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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艺术研究第四辑丨麦积山石窟藏“吕景文寺”碑及相关问题初探(节选)

2020-7-30 16:37| 发布者: 文心雕龙| 查看: 119| 评论: 0|来自: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

摘要: 麦积山石窟藏“吕景文寺”碑及相关问题初探(节选)  张萍 马千  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收藏有一通“吕景文寺”北周石雕造像碑,碑文内容有“天和元年”字样,除“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藏佛舍利碑”外是麦积山石窟目前保存有确切记年较早的碑刻。碑文记述吕氏家族供养佛一事,其中吕、王、朱等多种姓氏反映出北周时期天水地区多民族杂居的 ...
麦积山石窟藏“吕景文寺”碑及相关问题初探(节选)

  张萍 马千

  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收藏有一通“吕景文寺”北周石雕造像碑,碑文内容有“天和元年”字样,除“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藏佛舍利碑”外是麦积山石窟目前保存有确切记年较早的碑刻。碑文记述吕氏家族供养佛一事,其中吕、王、朱等多种姓氏反映出北周时期天水地区多民族杂居的特点,它对于当时秦州及周边地区民族关系及宗教信仰情况都有重要史料价值。

  一、造像碑概况

“吕景文寺”碑,北周天和元年(566)镌刻,白砂岩石质。通高53.3厘米,宽33.5厘米,厚7.5厘米。蟠螭纹圆形碑额,碑身长方形,下半部分残缺,碑座无存。碑阴、碑阳均阴刻碑文。

"吕景文寺"碑

  

碑阳分碑头、碑身两部分。碑首用简练的刀法,刻画两条相互缠绕的无角蟠龙,两侧龙首低目向下。左侧头部已残,右侧则露出锋利的牙齿。龙爪张驰有力,上部紧紧相扣,下部分别抓一器物。碑身为纵长方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正中凿有一圆拱形浅龛,内雕一坐佛,低平肉髻,面型方圆,长眉细目,薄唇,嘴角内敛,下颌圆润。短颈端肩,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禅定印,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神情祥和宁静,衣纹多采用简洁凝练的阴刻线,厚重挺拔、疏简适度、流畅自然,极富装饰性。衣裾垂直座前,规整呈桃心状,画面古拙质朴清新雅静,主题突出。佛龛两侧阴线方格中雕有阴刻楷书碑文,其中有北周“天和元年”纪年纹样。

碑身中间为佛龛,铭文在碑身左右两侧阴刻方格内,分别纵向刻4行字,每行4字,碑左侧刻男性姓名,右侧则刻女性姓名,表明发愿人姓氏。下部分还是阴刻方格线内刻发愿文,现已残缺,仅存有12纵行,每行4到6字,碑阴有“吕景文寺”寺名,下方纵向刻有吕氏家族姓名共5行22字。录文如下:

碑文佛龛左侧刻:“呂定煩/姪陽朱/兄呂伏□(保)/(外)□(生)伯生 ”

佛龛右侧刻:杏煩/)王姣/□()王□(姿)容/(媳)姪女容妃/□□□□

佛龛下方发愿文曰:“天和元年……/亥朔十五……/夫聖玄(元)……/自□(建)立妙□(應)……/煩知恧可舍……/衣食為世(是)……/子銘子一□……/□(官)□(與)□(善)知□()若……/過去先……/世大小眷屬□()……/窮十方六(道)……/離廛)…… ”。(以下残缺) 。

碑阴上部碑头与正面为一个整体,延续了碑首的龙纹造型。在碑阴上部碑首仅刻蟠龙造型,没有开龛和造像,碑首两蟠龙中间部位为单个莲花瓣形状与碑身相连,上阴刻“吕景永寺”四个字样。下部分缺失。碑阴下方纵向由左向右依次刻供养人题名。

纵向刻碑名:“呂景文寺”。

碑阴下方纵向由左向右依次刻:“高宗呂□□/次祖呂□□/父呂□□/兒呂義□/母王□□/”。其余模糊不清。

一、碑文相关内容释读

碑文中“天和元年”,为北周武帝宇文邕年号即公元566年。亥朔十五,亥朔指十二月的第一天,十五就是十二月的十五日,表明这块石碑系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吕氏家族出资镌刻供养佛一事。关于“十五日”,佛教把每月的初一、十五月圆日前夕和新月日前夕定为布萨日,也译作斋日或求戒日。此日有天神巡游下方。上香时可供养佛菩萨,并同时供养六道的众生。鬼道众生有以香为食物的,上香的过程也是供养这些众生。鬼道的一天和人间一个月一般长,所以初一、十五这两天相当于他们的午饭和晚饭,也是大供养日。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广大群众有到寺院烧香礼佛、祈福求安的传统习俗,为使十方善信种植福田、广获法益、正善正行,以满所愿。又据地藏经说,以上十日是诸罪结集定其轻重的日子,若人能在此十斋日对着佛菩萨的圣像读诵地藏一遍,则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在佛门看来,半月是诵戒布萨在这两天,前往寺庙上香礼佛等善行都是平常功德的千百倍,因此逢初一、十五上香礼佛的人就非常多。按照我国的崇尚月圆,初一、十五这两天刚好都是月中,即半月日,是月相盈亏的一个分界点,道教的阴阳之气变化就从月相产生,也为中国本土道教吉祥日。

  

大圣,古谓道德最完善﹑智能最超绝﹑通晓万物之道的人。佛教称佛和高位菩萨,《观无量寿佛经·秒宗钞》:“佛是极圣,故称为大。”可见此处对佛教的推崇之高。

玄□,后一字不清,可推测为“元”或“玄”,由于在天水地区宗教的信仰是较为复杂的,除佛教外,还有中国本土的道教与儒家思想融为一体的,《淮南子·本经训》:“当此之时,玄元至砀而运照。”高诱 注:“玄,天也;元,气也。砀,大也。”一本作“玄玄 ”。唐初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简称“玄元”。“玄元”,这里就是指道教中的老子。由此,不仅信仰佛教,而且道教也为百姓所崇拜。

妙应,佛菩萨不思议之应现也。《法华玄义六》曰:‘妙机召究竟妙应。’又曰:‘如一月不降,百水不升,而随河短长,任器规矩,无前无后,一时普现,此是不思议妙应也。’指佛、菩萨不可思议之应现。应现,又作应化,即诸佛、菩萨因应各种机宜而化现种种身相威仪;其随缘之化现,不可思议,可于一佛土中,身不动摇而遍满十方,作种种应化,故称为妙应。

“十方”,十方者,十方位也。即东、西、南、北、四维(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上、下。“六道”,指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是也。此六者,乃众生轮回之道途,故曰六道。众生各乘因业而趣之,故谓之六趣。

《法华经序品》曰:“六道众生生死所趣。”《法华玄义二》曰:“约十法界谓六道四圣也。”这些都是佛教、道教用来归类各种形态的生物和非生物的,如道教里玉皇上帝登基之时,五方十界的众神、仙、大觉金仙(佛)、大菩萨、圣等皆来朝拜说的就是上面的五方和十界。

由以上碑文中多次出现,道教互用的词汇可知,吕氏家族成员中佛教与道教信仰者均不在少数,这种现象与毗邻的长安地区民众信仰十分相近。这种现象,与生活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地域内的多个多个少数部族与本土汉民族长期的交相融合,构成了出现复杂的多民族信仰和和汉民族传统的尊崇斋会祠祀的主流风俗以及少数部族合族聚居的特性并羌族独特的“白石”信仰等复杂因素相混结,遂为关中地区丰富而又复杂的信仰。出现了各种造像碑的基本信仰群体。目前发现的五世纪以至九世纪的道教与佛教混合造像碑约有七十余通,在关中地区,就有五十余通,占“全国已知同类资料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麦积山石窟地处秦岭西端的北麓,地理环境所处潮湿,不利于泥塑和壁画保存。现存题记极少。麦积山石窟所属瑞应寺保留的碑刻系为宋、明清时期,这块“吕景文寺”碑在麦积山是比较早的。碑文主要记载吕定烦于天和元年(566)十二月初及十五,与其家人供养佛发愿之事。通过对其造碑形式、开龛型制、造像特征、供养人信仰的解析,对研究天水宗教发展、吕氏家族传承以及与麦积山石窟的相关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三、碑刻样式与造像风格

  麦积山石窟现存的“吕景文寺”碑,从造碑样式看,属长方形圆拱顶石刻碑,碑额采用蟠螭纹,可能是圆拱形顶佛龛的一种变形表现,同时结合了中国传统碑石纪事功能,常常在碑额部分雕刻上蟠龙和寺院名称,可能是功德主需要请该寺院的僧人为开凿造像碑做相关法事活动或该造像碑制作完毕后需要存放在与之相应的寺院,寺院也就相当于他们的宗教活动中心,是寺院与佛社之间、佛社活动与当时寺院之间、信众与僧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体现,以示供养。

  麦积山石窟留存的这通北周“天和元年”间的碑刻,同样也是碑额雕双龙,其身躯相互缠绕交错,龙鳞斑驳,牙齿裸露锋利无比,头部向下作俯冲状,显露出凶悍、勇猛力量之势。整个碑额略显大,宽出碑身,非常有气势,碑身相对较小,这种形式在北周蟠龙碑中比较常见。在甘肃境内,北周时期蟠龙碑额造像碑数量较多,也是最具有特色的造像碑。在河南、陕西地区也有,如洛阳平等寺诸佛教造像碑,反映出北朝造像碑之独有的艺术风格。

  

  河南洛阳平等寺造像碑

  也反映出北朝对于“蟠龙”的崇拜,蟠龙是中国民间传说中蛰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龙,龙的形状作盘曲环绕。在中国,蟠具有“伏在地面上”的龙或盘成一团的龙的意思,有逊于蛟龙的没角下等水龙之说。在古代传统建筑中,一般盘绕在柱上或装饰桩梁上、天花板上。运用于碑额,起到征服、镇压、降伏之意。碑额为圆顶,碑身为长方形,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之意。从佛龛样式来看,呈竖长方圆拱型佛龛,为素面龛的形式,龛周围没有过多繁缛的纹饰,呈现简洁、明快的特点。这种佛龛具有西魏到北周石刻开龛造像的特点,在甘肃境内北周造像佛龛许多都是圆拱形或浅莲花瓣式的佛龛,正是北周王朝统一北方后,大量吸收南朝文化,同时又积极与西域交往,其文化受两者影响很深。

由于天水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它东邻长安,南通巴蜀,是陇右军事重镇和商贸中心,为历代帝王所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主要的居住者为氐族和羌族,这些少数民族主要信奉的是佛教。龛内佛教造像,既有南朝面容清瘦的所谓“秀骨清像”特点,又有西域“形体健壮、肤肌圆润”的余韵,创造出面型方而丰满,“面短而艳”的新风格。它为隋唐“丰满圆润”过渡的造像艺术风格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此造像碑与现存甘肃省博物馆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权旱郎造像碑”、1965年秦安县征集现存甘肃省博物馆藏北周保定三年(563年)“权道奴造像碑”、1973 年出土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北周建德二年 (573)“王令猥造像碑”、甘肃秦安县新化乡所出土,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北周保定四年(564年)“王文超造像碑(即“还鴮寺”碑)”、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中山乡吊坪村的关帝堡出土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宇文建祟造像碑”、1973 年出土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推断为北周保定至建德年(561-578)“诸邑子石铭碑”等均有确切纪年。

王文超造像碑

这些碑刻造型基本相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在北周时期属秦州管辖。在北周时期天水一带的造碑样式从两个碑的样式与风格有雷同之处,碑阴与碑阳都雕刻,而且有寺名,均有蟠螭纹碑首,为长方形碑身,上刻有佛造像,发愿文,供养人姓名等都刻于方形网格状阴刻线内,不同之处麦积山“吕景文寺”碑相对较为简单,只开一龛,内坐一佛,周围有供养人姓名,下部为发愿文。从造像风格上看,麦积山“吕景永寺”碑上佛龛中的坐佛,头大、身材短小,面部丰润,敦厚的特点,明显有沿用了秦州地区西魏造像风格,与麦积山石窟北周造像有异曲同工之感。而“权旱郎造像碑”、“权道奴造像碑”、“王令猥造像碑”、“王文超造像碑”、“宇文建祟造像碑”、“诸邑子石铭碑”这几通碑刻,更为精细,造像除佛之外,还有菩萨、弟子、力士、飞天、狮子等多种题材的人物造型,服饰线条更加流畅富于变化,极大地丰富了画面的内容,增添了碑文的灵动感,显得不是那么呆板了。龛内造像,题材多样化,刻画也更加细致,生动地表现人物各种不同的动态,而且佛龛的龛楣也有了较大的变化,更加细致与精美了,与建筑形制结合得更加明显,装饰意味浓厚。

宇文建崇寺碑

诸邑子石铭碑

  三、碑中内容反映相关问题的分析

  1、从碑中反映出北朝时期秦州地区的多民族构成形式及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碑文中不仅有“吕”姓,还出现其妻子王姓、外甥将姓等不同姓氏,从“吕氏家族”的联姻关系,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宗祖的结合。又秦安出土的几块碑碑文供养人姓氏人名中可看(附表2),北周时期的秦安不仅有吕姓,还有权、仵、王、等多种姓氏出现,而且吕氏及王氏多次出现,占比例也比较大,可见吕氏家族在天水地区是比较有影响的家族。说明此地区存在有不同种姓的人群,它真实地反映出各个姓氏之间紧密的姻缘关系,同时也反应出天水地区是各民族杂居集聚地。这是与天水秦安独有的地理位置分不开,由此决定了它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其中有汉族、羌族、氐族、鲜卑族等多种少数民族杂居在此,姓氏也是比较复杂的。

2、反映出南北朝时期天水地区多种宗教的信仰

吕、王等当地大姓之间的姻亲关系,对当时天水地区的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很大影响。古秦州(天水)秦安县出土诸多造像碑充分体现其历史、文化及宗教的发展变化。秦安地区位于天水北部,“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地形、地貌是以蜿蜒的山区构造为主,大量胡商、僧侣、使者往返于此,因此这些山区古代寺院分布也比较多,出现的寺院像伏富寺、建崇寺、还乡寺、吕景文寺等,都在历史上多次重建,在这里遗留了众多的佛教造像和佛教艺术珍品。

麦积山保留的“天和元年”碑刻,从碑文中可见,此碑是由吕定烦于天和元年为其家人供养发愿所造碑。铭文所涉及的内容、题材,从中反映出在秦州地区,崇尚佛法的例证。

通过对秦州地区出土的造像碑分析,从铭文中有释迦、弥勒、观音、千佛、天尊等,出现了佛、道和佛道融合等不同信仰并存的状况。

  隐居麦积山石窟的南北朝时期北方著名禅僧玄高,俗姓魏,名灵育。玄高生性聪明,满20岁受具足戒后,专攻律部,并潜心习禅。是北魏都成平城最早的僧人领袖。也是北魏佛教的领袖及传播者。其母,与道教天师寇谦之同乡又同宗,就其给儿子的取名灵育充满道教的色彩。法名“玄高”,也充满道教思想“玄学”的寓意。汤用彤考证:“按寇谦之亦为冯翊万年人,玄高与之同县”。寇谦之与玄高曾经在佛道教历史上风云一时的领袖人物同为乡里,可能尚有戚谊之好,且均出身汉族上流阶层,而寇谦之为“南雍州刺史赞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孙”。由此可见,中国本土的传统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在中国境内的碑刻尤其是关中地区及周边出现道教和佛道混合的造像碑也在情理之中。后来玄高游方到陇西,隐居在天水收徒授学,教习禅道。从他学习的僧徒多达百余人。长安的高僧释昙宏此时也隐居于麦积山,也以禅法为业。有这样的高僧和佛道思想兼容者的传播,说明在古秦州北朝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已经有互进互融的发展,从这些碑刻中得以印证。

  3、碑中“吕景文寺”反映出“舍宅为寺”的风尚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有关佛教的诸多文化遗产历经风雨后,成为历史的见证,佛教寺院作为佛教僧众憩息、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古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历史时期佛教寺院的数量反映出当时佛教的传播情况,从地理分布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佛教发展状况以及区域性状况,建筑式样的变化也体现出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北魏时期佛教兴盛,诸王舍宅为寺现象广泛存在,由于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双重影响,北魏诸王为虔诚的佛教徒,因而舍宅为寺成为其积功德、求福报以及为亡故亲属祈福乃至祈求其特定的愿望实现的重要方式之一。

舍宅为寺,推动了北魏时期社会及佛教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麦积山石窟现存此碑阳所刻“吕景文寺”碑文铭,是也一种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所流行的一种“舍宅为寺”的风尚体现。在当时,高官、士族、王府、富商有钱的人,住宅建设得相当豪华,由于信仰佛教,以行善积功德为目的,愿意把自己的家宅捐赠给佛寺,这种"舍宅为寺"风尚非常流行,是当时市井寺庙的重要源头。

事实上,自佛教创立之始,袛园精舍就是波斯匿国太子袛陀的私人花园。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民间建筑的变化,佛寺的建筑样式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这与舍宅为寺是分不开的。有为了利用原有房屋,多采用"以前厅为大殿,以后堂为佛堂"的形式,这种类型的佛寺,决定了寺庙住宅化的空间布局。而且不但解决了早期以佛塔为主体的佛寺在实用的不足,又符合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和观念,更重要的是它在建造时所消耗的物资与时间可大大减少,从而成为自隋唐以后国内最通行的佛寺制度,促使了佛教建筑的中国化。如北魏时期平等寺原为广平武穆王元怀府邸;高阳王寺原为高阳王元雍之宅院;光宅寺为天后之梳法堂之舍宅;静域寺为太穆皇后的住宅;可见当时不少佛寺是舍宅为寺的。麦积山留存此碑“吕景文寺”也不例外,反映出是吕景文捐赠的家室寺庙,也就是吕氏家族所供养寺庙。

结语

天水地区出土的西魏至北周时期的这些造像碑,与麦积山同期的洞窟、造像碑和造像风格也有着密切联系,在佛教石刻造像碑、石刻造像、建筑形式、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相似之处 ,为麦积山西魏北周的洞窟与造像的断代提供佐证依据。也是研究古代天水地区的佛教寺院,特别是对天水影响秦安一带佛教的发展,都是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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