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乃是礼仪之邦，各种祭祀仪式自然不少。而在诸多祭祀典礼之中，最为隆重盛大的自然是封禅。所谓封就是筑土为坛，报天之功；禅就是辟场祭地，报地之德——说白了，封禅就是人间帝王在一统天下之后对天地之功的报答。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共计7位帝王进行过封禅，其中6位帝王封禅泰山，武周女帝武则天封禅嵩山。最后一位进行封禅的帝王是宋 ...

　　中国乃是礼仪之邦，各种祭祀仪式自然不少。而在诸多祭祀典礼之中，最为隆重盛大的自然是封禅。所谓封就是筑土为坛，报天之功；禅就是辟场祭地，报地之德——说白了，封禅就是人间帝王在一统天下之后对天地之功的报答。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共计7位帝王进行过封禅，其中6位帝王封禅泰山，武周女帝武则天封禅嵩山。最后一位进行封禅的帝王是宋真宗赵恒，他于大中祥符年间封禅泰山，此后元明清三代虽然屡屡有人提议封禅，但最后却都无疾而终。

　　

　　为什么宋代之后的帝王主动选择放弃封禅呢？在进行封禅的7位帝王中，武则天为什么又另辟蹊径，封禅嵩山而非泰山？

　　

　　

秦始皇：被嫌弃的封禅先驱

　　有史可证的封禅第一人是秦始皇。虽然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借管仲之口言之凿凿地声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但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后人大多认为上古七十二家封禅说不足为信。

　　

　　泰山大观峰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自己虽然通过武力征服六国，但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完全征服这些国家。因此他效仿上古帝王的“四方巡狩”制度，先后数次巡视全国，在各地名山刻石颂功。而齐鲁之地儒生们鼓吹的上古帝王“封禅”大礼，自然也跃入了他的眼帘。秦始皇迫切需要通过一场隆重的典礼来彰显自己的功绩，同时也向天下的子民们表明，自己一统六国，靠的是上天的意志。对儒生们来讲，这可谓是一步登天的机缘。然而在如何封禅这个问题上，儒生们却犯了难。

　　

　　由于春秋时期的封禅说大而化之，因此当满怀期待的秦始皇找到齐鲁儒生，让他们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封禅典礼流程时，大家才惊愕地发现：究竟要怎么封禅，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完全没有章法！于是儒生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些意见完全不合秦始皇心意。最后秦始皇索性抛开儒生——那索性就用秦国的仪礼来完成这场封禅！

　　

　　这下麻烦了，秦国长期地处西陲，在雍地建立了自己的一套“雍四畤”祭祀礼仪。这套东西，跟齐鲁之地儒生们所推崇的礼仪大相径庭，秦始皇更是提出了修路以方便他乘车上山、刻石以歌功颂德的要求，最后秦始皇先登泰山之顶封天，再下山到梁父山禅地——结果不料半路上风雨大作，一度将秦始皇给拍到了树下！

　　

　　这下儒生们可算扬眉吐气了：秦始皇这个封禅，老天爷不认可啊！不然怎么会忽然风雨大作呢？这分明就是上天不满，降下警兆啊！之后，暴秦二世而亡，更坐实了儒生们的臆测，因此等到汉朝，大家集体否定秦始皇的封禅行为，在文献中声称：“古封禅者，七十二君，今又加之二汉”，完全把秦始皇的封禅给无视了。

　　秦泰山刻石拓片，传为李斯所书，此石初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包含“始皇刻辞”“二世诏书”两部分内容，皆歌颂彰显秦始皇功绩

　　不过，始皇帝的封禅虽不被儒生认可，却还是为后来的帝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比如登泰山顶以封天、下山后到梁父山禅地、在山顶刻石以颂德等等。

　　

两汉：日趋成熟的封禅体系

　　

　　汉武帝时，儒生地位得到提高，封禅大典自然也被瞧上了。汉武帝在解决了内忧外患之后，觉得自己功德圆满，天命所归，而且恰逢元鼎四年（前113）在汾阴得到宝鼎，大家鉴定一番之后认为此乃“周鼎”，“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是祥瑞，说明眼下时机成熟，是时候封禅泰山了。

　　这次封禅礼的流程异常复杂，汉武帝先到梁父山“礼祠地主”，然后在泰山下东方某处举行公开的封礼，再单独携霍去病之子，当时年仅10岁的霍嬗一同登泰山，在山顶又行了一次完全私密的封礼。然后下山，在泰山下趾东北肃然山行禅礼。

　　

　　泰山汉柏，位于山东泰山岱庙的汉柏院中。据载，汉武帝封禅泰山时于庙中种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围，庭院中现存五株

　　东汉开国之后，光武帝刘秀想再度封禅，下令求访当年汉武帝封禅时的礼仪制度。结果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总算是根据各种文献复原出来一部分。然而，汉武帝第二次封礼整个过程秘不示人，随行的只有10岁的霍嬗，偏偏这孩子封禅之后没过多久就病死了，所以第二次封礼是个什么情况，大家谁也不知道。

　　

　　不过没有关系，没有现成的制度，咱们就改良一下。光武帝将当年汉武帝的两封一禅变成了一封一禅，山下的那次封礼变成柴燎祭天和祭祀泰山的山神，而上山的那次秘不示人的封礼则变成了公开的封礼。其他仪式也有所变化，然而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刘秀的这次封禅，开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先例。

　　

　　封禅本质上来讲，是王朝更替、帝王“受命易姓”之后“功成封禅，以告天地”的仪式。刘秀虽然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却并没有“受命易姓”——那还搞什么封禅呢？所以，刘秀的这次封禅，日后也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

　　

　　不过这些批评刘秀的人可能没有想到，下一次封禅要等到600多年以后了。

　　

李唐：最有资格的太宗为什么不封禅？

　　东汉灭亡之后，魏晋南北朝持续动荡，战乱频发。在近400年时间里，无数帝王来了又走，如流星般划过历史的长夜，直到唐朝才算安定下来。在这期间，数位帝王都曾动过封禅的念头，其中魏明帝、隋文帝等皇帝甚至着手制定了封禅礼仪，但最终还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其中最为可惜的，当属唐太宗李世民。

　　

　　在许多人心中，唐太宗李世民是当之无愧的千古一帝，他在位23年，文治卓越，武功不俗。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去封禅，都是够格的。可偏偏就是这样厉害的唐太宗，在位时“五议封禅”，最终却未能成行。

　　

　　唐太宗未能封禅的原因十分复杂，总的来说，贞观初年他回绝群臣的封禅之请，主要是考虑到国家刚从隋末的战乱中恢复过来，“民物凋残，惮于劳费”，但据学者揣测，这其中也有他担心自己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权上位，怕因为封禅而引得老天不满折损阳寿的因素在里边。到了贞观中期，唐太宗的权力日趋稳固，封禅的心思也慢慢变得迫切起来，却因为距秦汉太久，相关礼仪无从考据，最后浪费了太多功夫在制定礼仪上，结果从贞观十一年（637）一直拖延到贞观十四年。贞观十四年时，唐太宗总算是下定决心，结果这决心刚下不久又碰上彗星之变，只得无奈取消原定的封禅计划。而等到贞观二十一年，封禅之议再起，唐太宗再次下定决心，却因为边衅不断、河北水灾而被迫再次取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与封禅擦肩而过。

　　

　　唐太宗虽然没能成功封禅，但他在位时所确定的封禅礼仪却被留了下来。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十月，高宗一行人从东都洛阳出发，携文武百官及诸国酋长前往泰山封禅，队伍“相继数百里”，人鸣马嘶，声势浩大，尽显大唐国威。不过这次封禅最大的特点，却是禅礼的参与者，加入了后宫嫔妃。

　　

　　而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正是当时的后宫之首，武则天。很快，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女性主持的封禅也将到来了。

　　

武周：乱入的嵩山封禅

　　永淳二年，也就是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崩于洛阳，唐中宗李显即位。七年之后，武周革命，武则天于洛阳称帝。第二年，群臣上表请求封禅，只不过他们这次请封的不是泰山，而是中岳嵩山。

　　

　　《武后行从图》摹本（局部），原作传唐张萱绘，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武则天从善如流，在天册万岁二年，也就是公元696年腊月封嵩山，禅少室山。这次封禅所采用的礼仪与乾封元年唐高宗封禅的礼仪基本一致，封禅过程更是极为顺利。后世学者们认为，武则天的这次封禅打破了传统中国历史上只有男性能够主持国家祭祀典礼的局面，同时也打破了自古以来封禅“唯泰独尊”的局面。

　　

　　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往往呈现出一幅非常有趣的局面，即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并不完全重合。而封禅作为齐鲁之地儒生及方士所推崇的古礼，其举行的地点自然要落到泰山头上，恰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秦汉虽帝关中，单纯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却不得不屈从于文化中心、宗教中心‘泰山’。”

　　

　　然而随着秦汉以来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大一统帝国内部这种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不重合的现象逐渐得到了解决。等到了唐朝中叶，即使是世家大族，往往也是举家移居京城，长安、洛阳这些都城成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随着文化中心的不断迁移，在魏晋时期就有人提出了“五岳皆可封”的观点。其中嵩山作为“六合之中”，更是得到不少人的推崇。唐太宗在与群臣讨论封禅地点的时候也曾有过“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谢泰山”的感慨。所以武则天封禅嵩山，多少带有点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在里边。

　　

　　不过当然，除了秦汉以来文化中心迁移的内在原因之外，封禅嵩山也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武则天的个人喜好。她认为自己的武姓源于姬姓，而姬姓自然要追溯到周天子的身上，周武王曾在嵩山祭天，认为嵩山乃是天下之中心，武则天自然也就认定了嵩山是自己的本命之山。唐高宗封禅泰山之后，她就积极推动再封嵩山，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不过等到了武周开国之后，新的封禅计划便自然而然地将地点定在了嵩山。

　　武周之后，李隆基再兴唐室，并一手开创了盛唐局面。因此在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李隆基封禅泰山，颇有拨乱反正之意。唐玄宗的这次封禅继承并完善了唐高宗和武则天留下的封禅礼仪，并形成了详细的文字记载，可谓是“集封禅之大成”。

　　

　　武则天的“本命神山”思想在唐玄宗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玄宗属鸡，生于乙酉年，而酉为金子，金在西方，西岳乃是华山！所以照这么推断，玄宗的本命神山自然就是华山了。因此在封禅泰山之后，玄宗很快就动起了封禅华山的念头。天宝九载（750），玄宗正式做出决定，封禅华山，然而却因为华岳庙大火而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构想。这之后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由盛转衰，也就更不可能举行什么封禅大典了。

　　

　　纵观从秦汉到唐朝的6次封禅，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特点：首先在规模上，是愈发盛大。汉代封禅仅仅是百官随行，顶多加上藩王，而唐高宗和唐玄宗封禅时则拉上了番邦酋长和各国代表，从行人员数以万计，纵然远如东瀛、波斯，亦有使节参与；其次在心态上，是愈发自信。

　　

　　可谁都想不到，这种盛大典礼，在中国古代史上再没有出现过了。

　　

宋代：封禅的绝响

　　

　　时间匆匆而逝，转眼间五代乱世结束，赵宋从旧王朝的废墟中冉冉升起，然后大家惊愕地发现，眼下的时代已经跟过去有了太多不同，其中最要命的一点，就是现在天下竟然有两个并驾齐驱的王朝？！

　　

　　一个自然是大宋，而另外一个，则是大辽。

　　

　　辽国，是中国古代王朝中经常被人所忽视的一个特例。辽国的前身虽然是契丹国，然而却在公元947年打进中原、在汴梁改国号为辽。而北宋开国之后又一直没能收回燕云之地，最后双方在宋真宗一朝时订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所以当时的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宋和辽究竟哪个才是正统？

　　

　　宋真宗对这个问题十分头疼，然而军力孱弱，又死活灭不掉辽国，夺不回燕云之地。所以最后只得转向其他方面来寻求帮助。而在太宗朝就逐渐兴起的封禅之议，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他的视野。

　　

　　宋太宗时，朝中就屡有封禅之议，民间献上的各种祥瑞也层出不穷。太平兴国九年（984）四月的时候，太宗皇帝甚至连封禅的日子都定了下来。结果这边刚定下日子，那边乾元殿和文明殿就着了火，同年秦王赵廷美在房州抑郁而亡，吓得宋太宗赶紧取消了封禅行程。而眼下真宗刚跟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外部军事压力陡然减轻，那么用一场封禅来宣扬我大宋天命正统，不仅在理论上显得十分诱人，在现实层面也颇具可操作性。

　　

　　真宗皇帝跟臣子们意识到自己功绩不足，因此强行封禅压力很大，必须要制造祥瑞，让世人明白是老天爷想让自己封禅才行。因此真宗为了这次封禅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不仅亲自出手贿赂了可能阻挠封禅的宰相王旦，更与几位臣子一起策划了“天书”闹剧。1008年正月，宋真宗宣称自己接到神人托梦，有三卷天书要从天而降，结果打开一看，天书上写的是“封受命。兴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等等。真宗当下大喜，改元“大中祥符”，然后老天爷果然也是大喜，在当年四月再次降下天书！于是真宗下诏，当年十月封禅泰山。

　　

　　《泰山神启跸回銮图》 （局部），原画为宋代巨幅壁画，纵62米，横3.30米，位于山东泰安岱庙天贶殿，包括“启跸”“回銮”两部分，以宋真宗封禅泰山的场景为蓝本，描绘泰山神出巡和返回的壮观场面。壁画于清代重修天贶殿时重绘

　　真宗所采用的封禅仪式基本上继承了唐玄宗所确定下来的封禅仪式，只是在细节上进行了调整，以便实施。而搞笑的地方在于，在封禅之前真宗特地派人去辽国送信，说自己封禅在即，封禅时六军随行，还请友邦人士不要莫名惊诧。辽国方面则礼貌地做了回应。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四日，真宗于泰山顶行封礼，二十五日，下山至社首山行禅礼，此次封禅大获成功，据说“帝自东封还，群臣献贺功德，举国若狂”。群臣的表现极大地鼓舞了真宗皇帝，此后真宗宛若癫狂，四处出击，封禅泰山祀汾阴，祀罢汾阴祀西岳，祀完西岳封五岳，而大宋境内的各种祥瑞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终于，天禧三年（1019），真宗在祭祀南郊之后突然“得风疾”，此后频繁发病，从丧失语言能力一直发展到半身不遂，这才稍稍停下了脚步。

　　

　　但是，北边的辽国强盛如故，而辽国一天不灭，宋朝就必须按照澶渊之盟的约定，与它互称南北朝，这感觉实在是太糟了。因此宋人试图通过另外一种方法来论证自己王朝存在的正当性，结果论证来论证去，把封禅的神圣性给论证没了！

　　

　　其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政治逻辑。秦汉时期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尚不深刻，“五德始终说”和“谶纬说”风行一时，构成了古代中国所特有的政治神学。一个王朝的兴衰，自然与天意休戚相关。一个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主要取决于上天是否认同。而这种认同有时是通过有形的物件——比如说传国玉玺——来完成的，有时候是通过无形的东西——比如说谶语——来完成的，而封禅，自然是上天对一个政权的终极认可。

　　

　　可自魏晋之后，天下分裂，南北朝对峙一百多年，征战不休。大家自然不肯随意放弃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反而都试图用种种手段来论证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最后争来争去，大概形成了三点基本意见：一是这王朝“道义”必须要正，像晋朝那样乱臣贼子篡位夺权的，不行；二是这王朝所在的地理位置必须要正，占有中原那是起码的要求；三是这政权必须来路清晰，“授受如贯”，要么接受禅让，要么吊民伐罪。而这些意见经过唐末五代的再次洗礼之后，终于被宋人捡起来再度发扬光大。

　　

　　宋人对上述三点意见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结合当前局势，抛弃了“授受如贯”的要求，提出了以地理因素为基础、结合历史功绩来进行考量的“正统论”。这一理论的集中体现，就是欧阳修所著的《正统论》和苏轼所著的《正统总论》，在文章中他们明确指出：“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吾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始轻。”

　　

　　宋真宗禅地玉册，大中祥符元年（1008）制，册分16简，简纵29.5—29.8厘米，横2厘米，1931年马鸿逵于山东泰安发现，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个理论可谓震撼人心。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开始，而欧阳修等人又是其中的领军人物，所以这个理论自然而然地扩散开来，被广泛接受。金章宗时期甚至在官方奏章中提出了“辽据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统在宋，其辽无可继”的观点，算是彻底圆上了宋真宗的心愿。

　　

　　

　　

明清：帝王们选择了放弃

　　

　　宋代“正统论”的确立对中国古代政治史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从此，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替逐渐与虚无缥缈的天意脱了钩，大家开始更加关注统治的实际功效，传统儒家政治神话逐渐被消解。因此明清两代虽然也屡有封禅之议，然而最终帝王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弃。

　　

　　明永乐十七年（1419），朝中再起封禅之议，却被朱棣用一句“在德不在封禅”给噎了回去。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前往泰山祈福，却并不封禅，而是在泰山神庙留下碑文，将封禅这事大大地抨击了一番，表示以往这些封禅的皇帝的封禅之举乃是“矫诬侈大之事”，我大清皇帝那是绝对不会效仿的。

　　封禅的兴衰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文化变迁，皇权在长达千年的不断演变中逐渐膨胀，对皇帝来说，论证自己“受命应天”的动机当然也没有那么迫切了。封禅逐渐从帝王们趋之若鹜的至高大典，沦为儒“不著于经”的渎天淫祀，最终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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