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 文 约 5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min　　 　　迦太基大军从罗讷河左岸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亚平宁半岛西北部的那个冬天，世界历史刚刚推进到公元前218年，秦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也只是稍稍初具规模。　　　　和这一年已满41岁的嬴政相比，即将在今天的意大利领土上展开厮杀的迦太基、罗马两方将帅大部分还是 ...

　　本 文 约 5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min

　　

　　迦太基大军从罗讷河左岸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亚平宁半岛西北部的那个冬天，世界历史刚刚推进到公元前218年，秦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也只是稍稍初具规模。

　　

　　和这一年已满41岁的嬴政相比，即将在今天的意大利领土上展开厮杀的迦太基、罗马两方将帅大部分还是小字辈：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以及他的两个弟弟小哈斯德鲁巴、马戈都不满30岁，昆图斯·法比乌斯（费边）·马克西穆斯38岁，日后成为扎马会战胜利者的大西庇阿更是只有18岁。以他们当时的年龄和见识，多半预见不到这将是一场决定西方文明前途之战——究竟是笃信农耕、律法和公民军队的雅利安人成为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主宰者，还是立足于商业、寡头政体以及雇佣兵的北非闪族人（腓尼基人）征服南欧、从此在欧亚大陆登堂入室，都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果。

　　《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1881，贝内迪·马松，油画，现藏尚贝里美术博物馆

　　不过，有一点却是所有主角都很清楚的：自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解体以来，地中海地区不稳定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历经一百多年发展，正在显露出黎明将至的迹象。

　　罗马人把迦太基人称为“布匿库斯”（Punicus），即希腊语“腓尼基人”的变体。发生在前264-前241年的第一次罗马-迦太基战争，在后世史家笔下便被写作“第一次布匿战争”。一度掌握西地中海制海权的迦太基，在这场战争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罗马人远征北非的行动最终归于惨败，但他们以第四次重建的舰队为凭靠，成功孤立了迦太基在西西里岛的重要基地德雷帕纳，并摧毁了前来救援的敌方海军主力。

　　

　　迦太基人被迫在前241年接受城下之盟，不仅同意放弃西地中海重要的战略据点西西里岛，还必须连续十年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对主要依靠关税收入维持战时财政的布匿人无疑构成了沉重打击。到了前238年，罗马又借助撒丁岛发生雇佣兵叛乱的机会，将迦太基势力逐出当地，并再度勒索赔款。这种排他性的进攻型现实主义战略，使得迦太基的贸易进账、甚至整个国家的生存完全仰仗敌人的“仁慈”，势必无法为有识之士所容。

　　所幸布匿人的希望之光尚未完全熄灭。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出身迦太基最有影响力的寡头家族之一，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作为第一次布匿战争后期西西里岛战线的主要指挥官，他对敌人的真实实力有着极为独到的看法——从战场表现看，罗马军团虽然拥有战术方面的优势，但其陆战和海战经验并未比迦太基人高出太多。真正值得恐惧的是对方的战略韧性，而这种韧性在相当程度上又来自“拉丁同盟”这一国际体系。

　　前237年，哈米尔卡带着自己的女婿、“美男子”哈斯德鲁巴以及三个年幼的儿子汉尼拔、小哈斯德鲁巴、马戈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在亚平宁半岛侧翼的伊比利亚建立了桥头堡。随后的八年多时间里，他以西班牙的银矿作为财源，建立起一系列港口、前进基地和兵营，并编练了一支实行原始征兵制的土著军队。他还向三个儿子传授自己的复仇计划以及军事韬略，并要求他们对神明发誓，“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与罗马人为友”。

　　《汉尼拔发誓对罗马复仇》，18世纪，詹巴蒂斯塔·皮托尼，油画，纵45厘米，横73厘米

　　在哈米尔卡死于战场征途中的同一年（前228），“美男子”哈斯德鲁巴在伊比利亚半岛东侧的地中海海岸线上建造了宏伟的新城（Qart Hadasht），史称新迦太基，即今天西班牙的卡塔赫纳（Cartagena）。从这里出发的船只向西可以直出直布罗陀海峡，向东则可抵达北非海岸与地中海腹地。倘若派一支陆上大军从新迦太基出发，连续翻越比利牛斯山、西阿尔卑斯山两道地理障碍，便能长驱直入波河平原，肆虐整个意大利。这个兼领海陆的基地，寄托了巴卡家族两代人的雄心——过去以航海著称的迦太基人，如今要在陆上打败罗马。

　　等待罗马共和国的将是自建城以来最为严峻的一次政治-军事考验。

　　

　　死神来了

　　前219年，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汉尼拔主动出击，包围了罗马在西班牙的同盟城邦、由希腊化的伊比利亚人控制的萨贡图姆（Saguntum）。此地位于埃布罗河以南，按照前226年的协定可以由迦太基人吞并。但罗马人宣称他们和萨贡图姆的盟约系在更早时就已订立（可能在前231年左右），依然向西班牙和迦太基本土派出了要求对方退兵的使节。汉尼拔以一项极富个人特质的决定作为回应：他拒绝罗马使节的船只靠岸，用8个月时间攻下了萨贡图姆，屠杀了城中所有成年男女。罗马随即向迦太基宣战，第二次布匿战争就此爆发。

　　《围攻萨贡图姆》，彩色版画

　　

　　前218年5月，汉尼拔亲率9万名步兵、1.2万名骑兵和37头战象从新迦太基城出发，一路向东推进。渡过埃布罗河之后，他在比利牛斯山以南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留下了2.2万名守军，由二弟小哈斯德鲁巴指挥保卫后方基地，随后直取罗讷河谷地而去。据19世纪杰出的军事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考证，到当年8月中旬抵达罗讷河左岸时，汉尼拔身边还有3.8万名步兵、8000名骑兵以及38头战象。由于事先已经联络好当地的高卢人部落，并且罗马人在罗讷河谷并未设防，到这时为止，汉尼拔的进军可谓顺风顺水。

　　《汉尼拔在大象背上翻越阿尔卑斯山》，1626，尼古拉斯·普桑，油画，纵100厘米，横133厘米

　　应当承认，汉尼拔虽然具备惊人的军事天才，但毕竟不是登山专家。波利比乌斯等罗马时代史家在著作中都曾提及，迦太基军队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遭受的损失，部分是由于汉尼拔最初过于自信、选择了不够理想的路线。

　　然而，罗马人显然没有意识到优势在他们一方：按照元老院的原定构想，老西庇阿的部队在冬天到来前应当已经在埃布罗河南岸站稳了脚跟，西西里岛上的渡海部队也囤积起了足够的给养，待开春之后便可以向非洲发进。但11月初，“汉尼拔进入皮埃蒙特”的消息突然从北方传来，罗马人顿时阵脚大乱。在战场转移到亚平宁半岛之后，再对非洲做隔山打牛式的远征已变得毫无必要。元老院匆匆决定取消远征，并通知老西庇阿经海路返回意大利、统兵北上御敌。与此同时，汉尼拔的大军正在今天的都灵一带烧杀抢掠——通过这种方式，迦太基人获得了过冬所需的物质，并向拒绝合作的山南高卢部落展示了悖逆自己要求的后果。阿尔卑斯山两侧的高卢人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或者拒绝向罗马效忠，或者直接充当汉尼拔的盟友：战争变得全面化了。

　　前218年11月下旬，汉尼拔和西庇阿这两个布匿战争中最光辉灿烂的姓氏在提基努斯河（Ticinus）西岸首度遭遇。他可以打一场大打仗了。

　　

　　通往坎尼之路

　　提基努斯河畔的挫败，罗马元老院最终下定决心放弃两线作战策略，将正在西西里岛待命的执政官提贝里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隆古斯及其麾下大军调回意大利，前往北方的普拉森夏（今皮亚琴察）准备迎敌。在与老西庇阿的残兵会合并接过指挥权之后，提贝里乌斯麾下已经集结了1.6万名罗马步兵、4000名骑兵以及2万名拉丁城邦盟军。汉尼拔的总兵力与之相近，但4万人中足足有1.1万名骑兵，重装步兵也有2.1万人。

　　绘画，汉尼拔在鲁西诺（今鲁西永）会见高卢酋长，要求通过高卢人的领地前往意大利

　　数量更多的骑兵意味着更好的机动性，这种机动性又赋予了汉尼拔展现他经典的侧翼迂回战术的最大空间。由于获得高卢部落的帮助，迦太基人现在可以提前打探到罗马军队的情报，因之有能力选择对己方帮助更大的战场环境进行布局。前218年12月，汉尼拔与提贝里乌斯在特雷比亚河（Trebia）平坦的左岸上相遇。迦太基统帅第一次原汁原味地展现了他的经典歼灭战战术：首先以重装步兵引诱罗马人从正面发动攻击，当战线中央陷入缠斗时，轻快的努米比亚骑兵以及杀伤力巨大的战象突然绕过对方侧翼，迂回到其背后发动猛攻。猝不及防的罗马人陷入混乱，伤亡超过2.6万人，而汉尼拔仅仅损失了战线中央的不到5000名步兵。

　　风卷残云般的特雷比亚河会战，揭开了汉尼拔在亚平宁半岛肆虐15载的序幕。罗马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他们面前的对手竟如此可怕。

　　

　　鉴于伦巴第的平原地带明显有助于迦太基人发挥骑兵优势，罗马元老院决心在冬季结束之后把战场转移到多山的意大利中部。但他们显然无法确定汉尼拔会从哪里穿越亚平宁山脉，因此在通向罗马的东西两条大路旁都安排了军队：新任执政官盖乌斯·塞尔维利乌斯·格米努斯奉命进抵亚得里亚海之滨的阿里米努姆（今里米尼），另一位执政官盖约·弗拉米尼乌斯则领兵到了阿雷特姆（今阿雷佐）。

　　

　　汉尼拔的主要目标是后者，但他心平气和地蛰伏在两支罗马大军之间，直到前217年5月才现身，从科里纳附近翻过亚平宁山，并故意把侧翼暴露在弗拉米尼乌斯面前。后者果然中计，尾随着迦太基大军钻进了特拉西梅诺湖（Lake Trasimene）附近的一片狭长地带。这里位于两山之间，宽度只有不到5公里，大部队难以展开。迦太基人在俯瞰平原的山上设下埋伏，趁着6月21日大雾朦胧的凌晨展开奇袭，仅用两个小时就歼灭了罗马人的全部3万大军。

　　

　　特拉西梅诺湖会战的惨败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之一。

　　汉尼拔在大胜之后并没有直接向罗马城前进，而是游走于亚得里亚海沿岸，大肆劫掠。他不断对外宣称：“我不是来与意大利人作战的，而是要将意大利人从罗马的主宰下解放出来。”

　　

　　迦太基人准许意大利各城邦恢复其昔日疆界，同时释放非罗马人战俘且不索赎金，希望以此削弱土著各邦对罗马的向心力。但汉尼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作为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者哈米尔卡之子，他深刻理解土著人民对外来征服者的愤恨，并揣测罗马治下的情形也是如此。此前收服山南高卢各部落的经验，也使得他对自己在亚平宁半岛的政治攻势成效估计过于乐观了。汉尼拔以为，自己一旦举起“自由”的大旗，同时继续重挫罗马军队，后者的盟邦必将接连投入迦太基麾下。

　　

　　然而，罗马与迦太基各自对待盟邦和附庸国的统治方式是大有不同的：罗马较为宽厚，迦太基则极为苛刻。罗马允许各城邦公民获得罗马外邦公民的资格，且绝不课以固定贡赋；迦太基则习惯于高高在上，横征暴敛。与罗马的长期交往、甚而融合导致多数意大利城邦自视为罗马的平等伙伴，迦太基人却素有狡诈、不义、残暴、野蛮的恶名。在意大利半岛各邦眼中，迦太基人文化古怪、宗教迥异，乃是十足的野蛮人。汉尼拔的劝诱缺乏实质吸引力，以至于他在坎帕尼亚吃了一整年闭门羹。

　　马背上的汉尼拔雕塑

　　归根到底，两个帝国的命运还是要在战场上来决定。而费边战略的负面效应给汉尼拔提供了机会：罗马民众难以忍受战争旷日持久却永无结果，指责费边是避战的懦夫。后者6个月的独裁官任期届满后，特伦蒂乌斯·瓦罗和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成为新任执政官，奉命统率16个军团的空前庞大兵力与汉尼拔做最后决战。

　　

　　《保卢斯在坎尼之死》，1773，约翰·特朗布尔，油画，现藏耶鲁大学美术馆

　　

　　前216年8月2日，双方最终在南方海滨重镇坎尼（Cannae）遭遇。迦太基方面只有不到5万人的兵力，其中约1万人为骑兵，对手则多达8.64万人，号称罗马历史之冠。但就在这次会战中，汉尼拔使出了罕见的“双重包抄歼灭”策略：他以2.5万名战斗力较差的高卢新兵和8000名重装步兵构成战线正面，吸引罗马的三层重步兵深入战线中央；正当此时，两侧的伊比利亚重骑兵和努米比亚轻骑兵乘机击溃负责掩护两翼的罗马骑兵，随后向中央回旋，将罗马人彻底包围起来。

　　

　　由于战场被选在了奥凡托河畔一处狭窄的平原上，瓦罗在战前执意缩短了步兵队列正面的长度，导致迦太基骑兵可以轻易绕过其侧翼、完成合围。罗马军团在陷入包围之后完全无法挣脱，最终全军覆没。死于此役的罗马将士据信至少在4.82万人以上，包括执政官保卢斯，另有1.93万人被俘，而汉尼拔的全部损失不过是4000名高卢士兵和1700名骑兵而已。

　　

　　“罗马尚未灭亡”

　　对汉尼拔来说，坎尼一战成为他军事生涯最辉煌的顶点。罗马人在一天之内损失了全国可用兵役资源的1/7，包括意大利第二大城邦卡普亚（Capua）在内的许多拉丁盟邦宣布归降汉尼拔，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以及西西里最重要的城邦叙拉古也与迦太基结盟，罗马的权势“似乎有在一年内全盘覆灭之势”。无怪乎直到将近2000年后的19世纪，拿破仑和施里芬依然奉“坎尼模式”为歼灭战的经典，一再对其加以模仿。

　　但罗马尚未灭亡。德尔布吕克在《战争艺术史》第一卷中感慨，罗马到此时为止还能有效地维持经济生活和财政管理，着实令人惊异，公民大众的自信因此得到鼓舞和恢复。元老院同时还决定：暂时停止不必要的决战，返回费边战略，消耗和遏制汉尼拔的军队。

　　

　　被毁灭的坎尼古城遗址

　　公元前211年，坎尼会战整整五年后，在继续延宕与防御汉尼拔主力的同时，罗马军队重新攻下了卡普亚，大大动摇了汉尼拔在意大利倒戈城邦中的威望。此时，罗马人部署在战场上的总兵力已经达到25个军团（每个军团5000人），而汉尼拔的力量和他初到意大利之时几乎相差无几，攻守之势发生重大逆转。本着严谨的战略分寸意识，罗马元老院决定严酷地处置卡普亚，取消其独立地位和城内民众的公民权，改为由罗马直辖。但对请求重返拉丁同盟的其他城邦，罗马人依旧持宽容的态度，从而一举改善了自身的外交处境。

　　更重要的是，罗马元老院中新崛起的少壮派力量对费边的拖延战略做了重新评估。他们意识到，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其实是出兵伊比利亚半岛——汉尼拔远征军的后备兵源和财源都集中于此地——一旦将其占领，留在意大利半岛的迦太基军队将陷入孤立无援状态，只有撤回本土一途，危机自可迎刃而解。主动要求承担这一使命的是25岁的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即提基努斯之战中那位孤身救父的青年勇士，他也是战死于坎尼的执政官保卢斯的女婿。前206年，坎尼会战后十年，大西庇阿征服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小哈斯德鲁巴在统率最后一支迦太基生力军东进意大利途中，被歼灭于梅托拉斯河畔。汉尼拔的丧钟敲响了。

　　多年以后，罗马史家波利比乌斯由衷慨叹，就政体而言，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迦太基已经过完了它的最好时期，而罗马却正处于顶峰：“他们（罗马人）虽然遭受了严重的灾难，但历经审慎的商议，仍最终在战争中征服了迦太基人。”

　　

　　从战争过程看，罗马的战略设计集中体现了一切优良的国家大战略的本质内涵——武装力量、政治安排、财政规划、外交操作、对外宣传等各类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都得到充分动员和高度协调，以服务于保障国家生存、击败对手这一根本性战略目的的规划和部署。在汉尼拔这位杰出统帅个人才智的挑战下，拉丁文明得以将其内在的制度优越性竭尽所能地挖掘出来，历经跌宕起伏的波折后，最终转危为安。

　　

参考资料：

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 1;

Alvin H. Bernstein, The Strategy of a warrior state: Rome and the wars against Carthage;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卷；

时殷弘、惠黎文：《战略、制度和文化的较量：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罗马与迦太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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