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在张骞“凿空”之前，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的东西通道已经发挥着促进文化沟通、文化交流、文化融汇的作用。匈奴强盛时期，曾经控制西域地方。对西域的经济掠夺，包括商业利润的获得。对于分夺商业利润的利益追求，可能会促使匈奴在西域的军事行政势力对商贸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政策。而长期以来西域“商胡”“贾胡”的活跃，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匈奴控 ...

摘要：在张骞“凿空”之前，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的东西通道已经发挥着促进文化沟通、文化交流、文化融汇的作用。匈奴强盛时期，曾经控制西域地方。对西域的经济掠夺，包括商业利润的获得。对于分夺商业利润的利益追求，可能会促使匈奴在西域的军事行政势力对商贸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政策。而长期以来西域“商胡”“贾胡”的活跃，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匈奴控制时期西域地方以及整个丝绸之路交通体系的商业形势。

关键词：张骞; 丝绸之路; 西域; 匈奴; 贾胡; 僮仆都尉

考古工作证明，在张骞之前，中原经过西北地方与外域的文化通路早已发挥着促进文化沟通、文化交流、文化融汇的历史作用。汉人所谓“西域”，曾经对于丝绸之路的文化功用有过重要贡献。匈奴作为北方草原强势军事实体，在冒顿时代进入空前强盛时期。这一历史阶段，匈奴的作为影响着中国史和东方史的进程。有学者指出:“匈奴人创造了最初的游牧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模式，他们影响和决定了中亚地区许多民族的命运，与中原王朝、西域各族及北方诸古老部族发生过频繁密切的接触，在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史记》卷一一O《匈奴列传》记载“单于遗汉书”曰，匈奴在“夷灭月氏”之后，曾经控制了西域地方:“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考察丝绸之路的早期作用，不能回避西域地方曾经“皆以为匈奴”的历史事实。

一、早期中西交通的西域路段

远古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从早期陶器、青铜器的器型和纹饰已经可以发现有关迹象。西域地方海贝的流入和美玉的输出，都是早期交通联系之空间幅面超出人们想象的非常典型的事例。原产于西亚和中亚的一些畜产，亦可能经由西域地方传入中土。中原人通过“西戎”实现了这样的往来。有学者指出“‘西戎’与新疆、中亚、南亚之间，相隔遥远”“‘西戎’与西方的贸易等等交往，或许是通过匈奴、羌、月氏那样的人群为‘中介’而进行”。《左传·昭公十二年》说到周穆王“周行天下”的事迹。出于汲冢的《竹书纪年》也有关于周穆王西征的明确记载。今本《竹书纪年》卷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司马迁在《史记》卷五《秦本纪》写道:“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駵、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也说:“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与《竹书纪年》同出于汲冢的《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命驾八骏之乘”“造父为御”“驰驱千里”，以及“天子西征”“至于西王母之邦”“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等事迹。对于周穆王“西征”行迹，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以为西王母活动于青海。或说周穆王所至昆仑即今阿尔泰山。或说周穆王所至“玄池”即“咸海”。而《穆天子传》随后说到的“苦山”“黄鼠山”等，则更在其西。或说西王母所居在“条支”。也有学者认为，周穆王已经到达了波兰平原。尽管对周穆王西征抵达的地点存在争议，但是这位周天子曾经经过西域地方，是许多学者所认同的。

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的贵族墓中曾经出土中国丝织品。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有凤凰图案的刺绣和当地独一无二的四轮马车。车辆形制和刺绣风格都表明来自中国。在这一地区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许多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表现出所着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不过，这些现象当时似乎并没有进入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视野，因而在中国正史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被誉为“凿空”。

严文明曾经总结新疆青铜时代以后的历史文化演进:“新疆各青铜文化的居民大体都是不同类型的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只进到东疆的哈密地区。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就是两大人种和两种文化会聚所产生的一种复合文化。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情况似乎发生了逆转。与带耳罐文化系统有较多联系的高颈壶文化系统占据了全疆的大部分地区，蒙古人种也逐渐向西移动；而与筒形罐文化系统关系密切的圜底釜文化系统则仅见于帕米尔一小块地方。尔后随着匈奴文化和汉文化影响的加强，新疆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作为东西文化交流通道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早先是西方的青铜文化带着小麦、绵羊和冶金技术。不久又赶着马匹进入新疆，而且继续东进传入甘肃等地;东方甘肃等地的粟和彩陶技术也传入新疆，甚至远播中亚。这种交互传播的情况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来自“东方”的文化影响“远播中亚”，即“匈奴文化和汉文化影响”向西传布的历史过程中，匈奴人曾经先行一步。

总结和说明丝绸之路史，考察“随着匈奴文化和汉文化影响的加强，新疆各地之间文化的交流更为频繁，作为东西文化交流通道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的历史过程是必要的。其中“匈奴文化……影响的加强”作用，看来尤其重要。

二、冒顿自强与匈奴兼并

正当中原政治史进入战国秦汉重要转折时期，冒顿作为匈奴英雄，不仅在匈奴史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史、东方史乃至世界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一O《匈奴列传》中生动记述了冒顿身世。通过以“鸣镝”为令“习勒其骑射”“射其爱妻”“射单于善马”，又“射头曼”，全数诛杀亲族大臣“不听从者”，遂“自立为单于”，以铁血强势树立政治权威的故事，冒顿的残厉果决得到鲜明的体现。冒顿随即控制匈奴各部族，并且施行对外扩张。“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马长寿说:“匈奴在冒顿领导下征服了北方的浑窳、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部落和部落联盟。这些部落和部落联盟大部分是以游牧和射猎为生的……对于匈奴奴隶主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利益，所以草原的贵族大人们都对冒顿单于竭诚拥护，拥护他建立一个以奴隶所有制为主要制度的国家。”余英时记述“冒顿是一个杰出的有能力而且有活力的领袖，在短短数年之内，他不但成功地在各个匈奴部落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且几乎向所有方面扩展他的帝国”“冒顿不但基本完成了他的新草原联合体的领土扩张，而且已经巩固了他对所有匈奴部落以及被征服民族的个人统治”。在“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的时代，“冒顿得自强”的历史事实，可以理解为与项羽、刘邦等大致同时，另一位草原游牧族英雄在特殊时代条件下的崛起。有学者以为“冒顿单于的发迹是首可歌可泣史诗”，体现出“不同寻常的领导天才”“伟大的游牧领袖——冒顿继位为匈奴第二代单于，从此揭开了统一北亚细亚游牧世界，以及创造草原上空前惊天动地事业的幕帷”。论者称冒顿的事业，是“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草原英雄之一”实现了“北亚细亚最早的统一”。认识冒顿的业绩，应当特别注意他对草原交通条件的建设。

正是因为匈奴的强盛，汉帝国承受的外来军事压力主要来自北边，即《盐铁论·击之》所谓“边城四面受敌，北边尤被其苦”，而汉帝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也经由北边。汉帝国军事与行政的主要注意力亦长期凝聚于北边。社会上下对北边皆多关切。此外，通过对北边的经营，通过抗击匈奴又“乘奔逐北”，“北挫强胡”，“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乡”，“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胥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汉帝国显示了军事威势，扩张了文化影响。不过这是后来的事情。此前冒顿曾经有“质于月氏”的经历。据说“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于是“月氏欲杀冒顿”。冒顿对月氏国情应当有一定了解。陈序经认为冒顿估计自己力量能胜月氏，才决定用兵。我们还应注意到，此所谓“西击走月氏”，体现冒顿向西方扩展势力范围的欲求。冒顿往来于不同部族联盟之间的亲身实践，应当有益于他对草原军事交通的重视。

所谓“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事，《史记》卷一一O《匈奴列传》载“单于遗汉书”。“皆以为匈奴”语义，似接近匈奴对这一地区的全面征服。然而由于这只是冒顿自言，其历史真实度，可能还需要认真分析。但当时西域形势，就汉与匈奴的影响力而言，大体可以说“汉朝与西域之间的交通为匈奴阻隔，西域尽为匈奴掌治”。匈奴与西域的“交通”则得以空前畅通，东西交通于是出现了新局面。

据《史记》卷一一O《匈奴列传》，匈奴单于致汉王朝的外交文书言及汉文帝时匈奴控制西域情形，这样表述:“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来至薪望之地。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汉许之。”关于“楼兰”，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云‘楼湟’。”张守节《正义》:“《汉书》云鄯善国名楼兰，去长安一千六百里也。”关于“乌孙、呼揭”，张守节《正义》:“二国皆在瓜州西北。乌孙，战国时居瓜州。”《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颜师古注:“皆入匈奴国也。”

对于冒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的自我炫耀，匈奴史学者或信以为实。陈序经认为:“乌孙在冒顿时，也在敦煌祁连间与月氏为邻。楼兰即后来的鄯善，在月氏之西。呼揭应的匈奴之西，丁令之西北，坚昆之东南，月氏乌孙之西北。匈奴除了征服这类国家之外，还征服了其旁二十六国，这等于说西域大部分的国家，都役属于匈奴了。《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说，西域本三十六国。若把月氏、乌孙、楼兰、呼揭加上其旁二十六国已经有三十国。《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说‘西域诸国本属匈奴也’，就是这个意思。”林幹《匈奴历史年表》在“公元前一七四年，汉文帝六年，匈奴冒顿单于三十六年，老上单于元年”条下也写道:“匈奴灭月氏，定楼兰(在今新疆若羌县)、乌孙(当时在今甘肃祁连、敦煌间)及其旁二十六‘国’。”今按，据《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至孝文即位，复修和亲。其三年夏，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于是文帝下诏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入塞，捕杀吏卒，驱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骜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车骑八万诣高奴，遣丞相灌婴将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是冒顿致书汉文帝，时在汉文帝四年(前176)。余英时说:“公元前177年，匈奴已成功地迫使张掖地区(甘肃)的月氏完全归附于它，制服了从楼兰(公元前77年易名鄯善，罗布泊之西；车尔成)到乌孙(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伊犁河谷)的西域大多数小国，从那时起，匈奴能够利用西域的广大的自然和人力资源。这个地区对草原帝国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被称为匈奴的‘右臂’。”余英时“公元前177年”说，应据汉文帝四年推定。今按:“车尔成”，韩复智主译本作“车臣”。“乌孙(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伊犁河谷)”，韩复智主译本作“乌孙(在塔里木盆地北部的伊犁河谷内)”。关于伊犁河谷和塔里木盆地的位置关系表述有误。“车尔成”，应与经且末北流的车尔臣河有关。《西域地名》(增订本):“Charchan车尔成，今新疆且末县，《前汉书》且末国……”

对于这一时期匈奴对西域的控制，有学者分析说:“冒顿在逐走月氏、兼定乌孙的同时，也征服了位于阿尔泰山南麓的呼揭国。对于呼揭，后来匈奴置有‘呼揭王’镇守该处。而自呼揭居地往西，经由巴尔喀什湖北岸，可以抵达康居国的领土。早在大月氏被乌孙逐出伊犁河、楚河流域时，康居国已经‘东羁事匈奴’，可见匈奴和康居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前文所述《穆天子传》描述的道路实现的。由于离匈奴本土毕竟很远，康居‘羁事匈奴’也许是比较松弛的。”西域其他国度的情形其实也大体类似。“至于楼兰，匈奴采取派驻督察的方式加以控制。由于楼兰离匈奴较远，匈奴对楼兰及其以西诸国的控制也是比较宽松的。”应当指出，陈序经所谓“《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说‘西域诸国本属匈奴也’”，原文作“西域本属匈奴”，见《汉书》卷七O《陈汤传》:“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汤为人沈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领外国，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其后有陈汤等矫制击杀郅支单于的非常行为。陈汤所谓“西域本属匈奴”，是发表于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的言辞，很可能指汉武帝之前的形势，即“僮仆都尉”经营西域时代情形，似非陈说汉文帝执政时代的西域政治局面。

三、“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冒顿在致汉文帝书中自豪地声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盐铁论·伐功》:“……其后匈奴稍强，蚕食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徙小国，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一意同力，故难制也。”对于“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的说法是否可以据以作出当时匈奴曾经全面控制西域的历史判断，还可以讨论。

《史》《汉》可见“引弓之民”语例。《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裴骃《集解》:“韦昭曰:‘秦、晋西南维之北为阴，犹与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汉书》卷二六《天文志》:“其西北则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颜师古注:“孟康曰:‘秦、晋西南维之北为阴，与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这里所谓“引弓之民”，指西北少数族“胡、貉、月氏”等。《汉书》卷五四《李陵传》载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之辞:“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这里所谓“引弓之民”，只是指匈奴军民。

汉时所谓“引弓之民”，大致指以射猎为主要谋生手段的草原游牧族。而西域诸国中多数政治实体的主体经济形式与此不同。《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所谓“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指出了他们与“引弓之民”的区别。从现有资料看，冒顿所谓“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似未可理解为当时匈奴已经全面控制了西域，“西域大部分的国家，都役属于匈奴了”。当时的西域政治地图当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的记载予以理解:“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这一事实对于世界历史的进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鬲汉道焉”，亦指出了交通史的真实面貌。

如姚大中所说:“(冒顿)再向西，又压迫中亚细亚游牧民族与塔里木盆地三十多个沃洲国家全行归于匈奴支配之下，势力急速自吉尔吉斯草原伸向咸海、里海，并控制了东—西文明地带间的交通路，而建立起世界史上空前煊赫的第一个游牧大帝国。当时中国史书对匈奴这种西方支配势力的说明是:自乌孙以西至安息，匈奴使者只须凭单于一纸证明，便可以在任何地区接受招待和自由取得所需马匹，任何国家不敢违抗命令。欧亚大陆北方最早一次的游牧大同盟于是成立，而成立这个游牧大帝国所费时间，则数年间一气呵成。”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控制了东—西文明地带间的交通路”“匈奴使者只须凭单于一纸证明，便可以在任何地区接受招待和自由取得所需马匹”，强调了东西交通条件形成了新形势。

冒顿自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很可能只是反映了“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的军事成功。这样的成功，自然可以对西域多数国家产生强大的威慑力。所谓“皆以为匈奴”“皆已为匈奴”，应当是对这种军事霸权的服从，不应当如颜师古注所说，简单地理解为“皆入匈奴国也”。正如马长寿所说:“如西域三十六国，《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由于西域人民的语言、风土与匈奴不同，又由于他们是城郭田畜经济，所以匈奴不能把西域的城郭搬到草原上来，而只能在西域的中心地区设立‘僮仆都尉’，对各小国人民进行一种‘敛税重刻’的赋役制度。”《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安作璋以为可以理解为西域各族“对匈奴离心离德，不愿顺从”。匈奴对西域的奴役，未能实现人心的征服。所谓“属匈奴”者，有时体现为“羁”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是有动态变化的。

四、匈奴强势与西域文化发展进程

有学者指出，今天的新疆地区，和欧亚大陆许多地方一样，也存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这样两个前后相继的时代。或求简便而采用“新疆金属时代”的说法。“早期铁器时代的下限，一般认为应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以后，或者大致在公元前后。”匈奴军事强权对西域地方文化形态和文化方向施行强劲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

研究者指出，“早期铁器时代偏晚阶段(第三阶段)，游牧文化在全疆进一步深入、普及，基本看不到不同文化系统在新疆对峙的局面”“该阶段文化在全疆范围普遍存在趋同态势”，这正与冒顿所谓“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构成一致。论者以为，“这与游牧文化在全疆的深入、普及，与骑马民族迅捷的交流方式，更与汉文化、匈奴文化自东向西的强烈渗透都有关系”。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汉文化、匈奴文化的影响则日渐加强，并最终与新疆土著文化融为一体。”“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先是西端的伊犁河流域文化表现活跃、影响广泛，后是东方的汉、匈文明因素日渐西及。新疆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最终与汉文化、匈奴文化融为一体，形成尼雅遗存所代表的特色鲜明的东汉魏晋时期文化。正是在此背景下才出现了贯通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的丝绸之路。”

认识“日渐加强”的“汉文化、匈奴文化的影响”“汉文化、匈奴文化自东向西的强烈渗透”以及所谓“汉、匈文明因素日渐西及”的过程时，当然不宜忽略“匈奴文化”的影响更早并且在前期更为强劲的历史事实。

有学者说:“随着匈奴文化和汉文化影响的加强，新疆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作为东西文化交流通道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在分析这一时期西域文化发展进程时，将“匈奴文化”影响置于“汉文化影响”之前，是较合适的处理方式。

五、匈奴控制西域通路

所谓“匈奴文化自东向西的强烈渗透”及匈奴文明因素“日渐西及”均先于汉文化，因为匈奴较早控制了西域通路。

有学者认为，对乌孙的控制，是匈奴打通西域道路的重要环节。《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向汉武帝介绍匈奴与乌孙的关系:“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乌孙昆莫曾经为匈奴“令长守于西域”，后来方“中立，不肯朝会匈奴”。《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的记载较为详尽:“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

《汉书》记载所增益的信息，说到乌孙军攻破大月氏事:“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战事的爆发，有乌孙昆莫“自请单于”的情节。亲匈奴的乌孙“留居”大月氏国旧地，使得西域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这样总结这一历史过程:“乌孙原来是游牧于哈密附近的一个小部落，一度役属于月氏。前177/176年匈奴大举进攻月氏时，西向溃逃的月氏人冲击乌孙的牧地，杀死了乌孙昆莫(王)难兜靡。乌孙余众带着新生的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投奔匈奴，冒顿单于收养了猎骄靡，猎骄靡成年后，匈奴人让他统率乌孙旧部，镇守故地，也参加一些匈奴的军事活动。约前130年，匈奴军臣单于(前161～126年) 指使猎骄靡率所部乌孙人征伐大月氏。乌孙大获全胜，占领了伊犁河、楚河流域;并在后来逐步向东方扩张，终于成为西域大国。虽然自军臣单于去世后，乌孙便‘不肯复朝事匈奴’，但在一段很长时期内一直羁属匈奴，故不妨认为匈奴假手乌孙实现了向伊犁以远发展的目的。”论者忽略了“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中“自请”的情节，而以“指使”强调了匈奴的主动意识。确实，从西域历史的这一走向来说，匈奴确实因此“实现了向伊犁以远发展的目的”，局势发展为匈奴的扩张提供了新的条件。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又写道:“通过乌孙，匈奴间接控制了从伊犁河流域西抵伊朗高原的交通线:‘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这种形势对匈奴的强盛自然是十分有利的。”匈奴控制“从伊犁河流域西抵伊朗高原的交通线”表现的“强盛”，应当从世界史的视角出发进行理解。汉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对这种“交通线”的控制权的争夺。

历史文献记载了有关匈奴起初对西域实行控制和奴役的信息。典型的文字，即《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僮仆”语义，在战国秦汉时期有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的辞书解释“僮仆都尉”称谓即强调对西域各国的奴役:“匈奴单于国在西域设置的官员，‘僮仆’即指奴隶，僮仆部尉的职责是统管西域各国，从官名可知，匈奴将西域各国居民视为奴隶。”

“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属于经济掠夺行为，但并非匈奴对汉地通常施行的突发式或季节式的掠夺，而具有了制度化的性质。这种经济关系，或许可以理解为体现了匈奴对外在经济实体进行控制和剥夺的方式的一种提升。另一方面，“赋税”又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制度。既说“赋税诸国”，体现出匈奴实际上已经通过行政方式实施了对西域地方经济的有效控制。匈奴骑兵对汉地等农耕区的侵犯，其实并不仅仅追求闪击式的劫掠和短暂占领。他们理想的征服形式，应当是这种“役使”和“赋税”。“匈奴西边日逐王”对西域的控制，或许可以说实现了游牧族军事势力征服农耕区与农牧交错区的最完满的境界。这种“役属”形式，可以说是汉帝国北边农耕族与游牧族关系中比较特殊的情形。

匈奴“赋税诸国”，除得到农产品之外，也应当取得矿产、手工业制品和其他物产。在匈奴控制西域的形势下，当地商贸活动依然产生着活跃经济和沟通文化的作用。西域商贸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匈奴的支持和鼓励。这是因为匈奴久有“乐关市”即重视商业联系以丰富自身经济生活的传统，也因为匈奴由此可以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

正如林幹所指出的“匈奴族十分重视与汉族互通关市。除汉族外，匈奴与羌族经常发生商业交换;对乌桓族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此说匈奴“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在另一处则说，“匈奴还可能和西域各族发生交换”。一说“发生过交换”，一说“可能”“发生交换”，似乎存在矛盾。然而论者可以给我们有益启示的如下判断则是确定的:“(匈奴)并通过西域，间接和希腊人及其他西方各族人民发生交换。”这一时期丝路商道的形势，有的学者作过这样的分析“匈奴人……企图控制西域商道，独占贸易权益”“越来越强的贪欲，使他们亟欲控制商道，垄断东西贸易，以取得暴利”。有学者以为，“匈奴贵族”“做着丝绸贸易”，“匈奴人”“进行丝绸贸易”，或说“丝绢贸易”。亦有关于“当时匈奴贵族向西方贩运的丝绸的道路”的分析。然而这些论说，现在看来，似乎缺乏确切的史料支持。“匈奴人”在西域及邻近地方“进行丝绸贸易”“丝绢贸易”的经济行为如果得到证实，当然可以推进匈奴史和西域史的认识。匈奴在西域“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此所谓“赋税”是不是也包括商业税呢?从许多迹象考虑，匈奴对西域诸国的经济控制，应当包括对当地商业经营利润的超经济强制方式的盘剥。马长寿曾经写道:“天山南北麓和昆仑山北麓，自古是中亚、南亚和东亚间商业交通要道，匈奴在其间设关卡，收商税，护送旅客，担保过山，都可以收到不少的报酬……”

对于西域诸国在匈奴控制背景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匈奴对西域经济收益的依赖程度，有学者作如下分析:“事实上，新疆沃洲对于匈奴，几乎已是他们最主要的物资综合补给站。”这种“补给”，包括可观的“商业利润”。论者指出:“僮仆都尉驻准噶尔盆地直通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南麓焉耆、危须、尉犁三个小国之间，征发三十六国亘于农、牧、工、矿各方面的产品，以及草原大道之外的沃洲大道上商业利润，构成匈奴经济面不可缺的一环节。惟其如此而当以后新疆统治权自匈奴转移到汉朝，匈奴立即会陷入经济困境，步上衰运。”匈奴“征发”西域的物资，包括“亘于农、牧、工、矿各方面的产品”以及“三十六国”的“商业利润”，是可信的。不过，是否来自西域的经济收益会影响匈奴经济的主流，以致一旦丧失,“匈奴立即会陷入经济困境，步上衰运”，还需要确切的考察才能说明。匈奴在西域所获利益中“商业利润”占有怎样的比重，也需要论证。但是在物产丰足、商业繁盛的西域地方，匈奴以军事强权剥夺其“商业利润”的可能性，应是没有疑义的。对于“商业利润”的利益追求，可能会促使匈奴在西域的军事行政势力对商贸采取积极支持和鼓励的政策。

六、活跃的西域“贾胡”

西域商人曾经有非常活跃的历史表演。如《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载:“(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西域诸国胡客”与匈奴使团同行，值得我们注意。此外，又有《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的说法:“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可知西域“贾客”亦参与战争。有学者以“游牧民族商业化的倾向，也就愈益显著”的说法概括匈奴对“贸易权益”的追求。其实西域诸国可能更突出地体现出“商业化的倾向”。

《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写道:“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所谓“贾胡数遗”“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应是一种贿赂行为。也许这种行为曲折体现了匈奴占领时期特殊经济形式的历史惯性。“贾胡”身份，应是西域商人。李贤注:“贾胡，胡之商贾也。”西汉中期，即有西域商人活跃于北边的史实记录。如陈连庆所说，“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场。”以敦煌汉简为例，所见乌孙人(88，90，1906)，车师人(88)，“知何国胡”(698) 等等，未可排除来自西域的商人之可能。《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篇末有以“论曰”形式发表的对于西域问题的总结性文字，其中说到“商胡贩客”:“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对于马援南征进击迟缓以致“失利”的指责，有“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说法。李贤解释说:“言似商胡，所至之处辄停留。”《马援传》说“西域贾胡”，李贤注称“言似商胡”，可知“商胡”和“贾胡”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区别。通过汉文史籍中“西域贾胡”的表现，可以说明西域商业传统的特征，而对于匈奴控制时期西域的商业政策，也可以得到深入理解的条件。

原文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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