟子·万章下》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候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本，中华书局，1987年，页681）。殷商王朝时期，周人在西北兴起，当商朝衰落时，周人的势力沿渭水而下，顺着黄河东去，逐渐打败商人，建立周王朝。周王朝建立了以关中平原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人原在更西汧、渭之间（今陕西扶风、眉县一带），为周王室牧马，是周孝王的附庸，号曰秦赢。

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嫡，引起诸侯不满，并数度欺戏诸侯。西戎中犬戎与申侯共伐周室，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公元前771年，周王朝避犬戎之难，将国都迁往洛阳。在周与犬戎战争中，秦襄公曾举兵救周王室，有功。接着又拥兵护送周王迁都。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封岐以西之地（今陕西岐山东北），并且说了一段理由： 戎无道，侯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改逐戎，即有其地[ 参见《史记·秦本纪》卷5，页173-177]。于是，秦成为诸多诸侯之一，成为秦国。春秋时期周王室在统治上的优势逐渐丧失，列国则谋求控制日渐式微的周天子，出现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列国之间的几番较量，促生了几个强大的地区强国，晋、楚、秦等诸侯国成为重要的势力。秦被认为是在诸侯国中最接近戎狄的诸侯国，戎狄与华夏是当时判定道德文化界线的重要标志，《战国策》中曾经说道：“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 《战国策·魏策三》卷24，张清常等《战国策笺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625]。秦国兴起于西北，地接西戎，在传统中原国家角度看来是最接近戎狄的国家，尤其是习俗相同，并由此推知亦存虎狼之心。虽然，人们对秦国有这样的认识或者误解，从秦国内部来说，对于西戎也有需要了解的地方。晋国人由余后来逃亡至西戎，受到戎王的重用，被派出使秦国。秦穆公与由余有一段对话，颇能反映戎与夏的各自立场。穆公问道：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治理国家的准则，尚不时发生混乱，戎夷则没有这些，治理起来不是更难吗？由余笑答：这正是中原诸国乱象的根源。诗书礼乐法是自古建立起来的，在漫长的时间已被毁坏，现在却仍被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所误用，人民由此产生很深的怨恨。相反，戎人保持他们的仁德没有受到破坏，上下一心，满怀忠信，生活在和谐的气氛之中。治理国家就象管理自己的身体一样。无需了解具体的治理方法，才是圣王的治理之道。秦穆公见识了余由的才能，对臣下说：“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也。将奈之何？”。内史廖便设计谋离间戎王与由余关系。先遣送二八女乐给戎王，使戎王沉湎于女乐之中。接着又通过延缓由余的归期，使戎王产生怀疑。由余回来后，戎王已经听不进由余的策略了。由余在秦穆公的数度劝说下，终于降秦。凭借着对戎地的了解，由余出谋攻打戎地。戎王则每天与女乐寻欢作乐，一日数饮，日夜不休。当秦人打来时，戎王醉卧酒樽旁边，秦兵生缚而擒之[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23，梁运华整理本，“贵真·壅塞”条，中华书局，2009年，页634]。

通过这次进攻，秦人“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周襄王派召公送金鼓以示祝贺[ 《史记·秦本纪》卷5，页194]。秦国的强盛大大地挤压了西戎原来的活动空间。活动在北方地区以畜牧业为生计模式的部族，人口规模较小，生计需要的土地面积却很大。中原诸国的扩张目标是这些地广人稀的地区，有学者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称霸列国都是与北方少数民族战争最多的国家，也是掠地最广的国家[ 参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223-225]。秦国与戎地犬牙交错，戎族的势力范围原本可达中原腹地，秦人通过一次次的战争，将其消灭或驱赶至更远的西北。戎人则通过联合盟国或诸多部落，内侵中原。戎狄的入侵，实际上是中原列国领土扩张累积的结果。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更是国力巨增，与中原诸国之间领土争端频起，西戎诸国更是秦国的主要打击目标。

02.义渠戎的灭亡

经中原诸大规模的驱戎战争，原来生存在中原诸国夹缝中的诸戎，被彻底消灭，史籍自豪地宣称：“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后汉书·西羌传》卷87，页2874]。

　　

　　随着秦国的强盛，西戎诸国向秦国进贡，以求平安。秦厉公五年（前471年）义渠来赂被记载下来。绵诸戎则也向秦国乞援[《史记·六国年表》，页689-690]。仅仅维持和平并非秦国的治戎国策，而是寻找机会将诸戎各个歼灭。公元前461年，秦厉公出兵二万攻打大荔戎，很快大荔戎的王城（陕西朝邑）被攻陷，秦并其地[《史记·秦本纪》卷5，页199]。在秦国灭戎形势的影响下，赵国也乘机消灭了代戎，占居戎地。韩国、魏国联合灭掉了伊戎、洛戎、阴戎这些盘居在中原的戎族，其余戎部则向汧、陇（今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逃跑。经中原诸大规模的驱戎战争，原来生存在中原诸国夹缝中的诸戎，被彻底消灭，史籍自豪地宣称：“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后汉书·西羌传》卷87，页2874]。在其他戎族被吞并以后，秦国集中力量对付义渠这个戎族中最强大的戎国。秦厉公三十三年（前444年）举兵攻打义渠，并且俘虏了义渠王[《史记·秦本纪》卷5，页199。]。百年以后，好像义渠仍然有能力攻击秦国，并且一直打到渭南”[《史记·秦本纪》卷5，页199]。秦惠文王三年（前335年）义渠在洛这个地方又一次打败了秦军[《后汉书·西羌传》卷87，页2874]。不久，义渠国出现内乱，秦国出兵干涉，接着在义渠建立县，以义渠君为臣[《史记·秦本纪》卷5，页206]。当然，由于史籍记载过于简略，并有相互矛盾之处，我们只能凭借简要的记录，大体构勒出其轮廓，而无法得知其细节。虽然在义渠的地盘上建立秦国属县，但似乎并未从根本上吞并义渠戎国。或者说义渠仍然保有很大的军事实力。秦惠文王北游戎地，抵达黄河，第二年便出兵讨伐义渠。这次战役直接攻陷义渠的国都郁郅（今甘肃庆阳）[《后汉书·西羌传》卷87，页2874]。义渠也不甘示弱，经过仔细谋划举兵偷袭秦国，在李柏大败秦军[《史记·张仪列传》卷70，页2303]。面对这个顽强的敌人，秦国人用了一个旷日持久计谋。在秦昭襄王刚即位时，宣太后主政，义渠王来朝。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并生有二子。几十年以后至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年，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宣太后觉得时机成熟，义渠王完全丧失了警惕，在甘泉宫诱杀义渠王，并起兵灭义渠国。于是，义渠国原来广大的地区，被秦国并入版图，设置陇西、北地，上郡三郡[《史记·匈奴列传》卷110，页2885]。

　　

　　

03.秦长城的修筑

　　

　　《史记·匈奴列传》中有关秦长城修筑的起因是这样记载：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卷110，页2885]。

　　

　　

　　上郡是魏国在战国初年修筑长城时设置的[《史记·秦本纪》卷5曰：“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页202]，具体可能在秦孝公继位以前。秦昭襄王时所建立的三郡，最初只为军事防御目的而设置，从边疆设起[参见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123-126]。三郡也就是三个军区，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以军领政以后才逐渐转有行政职能[参见游逸飞《从军区到地方政府——简牍及金文所见战国秦之郡制的演变》，《台湾大学历史学报》，56期，2015年，页1-34]。陇西、北地、上郡三郡地域辽阔，横跨今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四省区之地，显然并非尽为义渠所有，而是所谓的戎地。秦国用了百余年的时间驱戎、伐戎，并且占领戎地，在消灭最后一个强戎之后，在戎地设立三郡，并且开始修筑长城以拒“胡”。

　　战国中晚期，继“戎”之后，“胡”成为整个北方民族的通称，是一股势力更为强大的北方力量。依照《史记·匈奴列传》的记录，戎、狄、胡、匈奴在层序上有递进关系。“胡”这个新兴的名词，反映出非华夏的北方民族经济专门化方面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的产生实际上是旧的少数民族由于汉人的扩张行动，被逼迫到草原边缘的结果。拉铁摩尔的结论是新的名词并不代表新的民族，而只是从旧民族中发展起来的新团体[参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页286]。

　　

　　公元前7世纪左右北方草原地区一种新兴的生计模式出现——专业游牧化。专业游牧化相较以往的家畜蓄养模式，需要动物群有季节性的迁徙能力，相应的交通工具、保障性武器和集团结构也发生变化。移动的游牧人群需要更强大的政治、军事组织，在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上是一种精致选择、安排与创造[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97-98]。胡族是新兴专业模式的代表。“胡服骑射”的故事表明专业游牧化兴起之后，军事技术也获得很大的进步。中原民族认识到进行这种军事技术改革，骑兵部队可以大大提高军事能力。

　　

　　面对行动迅速的胡人骑兵部队，秦国的策略是修筑长长的城墙来阻挡敌人。城墙的修筑概念，大约在龙山时期已经形成。用修筑长距离的墙来防御敌国的思想起源于齐国齐宣王时代，他在齐国与楚国之间修建了千里长城，以防止敌国入侵[参见张维华《齐长城》，氏著《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中华书局，1979年，页1-29]，也是自己国界。接着楚、魏、赵都先后修筑各自的长城，用于防御邻国。和中原诸侯国之间修筑长城的目标不同，秦国修筑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族。

　　

　　长城的修筑开创了一种新的防御系统，维护了秦国已经取得的领土，进行政治、军事控制。不仅仅是军事防御，也为政治交通道路提供了便利，成为进攻计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参见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页167-168]。

　　

　　根据现代考古调查所见的战国秦长城，起始于甘肃临洮的洮河谷地，经甘肃渭源、陇西、通渭、静定，进入宁夏西吉、原州区、彭阳，再东行入甘肃镇原、环县、华池，北上至陕西吴旗、志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等县，最后到达内蒙古的准格尔旗十二连城截至，全长约在1755公里左右[参见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235。文中统计数如加安塞、子长、子洲、绥德米脂等五县的分支长城，长度约为2000公里]。共经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四省区18个县旗，长城在局部看来并非巨大显赫，但如果放眼数千里范围内则显得规模宏伟，并建造时间长久。

　　

　　长城的起源，原本是军事压力造成的结果，但就秦长城而言，除去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促使外，也是中原势力向北方的发展。匈奴的扩张事业明显受到长城界定的影响，在秦帝国霸业完成后，草原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才逐渐完成[参见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页41-42]。在秦国统治者的心目中，长城也是中原文化所能到达的文化边缘，也标志着野蛮地域的开端。长城的修筑尽可能的瓦解了中原边地民众与草原游牧者之间潜在联系[参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页294]。成为保护农耕者，排除游牧人群的一道人工防线。秦长城的修筑将原来并不清晰的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界线，十分清楚的划定，扩展了从陕北到鄂尔多斯台地的广大地区，将其纳入领土范围之内。

　　

　　

04.秦长城的走向

考古调查所见的秦长城，首起临洮洮河谷，东行迤逦进入渭源县境，经县城北而来，又折向西北。长城修筑山上，沿山峦折转，蜿蜒于群峰之巅。经静宁，沿葫芦河东岸向北，从北峡口闫庙进入宁夏西吉县[根据彭曦等人的调查，秦长城由甘肃静宁闫庙进入宁夏西吉县（参见氏著《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页69。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城调查中，经过多次调查我们并未发现由静宁进入西吉的直接证据，甘肃静宁尤其是与宁夏连接处，似可存疑]。

长城进入宁夏境内后[关于宁夏境内的战国秦长城，最先由史念海等调查（参见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1期，后收入《中国长城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52-67）后宁夏考古工作者亦有调查（参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长城调查报告集》，页45-51）。2000年以前较为重要的调查由彭义等个人进行，大体搞清战国秦长城的每段现存状况（参见氏著《战国秦考察与研究》）。最为完整的调查是2009年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进行的调查，十多人的队伍历时半年，徒步调查全程。本书所采用的是这次调查的最新成果参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早期长城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出版）]（图一），最先抵达是东台村。然后入黄岔、玉桥、张结子、好水川口、单民、至兴隆镇。这段长城沿河曲东岸绕行，曲折颇多，经明荣、保林、东坡村，折转至将台乡，以90度角度折向东北，沿马莲河北侧，出西吉县。西吉与原州区长城的交汇处在马莲河水库处，巴都村与大坝之间长城沿河谷南侧谷地修筑。入原州区后随着河谷的仄狭，长城便由原来的河谷一级台地向二、三级台地上行。进入张易镇后，长城内侧亦有依山而筑的小城障。至黄堡村向东北方向折转红庄，这里地势最高是马莲河与滴滴沟的分水岭。红庄西有一处秦汉遗址，遗址西长城内侧有两个相距不远的城障。滴滴沟两山狭长高耸，长城以沟为天然屏障，修筑在东侧极为陡立的山坡上，以地势起伏，上下折转。在地势险要之处，还修筑墩台。长城出滴滴沟后至孙家庄，折向东入海子峡河谷，至吴庄北，孙家庄附近有城障、墩台。长城至固原城西明家庄梁，向北行进至郑磨。这段长城保存情况较好，墙体高大，完整，每隔200多米修筑一个较大的墩台，城的内侧有十余处城障。长城在郑磨村向东，穿越清水河至陈家沟村。再沿沙窝沟翻越东山至水泉村。这段长城保存情况较差，由于山河侵蚀，许多地方已经看不见遗迹。出水泉经蔡家洼、海坪、上黄到达茹河流域黄家河村，沿循河沟北岸入彭阳县境。

长城进入彭阳县后，沿着小川河南岸的一级台地顺流而下，过无量山石窟，折向东北行，在石头崾岘水库西侧跨过小川河。经过彭阳县城东北，利用茹何支流小川河与小河的分水岭，过姜洼、丰台、阳洼、前洼、陡坡子等村，至李岔。李岔至张沟圈一直在梁上修筑，故现今地名亦称长城梁。这段长城有一部分保存情况较好，内高外低，每200米左右有一墩台，长城内侧亦有小的城障。出长城梁后，长城取西南——东北方向，在宁夏与甘肃两省区间三进三出，三次跨越深沟。经张家洼，最后由彭阳县的孟塬乡米岔塬出宁夏境内，进入甘肃镇原县。

05.秦长城修筑特点

　　依照考古调查所见，战国秦长城是一个较完备的防御体系，其包括长城墙体、墩台（或称敌台）、城障及沿线烽燧等相关设施。这些设施基本上采用版筑夯土的方式修筑，当然沿途的障城等遗址处也发现大量砖、瓦遗迹，表明砖、瓦等建筑材料虽未用于墙体本身，但在相关附属设施中得到广泛使用。

　　

　　

　　长城的穿行区域地貌属黄土山地丘陵、河谷地带。黄土的物理特性表明，适合版筑，墙体易于成型，坚固耐用。长城的设计者充分的考虑了长城经过地区的地形因素，其走向线路经过严密的勘察设计环节，尤其是认识到长城应沿着山脉、河流的走向展开防御。在宁夏境内先沿葫芦河谷，在东岸修筑，利用河床的落差，构筑墙体形成屏障。在滴滴沟内，将墙体修筑在南侧的半山腰里，用险拱卫。途经固原城西侧时，充分利用明家庄梁一段高埤形成防御重点。长城墙体较大的折转，往往都处于河流交汇处或者在山脉沟谷隘口。这些地方的自然地形已发生重大变化，也影响着长城修筑的走向。并且在这些位置，一般都有规模大小不一的城障遗址，用于驻军。黄土丘陵地的长城基本沿循山岭缓城曲折修筑，极少截弯取直，或者象明长城一样，在山脊顶部修筑。彭阳白岔、姚弯等山坡地带的墙体，依山修筑，外侧铲削陡峭崖面，并用夯打，以增加向上攀爬的难度，内侧取土成壕。由于常年水土流失，淤泥已将部分壕沟填平，呈缓台状。类似的墙体筑成，节约时间，便利施工，工程人工费用也会下降。

　　

　　长城沿线的关堡城障，很可能先行修筑，后来再修筑墙体，在这些城障处形成大的转折，除去地形因素处，迁就原有城障形势也是原因之一。长城墙体可能分段同时施工，彭阳张沟圈城址附近的长城走向显示出这种结果。长城在此处开阔平坦的塬地上，却以极为特别的“v”字形与城障相连，明显是分段同时施工，却不能相对连接。

　　

　　考古调查所见，长城墙体断面一般在3-4米之间，顶宽2.5米左右。残存高度2.5-3.5米不等，象固原明庄梁附近残存高度以外侧丈量也有高达十几米的（图二）。夯层的厚度5-15厘米，版距50-150厘米。夯层多为10厘米左右，表明施工应遵循一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钻探、发掘表明，墙体修筑时，并无明显基槽，只是将原始地面铲平后即行夯筑施工。明庄梁附近的墙体从剖面上看有二次加工迹象，表明原始墙体在后世经过重新修筑。

　　

　　图二 明庄梁战国秦长城防御设施示意图

　　

　　墙体墩台的位置与间距，经过精心的设计。统计显示，秦长城上存在着疏密两类墩台。疏远的墩台之间间距为300-500米间，较密的墩台间距则只有150-300米，只有前者的一半左右。墩台疏密的设置主要由其所处的地形、地貌决定。疏远的墩台设置在地势险要的山坡、河谷，墩台密集的地方，基本在地势平缓的区域，无险可据，完全依赖墙体本身防御。间距的设置，并非随心所欲的结果，或按照冷兵器时代远程射具弓、驽的最大射程设计。百米左右应该是在驽机的基本射程范围内。疏远的墩台受地形的影响很大，多分布在墙体迂回转折之处，舌形突出的梁峁也是墩台要控制的地方。

　　

　　城障一般在长城内侧，大小不一。小的城障约50—60米见方，中等面积有150×150米以上。大型遗址面积应在800×800米以上，如固原北十里铺遗址。这些城障分布多扼地势险要之处，河谷交汇处。另外在重点防御区分布也十分密集，明家庄梁至郑庄一线十多公里的地方，类似的城障有十多个。障在建设时处于军事目标，“鄣，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为城，因置吏士而为鄣蔽以捍寇也[《汉书·张汤传》卷59，页2642]。与城中有百姓不同，障中只有士兵驻防。

　　

　　长城沿线有着丰富的遗物分布，主要是一些陶质建筑材料和日常使用陶器以及少量的生产工具。建筑材料有板瓦、筒瓦、瓦当、砖等。灰色陶质的板瓦占大宗，一端压印横纹或者绳纹加弦纹，较大的瓦上还有圆形钉孔，使板瓦安装牢固。筒瓦较为厚重，外饰细绳纹，内饰有麻布或麻点纹。瓦当，主要有云纹、涡纹、虎纹三类，并以前两类居多（图三）。图案与关中地区先秦时期的瓦当相似[参见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页11-28]。其年代与长城修筑年代基本相当。

　　图三 宁夏秦长城沿线分布的瓦当纹饰

　　

　　值得关注的是，当年分别采集于西吉将台长城和彭阳长城塬长城上的三件石杵（图四）。砂石制成，柱状杵身，头尖圆，上部平齐有安装木柄的隼孔，应是当年修筑长城的工具。长城墙体内出土铁锸也是战国时期的遗物，是修筑墙时遗留埋藏的工具。

图四 石杵虽然人们费了很大力气修筑长城，边疆却从来没有一条绝对的界线，它是一个过渡地带。用来表示定居的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在经济上的差异[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页36-46]，需要一个明显的人工界线，限制游牧人群南下，将农业人口保持在长城以内。长城的修筑似乎并不能完全有效地将游牧人群隔绝在长城以外的区域。在距离小河湾遗址北面只有二十公里地方就是王大户戎人墓地。值得关注的是，王大户墓地被包括在长城以内，类似在长城以里的戎人墓地目前发现的数量并不稀少，固原南郊的九龙山墓地也是这种情况。换言之，秦国人修筑长城后，在殖民的同时，大量原来生活在这里的戎人也被成规模地保留下来。生活在秦国的戎族部落，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生活方式，仍然以畜牧业为生计，遵循原有的丧葬形式，不过从名义上来说已经是秦国的臣民了。

　　

　　宁夏南部从战国中晚期开始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秦人的殖民使一部原来是戎人从事畜牧业的草原山地，变成可以种植田地。尤其象小河湾这样的河谷地带，完全适用农业生产，形成规模颇巨的聚落。相反，河谷平原的山地，并不适合种植农业，会被保留在秦地的戎人部族所利用。这样，在秦国的边境地带形成一个从政治军事到经济上的过渡地带，长城是这个过渡区域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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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宁夏早期长城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

投稿及信息：mingdiands@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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