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刘进宝 （浙江大学教授）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经过百年的发展，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敦煌学理论也日益得到重视。敦煌史地也是成果丰硕，但还需要加强，不能就敦煌谈敦煌，而要与西北，尤其是与河西历史地理相结合。一如敦煌文献是敦煌学的主体是，其中就有一些反映西北地域的社会 ...

刘进宝

（浙江大学教授）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经过百年的发展，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敦煌学理论也日益得到重视。敦煌史地也是成果丰硕，但还需要加强，不能就敦煌谈敦煌，而要与西北，尤其是与河西历史地理相结合。

一

如敦煌文献是敦煌学的主体是，其中就有一些反映西北地域的社会经济材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西，尤其是敦煌的社会生活。如西凉建都于敦煌，敦煌文献S.0113号《西凉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籍》，就是西凉政权在敦煌所实施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反映，它虽然只保留了兵裴晟、散阴怀、兵裴保、散吕沾石、兵吕德年、大府吏隋嵩、散隋杨、散唐黄等八户的户籍，但从这八户户主前的称谓可知，当时西凉将民户分为兵、散、大府吏等类，同时还将每户的人口按年龄性别区分为丁男、次男、小男、女几种，反映了当时敦煌的地域和时代特色，这对于我们了解西凉政权的统治政策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本件文书也是目前所知惟一的一件十六国时代的户籍写本，如果将其与同时期中原的赋役政策进行比较，可知它基本上是西晋户调式的延续，但在丁、次的年龄上又与《晋书·食货志》所记载的标准略有不通，即成丁年龄略大一些。这既反映了敦煌的地域特色，即与当时敦煌社会稳定、人口较多有关，又与中原王朝的政策有一定的关联，说明中华文化与政策有一定的普遍性。

北魏孝明帝时将敦煌改为瓜州。北魏分裂后，河西属西魏管辖。敦煌文献S.0613号《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瓜州效谷郡计帐》，就是西魏统治敦煌时期的计帐资料，它对当时敦煌所实施的受田标准、丁中年限、赋税数额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如田制就有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园、课田、不课田等；丁户有老、丁、女、贱、婢等；纳税量词有石、升、斗、斤、两、匹、丈、尺、围等，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当时敦煌的人口、土地、赋税等情况，对了解敦煌乃至河西的地域经济有很大的作用。同时，本件还是目前所知反映北朝均田赋役制度的惟一出土文书，而历史文献中对北朝实施均田制的记载比较简略，许多具体的细节无法获知，而通过对本件文书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北朝田制及赋税制度的相关情况，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

这些当时、当地的留存文献，既是研究河西地域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材料，又可以与史籍文献的记载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全国政策的一致性。

与敦煌记籍文书相似的材料，有2010 年在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城西南的黄家湾滩墓葬中发现的西晋木简，其中有西晋建兴元年( 313 ) 临泽县廷对孙氏兄弟争讼田坞案的审理记录，被定名为《西晋建兴元年( 313 ) 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案》。① 简文中出现的“旧坞”、“田坞”、“旧田坞”、“坞”、“居城北”等，与敦煌文书《西凉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籍》中的“居赵羽坞”等有相似之处，可以结合起来共同研究。

另外，在吐鲁番洋海出土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 中出现的“息男”、“息女”，又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瓜州效谷郡计帐》② 中记载一致。还有吐鲁番出土的北凉赀簿，朱雷先生已经做了精细的研究。③

敦煌文献除了反映河西地域的生活外，还保留有较多反映全国情况的材料。如对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儒家典籍进行分析、探讨，可知敦煌文献中的儒家典籍，既反映了南朝的主流文化，又反映了隋唐的主流文化。自东晋南渡以后，北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南朝自认是华夏文化的正统。所谓南朝文化，就是代表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敦煌文化远与南朝主流文化衔接，近与隋唐主流文化接轨，既代表华夏文明，也反映了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④由此可知，敦煌文化并没有因地处西北边陲而与中华主流文化隔离。

就是以宣扬、讲解佛教图像为主的变文，也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为西晋郭璞在注释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的“蹵蛩蛩，辚虚距”时，已经使用了“变文”这一词语，即“距虚即蛩蛩，变文互言耳。”⑤ 郭璞所说的“变文”，是儒家注经时常用的方法之一，即用通俗的词语来解释难懂的词语。⑥另外，《毛诗注疏》曰：“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传》：良鱼在渊，小鱼在渚。《笺》云：此言鱼之性寒则逃于渊，温则见于渚，喻贤者世乱则隐，治平则出，在世君也。《正义》曰：毛以潜渊喻隐者，不云大鱼而云良鱼，以其喻善人，故变文称良也。”⑦ 李小荣先生认为，孔颖达在《正义》中指出毛亨传《诗》时，用“良鱼”替换“大鱼”，与郭璞“变文互言”的含义是一样的。

正是因为“变文”这一注经的语言形式早就出现了，可能影响到了汉魏六朝的杂赋，并转变为一种文学的形式。我们知道，中国雅文学的传统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如果说变文的写作形式与赋有一定的关联，那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早了。程毅中先生在1961年初完成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一文，认为“变文”不一定就是受佛教影响而产生，可能也存在着中国传统源头，即受到古代的赋，尤其是杂赋的影响。“变文这种文学形式，主要是由汉语特点所规定的四六文和七言诗所构成的。”“变文作为一种说唱文学，远可以从古代的赋找到来源”。认为敦煌写本《韩朋赋》、《燕子赋》等“在演述故事上和变文是相同的，只是在形式上还保存着杂赋的格局”。如《燕子赋》“实际上就是一首五言诗”，《舜子至孝变文》“就是以六言为主的赋体”，《伍子胥变文》“基本上是四六文，中间又插入几首歌词”。通过对变文体裁和内容的分析可知，“变文是在我国民族固有的赋和诗歌骈文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它“既有悠久深厚的历史基础，又有丰富多样的变化形式。” ⑧

以上所说敦煌、临泽、吐鲁番都属于西北边陲，尤其是敦煌和临泽都在河西，是敦煌学产生的基础土壤。正如赵俪生先生所说：“欲究敦煌之学, 须先明敦煌之学之背景与基础, 即所谓‘河西之学’者是。所谓‘河西之学’,包括四郡、五凉、三秦与一夏, 而以‘五凉’为最根本。” ⑨ 由于汉魏时期河西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才产生了光辉灿烂的“五凉文化”，正是在“五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献中的世俗文献，既有河西地域文献，也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制文献和儒家经典，说明地处西北边陲的敦煌，一直与中华主流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古代敦煌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作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融合、汇聚窗口的敦煌，其本身就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产物。

研究敦煌学，就要将其放在河西乃至西北史地的大视野中，如我们在讨论敦煌名称的含义是，一直在争论敦煌是汉族名称，还是少数民族语。敦煌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史记》《汉书》中，是汉武帝设置的河西四郡之一，如果将敦煌名称的出现与武威、张掖、酒泉合并考虑，可能会有新的启发。

敦煌文化既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 同时还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正由于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长期持续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荟萃，吸纳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精华，从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丰富多彩的敦煌文化。

从敦煌的历史可知，敦煌文化并不是西来的，而是在河西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东西不同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并不断吸纳、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

如谈到敦煌，无法绕开匈奴这个民族，匈奴早先只是我国北方草原众多不同族源、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游牧部落中的一个，到战国后期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族群共同体。在冒顿单于时期，匈奴日益强大。汉武帝时，汉匈之间展开了多次战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目的就是联络大月氏和乌孙共同攻打匈奴。汉朝获胜后，设置了河西四郡，对河西地区开始了行政管辖。此后，匈奴民众部分西迁，大部分逐渐融入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之中。

关于匈奴的种族，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即是东亚蒙古人种，是地道的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迁徙到中亚的部分，经过几代或多代与当地民族的融合，就具有了突厥人的成份。有些学者就将突厥与欧罗巴等同起来，甚至直接说匈奴就是欧罗巴人种。这样就将匈奴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剥离出去了，从而为匈奴民族西来说者所利用。

另如月氏，在我国先秦典籍《穆天子传》《逸周书》《管子》等就有零星记载，作禺知、禺氏、牛氏等。后来月氏人居于“敦煌、祁连间”。匈奴崛起后，与月氏争夺河西。约前176年，匈奴击破月氏后，大部分遂西迁至伊犁河、楚河流域。后来在乌孙的打追下，大月氏再次西南迁，征服阿姆河上游的大夏，并分五部翕侯以治之。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是为了邀请大月氏重回河西故地，共同夹击匈奴。可见，月氏人原是生活于我国北方至西北方草原的一个游牧部族。

再如“吐火罗”，本是民族名，中世纪转为地名，即巴克特利亚或大夏，指兴都库什山与乌浒水（今阿姆河）上游即缚刍河流域，以今昆都士（唐代活国）为中心的阿富汗北部地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各国考察家、探险队到我国西北考察、探险，发现并劫走了我国的许多文化瑰宝。其中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了一大批用北印度婆罗谜字（Brahmi）书写的各种语言的古代写本。因为这些文献所使用的语言，是过去完全不知道的。怎样称呼和解读这种语言，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德国学者缪勒依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题记，在1907年将这种语言定名为 “吐火罗语”（Tocharisch）。1908年，梵学家西格和西格林发表论文，赞同缪勒的命名。

由此可知，所谓吐火罗语是指在我国新疆库车（汉代的龟兹）、焉耆、吐鲁番等地流行的一种语言，因这种文献发现时不知其名，西方学者便将其命名为“吐火罗语”。由于发现的地点不同，又称吐火罗语A、吐火罗语B，或称东吐火罗语、西吐火罗语。当又有新的文献发现后，便被称为吐火罗语C。

在东西方的各种文献中并没有明确指称我国新疆的龟兹、焉耆地区的古代居民是吐火罗人。将这里发现的文献命名为“吐火罗语”，也没有任何的根据。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落后，我们的许多文化由西方学者命名的一个反映。如“敦煌学”、“西夏学”最早是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提出的，“丝绸之路”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的。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多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在陕西考察后，他还计划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考察，但由于政治的干扰未能实现。作为一种安慰性的奖赏，欧洲学者将沿河西走廊南缘通往新疆的山脉，即甘州（甘肃张掖）到肃州（甘肃酒泉）之间的祁连山命名为“李希霍芬山”。

学术界部分学者目前倾向于将吐火罗人比定为大月氏人，但“大月氏人来自东部，吐火罗人来自西部”。从文献记载而言，根本无法肯定大月氏与吐火罗为同一民族。

由此可知，关于大月氏人建立吐火罗，目前都是推论，并没有直接史料予以证明。由于西方学者将公元6—8世纪流行于天山南麓龟兹、焉耆一带的民族语言称为吐火罗语（实际上是龟兹、焉耆语），而在天山以南孔雀河流域发现了距今4000年属于青铜时代的小河墓地，其居民具有白种人特征。有些学者就将其类比等同起来，认为小河墓地居民讲的就是原始吐火罗语，他们是原始吐火罗人。有的学者在探讨敦煌名称的含义时，认为敦煌是吐火罗的译音，我以前也同意并引用这种观点。由此认为敦煌是外来的词汇，为敦煌文化西来说提供证据。

我们强调匈奴、乌孙、月氏等民族的属性，并不是要将敦煌与中亚、西方隔开。正由于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长期持续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荟萃，吸纳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精华，从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丰富多彩的敦煌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并不断吸纳、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也就是说，敦煌文化既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还吸收了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成为举世瞩目、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以上所说要加强西北史地研究，自清代中叶以后，由于西北边疆的危机，中俄关系史、西北史地、元史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近年来，甘肃地方史的研究也是成果斐然，既有《西北通史》《甘肃通史》《酒泉通史》等通史性著作，又出处了许多专门史和地区专史。但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尤其是不能将其局限在河西、甘肃，要放在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中考察。如前面所说敦煌名称的含义，月氏、乌孙、匈奴西迁后在中亚的活动及其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互动等，这些问题都是敦煌学的内容或与敦煌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需要给予重视。

①参阅杨国誉 《“田产争讼爰书”所展示的汉晋经济研究新视角———甘肃临泽县新出西晋简册释读与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张荣强《甘肃临泽新出西晋简册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2 辑。

②参阅荣新江《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张荣强《再谈〈前秦建元二十年籍〉录文问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③ 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④王素《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兼谈南朝主流文化的“南朝化”问题》，《故宫博物院学刊》2005年1期。

⑤《汉书》卷57上《司马相如传》，第2539、2540页。

⑥参阅李小荣《敦煌变文》第47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

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册，第508页。此据李小荣《敦煌变文》第47页。

⑧ 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文学遗产增刊》第10辑（1963年7月）。此据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第373—3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⑨参阅赵俪生《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为敦煌学研究贡一脔》，《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来源：敦煌研究

免责申明：

本平台仅限于学术文化交流，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和首发媒介所有，若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告知我们，我们将做相关处理，其他平台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蔡银花 审核：王璞