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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
讲座纪要||《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
2020年8月16日上午10点，应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邀请，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带来了题为《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考古系列讲座”第七场，由张良仁教授主持。
2016年，中国与沙特两国国家元首会晤，在文化交流方面达成共识。同年，国家文物局与沙特文化遗产部开始实施塞林港的调查和发掘。中国考古工作者之所以选择在红海开展工作，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中国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端，我们有必要对西端，即红海和波斯湾的情况有所了解；二是从唐宋到元明时期，中国与阿拉伯文明之间存在密切的海上交流。塞林港遗址就位于红海之滨，著名的吉达港的南侧，自然就进入了中国考古工作者的视野。2016年12月21日，中沙双方签署了《中沙塞林港考古项目合作协议》，2018年3月至6月和同年12月至次年1月，分别开展了第一季和第二季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第三季发掘由于疫情的影响而暂停。在中沙联合考古队中，两国队员各占一半。其中中方队员既可以做陆上田野考古，又可以完成水下考古工作，同时还掌握了拓片、遥感、测绘、三维建模、英汉同传等多种技能，是一支高水平的考古队伍。
塞林港的位置
中沙联合考古队在设计工作方案时，充分考虑了塞林港的海港性质，关注其海洋贸易的内涵，并试图从环境和景观方面来分析港口的兴起和衰败。带着这样的思路，考古队采用了田野考古、水下考古、遥感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了“海陆空”一体化模式；同时将常规手段与创新技术相结合，既利用了中国传统的拓片、钻探技术，又应用了拉网式调查，无人机、数字测绘、3D建模等新手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塞林港是阿拉伯半岛路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所在的滨海交通路线向北可以通往巴格达、约旦、叙利亚、埃及，向南可以到达也门，向东可以抵达阿曼，还可以通过海路与印度甚至东方世界、地中海世界交流。因此它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海港。姜波老师认为，塞林港的名称也是海洋贸易的产物。“塞林”在阿拉伯语中是“肚脐”，而中东的“肚脐”就是耶路撒冷。这个词由于两地之间的贸易交流和人口迁徙，从耶路撒冷传到了塞林这个地方，这个新建的港口城市因此称为“塞林”。
塞林港的规模很大，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可分为三个区域：南部的海湾、中部的建筑区和北部的墓葬区。考古队在建筑区发现了一座方形的建筑，并清理了墙体。其中东墙的保存情况较好，残长约40米。墙体的体量、材质和建筑方法都与吉达的城墙很相似。在第二季发掘中考古队解剖了部分墙体，以了解该建筑的保存状况和功能。由东北角的解剖可以看出，墙体是用珊瑚石垒砌的。珊瑚石是从海里获得的，在当地是一种很常见的建筑材料。唐代的杜环曾经旅行中东，他撰写的《经行记》就有关于中东建筑的描述：“造屋兼瓦，垒石为壁”，与塞林港的建筑相当吻合。西南角的结构很复杂，与同时期的Al Sham遗址的清真寺一致，是宣礼塔的基址。因此这座方形建筑就是阿拉伯文献记载的塞林港的清真寺。这种建筑也传到了中国。广州著名的怀圣寺光塔就是一座宣礼塔，与沙特的考古发现相似。因此塞林港的发现为光塔的断代提供了佐证，将它的年代追溯到唐宋时期。
方形清真寺建筑
用珊瑚石垒砌的墙体
在墓葬区发现了两处墓地和大量珊瑚石墓。在中东，考古工作者一般不发掘穆斯林的墓葬。在征得当地官员和学者的同意后，考古队做了抽样清理和测绘。根据抽样清理测绘的结果，估算两处墓地的墓葬总数在1000座以上。墓葬类型有成人葬、成人婴儿合葬和儿童葬三种。姜波老师认为，墓地中父母儿童合葬比较多，可能与瘟疫有关。历史记载表明，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的港口，常常成为瘟疫的爆发地。考古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些墓葬的头向并非朝向麦加，而是与麦加的方向垂直。但是沙特国家古迹理事会的理事长说，这是因为该地区的穆斯林采用侧身葬的形式，面向麦加。由于穆斯林商人在海上的航行，这一类珊瑚石墓葬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很多地点都有发现。例如在海南岛就发现过珊瑚石墓碑，历史文献也记载了海南三亚、陵水一带的“番人墓”。
值得称赞的是，在塞林港遗址的地表也发现了一些石碑，由于长时间的风沙侵蚀，碑上字迹已经漫漶不清，本地考古学家难以识读。但是中国的拓片技术把这些模糊的字迹清晰地呈现在纸上，解决了碑刻释读这一大难题。沙特考古学家因此认可了拓片技术，并希望在沙特全国推广。在沙特著名的艾哈迈德教授的帮助下，碑文释读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获得了墓主人姓名和年代等重要信息。
塞林港遗址出土了多类与贸易有关的文物。第一类是铜砝码等度量衡器和钱币；第二类是商品，包括陶瓷、玻璃与珠子、青金石、象牙、玛瑙和蚀花红玉髓等宝石，以及金银首饰。姜波老师提到，在阿拉伯半岛发现了中国外销瓷，包括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宋元时期的青白瓷和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在塞林港遗址也发现了中国陶瓷。例如一片重要的菊瓣纹碗残片，其年代与“南海一号”重叠；还有一件晚期青花瓷残片，在肯尼亚曾出土过一件同类型的完整器，由此可见印度洋海上贸易圈的紧密联系和中国外销瓷远销至非洲的情况。元代的《岛夷志略》、明代的《瀛涯胜览》等文献也有关于外销瓷的记载。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可以用于复原港口居民的食谱。其中包括羊、骆驼、牛、鸡、鸡蛋，还有海贝、海鱼（石斑鱼、鹦鹉鱼）和海龟。
然后，姜波老师重点介绍了水下考古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搜寻航道和寻找季节性河流，也就是淡水资源。考古队员们通过航空照片和水下调查发现，古代商船可以从两片水下珊瑚礁之间的、7-10米深的湾口进入海湾，在海湾停泊，到岸上卸货。他们还发现，靠近岸边的水域能见度很差，与其他海域的情况截然不同，这是河流带入的淤泥导致的。再结合卫星照片上的河流痕迹，可以证明遗址东侧曾存在一条季节性河流，可以为塞林港提供淡水。因为拥有淡水，并且邻近阿拉伯海，塞林港成为一个绝佳的海港。
接下来，姜波老师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遗址的年代。有纪年的两块石碑（990年和1029年）、9-10世纪的波斯釉陶和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文献共同证明了遗址的年代是9-13世纪。
二、族群与商团。综合各种信息可以看出，塞林港是一个人员混杂的国际海洋贸易港口。波斯釉陶证明了波斯商人的存在，阿巴斯王朝的陶器反映出阿拉伯人的活动；碑铭上的六芒星、象牙、青金石等则是印度文明的印记；也门和阿曼的朝圣者到过这里，犹太人也很可能在此生活过。
三、红海与古代中国。14世纪30和40年代，东西方的两位旅行家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分别从东向西和从西向东，完成了泉州和红海之间的旅程。汪大渊曾两次前往中东地区。这说明在当时，红海与中国之间应当有稳定的、常规的海上贸易通道。更确切的证据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团队中，马欢等7人曾前往麦加“天方”朝圣。马欢还在他的著作《瀛涯胜览》中提到他去朝圣时携带了瓷器作为礼品。这些文献证据，结合中国外销瓷的发现，都可以说明红海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姜波老师还特别指出，在更早的时候，古代中国与波斯湾和红海之间就存在海上交流。陕西出土的杨良瑶碑就记载了杨良瑶在公元785年从广州出使巴格达的事件，证明了唐朝时中国与波斯湾就有官方使节的往来。同时，《经行记》等文献以及印尼“黑石号”沉船的发现都说明唐朝时也有波斯商船远航至中国。9世纪的《中国印度闻见记》也记载了中国帆船曾抵达波斯湾的尸罗夫（Siraf）港，而且港口城市有使用中国铜钱进行交易的情况。在尸罗夫港的考古工作中也确实发现了中国钱币和瓷器。姜波老师认为，中国船只是否曾抵达波斯湾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讲座最后，姜波老师对塞林港的考古工作做了简单的总结和展望。经过两季发掘，可以确定塞林港是红海之滨的重要朝圣与贸易港。虽然当前的考古工作所揭露的还仅仅是“冰山一角”，但是未来的考古研究值得期待，有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沙特阿拉伯方面十分重视该项目的考古成果，已经制定了发掘—研究—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整套计划，对塞林港遗址的考古和保护工作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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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 | 李泽群 陈晓红
编辑｜汪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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